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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2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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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女儿：
爸爸已很有兴味地看完了你所推荐的费正清所著的《美国与中国》。这是费正清为美国人了解中国写的一本书，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方面都作了介绍和分析，特点是很简明扼要，这简明扼要的一大好处是便于我们将注意力放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看清楚最重要的发展脉络。
爸爸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儒家传统文化与共产主义的关联这一问题上，费正清只用了很小的一节来谈这一问题，只谈到了“知行合一”哲学，儒家的“每日三省吾身”个人道德的完善与共产党员个人品德要求这两方面的关系。在我看来，这未免失之过于浅简，这应看成理解中国问题，理解中国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巨大的艰难的壮烈的历史性斗争中，何以曾经选择了共产主义的重要关键。理解我们这个民族今日的命运，一方面要看这个民族传统固有的那些品性，另一方面要看1840年以后西方文明冲击的性质、力量和提供的各种选择。我们民族的传统文明，应定义为大陆性的、封闭的、宗法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农业文明（古希腊文明虽也在农业文明之属，但它的海洋性、开放性，有个人主义倾向的公民性，邦联性，重商主义的倾向等，与之相对照，最容易理解中国文明的特质），这个文明具有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人口，几乎与整个欧洲相等的辽阔地域，在很长的时间跨度内举世无双地通过循环反复表现出来的稳定性（或者停滞性），都不可避免地使它具有很大的历史惯性，它被外来的冲击刺痛，被迫或主动变革时，对外来的文明吸收也是有选择性的，只选择对它脾味的东西，就像一个人吃东西先选他最喜欢吃的东西（不一定是对他最有营养的东西）一样。总之，对儒家传统文化与共产主义的关联这一题目值得用整整一章来仔细分析研究。我们不仅要看到它们明显的共鸣之处，而且要注意那些潜在的联系。它们就像一条条暗河，把两条流向不同，面貌迥异的河流连接在一起。它们让我们看到一个民族在用一些新鲜的理论和词句鼓舞他们为一个崭新的社会奋斗之时，又情不自禁地（包括有意与无意）地回复和维护了自己旧日的传统。
首先最引人注目的当然就是儒家经典《礼记》篇里面表达出来的“大同”理想：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礼记》的来源虽然可疑不清，但学者们一般都相信它是战国到汉代期间儒家派学者的论文集，它就像西方的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提出了东方自己的理想国。孔子本人是西周时代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者和那个社会传统伟大的维护者。他相信遵照宗法关系的尊卑亲疏定出的君臣父子等级社会是天然合理的、美好的，人生最高的和终极的意义就是道德的自我完善，而这个道德的自我完善最重要之处就是忠实履行符合自己一降临到人世就确定好的社会角色和分工的职责：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总之克己复礼，这样社会就永远是和谐的，人生就永远是美好的。这种思想只要放入前面提到的中国文明特质框架里就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它就是这个社会文明的自然反映和产物，是这个社会秩序的表达和要求。但儒家所固有的崇拜祖宗的倾向又使儒家相信在三代圣王之前还存在过一个人类无等差的，没有任何压迫、矛盾、冲突和痛苦，更为和谐美好的社会。（在人类关系和谐的面前，大自然通常要毫不留情降临人类的各种灾荒似乎也知趣地消失不见了）这种一代更比一代差的倒退历史发展观并不稀罕，在很多古老民族里都存在过，例如古希腊传说里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到黑铁时代。这种思想的产生，大约一半来源于先民通常都有的祖先崇拜情结，一半来源于先民以口口相传方式保存下来的对祖先生活模糊不清的回忆，这种回忆由事实和夸张加上了赞美的感情混合而成。儒家哲学里的深厚的人文主义倾向（肯定人的现世幸福，对人类普遍地抱仁爱心怀）也会使得儒家知识分子承认现实的“王道乐土”只是那个美好的大同社会令人惋惜地消失以后不得已的次用品，人们对现实苦闷不满时就自然会向往和歌颂这个理想社会，人们也相信这大同乐土在条件合适时会再度降临人间。这大同理想脍炙人口地体现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也形形色色程度不一地飘扬在历代农民起义军的旗帜上，太平天国的田亩制度几乎就是人民公社的先驱！所以在中国，要鼓舞人们为一个理想社会去奋斗，没有什么比举起“大同”的旗帜更有吸引力的了，孙中山在指出“三民主义”是解救中国的不二法门的同时，也满怀热情地书写了很多“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条幅，他不觉得它们之间有什么矛盾和不同。人们常常感觉到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思想来源于孔夫子的和来源于马克思的是一样多（如果不是更多），毛泽东在1958年急不可待地觉得很有把握要实现的，与其说是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里含含糊糊描绘过的，建立在高度科技发达，一切物质财富源泉充分涌流之上的共产主义，还不如说是中国古代贤士无数次憧憬过的那个人人皆尧舜的农业乌托邦。我们其实可以把毛泽东思想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终结（但愿是终结）。
另外我们要注意高度的中央集权和极权制与共产主义互为因果和互相导向、孕生的关系。我讲的中央集权和极权制指的是这样一种政体，在这个制度体系下，一切权力几乎全都高度地集中于上层的中央，一切权力的行使和运转都依赖于自上而下的权力赋与和传递，不存在地方的分权和公民自治（这种分权和自治在欧洲的历史上一直长期存在），政府的权力无远弗届，它可以任意伸入到私人生活的任何一个层面去，现代法律思想界的公理和常识：对于政府，法律未同意的（未进行行政授权），就是被禁止的；对于人民，法律未禁止的，就是许可的。在这里几乎要颠倒过来：对于政府，法律未禁止的就是许可的；对于人民，法律未许可的，便是被禁止的。国家不仅组织和控制社会的经济生产，而且广泛地组织和控制人民的日常生活。
中国传统上的国家是由农业社会里的家庭、家族自然放大而构成。在中国的家庭里，父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父亲对妻、妾、子女、土地、牲畜和一切其他财富都拥有无可争议的所有权和处置权。事实上妻、妾、子女某种程度上也被看作某种财产。在荒年，父亲可以鬻卖子女。在上升到国家层次时，这种至高无上不受限制的父权，自然而然地转移到皇帝——天子的身上。他是全体百姓的父亲，他对全体百姓、天下的土地和所有财富拥有无可争议的所有权和处置权。这种观念在产生于西周时代的《诗经》里就表达得很清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皇帝能居于天人之间做崇高的代表，协调阴阳，按照儒家的理论，是因为得到了天命，而这个天命，和宗教神权国家不同，儒家也没有给它披上太神秘的外衣。孔子，特别是孟子很明确地指出来，它就是“民意”，“得民心者得天下”在中国是妇孺皆知的名言。皇帝应该是人民利益和正义最模范的代表，这很自然是人民的心理期待。成汤先生（殷商王朝创立人）在四千多年前就任王位对天宣誓（相当于今日的总统就职演说）时就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无以万方。”意即天下人有罪，天不要降灾它们，都是我的责任，惩罚我好了；我有罪，只要惩罚我，天不要惩罚天下人。这样看起来，早在四千多年前，成汤就很“三个代表”了。我们不必怀疑汤先生的真诚，这实在是儒家思想的源流所在。儒家要求皇帝首先以父爱的态度统治天下，以仁德垂范四方，由于“君子德风，小人德草”，那么多米诺骨牌似的臣忠父慈子孝兄悌等连锁反应就发生了，一个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美好社会就可以建立起来。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分析出儒家的具有朴素的民主和人文主义萌芽的思想与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从天赋人权观念出发的民主学说是如何分野的。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首先认为人人拥有自然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力（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等），人们由于要组成社会，要维持公共秩序，于是志愿构建一个管理公共秩序的机关——政府，每个人都让渡一个部分的、有限的权力给这个政府，以便它能执行管理社会的职责。但人民有权时时监督这个政府是否很好地履行了职责（通过法定的选举、弹劾制等），如果这个政府违背了初衷，不再是为公众服务的机构，而成了压迫公众的机构，人民就有权起来推翻它（在这里我只粗略地讲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的共同点，不去仔细分析他们的不同点）。而儒家的学说虽然也以人民为思想的起点和终点（以民为本），但在中国宗法社会的环境里，由于
子女是父亲的拥有物、附属物，全体臣民当然也就是天子的拥有物、附属物。这里如果存在权力渡让的话，子女们、臣民们的权力渡让就是完全的、彻底的，无保留的往上交了。但从宗法观念来看，更自然的观念是根本就是没有什么渡让，父权是无限的，君权也是无限的，一切都是天然的一种从属关系，附属关系，一切权力都是从上往下赋与和传递产生的，既然一切人都以血缘、亲属关系连接在一起，那就应该产生同属一体的归属感。韩非子在告诉君主对臣民他有什么权力时就说“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头，下以修足，清暖寒热，不得不救入，镆邪（宝剑名）傅体，不敢弗搏。”（见《韩非子·有度》）就以一个人的躯体为喻，鲜明有力地表达了这种一体感。不过君主是头颅，臣民是手足，以民为本已经很容易地演化成了以君王为本。（儒家法家之异同是另一个有趣的题目，法家在基本的价值观方面其实是与儒家颇为一致的，是同源异体，法家们是些讲求实际的政治思想家。儒家以人应该是怎样为起点来思考问题，法家以人实际上是怎样为起点来思考问题。）将这种原则推广开来组成社会，在动物界，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一些模范的样本，那就是蚂蚁和蜜蜂们的社会，这是一些在千万年的生存竞争中被证明的高效率的有很强适应力的昆虫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其实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柏拉图的《理想国》的蓝本在隐隐地显露出来）。
但不幸的是，孔子和孟子的美好的多米诺骨牌游戏很容易就在第一块牌上发生问题，如果君王对用慈父的仁政垂范天下这么严肃累人的活不感兴趣，而是像很多街上的小混混那样，在第一时间就用这无限的权力去只管自己享乐怎么办？孔子和孟子的推理是，这会丧失天命，孟子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君王无道，杀他就是“诛一夫也，未闻轼君也。”孟子用掉换词句的方式建立了一个有限签发“叛乱授权许可证”的理论机制（孟子虽然巍巍然是圣人，但这句话也为很多皇帝不喜欢，朱元璋先生就干脆把这句话删掉，不收入《四书五经》里），但怎样证明一个王朝已丧失掉了天命，仍然无法从理论上来证明，只能从结果上来证明，你如果有本事把一个王朝推翻，自己当上皇帝，那么才能证明这个王朝的天命丧失了，天命转移到你身上了。这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式的检验方法成本是极其高昂的。谁都知道要推翻一个拥有千军万马的王朝是多么困难，即便它很不讨人喜欢，所以历史上聪明的读书人一般都不干这个事，只有那些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可输，又敢拿命来搏一把的江湖好汉时不时来试试自己的运气，玩玩这种“成王败寇”的游戏。而中国历史上，符合儒家传统明君标准的皇帝实在寥寥可数。而昏君、暴君、庸君、痴君倒是多得专业的历史学家也数不过来。
从世界历史实践的范围来看，中央集权、极权制的国家很多不同程度与共产主义有一定联系，古代希腊世界里面的斯巴达城邦。它当然同时是奴役很多奴隶的，但统治的斯巴达人集团是一个实行共产主义制的团体。南美洲的印加帝国，在古代历史上，也许只有印加帝国在中央集权、极权制上能超越中国。在那里，土地、一切大牲畜（骆马）、矿藏、纺织业全都国有，国家由太阳神的儿子居顶端，人们的迁居、嫁娶，从生产和生活的各方面都由国家控制安排，也由国家提供保障，人民在各方面平等，据一些历史学家描绘，在西班牙人入侵之前，他们过着一种平静而幸福的生活。当然你也可以把他们判断为过着一种国家农奴的生活，这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观察问题和用什么观念来衡量。法西斯制的意大利和德国与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个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这在目前还是个禁区。但它们都来源于狂热的下层群众（可能主要是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一个事实，墨索里尼曾经是一个热情的社会主义者，他父亲是第一国际的积极活动分子，他自己本人长期是著名的工会领袖。希特勒参加的纳粹党德文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至少原先是一个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工人党。
至于共产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中央集权、极权的见解，大概最集中地表现在韦伯的分析里。马克思抱有与卢梭一致的倾向和梦想，他相信伴随共产主义而至的将会是一个无政府（强力机构）的社会，韦伯没有他这么浪漫，韦伯相信人类日益进入一个建立在现代技术基础上的社会时，各种脱离生产，专门从事管理的官僚化机构和集团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大量增加。他所说的官僚机构不仅指政府管理机关，而且指各种企业、事业（例如医院、学校等）为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职业化的管理机构，如果没有大量的普遍的个人资产的存在，没有活跃的、强大的、富有创造力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存在（他把市场经济看作官僚政治强大的解毒剂）与之相抗衡制约，这个社会管理如此庞大的国有资产和各种广泛的国有事业的要求必然会导致极度的中央集权和极权，而这个极度膨胀的官僚机构将占据一切公民自由的空间，而且韦伯和罗素一样地相信，一个即使是富有献身精神的、满怀热情的革命党长期执政之后，也不可避免地会蜕变成一个官僚机构，不可避免地会被那些历史上的逐渐腐败的规律所支配。（罗素曾满怀热情地去考察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抱着痛苦、失望和迷惘的感情离开，然后就到中国来进行了那次著名的讲学，作为二十世纪最博学，可能也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他那长达十个月的讲学对中国的思想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影响。）
我们还应该分析一下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强大而具垄断性的官营（国营）经济传统的影响。为了避免反复无常的黄河水患，在中国历史的早期，就存在强大的要求，要求集中各种广大的劳力和经济资源来治理黄河，兴修水利，历史学家们相信这是使中国很早就能统一的重要原因，我想这个要求再加上抵御那些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上不时来侵扰掠夺的游牧民族的要求，确实是使中国很早就能统一的动力，但还有其他原因在加强这个动力。这个动力是如此强大，它使得统一不仅在平坦的华北平原上形成，而且渡过天堑长江，越过南方无数茂密难以通行的森林和崎岖破碎的五岭山脉，攀登上空气稀薄寒冷的青藏高原，在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都达到它天然的地理界限后才停止下来。与古印度文明（印度次大陆作为一个天然的地理板块，似乎比中国更有理由更早、更长期、更稳定地统一）长期分裂短期统一的特点不同，中国文明的一个特点就是分裂只是短暂的、非常态的；统一是长期的、常态的。中国文明在很辽阔的地域上长期能保持稳定的统一，建立起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和极权的政体，这个政体不仅负担起了全国性的治理河流，挖掘运河，修筑驿道等不可推卸的任务，而且出于天然的倾向，倾向于要把一切它觉得可以稳定获利的行业都直接掌握在自己手里，盐、铁、酒、烟、茶、丝等等贸易在中国古代基本上是官营（国营）垄断的，为的是要把一切可能的利润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它认为自己是为了全社会的公共利益，有权这么做，而人民也在心理上认可这一点，尽管官营（国营）可能效率很低下，而且增加了很多官员中饱自肥的机会，最终没有很好地实现社会公共效益。但这种传统使人民习惯于接受国家高度地掌控经济，而且期待它能公正地代表全社会的利益。不难看出，这种传统是很有助于走向共产主义的。费正清在书中简要地介绍了蒋介石在《中国的命运》这本书表明出来的思想（应该说蒋介石的那些最重要的思想都体现在这本书里了。过去我们从来没有机会能阅读这本书，我们只是被简单地告知，这本书是法西斯主义的）。据费正清所介绍的来看，蒋介石的主张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主义如此雷同或者相近，真是令人震惊！据费正清介绍，蒋介石此书的内容大概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叙述中国近代史上种种灾难的原因。蒋介石把这些灾难全都归罪于西方国家的侵略和压迫，这种思维模式中国共产党是完全继承了的，而且发展成了一种眼界和心胸都更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第二部分就是解决这个现代灾难的方案，蒋介石是反对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他主张用一种儒家式的国家主义经济来救中国，就是在农村办集体农庄，在城市是由国家举办以国防为中心的工业，人民亦民亦兵，国家不仅要控制经济，而且要控制人民的生活。我想这第二部分，蒋介石在大陆上来不及办到的事，毛泽东已全部彻底地办到了。这些导致在战场上血流成河的中国政治领袖们复兴民族的纲领上如此同出一辙！这也许是“路径依赖”的一个例子。那些要解决旧制度造成的种种灾难的改革家都容易情不自禁地去依赖旧制度所提供的种种现成路径。在中国，国家制导经济的传统是如此强大，在人民中间自由的、独立的经济意识是如此薄弱，那么，由国家出面来包办解决一切问题似乎就是最便捷和合情理的方案。
在儒家传统文化中，还有一条潜在的，但同样是强大的纽带暗暗与共产主义相连接，这是在关于人的哲学层面上的纽带。儒家的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他们相信人性本善，而且相信一个美好的人类社会是可以通过人们自己的道德完善来实现的。这个美好社会如果不是与科技进步和物质财富的丰富毫无关系，至少也是关系不大的（孔子还比较朴素地赞同管仲“仓禀足而后知耻”的见解，而孟子更片面地发挥了道德至上的思想，这种倾向为后来的中国历史所加强。）人人皆可以成圣贤，人人都应该成圣贤。朱熹说要“致诚”，王阳明说要“致良知”，儒家像康德那样对中国的人性发出了责无旁贷的至高无上的“绝对命令”。这块哲学基石为儒家传统文化与共产主义所共有——他们期待人类社会由圣人来组成。马克思没有被搅到那个著名的人本性究竟是“善”还是“恶”的古老哲学泥潭里，他的答案很超脱：“人的本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似乎一箭就贯穿了靶心，但这贯穿是如此的快捷无踪，以至我们不能从中看到任何靶心的秘密。其实他要拔起的萝卜还在地里，他只是拔起了萝卜的叶子。他的这个定义对理解一个具体的人很有用处，对理解抽象到“人类”高度的人却几乎毫无帮助。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似是而非的定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这个定义出发可以产生一个逻辑推理：既然人的本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造就了一个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就可以造就出一心为公的人——共产主义的新人。在这个新社会里，人人都可以达到自觉的、无私的、一心为公的、圣洁的境界，人人皆圣贤、六亿神州尽舜尧！（从一个反方向来推理：人类的一切罪恶也是由一个不好的社会带来的，只要消灭了这个不好的社会，人类的恶就消灭了，这个假定也会使自己不想承担责任的人类深感满意。）这种推理正是列宁主义觉得可以不惜用一种极其严酷的、极权的手段去改造社会的理据之一。而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席卷了半个世界的人类投身其中的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在这一最深刻的有关人性的层面遭到了失败。回顾上个世纪的东方，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为了创造一个新世界，表现了多么英勇无畏的气概，表现了多么炽热的献身精神！在历史上，还没有哪一次人类的企图自我改变和重新塑造命运的斗争在广度和深度上能与之相比。他们都不惜以大破坏的态度来打碎传统社会，他们焕发出许许多多的善，也忍受了焕发出来的许许多多的恶。在成功地建立起了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之后，他们都曾毫无例外地以高度的献身精神投入到国家的经济建设运动中去，在一个短暂时期，社会也都取得各方面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的迅速使居于变革运动顶端的政治领袖们都感到迷惑，他们都吃惊地发现通往天堂的道路比他们当初预计的要短得多，赫鲁晓夫把苏联实现共产主义的日期确定在1980年，他没想到那个日期在历史上与苏联崩溃的日期不远。毛泽东更为性急，在1958年，他觉得再过不多的几年就可以抢在苏联之前进入共产主义了。共产主义原来是可以跑步进入的。“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他心中充满了可以随便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变和塑造世界的轻快和愉悦，他根本没有想到一场可怕的灾难正近在眉睫。在短暂的热情过去后，人民并没有变成共产主义新人，他们仍然是凡人，包括他们的领袖。严峻的任务始终是——创造共产主义的新人。中国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肯定是十分复杂的，但其中的一个也许就是来自毛泽东心中的焦虑，他担心革命会遭到夭折、背叛，或者会停滞下来。文化大革命的命名就表示出毛泽东在当初构想的革命的重点领域：在人们的灵魂深处。毛泽东期待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人类革命史上还从未有人达到过的高度。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是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口号之一。“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其含义就是要消灭人们心中的“私念”，人们应该以一心为公的态度去工作，去生活。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学校、在农村、在工厂都曾认真地反复自我检查自己什么时候闪过一个“私念”，为它的出现而感到内疚、自责、悔恨，痛恨自己为什么不能一心为公，这是当时十亿中国人民普遍都笼罩在其中的真实的心理过程（虽然虔诚、认真的程度不一）。这已经和明朝的新理学 大儒王阳明所大声疾呼的“诛心中之贼（私念）”来“致良知”毫无二致。
现在看起来，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种属，尽管他所处在的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的民情风俗所造成的社会关系可以发生种种不同的变化，而他的本性却永远不会改变。这个本性就是边沁不再做价值判断，也不再从一个先验的观念出发，觉得人类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而是老老实实地把他所观察到的人类（至少是绝大多数）本来面貌勾画出来的那样：人类的本能或者基本倾向就是自我保存，发展（包括繁殖），力图以最少的痛苦来得到最大的快乐，或者以经济学的语言说，力图以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大的利益。而且生物学家们有把握声称这是一切生命的共同本能，是大自然事先设立的一个程序。这既是人类一切善的来源，也是一切恶的来源。这个对人类基本上是功利主义的“理性人”的假定，构成了现今西方几乎一切人类社会学说的基础，尤其是经济学的基础。西方现在的思想家一般不再妄想人类社会可以全部由圣人组成。人类社会将永远由这样的凡人或者“理性人”组成，他们不好也不坏，也好也坏。人类社会学家只是考虑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不断提供出来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可以做那些社会制度的改革，人类有哪些希望可以创造出一个好一点的社会，但无论如何它不太可能是一个终极乐园。正是出于这样对人性的保守的判断，两千多年前的柏拉图就否定了共产主义，他认为这样的社会必然会由于人人都不勤奋劳动，缺乏创造性，企图坐享他人成果而走向灭亡。柏拉图在苏格拉底被处死后，因逃避政治迫害在地中海诸国流亡几十年，广泛考察了他所能了解到的他当时概念中的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晚年才回到雅典，创办了古代世界著名的柏拉图学院。他的思考以地中海诸国多种多样的制度实践为依据，绝非泛泛之言。而他所设计出的《理想国》却仍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大的空想之一。也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理想国仍然包含了共产主义的因素。由此看来，共产主义的理想乃同样来源于人性的最深处，是人类各民族最古老、最被憧憬的思想之一，它形形色色的成分不仅在近代被欧文、圣西门、马克思等伟大思想家极富魅力地以现代式样组合起来，而且从古至今，一直都闪烁在孔子、耶酥、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等人的说教里。
虽然建立一个终极乐园可能只是人类幼稚期的一个梦想，但走向成熟的人类却没有理由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沮丧悲观。我们仍有理由对人类的未来抱有充分的信心，包括人类在物质财富的进步和心灵的自我丰富和完善方面，亚当·斯密论证了由这样的“理性人”构成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如何达到全社会共享的良好收益的。无数的思想细流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条宏伟、庄严的巨流，在这块基石上建筑起了一个积极的、健全的、合理的个人主义文化哲学（绝不是中国人通常肤浅理解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这个积极的、健全的、合理的个人主义不倾向于以集体为本位（东方文化通常以集体为本位），而倾向于以个人为本位，它不再虚妄地要求人们，放弃自己与生俱来的本能，而只是积极地提倡人们将自利与利它合理地结合起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积极的、健全的、合理的个人主义是那个与人类历史上的采集狩猎文明、农牧文明迥然有别的工业文明的重要基石，这个文明让人类以前人没有想象到的高速进步，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生活的面貌，把人类带到一个比共产主义还更有魅力的（其实共产主义的一切合理因素也同样将融合在这个社会里），展现人类无比丰富多样的、无限发展潜力的未来，赋予了人类在大自然中前所未有的崇高位置，而我们正在走向这个文明的过程之中。
中国在上世纪革命激荡的洪流中，选择了共产主义，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属民族心理层面的。中国古老的骄傲的文明在与西方文明遭遇时，相形见绌，变成了一个落后的文明，遇到了无比的痛楚和羞辱，这使它产生了仇外的民族主义心理。这种仇外的民族主义倾向把遇到的一切苦难都归罪于外国，而对于来源于自身的原因和责任，却很少去反思，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它看来，是对西方文明的否定，这很对它的脾味，（倒过来，似乎就可以肯定自己）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更满足了它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列宁的理论还担保提供了一条捷径，可以迅速超越资本主义，达到一个更先进、更强大的社会，这对于急于恢复中国昔日优越地位以报西方列强一箭之仇的中国知识分子真是太有吸引力了，这是整个民族集体潜意识的强烈要求，它不愿再多加思索就急急地吞下了这剂速效的良药。
但说了这么多，我们也切不可以认为中国儒家的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转型来说将全都起落后和负面的作用，我很同意费正清的评论“儒教文化几乎与基督教文化一样地丰富和富于变化”。我们民族的文明如此悠久，如此灿烂，曾经主导了整个东亚的文明进程，自然一定会有它固有的优势和优点，这些优点可能就是在完全现代化的社会里也还非常具有活力。随着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上不断试错的过程，它的缺点和负面因素也许将弱化，它的优点和正面作用也许将更多地发挥出来。（我们看到，由于儒家人文主义重视现实幸福的基因，中国人追求物质财富的动机和能力在让他们自由之时，释放得是多么的猛烈和强大。）亚洲最先成功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四小龙”全都属原来的儒家文化区，应该不是偶然的。而阿拉伯民族，他们的文明和我们的一样悠久灿烂辉煌，他们接触西方文明，比中国早得多得多，但由于伊斯兰教是一个将哲学、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经济、生活习俗等等方面都凝固在一起的宗教，看起来他们更难完成现代化的转型，他们长久地纠缠在宗教情结的，非理性冲突的痛苦之中。
《美国与中国》确实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促使人思考很多问题。例如和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努力相比，中国人在了解美国这方面的努力要少得多。费正清是一个驻华外交官，可他成了一个中国问题学者，努力向美国人介绍中国，而我们的外交官很少成为所驻国的专门学者，向中国人民介绍那个国家，他们写的回忆录，重点是中国上层的政治内幕，中国读者也只对这点感兴趣。中国人很少努力去了解外国，他们往往只是满足于简单地去恨外国。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题目，但我这封信已经写得太长了，很可能已经使你生厌了，我就不再展开谈了。
我很期望读到你对这本书的评论，你给爸爸写长点吧，爸爸不会嫌长。
等你回信。
爸爸
2004年5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