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牛津辩论协会邀请尼克·格里芬（Nick Griffin）和戴维·欧文（David Irving）今天晚上参加辩论的激烈抗议是当今审查制度道德式复兴的一部分。

     

    一个学生在听了我最近的一次演讲之后问我“干吗对言论自由这么大惊小怪？”对于言论自由原则的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是当今非常普遍的现象。如今大群的自我挑选的审查官非常挑剔：“牛津辩论协会怎么敢邀请英国国民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的头目尼克·格里芬和反犹主义历史学家戴维·欧文参加他们的辩论呢？”对于今晚牛津辩论协会关于言论自由和极端主义辩论的过激反应突出显示了人们对于言论自由的真诚的民主承诺已经衰竭。如果还有强大的力量支持举办这样的辩论，它就成为反抗这种背离自由原则的途径。

     

    曾经有一段时间，那些自称为激进分子或者进步人士的人示威游行，争取言论自由权利的实现。可是现在，所谓的进步人士更可能为反对他们不喜欢的人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而示威游行。他们要求对极端主义观点的公开表达进行审查和限制。主流的公众人物和政府官员积极拥护审查官的角色，宣称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权利”。在一个难于恪守任何绝对价值的时代——绝对真理或者绝对的善——把言论权利从绝对自由贬低为有条件的自由正好符合流行的“常识”。但是，一旦权利不再成为“绝对的”，它就成为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了。把言论自由贬低为相对的权利（换句话说，是一种特权）意味着支持我们喜欢的人发表言论的权利，同时限制我们觉得讨厌或者有攻击性的人发表言论的权利。

     

    对于牛津辩论协会的谴责式反应出现在对言论自由的攻击已经被广泛制度化的时代。最近一些年，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惩罚各种各样的言论，罪名包括“激起宗教仇恨”“赞美恐怖主义”或者“发表憎恶同性恋者的言论”等。新工党政府着手在大学校园里开展反对极端主义言论的新圣战。这种漠视自由的态度并不限于工党。保守党影子内阁的国防大臣朱利安·刘易斯（Julian Lewis）试图通过他公开辞去牛津辩论协会会员资格的行动，抗议欧文/格里芬的辩论，以吸引公众的目光。当然，刘易斯告诉我们他不反对言论自由，不“绝对地”反对言论自由。“我觉得有人把它与言论自由的议题混淆起来了”，他说。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混淆，这就是言论自由的问题。

     

    审查制度的道德式复兴

     

    当然，审查制度有悠久的历史。在罗马时代，两位审查官不仅负责计算人口，还要监督公众的道德。虽然在19世纪和20世纪审查常常是出于政治命令的推动，但是其目标仍然主要是约束人们的道德行为。21世纪的审查制度继续发扬了这一传统。但是今天，不仅仅政府或者宗教团体奉行审查制度，连鼓吹某政治主张的团体、教育者、媒体机构和专业人士都积极参与审查言论的圣战中，要么限制某些言论，要么推销自己喜欢的世界观。

     

    在现代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这样，语言被公共的和私人机构如此谨慎地规范和管理。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目前处于支配地位的人们的信念，即言论比我们从前想象的更能对人造成严重的伤害，人们有权得到保护，免于言论的伤害。当今时代的特征之一是，言论审查法规不再被看作它本来的样子——对于日常交流的强制性干预和对某些观点的压制和妖魔化。相反，它们被看作保护人们不受侵害的文明措施，或者是把冲突降低到最小程度的明智方法。

     

    言论常常被描述为能够伤害或者在心理上损害目标人群的武器。结果，言论自由的权利常常和不被侵害的权利发生冲突。从这个角度看，审查制度不是被看作极权主义的入侵，而是被看作旨在保护脆弱者免受痛苦的文明措施。当然，言论侵害的观点不是新鲜东西。但是因为有侵害性的言论可能对人们造成负面影响就必须受到严格规范的观点，表明了当今与过去的重大不同。这种新的言论观点建立在激进地重新定义了人的主观性。它假设人们缺乏智慧资源来应对竞争性的观点。明显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道德自主性的公众，当然必须得到保护，避免他们在竞争性观点中做出错误的选择。在思想被看作具有潜在危险的时代，压制它们就被描述为一种公共服务的行为。

     

    保护人们免于言论侵害的欲望得到强大的新文化精神的支持。这意味着今天支持言论自由的文化是非常脆弱的。实际上，人们常常得到这样的印象，学者和公众人物往往对批评言论自由更感兴趣，而不是支持它。许多学者似乎对国家管制言论的角色无动于衷。因此，要求言论自由的最初根源——出于对国家权力因信仰和言论审查和迫害人们的恐惧---被作为历史的脚注而不屑一顾。那些担心国家干预公共话语的人被看作陶醉在过时观念中的老古董。

     

    相反，有些所谓的进步思想家和活动家甚至把言论自由和精英特权结合起来。言论自由被看作保护权势者地位、否定受压迫者和弱势群体的观点或感受的工具。与这种对言论自由作用的极端重新解读相伴随的是，对问题的极端的重新定义：对于今天的言论自由批评家来说，问题的焦点不是政府而是私人关系领域。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体言论对弱者的伤害。这种言论作用的个体化忽略了机构和文化对公共话语的影响，因为保护个人免受心理伤害被看作在逻辑上优先于坚持言论自由的原则。从这个扭曲的世界观来看，政府审查实际上还能发挥“积极的”作用。通过实行明显保护人们免受仇恨和伤害的法律，政府审查被看作对弱者的保护。

     

    牛津辩论协会的批评家认为种族歧视论者的出现侵害了少数民族学生，可能引发暴力冲突。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任何确定的观点总会侵害到一些人。没有任何一种公开言论绝对不会侵害任何人。正如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奥利佛·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说的，“任何观点都是一种刺激”。我们中那些相信人类智慧的强大力量的人需要记住这些话，抛弃那种认为言论自由不是绝对权利的错误观点。

     

    译自：“Turning free speech into a negotiable commodity” By Frank Fure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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