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一个好的政府不能只信誓旦旦地保证“请你们相信党，相信政府”，而是应该反过来，承认民众的不信任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同时展示给公众一套可资证明自己的程序、制度和机制。
如果问一场8级地震的威力有多大？有人或许会告诉你：相当于数百颗原子弹的威力。
不过，更多的人告诉你这场发生在四川汶川的8级地震具有更大的威力：
汶川大地震唤醒中国公民精神
地震使中国成功修复形象
……………………………
如此巨大的威力能否改变中国？
这是一个问题（issue），因为答案（key）存在于问题（problem）之中，而问题还没有答案（answer）。
毋庸置疑，8级地震产生的社会精神冲击力远远高于地震产生的物质破坏力。只是这样的冲击力具有多强的可持续性？地震产生的强心剂能否在灾后重建乃至重建之后继续振奋精神？暂时性的“灾难共产主义”阶段的
精神和力量能否转化为长久的制度优势？道德洗礼和灵魂净化能否逾越侵蚀着前“和谐社会”所慨叹的“诚信缺失和道德失范”（《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语）？
这是一个问题（issue），因为答案（key）存在于问题（problem）之中，而问题还没有答案（answer）。
但问题（problem）中闪现着诸多希望的光，这些光追寻着答案（key）的方向。
无论从什么角度，这场大地震都是一场大灾难。我们没有战胜地震的能力，但我们有战胜困难的能力；我们无须妄言“人定胜天”，但我们务须誓言“人人胜我”！我们可以敬畏于天，但不必臣服于人——胜天不易，胜人更难。而我们就要在这更难的中国蜀道上攀，因为在那
地震的废墟上生长着再生和改变的机遇。
可以看到地震闪过之后是红心，红心闪耀中国，海内外迄今400多亿人民的捐款便是这见证。
可以看到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身先士卒、亲历救灾现场，为救援者和被救者鼓与呼，西方媒体的变口就是最好的印证。
这就是那些希望的光，流动的光，会游走的光…….
8级地震的威力不仅辐射如此宏大，而且弥散如此细微。它同样是清醒剂、是照妖镜：必须对那些在地震的照妖镜下被迫现出原形的弊端和问题给予清醒的认识、理性的对待和远见的答案。
比如政府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个可以佐证的最有效的案例是，一个来自震区的女大学生通过网络帖子帮空降兵找到了直升机降落点。地震中的这次检验表明“地震子”——公民社会组织可以成为政府的有效合作者而不是潜在对抗者。公民社会的参与可以大大提升社会资本存量，增强社会凝聚力，减少对政府的天然不信任感。但公民社会的有效参与必然增加行政透明、压缩寻租空间的压力。这既是一种问责，也是一种对回应性的诉求。网络中风传的
志愿者挨打辟谣之辟谣、
三亚红十字会风波、万元帐篷与救灾帐篷“门”等事件即是政府对公民社会参与治理做出回应的稚嫩尝试，而回应性正是当今世界“善治”的核心要素之一。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必然越来越要求维护个体权利，可以说
公民的成长是跃居发达国家的条件。政府与其权利潮被动改变，不若主动为公民社会松绑，营造相对宽容的环境，改变过去那种“治理乃阳春白雪之特区，下里巴人不得入内”陈旧模式和僵化思维。可以说，此前奥运火炬海外遭截，草根围堵中国外交，其实是中国不适应公民社会的症候群表现。
比如信息公开不是“不稳定因素”相反却是稳定因素，因为流言止于公开。3·14事件的历史业已证明，
信息公开是双赢战略，政府和民众都是受益者。就此次而言，地震改变了新闻媒体灾情上报的官僚作风和新闻报道的“潜规则”，更重要的是对网络的声音表示极大的宽容，不是封杀，而是做出积极的回应，让真相和谣言自行比拼、较量。正是这一细微的改变让救援行动更高效、信息更透明、让更多的中国人被震撼，以致世界惊呼：
中国原来是这样！同时还必须认识到信息封闭的唯一受益人是怀有一己私利者。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为国民计，信息公开都应当“一条大路通南北”，而不能“山路十八弯”或者“九曲回肠”不见清水自源头来。
比如必须彻底追查教学楼的豆腐渣工程，这不仅关系6000多人命和家庭，更重要的是关系着政府的信誉和形象。
彻查过程必须保持独立、公开、公正、透明、科学、民主，只有这样才能取得遇害家长的信服，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另外，政府也应当趁此机会寻求独立机构，借助这种科学民主的调查形式，在全国开展一场全国教学楼安全质量大检查。要优先对地震、洪涝和其他自然灾害易发地带进行检查、加固、翻修或重建。坚决要避免诸如打击腐败分子时义正词严的宣誓之类“出现一个打击一个毫不手软毫不姑息”，而要未雨绸缪，通过科学民主的事前预防机制进行“先发制人”式先行打击，消除可能的漏洞。
比如要重新考虑红十字会的定位问题。在抗震救灾过程中，红十字会一度受到广泛质疑，其中
最主要的问题是红十字会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差。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要求对自己捐款的用途、流程和最终去向做出全面公开的交待，而这不过是对捐款人负责的份内之举。另外一个问题也决定着红十会的透明性不足。中国的红十字会，从形式上来看是一个NGO，但并不是学理或国际意义上的NGO。它跃居国际NGO体系、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之间，我曾冒昧地将其称之为政府的非政府组织（GNGO，Government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更糟糕的是，红十字会是仅有的一两家有资格募捐的组织之一。这种垄断地位使它潜在地具有一种“慈善霸权”，红十字会的品牌使用费自此也不难理解了。在这种情况下，红十字会“请相信我们”的自我保证便很难取得民众心理认同。因为“一个好的慈善组织不是跟大家说你们要相信我，而是要反过来，承认民众的不信任是正当的，同时需要一套程序和机制证明自己可信”。
最后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人是无法保证的，而
不腐败是最大的谎言。如何在灾后重建这个更大可能的寻租空间中减少腐败的机会，就必须继续沿着将刚刚以大地震大灾难的大代价催生的
募捐资金的“阳光法案”道路走下去，将更为庞大的灾后重建资金透明公开化进行到底，否则完全无法保证不会出现新的豆腐渣工程。灾后重建中的公开透明机制正是取信于民、支撑“请相信党、相信政府”的最强音。
以上既是问题也是答案。地震给中国带来了挑战，也提供了机会。如果地震释放的诸多问题，比如豆腐渣工程之彻查、续写公开透明机制、公民社会和网络媒体之成长，不能给予认真、理性而富有远见的对待的话，那么潜在的机会有可能转变成挑战，不仅消释灾难带来的社会凝聚力之增强，还可能引发新的社会不满。
政府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些并做出积极的回应，而不是“再回到从前”（比如CCTV还是那个CCTV），那么地震才能真正改变中国。多难兴邦，才是一种机会，地震的代价才不会徒劳，灾难才会转化为机遇，悲痛才会转换为力量。
因为“不论一身而论天下，不论一时而论久远。”这样的改变才是久远的，才是有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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