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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9月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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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是中国现今最流行的公共话语之一。在英语中，关于舆论监督的类似表述为“watchdog role of the media”， 意思是“媒体的看门狗作用”，也就是说媒体要维护公众的利益，看好公众利益这个“门”。这就意味着，舆论监督这个词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与公共领域政策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我国，独特的意识形态也决定了舆论监督将在公共领域政策中扮演一个的独特角色。
中国媒体目前采用的是有限商业运作的机制，在政治上必须遵守党的宣传纪律，作为党的“喉舌”而存在。与此同时，在初步建立的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传媒逐步树立了市场本位和受众本位的观念，注意到了市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呼声和要求，同时也将其部分价值观转向了追求经济效益。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些可以作为新闻舆论监督代表的媒体，比如电视类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栏目，广播类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报纸类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期刊中的《财经》、《中国新闻周刊》、《南风窗》、《新民周刊》等。
从2001年开始，舆论监督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01年～2002年）：电视确立在舆论监督中的强势地位。这个阶段电视的影响力特别突出，中央电视台1994年创办的《焦点访谈》和1996年诞生的《新闻调查》在政府和民众中具有广泛影响。《焦点访谈》因此被称为“焦青天”。2001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报道了南丹矿难，揭露了当地政府和小矿主勾结，瞒报矿难死亡人数。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揭露了南京冠生园陈馅月饼等，均产生了广泛影响。
第二个阶段（2003年～2004年8月）：舆论监督全面推进形成小高潮。这一阶段政府对舆论监督采取了比较开放的态度，因此出现了近年来一个少见的舆论监督小高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大学生孙志刚死亡案和全世界关注的SARS事件，前者直接导致实施了21年的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此外还有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揭露滥用权力的“派出所坠楼事件”，新华社记者揭露知名制药厂损害消费者权益的“龙胆泄肝丸”事件，《北京青年报》揭露河南平舆系列杀人案，当地政府阻°信息公开，隐瞒死亡人数等。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中央电视台评选出的八大风云记者，其中有7个是因为做了舆论监督报道。
第三阶段（2004年8月至今）：某些时评的崛起。到了2006年以后，由于加紧了限制，在监督官员腐败方面，大多数媒体无所作为。媒体逐渐将视线转向了监督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财经》杂志曾发表《上海社保：危险的投资》一文，《财经》的另一个报道《“寡头之盟”黑幕：银行、地产商联手诈》也揭露了银行与房地产企业的共谋。同时，媒体对于矿难的报道也开始从关注矿主瞒报和官商利益转向关注矿工索赔和矿工权益方面。
同时，这一阶段以市场取向的报纸和部分电视台为主的媒体利用时评开展另一种舆论监督，形成了较大气候。《南方都市报》评论版2006年10月再次扩容，形成社论版、个论版、众论版3个版，号称“没有不能说的问题，就看你怎么说”，主要批评对象包括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垄断行业的行为等。电视台也大量涌现读报节目和谈话节目，通过读报纸的时评以及嘉宾言论来进行舆论监督。
从舆论监督以上三个阶段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看到，舆论监督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是日趋成熟与理性的。媒体的客观报道可以将腐败丑行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为司法机构惩治腐败提供线索，寻找证据或者形成反腐败的强大舆论，但是，媒体的介入和影响大部分是间接的、形式上的和分散的，往往要等到公众舆论达到一定的热度之后才能发生效用，它们对政治过程的作用并不能与政府的作用相提并论。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舆论监督事实上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推动公共政策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又有可能会伤害到相当一部分人的公共利益。比如某个地方的一个产品被揭露出来有很大的问题，但是这个企业可能是当地的利税大户，也可能解决了当地相当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媒体只是做单纯的揭露性报道，其结果要么是舆论监督的效果有限，要么是伤害了当地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甚至导致大量的失业。因此，我们在进行舆论监督的时候，与其单纯地揭发事实，等待有关部门介入，不如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出发，通过进行建设性的报道，来推动公共政策的制定，因为舆论监督应该是向社会负责任，向老百姓负责任。如果说媒体的舆论监督要在公共领域政策中扮演一个角色，那么我们期待的是媒体为社会转型起一种辅助的、保护的、守望的建设性作用，而这也应当是未来舆论监督发展的方向。
( 作者单位 中央电视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