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编者按：下文是《南风窗》高级记者郭宇宽对话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的摘录。看得见历史的残酷和现实的进步，以及现实的不足。

     

    谨以此文与同行共勉。并希望读者诸君了解、理解，监督、鼓励。

     

    说真话，做真人

     

    郭：这些年来你是怎么适应记者生涯的种种情况，并且有后来的成就啊？

     

    杨：我把当记者的这三十几年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8年到1977年，那时候比较年轻，以见报率为荣，发了稿子就很受鼓舞。紧跟形势跑，拼命写，发表了许多跟潮流的稿子，粉碎“四人帮”后，我把这个时期的稿子盘点了一下，发现90%的都应该付之一炬。能留下来的稿子只有两篇，一是1972年与马杰合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另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这两篇是根据老百姓的呼声写的。十年的教训使我学会四个字：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我虽然早就认识，但真正理解它还是花了十年的青春的代价。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十年。新闻事业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个时期我写的稿子虽然有一些仍算是应景之作，但有一大半确实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虽然不能完全讲真话，但可以不讲假话。

     

    第三个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职称评完了，到顶了，没什么后顾之忧，连那些不真不假的应景之作也很少写了。这十年我尽可能讲真话，力争让自己的文字对得起历史。真正实现了一个记者的最大的追求：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历史曾让记者付出沉重的人格代价

     

    郭：很多人都就这样过来了，你为什么会是不一样的一个？

     

    杨：这个过程也是很痛苦的，是一个否定自己的过程，特别是否定那些被别人看成是自己成绩的东西。在我说的第一个十年，曾经有一年上过《人民日报》的12个头条，姚文元讲话，我们就跑到工厂里，找几个工人谈学习讲话精神深受鼓舞的体会，回来就整一篇稿子，毛主席讲话就更不要说了，这叫什么新闻记者呀？这段历史我感觉特别惭愧。

     

    当时记者不强调客观，强调党性，而党性就是阶级性，就是你的立场，如果你追求客观就会被批评是站错了立场，而新闻也被当工具来利用。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报道了焦裕禄，说焦裕禄床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毛选”一本是刘少奇的“***员修养”，后来刘少奇被打倒了，就改成了放一本书是“毛选”，再后来刘少奇平反了，又成了两本书。

     

    那个时候当记者付出的人格代价太沉重了。

     

    很少怀疑，不敢怀疑

     

    郭：那个时代，是我们国家遭受灾难的年代，你在当时做那些歌颂报道的时候，有没有怀疑过？

     

    杨：很少怀疑，或者说觉得有问题也不敢往深入怀疑，说起来你会觉得奇怪，我父亲就是给“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而我当年还歌颂大跃进呢。

     

    我在后来一篇文章里写下，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我马上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直到今天我的悔恨也无法弥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

     

    而我最惭愧的是当时我内心竟然没有很大的痛苦，我相信当时政府告诉我们的理由，那是苏修逼债，自然灾害，所以“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那个时代的人思维方式都被扭曲了，整天热血沸腾的样子，但连父亲都被饿死了居然也没有太多的痛苦。

     

    那个年代多少人死了，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还觉得自己在建设人间天堂，那个时代的人灵魂都是麻木的。

     

    谁独立思考谁就被淘汰

     

    郭：但毕竟人是有思考能力的，为什么会这样？

     

    杨：一种原因是出于无知，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确实对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毫不了解，对自己的国家发生了什么也非常懵懂，那个年代的人确实非常单纯，记得我在天津采访工人家庭的时候，他们生活非常苦，一家三口住五平方米的房子，家里就一辆自行车值钱，还怕被偷了，得挂在屋里墙上，就过这种生活，他们还觉得自己是主人翁，比美国工人阶级幸福多了。

     

    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人们根本不敢怀疑，我也是这样。

     

    谁独立思考就要被淘汰，很多残酷事实就在我眼前发生。1959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人们不仅不敢批评政策，心里偶尔浮现了不满的想法，立刻就产生恐惧，并迅速主动地把“腹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实现了全国思想的“一体化”，大家不仅“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甚至“全体一致地嬉笑怒骂”。

     

    真相被冷酷的系统“自律”掉了

     

    郭：在那种年代一个有良知的记者，难道一点发挥自己能动性的机会都没有么？

     

    杨：很多时候要说真话非常难，首先我前面说了，当记者的往往自己就给真相吓住了，不敢写了，就算记者敢写，组长害怕了也不行，组长上面还有采编主任，分社社长，总社编辑，国内部值班室，一层层的过滤，一层层的“顾全大局”，不跟着政治潮流走的声音要能发出来那是奇迹，多少真相就被这个冷酷的系统“自律”掉了。

     

    当然也不能说一点能动性都没有，比如在1972年，我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一稿得到了***和周恩来的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并责令全军退出所占大量民房，称得上是为民请愿了。当时是轰轰烈烈的，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所占的民房39万平方米。但是风头过后，后来盖的房子可能比退出来的还要多。当时我曾一度飘飘然，后来细想起来记者的作用是有限的。

     

    掌权者不能成为“真理中心”

     

    郭：除了适应这种环境，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杨：这种体制下只有三种人，一种是“适应的人”，不仅主动迎合，还可以创造发明，他们混得如鱼得水；第二种是“消沉的人”，我惹不起你，就躲着你，消极怠工；第三种人是敢于抗争，力图改变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凤毛麟角，但总得有人努力来做，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郭：你把你自己看成哪一种？

     

    杨：我说了这么多抱怨的话，其实我蛮幸运的。作为新华社记者，多年以来，我是有某种特权的，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历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以前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这些“新闻”怎么成为教育下一代的“历史”，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毫不讳言，我曾经自觉不自觉地干过违背良心的事情，当我明白了这些，这种耻辱感就推动着我努力去做第三种人。

     

    郭：你这样也算一种大彻大悟吧？

     

    杨：是呀，历史给我们这个民族的教训太深刻了，一个国家如果掌权者不仅是权力中心；同时又控制信息决定老百姓应该知道什么，成为信息中心；进而决定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成为“真理中心”，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太危险了。新闻记者就是对历史负责的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中国古代史学家强调“史德”，他们在修史时坚持善恶必书，书必直言，为了保持史家的情操，有的人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这就是社会良心的体现。

     

    今天的中国和文革年代相比有了很多进步，盛行一时的“事实为政治服务”的做法遭到了唾弃，“舆论一律”也被打破了。更应该有一些传媒知识分子拿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史家情怀，比我们这一代人做得更好。

     

    （杨继绳：湖北浠水人，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学科，入新华社工作前后35年，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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