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8月28日《南方周末》“阅读”版刊载了单世联一篇好看的文章《“独特的”德国史》。
初读没什么特别感觉，读下去，渐入佳境。特别是读到谈匈牙利人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非理性主义的道路：从谢林到希特勒》（王玖兴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这本书时，无论是卢卡奇所言还是单世联的“读后感”，对我们都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甚至有一种受到启蒙的感觉。单世联认为：“在德国历史和文化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者多是‘独特道路’论者。”然而，德国的近现代史告诉人们，所谓德国的“独特道路”是走不通的，不然希特勒也就不会失败。这种“独特道路”所走的结果，就是使人民丧失理智，推崇直觉，绝望之后产生轻信，这时，也就如卢卡奇所说，只会“期待奇迹的发生，盼望‘上帝派遣的天才’来拯救德国”，于是，这种“非理性主义终于在希特勒身上达到了它的恰当形态”。更重要的是，在卢卡奇看来，“希特勒的崩溃不是简单的失败，不是单纯的制度更换，而是整个发展路线的终结”。其实，完全还可以再加上一句：不仅是发展路线的终结，或许，真的一开始就错了。因此，虽然德国人无暇自哀，外人却不能不为其哀之。
那么，错在哪里呢？对比一下那些在英、美之后发展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发展史就可看到，面对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德国选择的是后者，而一些西方国家选择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换句话说，德国人没有认识到，无论如何，资产阶级民主都要比法西斯专政好。
“法西斯”是一个外来名词，在中国，说的最多的是封建专制。可再一想，德国的“历史局限性”实在不值得奇怪。法西斯主义点燃的二战战火又熄灭了大半个世纪，可直到今天，有些国家或地区，面对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专政或叫法西斯主义，难道不仍然是有意无意间实际上在选择或是倾向后者吗？也就是说，对于德国这种惨痛的教训，有些外人虽也哀之，却没有鉴之。
当然，德国似乎“错”得更早一些。当1848年革命后西方世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成为流行趋势，德国人不知道这是西方有些人在已经获得了资产阶级民主之后，对现存的这一民主还有不满甚至“感到失望的一种表达”，是在要求“更好”的民主。而在还没有获得这种不是“更好”的民主的德国，不是先争取达到这一步，即也先实行这一尚有许多缺陷的民主（其实，从事物发展的规律来看，民主制度永远也做不到尽善尽美），然后再“感到失望”，再进行批判，而是反而把现存的资产阶级民主看作是他们实现自己“独特”民主、走“独特道路”的一种障碍，并加以批判。
我们当然不能说德国人民天生就喜欢法西斯专政。特别是当他们看到资产阶级民主“不好”或叫不够完善的方面受到已经在享受着这种民主的人进行批判时，就以为这种民主真的不是好东西，因而不想要这个民主，或说想要“更好”的民主，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对。然而，卢卡奇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即使在个别情况下主观上是真诚的，但在客观上也注定会在许多方面受到法西斯主义蛊惑宣传的影响。”而历史证明，正是如此。故容我在这里化毛泽东有句话并反其意而用之：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不去占领，法西斯主义就必然要去占领；或者说，德国，不让资产阶级民主去占领，也就只好让法西斯主义来统治了。而在法西斯专政的统治之下人们又能获得什么？
被认为是西方最保守的经济学者之一、同时又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的美国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这本著作的最后一章《结论》中就这样说道：“现在（闵按：指苏联解体前），谁能在支配苏联一切的暴政和专制下看到推进人类自由和尊严的任何巨大的希望呢？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着：‘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在今天，谁能认为苏联的无产者的锁链比美国的、或英国的、或法国的、或德国的、或任何其他西方国家的无产者的锁链要轻一些呢？”（第190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遗憾的是，历史，只能事后总结，而且正如美国左派代表人物，并被称作“当之无愧的领袖型知识分子”的诺姆·乔姆斯基所说，在“研究历史时，人们很难进行实验”（《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第3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更无法还原。
不过，卢卡奇的这一“总结”不仅对当今有些国家或地区仍有着相当大的启蒙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还可以举一反三，由此及彼。当我们受到这启蒙后，就会更加冷静地看待近十几或几十年乃至更长时间西方一些左派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而这些批判也早已被我们翻译出版。
但我们不能糊涂。
尽管那些左派所言也不无道理，可以说，那些左派都已经或者早就享受着被他们批判的东西，只是对自己享受的这些东西仍然不满，甚至在享受够了之后又“感到失望”，才去批判。比如，乔姆斯基通过对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利用一些知识分子的狂热情绪在某一时期进行的欺骗宣传总结道：“它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国家制造宣传，只要有知识阶层的支持并保证不出偏差，就能产生巨大的效果。这个道理希特勒以及许多其他人都学到了，直到今日仍在被人们所研究。”（同上，第187页）他还认为，“公平竞争”看起来是公正的，可过去的两个世纪，美英两国都“借此可以打垮任何竞争对手”（同上，第21页）。又比如，乔姆斯基转引别人所言，“通过对跨国公司的大师研究发现，‘世界上几乎所有最重要公司的经营策略及其竞争地位都一直受到政府决策或贸易保护政策的支持’，并且‘1993年世界百强中至少有20家公司，如果没有各自政府的支撑，是不可能独立生存下来的’。当它们处于困境的时候，其损失不是向社会转移，就是被政府承担。……研究表明，政府干预‘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一个惯例而不是政府的偶尔行为’”（同上，第23页）。再比如，在乔姆斯基看来：“在全球性重商主义的背景下，贸易事实上只存在于少数公司之间有严格集中的交易中，他们采取的是‘富人的社会主义’形式。大型机构运用战略联盟的形式与自己的竞争对手联系在一起，在自己的王国内部专横独断，破坏民主决策，确保自己不受市场规律的约束。只有穷国和被迫开放国门的国家才被教导要求遵循这些严格的规则。”（同上，第24页）还比如，乔姆斯基说：“对于拥有超强优势的美国人民是‘正确’的东西，对于那没有什么余地的国家来说，也许恰恰就是错误的。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世界人民是正确的东西，几乎没有可能与政策的‘主要建筑师’们的计划一致。我们目前没有、以前也没有任何理由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构造未来。”（同上，第26页）尤其“事实上，很大一部分民众并不希望争夺权力的任何一方统治他们，他们需要的是‘同他们一样的、知道他们需求的乡巴佬’。因为他们宣称‘不要爵士和绅士’，因为这些人不了解‘民众的苦痛’，只会‘压迫他们’。”（同上，第28页）。
凡上面所引，只能说明，那些左派无非是想看到一个比现存的更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到一个比现存的更好的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我们还像当年的德国一样，不明事理地也跟着去批判，甚至不再学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那么，德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一面很好的镜子，甚至完全可以说：殷鉴不远。
即使就像卢卡奇所意识到的，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可能导致更高级的民主，或者就叫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但是，在连资产阶级民主都没有或不能实现的话，那么，还是不要忙着去想更高级的民主，直说，就是先选择这“资产阶级民主”再说。尤其在一个还有着浓厚的封建意识的国度，又怎么去批判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观，更不提还总是张口闭口说资产阶级不好了。历史已经证明，依靠无产阶级是清除不了封建意识的，不然，我们也就不会有改革开放，不会有市场经济。如果我们不能放弃批判资产阶级及其民主，封建意识就会乘虚而入，甚至连法西斯意识都也会招摇过市，大行其道。尽管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有左派甚至认为“新自由主义”是“真正的‘毫不留情的资本主义’”，甚至超过了在20世纪初被称作“十足的资本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参见《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导言），我还是更愿意承认，且不说无产阶级与封建阶级就住在“隔壁”，稍不留神，无产阶级就很容易越了过去，摇身一变，成了封建阶级，而且无产阶级缺乏现代资产阶级所有的那些民主见识。这并非是说无产阶级不喜欢民主、自由、平等，而是由于历史加于他们自身的局限，无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资产阶级那种进步的意识。这就好比一个叫化子不可能去想一个温饱无虞的人所能想到的某些有利于世道人心的东西一样。再拿1949年前的中国为例，今天的一个无产阶级，明天一有了钱，马上就去置地、买房产、讨三姨四太。这样，他昨天还是无产阶级，一夜之间成了封建地主阶级。而西方现代资产阶级的历史表明，他们并非如此。
再说，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民主”，果真高于“资产阶级民主”，那未必不是现存的“资产阶级民主”所追求的。然而，尽管据说，“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的卢卡奇的晚年坚持“一个人只有在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中，才能有效地对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可这却是一句无法证伪也无法证实的话。自然，如果当真已经发现比资产阶级更高级的“社会主义民主”，并且又可以实行，我们不仅不会拒绝，还一定会手舞之足蹈之，非常乐于接受。我甚至想，资产阶级也一定会跟着我们学，而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也一直在学。
二
说到这里，倒是让我联想到20世纪的杰出人物伯特兰·罗素先生，而就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社会而言，他可是生在当今世界上最早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英国。把他有些话的意思，尤其是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有些看法整理一下，完全可以与上面那位“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的匈牙利人卢卡奇相媲美。
比如，罗素虽然并不完全赞成无产阶级革命，但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爱因斯坦也曾有类似思想），甚至希望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为此，他还专门以《社会主义》为题撰写过一篇长文，证明自己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倾向。当然，他的这些倾向主要是缘于他担忧战争的发生。在罗素看来，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只是防止他人的侵略而没有侵略别人的野心。因此，他在文章中说：“如果社会主义仅存在于某些文明国家，那么仍有战争的可能性，而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不能得以充分实现。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每一个采纳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将不会在军事上野心勃勃，恣意扩张。他们关心的只是防止其他人的侵略。一旦社会主义风靡于整个文明世界，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动机将不可能具有足够的力量去战胜谋求和平。”（见《罗素文集》卷三，第37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下面再引此书文字，只注页码）这里，显然，罗素把制止战争、实现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上。
罗素在这篇约两万字的著作中认为，“民主必须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体制定义界说的一部分”（357页），还说，社会主义在政治方面要求最高权力应该是民主的。并且他觉得在1918年前的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会毫无异议地同意他这种说法（356页）。如果再就某种意义上而言，甚至可以说罗素是一位笃信社会主义的人，只是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我们很多人不同。罗素笃信社会主义，是为了如何增加整个人类的幸福，“通过防止经济不稳定，社会主义可以增加除一小部分最富有的人以外的所有人的幸福。”（375页）他认为社会主义只是手段，并非目的。在罗素看来：社会主义与宗教毫不相干，它不过是一种经济学思想（376页）。更重要的是，罗素一再提醒人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条应该属于全人类，并不仅仅属于无产阶级（375页）。这种说法，我相信，对大多数人，特别是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是新鲜的。特别是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似乎也有了这种强烈的意识——不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如何能在全世界“取得最后胜利”？这一点，不仅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似乎正有力地证明着，就是我国搞市场经济，其实也是要证明这种“模式”并非资本主义专利。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今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加入社会主义元素，尽管也是一种制度调整，但相对我们搞市场经济而言，他们就显得从容不迫得多。而搞市场经济，我们似乎有“撕心裂肺”地疼痛感，并不像人家加入社会主义成分那样，一如“水到渠成”。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罗素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如果是“经过一场艰难的搏斗，胜利者完全可能把他们原来的目标置于脑后”（358页）。而他的这种预见，已被上个世纪一个又一个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尤其是被我们曾亦步亦趋的“老大哥”实实在在地证明了。
罗素在《社会主义》这篇文章结尾时所说的话，更是可以帮助我们鉴别真假社会主义，他说：“不管民主存在什么缺点或弱点，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它，借助公众对它的期望，才能有希望在英国或美国获得成功。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削弱对民主政府的敬慕，他就有意无意地在强化法西斯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377页）读着这些话，有豁然开朗之感。今天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之所有还有那么强的生命力，重要一点，恐怕就是因为资本主义是通过努力实行更加广泛的民主而运作的，尽管我们仍然会把他们的民主称作“资产阶级民主”，尽管那民主还有许许多多不尽人意处。当然，更有意思的是，在二十世纪要结束时，一些资本主义和一些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在更加清醒、理智并坚定地向着一个目标，即整个人类社会幸福的目标走去——比如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不断地增加着像社会福利等这种原本是“社会主义”的元素。
三
回过头来再说，读单世联这篇“读后感”，还有一些强烈的感受，比如，我们能不能超越陈独秀的认识，能不能不再只是借他的认识来“说事儿”（个人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应该以至今还只能借大半个世纪前什么的人的话来批评今天的现状而集体感到“脸红”）？我们为什么就那么害怕“资产阶级”，害怕“资产阶级民主”？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于一张口就对那些其实比封建主义比法西斯主义也不知要好多少倍的思想反而以轻蔑的口吻说什么“是资产阶级的”，那么，眼下的中国岂不就正是“资产阶级”在走红吗？今天又还有哪个人喜欢别人说他“无产”呢？我们当然渴望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好的社会，不管这个社会叫“社会主义”还是叫其他什么主义，但一定要让大多数人亲身感受到那“更好”；我们也当然喜欢比“资产阶级民主”更高级的民主，不管这个民主是叫“无产阶级民主”还是叫“社会主义民主”，但一定要让我们感受到那“更高级”之处。而如果在这个星球上所有的国家至今都还没有见到比现存的“资产阶级民主”更高级的民主形式，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要求：可不可以先实行了“资产阶级民主”再说。等到有了更高级的民主，我们一定乐于去享受。如果我们现行的民主分明还赶不上资产阶级民主，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而实行人家的，这是无论如何都说不通的。多少年来我们竟一直坚持着“说不通”的东西，不仅会叫人莫名其妙，还会让人痛苦不堪。
现在我们都知道，陈独秀晚年透过斯大林在苏联社会实行的专制主义，通过对苏联所谓“社会主义民主”的反思，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作了深入的思考，并形成文字保留了下来。我们从他那些通过深入思考的文字似乎可以验证：法西斯专政与资产阶级民主相比，资产阶级民主好；曾经实行的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相比，也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好；就是现存的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相比，只要不昧着良心，仍然不能不承认，资产阶级民主好于现存的社会主义民主。就连那些对资本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持严厉批判态度的资产阶级学者，也还是不能不承认资产阶级民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他们所看到的最好的社会。像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生前甚至写过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是我曾见过的最幸福的哲学家》。即使举这种极端的例子，也并不表明本人对资产阶级民主就有一种偏爱，更不是要特别仇视无产阶级民主，而是只要把这两个现存的民主，不论是形式还是内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孰好孰差，即大白于天下。这些话，原来当然不敢说，因为那时我们不承认人性，不承认人道主义，不承认“普世价值”，更不承认“资产阶级民主”。而现在不管怎么说，对这些都予以承认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我们现在如果只进步到这里，那是很不够的。因为我们的民主还是不能与资产阶级民主比，一比，就觉得我们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好，或说不如资产阶级民主。且不说我们的民主范围原本就不如资产阶级宽，而且我们这不宽的民主有些还只是在口头上承认了，并没有得到落实，甚至给人一种总是找借口“拖着不落实”的感觉。有些人当然不承认，甚至不仅不承认，还会认为我这样说是夸大是诬蔑。其实这种人只是不肯承认事实罢了。在不肯承认事实的人的面前，如果他又有权力，那么即使是明摆着的一切，也都会变得说不清。
既然不论是从现实还是从历史来看，都不能不承认“资产阶级民主”不仅比法西斯专政好，也比哪怕是这个星球上所有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好，那么我们为何还总是不忘提防资产阶级，提防资产阶级民主呢？说到底，好像就是因为这个阶级的民主要好于我们，给我们弄很难堪。可越是这样坚持下去，就越是难以“下台”。我们虽然嘴上不说，文件中不印，也还是不能不承认，我们有多少人，包括政府官员，不都是在为“实现资产阶级”、实现比我们眼下要好得多的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而奋斗吗？当然，我们似乎不这样叫，我们叫“中产阶级”。可中产阶级，正是资产阶级。如果我们连名称都还害怕，那么，我们就注定只能跟在资本主义国家那些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后面“走”或者“跑”；如果这种情形不能改变，我们不论坚持什么“特色”，都永远不会赶上人家。
因此我最后还要说的是，对于德国在有那么一个时间段整个国家居然能赞成实行法西斯主义的惨痛教训，我们这些后人，包括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不仅要哀之，还要鉴之，更要防止重蹈覆辙啊！
2008年9月2～3日
老闵视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