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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9月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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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闵视界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也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三十周年（5月11日），我们不能不想起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可大约缘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邓小平在倡导实事求是的同时，在许多事情上同样没能坚持实事求是，甚至不仅没能坚持，还有严重违反实事求是的一面。鉴于当下我们不仅还是一个“为尊者讳”同时更“为政府讳”的国度，对于那些比较大的历史事实或叫事件，这里就不说了，只说一点“小事情”，以资佐证。
原本是研究经济的于光远先生（笔者并不在党，故容我称于为先生）2005年一月出版过一本书，名叫《我忆邓小平》，其内容虽然是写实，但在客观上绝多是对邓的赞颂。不过，当你读了此书，就会发现，作者不经意间的叙述，也能让读者读出邓小平的局限性，而邓公最大的局限性，就是不能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甚至有些时候还走到了实事求是的对立面。
不可否认，邓小平在将要复出和刚复出那会儿，更多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甚至完全从实际出发，不管多么大的来头，他都扛着，甚至顶回去，有些话说得振聋发聩。于光远告诉人们：“邓小平从一九七七年四月份开始就明确批评‘两个凡是’”，并在与有关人员谈话时提到：“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这些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讲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是不讲实事求是，就是不讲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很容易被一些同志忘记、抛弃，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就是忘记这个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合法出版物《我忆邓小平》185～186页，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版，下面再摘引此书，只注页码）
应该说，这些话讲得好极了——当然，就我所知，是不能把实事求是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的。不然，怎么会有“大跃进”？怎么会有“打右派”？怎么会有“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有“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巨大的全国性的运动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如果否认，那么，“毛泽东思想”中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又体现在何时何处？难道只体现在战争期间的“游击战”体现在“对敌斗争”方面——现在可以讲，没有邓小平这种人物当时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中国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
但好景不长，很快，邓小平的实事求是开始有限度起来，他自己也忘记了那个“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比如，在经济改革上讲实事求是，讲经济民主，在政治改革上就不愿意讲实事求是，就不大讲政治民主，尤其在对待中共历史、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对待“文化大革命”，还有对待打右派的历史都不能坚持实事求是（更不说对待1989年的一系列事件了）。
这里还是让我们来看看邓小平自己是怎么说的。
于光远书中提到他参加了起草邓小平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邓小平说：“毛主席这个旗帜必须保护。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亏吃。”（第212页）难怪后来不少地方对“文化大革命”都是闭口不谈，原来早有邓时代的“最高指示”不让“涉及”。可现在转眼又是几十年过去，文革依旧还是犯忌的话题，真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允许谈。
那么为何毛主席这个旗帜必须要保护呢？为何不让涉及“文化大革命”呢？邓小平自己给出了答案，尽管这个答案实在是让我感到大失望：“……会上大家高兴，批评很多人，对副主席都指名道姓。问题太多，只能解决得粗一些，寻根问底不好，追到我们自己的头上，不利，还是粗一点。”（第22页）你说这是什么话！如果是追到“四人帮”“头上”，追到康生头上追到林彪“头上”，还会这样说吗？一追到“自己的头上”，就不让追了，就要“粗一点”，这是什么实事求是？邓小平还说：“对过去，正面解决就行了，不追查细节。……搞人多了，不利。”（同上）怎么个不利？对谁不利？这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
说到这里，忍不住想插几句。其实，中国有些大权在握者在不涉及他个人利益时还能做点好事，说点实事求是的话，而一涉及到个人利益，就会翻脸，就要整人，并且是有多大权力使多大权力。最典型的就有毛泽东、胡乔木等——邓小平也算一个。从上面所引邓小平的话可见，他之所以不愿意彻底清算毛泽东的过失（说好听一点吧），正是怕清算到“自己头上”。因此，凡是反到与自己无瓜葛又对自己特别有利的，就起劲得很，彻底得很；凡是与自己沾边的，就不能查不能反，或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其实，邓小平不够实事求是的一面，在他复出不久人们就感觉到了。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有一篇《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是邓小平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谈话纪要，其中谈到了他对1957年打右派的看法：“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第294页）可见，邓小平对那场历史已经证明根本就是胡来的“打右派”运动，“还是要肯定”，至多虽然也认为是一个“错误”，而这“错误”只不过是“在于扩大化”了。可以说，“打右派”50年后的今天，全中国之所以没有什么“动静”，与邓小平早已如此“一锤定音”有极大的关系。
然而，十年前自己做过一篇《整理二十世纪》的文章，发表在1998年12月9日香港大公报（发表时有删节），其中谈到平反右派时，计算了一下：
现在知道，当时全国打右派55万人，加上“右倾分子”共100多万。这100多万人里，就算有1%吧，也应该有“右派”和“右倾分子”10000多人。可后来被划为“右派”而又“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全国究竟有多少呢？说出来你会笑掉大牙：区区不过100人。按全国2000个县市来计算，一个地方只有0.05个“右派”；就是用55万来除，也不足万分之二。
用这一个地方不过0.05个右派或550000右派中只有万分之二的数字来支持“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怎么站得住脚？但有人要那样讲，你又有什么办法？我们每次即便喊着实事求是也求得不彻底，总要留点什么尾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