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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9月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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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之见
08年，在下忝在《选治网》上的近80篇“豆腐块”文字，都是针对某人某事有感而发的突来之笔，断断续续，没有章法，不成体统。
年末之夜，心血来潮，又生断想——深以为08乃中国民智大开、民意大张之年,其意义堪比英勇抗灾、成功办奥、神七飞天，值得大书大赞，并斗胆妄言与五岳散人之《网络顶起的民意表达分水岭年》不谋而合。
开启民智，兹事体大，关系国运，一如胡适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中所说，“我们不能不深信：一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是以不揣浅陋，试说其详，不吐不快。
一
2008，乃近30年中令人刻骨铭心的多事之秋之一：
天灾人祸，不期而遇，似是鬼使神差，在劫难逃。太平盛世梦碎，举国惊醒；警民冲突迭起，朝野震动。痛定思痛，重新审视改革开放得失，反思、质疑、评价、批评，也借上苍示警这一玄学名目风生水起。
官方新年伊始解放思想的倡导，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宣传，意在鼓励人们笑口常开，举国合唱主旋律、万众歌舞颂升平。谁料有人竟不识好歹，口无遮拦地雌黄起国家大事和社会问题，连奥运也要评头品足一番；指点江山，粪土当今万户侯的激扬文字，不恭不敬，大失权贵政要颜面；尤其鼓吹普世价值和自由民主宪政人权的一派，更是鼓惑人心，其中的一些离经叛道之论，惊世骇俗之言，竟博得一片喝彩，实在有违初衷——总而言之，始料不及，弄巧成拙，适得其反，莫非这也是天意？
其实，这不过是30年积弊和积怨摆上了台面，迟早的事情，不足为怪。
异见异说，乃公民思想和言论的权力；对民智民意的态度，更是对执政为民的检验和考验。大可不必敏感，“封口”，以及自作聪明却徒劳无益地把它们大一统到主旋律上去，当以容忍之心视之——还是胡适，在《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中说：“我们不想组织政党，不想取什么政党而代之，……我们只有善意的期望与善意的批评。我们期望它努力做的好。因为我们期望它做的好，故愿意时时批评它的主张，组织，和实际的行为。批评的目的是希望它自身改善。”
批评时政，人同此心，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是也，我就是如此。须知，民智开启，民意伸张，乃是国民成熟，社会进步的表现，比起假大空套的误国误民，实乃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二
五岳散人在“去除对社会生活影响不大、消费能力与教育程度有限的人群之后”，认为现有两亿网民，已经超过了社会学有关20%理论的门槛，“从而形成了对于社会的巨大影响”，使得2008“终于成为具有标志性的‘分水岭年’”。
散人所见所言极是。
不过，这两亿多网民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卫道、歌德之士有之，痴迷游戏、猎奇“很黄很暴力”之徒，以及网聊之瘾君子亦有之，而被周瑞金称为“新意见阶层”的，只是其中的姣姣者。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另类，对现实似乎总是不满，与社会好像永远不共戴天，异说异见，奇谈怪论，批判一切，多管闲事，把电脑这一西方“奇技淫巧”的魔方，更是玩得出神入化——在互联网上开展起红朝建政后最广泛的“四大”，在官媒的一统天下，拓展出一条全新的言路来，还与志同道合者随时发动引擎，把达官贵人贪官污吏社会名流“人肉搜索”得无处逃遁出乖露丑胆战心惊，彰显出不同寻常的政治智商，给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又一新的注脚。
他们对时政无论是臧是否，是褒是贬，是毁是誉，是诉是求，乃至是调侃是冷嘲，是嘻笑是怒骂，都是一种民意的表达，至于他们代弱势草民的打抱不平和伸张正义，则真有些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政者如何都小觑不得——08政府几次息事宁人的让步，无一不是民智与民意奋争的结果，其中，“新意见阶层”所起作用功不可没。
三
值得载入08年史册的泼天大事，还有关于普世价值的大辩论。
这场论争，以普世价值的有无以及是否普适中国为分野，形成了反对与鼓吹两派的对垒。
前者以御用的专家学者教授为主，把持着官媒资源，掌握着话语权力，占尽了一切宣传优势；后者则是体制外的乌合之众，甚至是另册中的各色人等，被主流媒体拒于视频与纸媒大雅之堂之外，只能在网络上不平则鸣，单打独斗。力量悬殊如此，就更显得争论波澜壮阔，可歌可泣。
但争论的结果，却是前者的得不偿失——高层已经明确表态，坚称不照搬西方，更不搞三权分立，但这并不是卫道士们的成功，而只是权力的胜利。他们反倒为否定和抵制人类文明付出了人格和学格的巨大代价：他们蹩脚的说教，证明着他们正是邓公所云并没有读懂马列，他们没有任何自己原创的东西，他们只会照本宣科，他们只能诠释经典，他们像平庸的文化贩夫走卒。
一些所谓的斗士和学人，也因反对普世价值，给人留下趋炎附势的印象。
而后者，却是有得无失，因为他们本来就一无所有，如今终于得到了高层40年兑现政改的承诺，以及对“人类文明”的承认——尽管所指语焉不详含糊其词，但把普世价值忝列其中顺理成章。
这场中国民主进程中的重大交锋，没有胜负之分，只在得失之间，历史将在未来做出评价。
四
上个世纪30年代，胡适在《宪政问题》一文中说了下面的话。
第一，我们要明白宪政和议会都只是政治制度的一种方式，不是资产阶级所能专有，也不是专为资产阶级而设的。在历史的过程中，议会政治确曾作过中产阶级向独裁君主作战的利器，但现今各国的普遍选举权实行后，也曾屡次有工党代表因会议政治而得掌握政权。近百年来所有保障农工和制裁资产阶级的种种“社会立法”，也都经议会里产生出来。一种政治制度就好比一辆汽车，全靠谁来驾驶，也全靠由什么目的来驾驶。我们不因为汽车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就不用汽车，也不应该用“议会政治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一类的话来抹杀议会政治。
第二，议会政治与宪政不是反对“民主”的东西，也不是和所谓“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不相容的东西。“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难道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第三，我们不信“宪政能救中国”，但是我们深信宪政是引导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方法。宪政无甚玄秘，只是政治必需依据法律，和政府对于人民应负责任，两个原则而已。
他还说——奇怪，在这个宪政问题刚开始进展的时候，悲观的论调早已起来了。
胡适的话，并非无懈可击，但主旨并无不妥。引述他的话，只是想说明，当今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不过是70多年前的翻版，民主宪政的问题，早在那时已被说得一清二楚了，我们如今却还在争论不休，匪夷所思，匪夷所思，这无疑是政治与学术的倒退。
两派不必等着历史来评判争论的孰是孰非了，现在就可以各自给自己打分。
胡适的话，平和，平实，浅显，但胜过长篇大论的理论，因为他说的是常识，根本不需要论证。
以胡适倡导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衡量，当今中国却还陷于以主义、理论、思想、道德治国之中不能自拔，一扯起意识形态举国上下就都来了精神，坐而论道个没完没了，不亦悲乎？
邓公“不争论”的话言犹在耳，这是否也应该视为总书记“不折腾”的题中之义？
再说，有谁人把马列主义整明白了？
至于平民百姓，只想着安居乐业奔小康，即使骂他们“小人喻于利”和“下愚不移”，他们也还是不愿瞎耽误工夫听人扯主义的闲篇！
五
我之所以大量引用胡适的话，因为他是中国最纯粹的自由主义者，民主宪政的最好教员。
目的何在？
这就又牵涉到我的另一个断想——有关中产阶级的问题。
当下，有关中国只有在形成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之后，民主宪政才水到渠成的观点——换言之，即中产阶级乃是民主宪政不可或缺的社会条件，为一些论者所乐道。
此话言之在理。
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中产阶级的成势要在利于社会稳定——厉以宁教授就是如此说的，而民主的实现仍需以民主与法治观念与意识为条件；二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标准是何？多少合适？何时达标？它是否是起码的自由民主宪政人权必须的基础和不二法门？
第二点来自于罗素的启发。
在《西方哲学史》一书中，他肯定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意义说，“它成为直到中世纪末期有重要影响的很多原则的来源”，也指出了“他的政治学忽视了城邦即将消失这一点，仍以城邦为讨论的中心”，他认为，“希腊所分裂成的诸多城邦成了改革家们的政治实验室。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不适合其后1500年之内所存在的世界，反而适于民族国家兴起后的近代世界。”
西方，还有日本的民主宪政，是否是在有了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才得以产生的，我不知道。我凭直觉感到，民主宪政是与时俱进的政治，小康有小康的民主，大康有大康的宪政，不必拘泥于中产阶级之说，更不能被其所误。
中国的国情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将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人口众多和贫穷落将伴随这一历史阶段的缓慢进步得以逐步改变。中国的中产阶级，乃是共同富裕起来后的大康阶级，要凑够它的中间大，当是两个40年之后的事情。在这“路漫漫兮其修远”的漫长等待中，“上下而求索”胡适式的自由主义，进行民主宪政的启蒙、训练和实践，无疑是是当务之急和务实做法。
我的这一想法，或有不妥，但对因此而起的争论，恕不奉陪。
以上五点，拉杂言之，是在下08年的最后一些断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