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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9月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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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胳膊的尊严
辗转了颇多环节，一起关于基层村民选举中的命案材料到了笔者手中：2008年12月23日，山西省河曲县单寨乡紫河村进行了村委会换届选举。次日上午8:30左右，女选民张先平在家中服毒自杀，送县医院抢救无效，于24日凌晨2点多死亡。这是山西省在不到半个月内第二起因村委会选举引发的命案！2008年12月10日，山西省中阳县尧裕村村委会副主任刘建军在村委会换届选举期间，于睡梦中死于枪击，凶手尚未归案。不同的是前一事件已有大量媒体及网络报道，而后一起选民“自杀”事件却因为新闻类型雷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而未进入公众视线。
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自杀”与村民选举究竟有什么关系？又是怎样一种力量使得这个表面看是“自杀”的社会悲剧在当地不断发酵，先是地方政府的“私了”意向，继而又突然取消一切补偿措施？从略显简单的情况介绍中可以看到，死者张先平，系该村此次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的两位候选人之一的樊守良的邻居，但另一候选人樊永青也是死者丈夫的本家。由于丈夫不在家，两候选人在选前都分别开始作张先平的工作，要求她能将票投给自己。怎奈最终只有一张选票，在村委会选举结束后，作为败选者的樊永青表示强烈不满，称选举过程秩序混乱，其中的一个证据便是胜选者樊守良将张先平的选票抢去代为填写，“自己选了自己”，并请张先平为此作证。而作为胜选者樊守良则谴责对手“贿选”，也邀请张先平为“收到过200元”作证。看似杂乱无章的村委会选举细节，在两个候选人的拉锯战中，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选民张先平在不经意间成为斗争的焦点——我们现在已经很难获知在死者最后的时间里，到底遭遇了什么？但死者接到的最后一个电话倒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追问：通过查阅死者家中的电话记录得知，在死者服毒自杀前的十五分钟，死者曾接到樊永青家打来的电话，通话时间约为45秒钟……
更让人疑惑不解的是，在悲剧发生之后当地政府前后截然相反的态度：在12月25日上午死者亲属抬棺前往乡政府讨说法以及此后的几天内，乡派出所及县公安局均曾介入此事，并希望通过经济补偿的形式了结。12月27日，乡政府提出一次性补偿20万元并帮助办理四个人的低保指标，并要求死者家属次日到乡上办理相关手续。但在12月28日，等死者家属到达乡政府大院后，乡政府有关人员要求将经济补偿费调整为14.3万元，死者家属未接受。12月29日，双方再次会面，乡政府有关人员又将补偿降至7万元。12月31日下午，县公安局一工作人员向死者家属口头宣布了对张先平自杀事件的调查结果：1、张先平自杀与乡政府无关，选举过程合法，选举过程井然有序，选举结果有效；2、张先平死于自杀，不构成刑事案件。基于以上调查结果，经济补偿取消。
一个农村妇女的“自杀”身亡，当然不能算是什么大事，但笔者不解的是，如果真如调查结果所说与选举无关，那当地政府为何会在事发后的几天承诺“私了”？是什么让当地有关部门心有余悸，想尽早了结此事？又是一种怎样的力量使得当地政府的态度在几天之间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个选民在选举之后的第二天“自杀”了，笔者宁愿把这叫做是“被自杀”。我们无法揣测作为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选民，在选举前后到底经历了什么？是什么让她放弃生命、选择了死亡？其间是否存在威胁与逼迫，是否有人涉嫌刑事犯罪？选民意识的觉醒抑或基层民主的健全与否，在这个略显细微的个案中或许不是那么明显，也许还会有人从中看到“候选人开始争取选民”这样可喜的所谓进步，但笔者从中看到的却更多的是凄凉。
不由得想起前不久刚刚看过的电影《关键投票（Swing Vote）》，剧中主人公是一个失业的蓝领工人巴德，不关心政治，也从不参加投票。但他12岁的女儿用邮件为其注册获得了投票权，又因为投票机器的故障让这对父女发现他们成了改变世界的决定性人物——因为巴德的这一票将决定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为了拉拢巴德的选票，各路媒体和民主、共和两党的竞选团队云集巴德居住的小镇，施展各种招数争取这一张“关键投票”。是巧合吗？来自两个不同国度的两张“关键投票”几乎是同时进入笔者的视线，而处在漩涡中心的两个当事人的遭遇却截然不同。其间需要我们反思的，恐怕将超越个案本身的悲情意义。（图片说明：电影《关键投票》海报）
悲剧已然发生，一个选民无论如何都已然“自杀”身亡。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也很简单，出奇的简单——就那么几条，恐怕有太多人希望事件早早了结啦。但从悲剧发生的那一刻起，事情就注定不会那么简单的过去：没有讨到一个说法的死者家属不会因为这个太过粗糙的调查结果而放弃四处申告的微茫期望，刚刚失去母亲的一双儿女也不会因为这么一个简单的调查结果而抚平哀伤。此时此刻，在那个内陆乡村的凄冷寒风中，死者的棺木依旧孤伶伶地立在村口，它在等待，也在控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