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600 年( 明万历二十八年) ， 徐光启与利玛窦第一次在南京晤面。年届不惑的徐光启此后与这位远道而来的西洋人由相识而相交、而相慕。熟读“圣贤书”的徐光启从博学通达的西洋人那里有了新发现，那些科学知识使他着迷般地要学到手， 于是恭恭敬敬地师事利玛窦， 颇多创获， 在中国中晚期的明王朝， 在黑暗昏聩的时代， 不啻为一枝烛光， 允为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

     

    文题中所记“超前”者， 盖在有明一代， 徐光启无论在思想上或者实践上都是“超前”的；所谓“寂寞”者， 盖光启所作所述， 时人响应者殊寥寥， 且晚景颇为凄凉。此文分三小题：( 一) 徐光启与利玛窦， 略述其从习先进科学之精神；( 二) 徐光启的《辩学章疏》， 略述其皈依西教之由；( 三) 同一时代的不同命运， 略与同时代的英国实验哲学家培根相较。

     

    关键词：徐光启；利玛窦；西学

     

    一、徐光启与利玛窦

     

    徐光启第一次见到利玛窦是在1600 年( 明万历二十八年) ，徐时年三十九岁。徐成为“科学先驱”和“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自此肇始， 故是年可谓光启一生的转折点。

     

    光启《跋二十五言》记云：“昔游岑嵩， 则尝瞻仰天主像设，盖从欧罗巴海舶来也。已见起中丞吴铨部前后所勒舆图， 乃知有利先生焉。间邂逅留都， 略偕之语， 窃以为此海内博物通达之君子矣。亡何， 齎贡入燕， 居礼宾之馆？？”①

     

    逾三年， 徐氏在南京皈依天主教， 教名“保禄”，领洗后返沪。

     

    至此之前， 光启一直在乡教书， 兼事农耕治水，垂二十年。此时已积大量课徒等手稿， 如《毛诗六帖》、《渊源堂诗艺》、《芳蕤堂书艺》、《四书参同》、《子书辑》、《子史摘》、《方言转注》、《语类》、《塾书政》、《二十四则古》、《读书算》、《赋囿》、《制汇》、《书法集》、《草书类》等。大部已佚。此证徐氏在结识西方教士以前，实为一乡间农耕儒者。届不惑之年，耶教东来， 光启眼界和知识始开一新局面。

     

    其后在北京师事利玛窦。利玛窦到京后，“自是四方人士，无不知有利先生者，诸博雅名流， 无不延颈愿望见焉。稍闻其绪言余论， 即又无不心悦志满， 以为得所未有。而余( 徐光启) 亦以间游从请益， 获闻大旨也？？”

     

    这时， 随利氏来京的庞迪我撰有《七克》， 光启的好友杨廷筠、曹于汴、郑以伟等作序，据《徐光启·行实》， 徐氏曾为笔削， 并撰《克罪七德箴赞》。

     

    著名报人英敛之( 《大公报》创办人) 作《万松野人言善录》， 其中一节题《再论入手功夫》，绍介庞迪我《七克》云：

     

    “野人( 即英氏) 用心细想生平所见各书， 以修德改过当作性命交关的， 莫过于《七克》一种。这种是明季西班牙人庞迪我所作，推论人性下份的私欲七罪： 为傲、为妒、为贪、为念、为饕、为滛、为怠， 复论人性上份的彝良七德： 以谦伏傲， 以仁仲妒， 以施解贪， 以忍息怠， 以淡塞饕， 以贞防谣，以勤策怠？？以七德克七罪， 故曰《七克》。当时的士大夫赞为语语刺骨。字字透心， 其痛切也可见了。”③

     

    这里的“士大夫”， 自然包括为之“笔削”的徐光启。

     

    1605年( 明万历三十三年) ， 光启在翰林馆所撰课艺收于《新刻甲辰科翰林馆课》者有文十三篇， 其中数文颇可反映徐光启的思想变化。

     

    如《与友人辩雅俗书》，“友人”是谁？ 不可考。此文表明徐氏尊崇传统儒学，而且是以“尧舜周礼”为本的，“友人”则是信奉释道的超逸、虚空之道的。兹抄录如下几段：

     

    “仆所持者尧舜周礼以来相传矩矱而已。足下之辩，实祖称老庄， 近取释氏之以济之胜？？尧舜周礼之教询不如老庄释氏之高奇而可喜耶？ ““凡古之圣贤所以绸缪其文章礼法， 使人少而智， 长而安， 劳苦其筋骨， 而检束其形骸，足下视之以为樊笼羁络而不能一日安者， 皆天下所为由之则治，失之则乱者也。举天下之人， 不能一人一日离之， 以为此道， 故曰达道也， 达道者雅道也。凡后之人所为，倦于劳而思佚， 倦于检而思通， 倦于羁而思驰， 无论奔趋嗜味， 即等而上之， 至于足下所谓独绝之教， 希有之法， 然其大归亦无非厌修求悟、厌渐求顿而已。”

     

    光启认为老庄释氏是想“不托飞驰而致千里， 不由舟楫而渡孟津”，“听其言浑浑满耳，然使一人习之则损一人之志， 一日效之则废一日之功”。他进一步说：

     

    “举天下相生相养之事， 人伦日用之业一切屏绝之，又使人人效而为之， 足下且以为可能乎？ 如此为不可人人而能， 独一二高致之士能之， 则又事之不可能以为经常者也。”所以，“信如足下之论， 果能高飞远举， 不在人间者，亦非仆所敢稽也。若犹居四民之列， 在五常之中， 则无一人可以不操事， 无一日可以不居业， 固无庸论于雅俗； 虽俗亦难得而辞。”

     

    我之所以不吝笔纸， 大段大段地抄下这些话，是为了比较充分地说明光启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儒家传统中进取的、创业的一面， 其言颇类韩昌黎辟佛老之文， 其雄辩亦若是。此时他已皈依天主教， 但他从中汲取的是有利于、不相牾而可互补互参的因素。光启在不少文章中言及“儒”、“耶”有可相参之义、所谓天主教之传可以“补儒易佛”者是，此不具引。总之， 徐光启自结识利玛窦等传教士以来， 其思想“底本”鲜有例外。

     

    从1606 年( 明万历三十四年) 秋与利玛窦谈及格物及几何学问题起，徐氏与西士之交率多侧重在经世致用的科学方面。这是光启与包括利玛窦在内的西方传教士们相交相契中最有价值的方面， 与他的进取为国的精神完全契合。他与西方传教士的交谊大多是在这个方面，因而对于传教士们讲的宗教道理也就比较容易听得到。利玛窦向他讲述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 Elements of Euclid) ， 口授利氏数学老师克拉维斯( Clavius， 拉丁文意为“钉”， 即译为“丁先生”) 的讲义， 光启笔录。

     

    其间利徐二人“反复展转， 求合本心之意”。第二年刻成前六卷。徐光启《刻几何原本序》记其事云：“《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 尽规矩准绳之用也。利先生从少年时， 论道之暇， 留意艺学。且此业在彼中所谓师传曹习者， 其师丁氏， 又绝代名家也， 以故极精其说。而与不佞游也，讲谭徐晷， 时时及之， 因请其象数诸书， 更似华文。独谓此书未译， 则他书俱不可得论， 遂共翻其要。约六卷，既卒业而复之， 由显入微， 从疑得信， 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 真可谓万象之形囿， 百家之学海， 虽实未竟， 然以当他书， 既可得而论矣。”

     

    另，《几何原本杂议》云：“下学工夫， 有理有事，此书为益， 能令学理者怯其浮气， 练其精心； 学事者资其定法， 发其巧思， 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

     

    “此书为用至广， 在此时尤所急需， 余译竟，随偕同好者梓传之。利先生作序， 亦最喜其亟传也。”

     

    文中“不用为用， 众用所基”八个字十分重要，表明光启意不在一枝一叶， 而是在译书之间不知不觉地有了近代“科学思维”。所谓“同好者”盖指杨廷筠、李之藻、叶向高、冯应京、曹于汴诸人。《刻同文算指序》记有与李之藻研讨数理诸事，此处不赘。

     

    1607年( 明万历三十五年) 开始根据利玛窦口述翻译《测量法义》。在翻译《测量法义》的时候， 光启想到中国古代的“周髀”、“勾股”诸义， 认为虽执词过简，而且没有流传和发展下来， 但却可在利玛窦所传的“测量”之法中得其异同， 而西法更加完备， 于是在译书后又撰成《测量异同》、《勾股义》等文。其《勾股义》序云：

     

    “自余从西泰子( 指利玛窦) 译得《测量法义》， 不揣复作《勾股》诸义， 即此法， 底里洞然。于此通变施用，如伐材于林， 挹水于泽， 若思而在， 当为之抚掌一快已。”( 若思： 元代数学家郭守敬。徐氏认为， 郭得古算法十之六七，但未竟其业。)

     

    徐光启还曾向利玛窦请教西洋水利之法。徐光启青少年从事农耕即很重视怎样治水、用水，尤其江浙闽水患连年， 吴淞一带常被水淹， 因此十分重视此道， 凡前人记录的治水经验， 便随手抄录下来， 后来都被辑入《农政全书》。及利玛窦向他述及西洋水法， 使他颇感受益。《泰西水法序》记云：

     

    “昔与利先生游， 尝为我言：'薄游数十百国， 所见中土土地人民， 声名礼乐， 实海内冠冕， 而其民多贫乏， 一遇水旱， 则有道殣， 国计亦诎焉者。何也？身被主上礼遇隆恩， 思得当以报。顾已久谢人间事矣， 筋力之用， 无所可效。有所闻水法一事， 象数之流， 可以言传器写， 倘得布在将作， 即富国足民， 或且岁月见效。私愿以此为主上代天养民之助，特恐羁旅孤踪， 有言不信耳。'余尝留意兹事二十年矣， 询诸人人， 最多画饼。骤闻若言， 则唐子之见故人也； 就而请益，辄为余说其大旨，悉皆意外奇妙， 了非畴昔所及。”

     

    光启听到利玛窦略述西方水利大要， 即感到前所未闻。利玛窦于1610 年在北京逝世， 生前曾嘱光启， 学西方水利可以向另一传教士熊三拔请教。熊三拔曾试制“简平仪”， 利玛窦甚为嘉许。利死后，光启于1611 年( 明万历三十九年) 据熊三拔口授， 撰成《简平仪说》， 光启序其事云：“是仪， 为有纲熊先生所手创， 以呈利先生， 利所嘉叹。偶为余解其凡，因手受之， 草次成章， 未及详其所谓故也。若其言草也， 抑亦文豹之一斑矣。熊子以为少， 未有传， 余固请行之， 为言历嚆矢焉。”

     

    前言光启幼年及青少年时即事农耕， 于天文气象多所留意，后遇西方传教士，便常从他们那里学得若干西方历象之学； 然确实引进西方历法则当自熊三拔始。尔后， 徐光启继续留意于西方天文科学， 至晚年制成《崇祯历书》。据《年谱》载：“在京外籍教士龙华民、熊三拔、庞迪我所任传教事，'多棘手'， 惟皆'精历数'。公( 徐光启) 与李之藻等每协助之。所利行书，多为公( 所) 修饰。”③

     

    前述徐光启欲学西方治水之法， 利玛窦死后即从熊三拔学习。于1612 年( 明万历四十年) 据笔记完成《泰西水法》六卷。《泰西水法序》译记从学经过情形云：“( 利死后) 间以请于熊先生， 唯唯者久之， 察其心神， 殆无吝色也； 而顾有怍色。余因私惴焉：无吝色者， 诸君子讲学论道， 所求者， 亡非福国庇民， 引兹土苴以为人， 岂不视犹敝蓰哉！ 有怍色者， 深恐此法盛传， 天下后世见视以公输墨翟， 即非其数万里东来，捐顶踵， 冒危难， 牖世兼善之意耳。辄解之曰： 人富而仁义附焉， 或东西之通理也。道之精微， 拯人之神； 事理粗迹， 拯人之形， 并说之，并传之， 以俟知者，不亦可乎？ 先圣有言：'备物致用， 立成器以为天下利， 莫大乎圣人。'器虽形下，而切世用， 兹事体不细已。且窥豹者得一斑， 相剑者见若孤甲而知钝利， 因小识大， 智者识之， 又何遽非维德之隅也！ 先生复唯唯。都下诸公闻而亟赏之， 多募巧工，从受其法。器成， 即又人人亟赏之。余因笔记其说， 实不文， 然而诸公实存心于济物， 以命余， 其何辞？ 抑六载成言， 亦以此竟利先生之志也。”

     

    请读者诸君原谅： 我之所以大段抄此文， 是因为我认为它可视为光启与利玛窦相交十年之“思想总结”。文写于利氏逝后两年。其殷殷于求新学以利斯民之心，跃然于字里行间。起始熊三拔表现犹豫， 经徐光启反复求教， 熊才首肯。所以我不忍舍弃其一语。

     

    后来，《泰西水法》并收入《天学初函》以及《四库全书》子部“农家乐”，其明刻本云：“泰西熊三拔抚说， 吴淞徐光启笔记， 武林李之藻订正。”除徐光启作序， 还有曹于汴、郑以伟所作序。曹序言西方水法入于中土， 自《泰西水法》始。序云：“太史玄扈徐公，轸念民隐， 于凡农事之可兴， 靡不采罗。阅泰西水器， 及水库之法， 精巧奇绝， 译为书而传之： 规制具陈， 分秒有度， 江河之水， 井泉之水，雨雪之水， 无不可资为用，用力约而收效广。盖肇议于利君西太， 其同济共终阙志； 而器成于熊君有纲， 中华之有此法自今始。

     

    以上材料说明徐光启与西方耶稣会士交往， 最吸引他的是对国计民生有利的经世致用之学，由此而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影响了他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徐光启为什么如此勤勤恳恳、唯恭唯谨地向西方传教士们学习数理、天文、水利等等新学呢？ 在他彼时致亲家翁的一封信中尽数心曲，并个中甘苦。抄之如次：“夙昔多疾灾， 至今始衰， 更非畴昔。昨岁偶以多言之故， 谬用历法见推， 初意亦知其难， 第此事三百年来， 无人讲究， 如偶有所见， 而复尔推委，似非古人进不隐贤之义， 是故有相咨问者， 不敢不竭尽底里。自后又不得不向此中一研究，而精力未及， 又无佐使可分， 益令百事都废。自惟欲遂以此毕力， 并应酬文墨一切迸除矣。何者？今世作文集至百千万言者非乏， 而为我所为者无一有； 历书无切于用， 未必更无用于今之诗文也。况弟辈所为历算之学， 渐次推广， 更有百千有用之学出焉。如今岁偶尔讲求数种用水之法，试一为之， 颇觉于民事为便。今为二三相知所迫， 已付梓人， 尚未及卒业请教耳。”

     

    “已付梓人”的书即《泰西水法》， 还说：“弟年来百端俱废者，大半为此事所夺。然此事毕竟浩渺， 非有同志同业数辈， 益以书佐， 未易得了， 弟姑为所得为。以俟后人。”徐光启译完《泰西水法》后， 又进一步与熊三拔“制天盘、地盘( 简平仪) 、定时衡尺， 璇玑玉衡等器， 皆时人所未睹”。朝臣中之守旧者，对徐每“啧有烦言”。

     

    1616年， 魏忠贤阉党礼部尚书沈漼掀起迫害传教士的“南京教案”事发， 熊三拔等被押解离境。

     

    二、徐光启的《辩学章疏》

     

    “南京教案”事发，“礼部”下令驱逐传教士。时阉党正炙手可热，沈漼以《远夷阑入都门暗伤王化》为题三次参劾教士， 并牵连徐光启。三次上疏提出四条驱逐整肃传教士的理由， 其文尽见《南宫署牍·参远夷疏》， 其一说传教士们扰乱了中国道统；其二说耶稣会士煽惑民众、图谋不轨； 其三， 西洋历法变乱中国纲纪、“暗伤王化”； 其四， 西洋传教士不祭祖先， 使人不孝不悌。

     

    沈漼上第一疏后， 徐光启立刻挺身而出， 上书抗辩，于1616 年( 明代万历四十四年) 七月上《辩学章疏》， 全面阐述他对耶稣会士的看法， 与沈漼针锋相对， 有理有据地维护传教士传播科学和正当传教的行为。对于了解徐光启的人格和不畏权势的孤梗正直的品性，《辩学章疏》是一份最有价值的文献。首先讲上疏的起因，是因为沈漼的第一疏不仅攻击了传教士， 而且影射徐光启等与之有密切交往的人：“臣见邸报： 南京礼部参西洋陪臣庞迪我等， 内言：'其说浸滛，即士大夫亦有信向之者'； 一云：'妄为星官之言， 士人亦堕其云雾。'曰士君子， 曰士人， 部臣恐根株连及， 略不指名， 然廷臣之中， 臣尝与诸陪臣讲究道理， 书多刊刻则'信而向之者'臣也。又尝与之考求历法， 前后疏章具在御前， 则与言星官者亦臣也。诸陪臣果应得罪，臣岂敢幸臣之不言以苟免乎？ “

     

    徐氏这番话， 光明磊落， 灼然正气： 你沈漼说的明明是我却不点名，我偏要把话说穿。接下来， 光启便以雄辩铮铿的语言历数他们交往的耶稣会士是怎样的人， 做了怎样的事。徐光启尊儒尚耶， 都是从经世致用出发； 举凡他从利玛窦等所学几何、象数、水利、测量等等，莫不关民瘼， 有利国家。徐氏在《辩学章疏》的后半提出三种”考验“西方传教士的陈说是否可信的办法， 以与沈漼等辩正。

     

    第一法是把著名传教士召到北京， 协助他们翻译”西来经传“，”凡事天爱人之说，格物穷理之理论， 治国平天下之术， 下及历算、医药、农田、水利等兴利除害之事“都一本本写成书， 让朝臣们一起评定是非， 如果发现有”叛常拂经， 邪术左道“者，立即加以”斥逐“， 徐也承当罪责。

     

    第二法是让传教士们和有名的僧道互相辩驳， 由儒学之臣来评审，如发现西士们有”言无可采、理屈词穷“者， 也加以”斥逐“， 徐也承当罪责。

     

    第三法， 如果译书较难， 可以命令西士们把教中大义，写成一本摘要， 与已译为中文的书一并送览。”如其蹐驳悖理， 不足劝善戒恶， 易俗移风“， 也予”斥逐“， 徐某愿同其罪。

     

    陈乐民超前而寂寞的徐光启21

     

    光启此疏”以守为攻“， 理直气壮。此外还提出一些对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教徒的管理办法。如三年考察一次，多善行者给以嘉奖，违犯律条者据情罚治， 等等。徐光启在奏疏最后不无愤激地写道：

     

    “？？臣有怀不吐， 私悔无穷。是以不避罪戾，斋沐陈请？？”《辩学章疏》送上后， 皇帝已御批“知道了”。徐光启当然不可能阻止“南京教案”及随后的事态。沈漼上第二疏后， 在方从哲( 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和魏忠贤的支持下于8 月31 日派兵包围了南京教堂， 传教士王丰肃、谢务禄等被捕； 同年12 月18 日， 皇帝谕旨， 把在北京的庞迪我、熊三拔和南京的王丰肃等一同押解出境。庞、熊二人被送至澳门，于次年去世。王丰肃改名高一志， 潜往山西； 谢务禄改名曾德昭， 潜入浙江、江苏一带。当时在北京的龙华民、毕方济， 一时曾隐居在徐光启家躲藏。

     

    徐光启八月家书记“南京教案”略云：

     

    “西洋先生被南北礼部参论， 不知所由， 大略事起于南，而沈宗伯又平昔称通家还往者， 一旦反颜， 又不知其由也， 遽云为细作， 此何等事， 待住京十七年方言之。皇上藐若不闻， 想已洞烛。近日又闻近侍云， 西方贤者如何有许多议论？内侍答言， 在这里一向闻得他好， 主上甚明白也。”

     

    “南京诸处移文驱迫， 一似不肯相客。杭州谅不妨。如南京先生有到海上者，可收拾西堂与往居也。”

     

    徐光启著述甚丰， 佚文固不少， 留下来的也已足可等身。我特别看重《辩学章疏》一文，因为这篇奏疏十分集中地反映出光启对当时西学的进取态度， 在当时封闭专制的中华帝国， 实为罕见。此文亦且袒露其坚持真理、不畏权势、不随俗移的独立精神。我固言， 有明一代，此一人而已。

     

    三、同一时代的不同命运

     

    我在研究中国和西方的文明史时， 经常不知不觉做些比较。例如，偶然把徐光启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弗朗西斯·培根对比。培根( 1561- 1616) 刚好比徐光启( 1562- 1633) 大一岁， 是同时代人。

     

    二人有遥契者， 即都属于“务实”派。论为学，二人均重“实验”。培根是近代实验哲学的鼻祖， 祖承希腊， 却嫌后来的柏拉图派流于空疏， 于是重视感觉经验而轻看玄空的概念和由此作出的冒测， 认为“由论辩而建立起来的原理，不会对新事物的发展有什么效用”。

     

    徐光启幼年读圣贤书， 后在仕途中特重“经世致用”，认为“宣尼之正派”乃在于“有用”； 又说：“夫真者， 于物为本为实。”②皈依天主教， 意在“补儒易佛”， 而尤其折服于传教士带来的新知。

     

    论为人， 徐显然高于培根， 培根历来声誉欠佳，当法官时受了贿， 却说并未妨碍“公平断案”； 受人之恩， 竟以怨报德、落井下石。传说如此， 史实待核。

     

    徐光启则一生刚正不阿， 他在致友人信中说：“夙昔不能趋炎，亦无心逄世”、“生无媚人之骨”， 所以时时不见容于世。慨叹：“吾辈所志、所言的事， 要可俟诸于天下后世而已， 他勿论矣。”此类极痛切之语， 在“文集”不一见。晚年受命练兵，勤勤恳恳， 但是同僚多方掣肘， 无一人援手， 以致“受命以来， 百不应手， 叩阍不闻， 将伯无助。”光启很厌恶“拉帮结派”， 自谓“每谓植党为非， 涣群为是，是以孑然孤纵， 东西无着。”光启是少有的清官。官至文渊阁大学士， 礼部尚书， 但两袖清风， 告老还乡时身无长物。《明史》说他“盖棺之日， 囊无余资”，《罪惟录》说他“官邸萧然，敝衣数袭外， 止著述手草尘束而已。”

     

    至于对后世之影响， 培根为十七世纪以后欧洲科学思维开启了一条以实验哲学为基础的道路。伏尔泰说：“他的敌人都在伦敦的宫廷里，他的崇拜者却布满全欧洲。”又说：“( 培根的) 《新工具》是人们用以建立新哲学的架子？？在掌玺大臣培根以前，没有人知道实验哲学。”与培根大异其趣的康德从培根《伟大的复兴》序言中摘出几句话作为《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题句”； 马克思则誉培根为“唯物主义的始祖”。

     

    徐光启身后却无此荣幸。在对照这两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我不免产生一些感慨。

     

    培根所处的欧洲社会， 正值“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这些大变故在已有了“大宪章”的英国预示着自由主义历史性的发端； 英国以战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取得了“海上霸权”， 紧接着成立了作为自由贸易开篇的“东印度公司”。凡此种种使英国出现了迥异于中世纪沉闷空气的晨光。在这道晨光里，作为思想家的培根得以把目光投向明天， 提出， 不管宇宙在人类理智的眼里何等有如一座迷宫， 各种征候何等似是而非， 他所追求的， 是根据“结实和真正的事情？？最高与至上的东西，所以我们永远痛恨一切虚妄和浮夸的事物， 要竭尽全力来加以排除”。晚年他用虚拟的笔法设计了他自己的“理想国”--《新大西岛》，在岛上建一座以实验哲学为基础的“所罗门学馆”； 1662 年成立的“伦敦皇家学会”即从中得到启发。尔后许多科学发明从这里源源流出。培根对社会前景的瞻望是乐观而进取的，而且产生了成果。

     

    同时代的徐光启则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他经历的明嘉靖、万历、天启以至崇祯是怎样的社会呢？君主专制没有一丝变化， 加上阉祸披猖、特务横行， 整个社会仍是秦皇汉武沿袭下来的封闭而凝固的社会。光启个人纵有多少利国利民利社会的好主意， 本人又是唯恭唯谨的标准忠臣；但无论是修历、练兵、举凡学习西洋新法的意见， 莫不遇到权臣和守旧势力的多方阻挠， 以致寸步难行。到头来还是日老心拙， 看不到前途。为此， 徐光启多次上表辞职；最后， 年过七十， 上表“乞骸”( 辞官)时， 写了几句十分伤感的话：“臣所惧者，诸君以惶恐畏咎之心， 坚其安习寡闻之陋；臣等书虽告成( 指《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农政全书》、《庖言》、《历法》等)但愿学者少， 有倡无继， 有传无习， 恐他日终成废阁。”思想超前的徐光启生于固守旧习、不思进取的社会， 只能徒呼负负而已。

     

    与培根相比， 徐的心境何等的不同： 一个关注明天，一个戚戚于君父天恩； 一个正跨越近代， 一个囿于古世。二人生当同一世纪， 却有古今之别。

     

    徐光启和培根都是我所佩服的古人。我对于培根的学识偏于赞赏，对于光启的一生则偏于同情。其命运不同源于所处政治文明之歧异。培根所处的社会环境， 就大方向而言， 是向前迈进的； 徐光启所处的社会环境， 就大方向而言， 是凝固的、封闭的。此系中西文明史之大问题，非本文所能及于万一。我想假如徐光启生在十六世纪的伦敦， 也许他会成为培根； 假如培根生在十六世纪的上海， 他也难免成为徐光启。

     

    论才智， 光启不弱于培根， 只是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文明阶段完全不同。至今，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 人人皆知； 徐光启超前的思想和警语， 即在吾国中人， 又有多少人知晓呢？

     

    附言：

     

    徐光启， 今人誉之为科学先驱和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是最恰当不过的。大约二、三年前， 上海徐汇区文化局开始重修徐光启墓。今天， 在高楼耸立的楼群中， 有了这样一小块“光启公园”， 内有徐墓， 悉依其生前最高官衔：“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级别”按原样重修的。神道、牌坊、华表、石人、石像等等，一应俱全。此外还塑有光启半身像。墓侧建有一小型明代建筑的“徐光启陈列室”， 影壁内墙勒镌《明史·徐光启传》全文； 影壁临街外墙， 砖刻于光远先生手迹“科学先驱”四个大字。

     

    我每去上海， 都到这里看看， 仰慕前贤故也。也时有感慨。只看高级别的墓址，或以为他一身荣耀。实则那不过是“虚职”，徐光启从庶吉士这样的小官做到死前的大学士， 主要的还是本文中所摘述的那些思想超前的实事。晚年受命练兵， 他提出的建言， 没有一个被接受， 而且被同僚讥为文职练兵，一无可取， 最后只能把有关奏疏等文字辑为《庖言》一书， 取“越俎代庖”之意以自嘲。揆其一生， 其晚景之凄清与大学士的墓址之肃穆， 恰成无言的反差， 不尽令人感慨良久。本文文题，数经改易， 终以“超前”和“寂寞”四字以状其人。言不尽意， 识者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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