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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2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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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后检讨
曾一度备受指责的“史上最牛官腔”，近日被媒体证实纯属子虚乌有。通过当事人、现场亲历者和沈阳消防影像资料的多方对证，地震时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周凯并没有喊“救救我，我是张书记”，此语乃是南方某报纸凭空捏造出来的，该报道则是一条虚假新闻。
一条引起社会巨大争议的热点新闻竟然是假的，这一亵渎新闻职业的恶劣事件，不啻为一桩丑闻。这样的记者，这样的媒体，其职业道德何在，其客观公正何在？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虚假新闻的存在是新闻界的耻辱。实际上，当初“最牛官腔”报道出来的时候，就有不少人质疑，并且呼吁理性看待这一事件，但在歪曲渲染和恶意嘲讽占舆论上风的时候，这些声音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好在，假的终究会被揭穿，现在人证物证俱在，这种极不光彩、极不职业的造假行为终究令人们鄙视。
这条假新闻发布的时机也颇值得玩味。在举国动员抗震救灾的紧张危急关头，有的媒体不是为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呐喊出力，不是大力宣扬全国人民战胜灾难的气魄伟力和感人故事，而是故意制造出“史上最牛官腔”这样的假新闻，不惜捏造事实误导公众，丑化党的干部，人为制造党群干群关系紧张，给当事者本人、给社会、给党和政府的形象都带来了恶劣的影响。这绝对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媒体所应有的作为，也不是当今中国媒体所应发挥的功能和作用，只能令人们怀疑其意图险恶、别有用心。即便从最起码的法律角度看，相关媒体恐怕也该为严重损害当事人的名誉权负起相应的法律责任。
看造假造谣的新闻，是没办法“读懂中国”的；靠“浊者自浊”过日子，也终究是混不长的。新闻报道不能恶意炒作，更不能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甚至无中生有、胡编乱造那一套，媒体大都明白这个道理，关键是要做到。从“史上最牛官腔”当中，我们看到了个别媒体新闻理念的虚伪和丑陋，倒是劫后余生的张书记对这一称谓“坦然一笑”，显示了一种“清者自清”的平和心境。这，足令那些假新闻的始作俑者汗颜。(北关）(来源：北京日报)
北京日报批评的文章
《死亡之弧-灾难与人心：灾后北川残酷一面》
（）
一场猝不及防的灾难，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一个被废墟埋葬的县城。大灾大难后面，显示的是复杂的人心与人性。
声音在消失
两个男孩被压在北川中学的废墟的同一个空隙里，一个消极地等待着，另一个则不断鼓动人们先救他。“先救我吧，叔叔，我是班上的第一名，”他说，“我以后一定考军校。”
死亡的气味是在5月15日下午开始在北川县城里弥漫开来的。那是一种甜、臭和焦糊的味道。地震在北川为害最烈，由于缺少尸袋，仍有大量遗体被摆放在街道上废墟的空隙间等待处理。废墟下面可能仍埋有上万人之多，而且正在不断死去。几千名军警和消防队员已经又饿又累。傍晚，成都军区某集团军坦克团的士兵们在河边广场上集结，开始吃这一天的第一顿饭：火腿肠，瓶装水。他们置身于真实的灾难现场，克制着挫败感。一个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士兵说：“这里有好事，也有坏事。”这句概括在此后被一再验证，直到5月19日哀悼日的下午。
北川县城处在一个几乎封闭的山谷之中，救援所需的人力、机械和物资都必须通过南方的山口进入。至15日下午，山口公路仍未打通，而官兵们修建的一条临时通道又在当日上午被山体滑坡阻塞，旁边树林中的“之”字形的小道也一度无法通行，士兵们只能用绳子把入城者吊下山坡。不断有躺在担架上的伤者被抬出。
解放军战士们再现了他们的优良传统，背着白发苍苍的老人爬上泥泞的山坡。在大片的灰白色的废墟间，士兵们列队行进，稍长的队伍就有旗手引路。
地震瞬间发生的一切都固化了。在禹龙干道上，时间停滞在一家三口骑着摩托车出城的时刻，他们被滚石打死。一辆桑塔纳汽车正在过桥，桥塌了，它保持着最初跌落在河床上的样子。大多数楼房倒塌了，甚至粉碎了，到处都是背包大小的瓦砾。没倒塌的楼房以怪异的角度矗立着，楼顶上的广告牌上标示着“距奥运会开幕还有88天”。汽车大小的石头冲进了居民楼。
在山口外，人们更多地获知北川创造了多少奇迹，并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里的一切是多么艰难。事实上大多数寻亲者得不到回音，大多数救援也只能以失败告终。15日，寻找亲人的队伍络绎不绝，可是从老城到新城，很少有人得偿所愿。来自德阳的6个建筑工人呆在一处居民区，他们中的一个在曾经是荣生酒店的废墟下面呼喊，可是没有人应答。寻找妹妹的刘晓琳同样无功而返。前一天她曾听到呼救声，呼救者在一幢还有形状的楼里告诉她这个楼是华星超市，“快救救我。”当天，这个呼救声一直在传出，可是一个晚上过去，声音消失了。
6个建筑工人不再呼叫，但也不离开。他们站立在倒塌的楼房上，可以从一个沥青屋顶跳到另一个沥青屋顶。在他们头顶10米处，赫然挂着一具男尸，好像跳水似的把上半身直插进废墟。
次日中午，赵剑平也在呼救。几个寻亲者发现了他，立刻高喊：“这里有活人！”可是沈阳消防救援队不能确定他的方位。仅仅两个小时后，寻亲者们再次呼叫赵剑平，已经没有了应答。需要救援的目标太多了，呼救者必须抓住救援者靠近的很短的时间。当宜兴消防队员从一个地方下撤时，寻亲者们愤怒地质问： “你们又要换防？”消防队员们回答说，山上发现了幸存者。
消防队员是专业的救援者。相比之下，“解放军和武警战士既缺乏专业救援培训，也没有专业器械。”武警某部的一位参谋说，“我们没有工具救不出人，看着人死去，心里很难受。”他们更多地承担了转运伤员、掩埋尸体和搜寻幸存者的任务，每当发现生命迹象，往往要去请消防队处置。
即便在北川中学的救援行动刚刚开始之时，浅埋伤员很多，救援还相当有成效——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学员们一天之内就抬出了87具尸体，救出了31个活人——救援队伍就已经深感没有大型设备和专业技能的痛苦。
从13日早晨8时开始，武警战士们援救一个半边身体被压住的男生，当时他甚至可以伸出右臂接受点滴。县城内仅有2辆起吊设备，先后调来，始终无法吊起压在他身上的重物。当地施工人员猜测，孩子是被支撑整个教学楼的最重的那根十字梁压住了。下午开始下雨，男孩的母亲站在废墟上，给儿子撑着伞。另一个男孩被卡住了，多次营救不成之后，他主动要求截肢逃生。可是医生们没有必要的药物和设备，无法实施手术。下午，男孩开始休克，伏下头和双臂，在武警战士们面前死掉了。
晚上7时，医生诊断说，第一个男孩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救援宣告放弃。他的母亲坐在那儿，扔掉了伞。“也没哭，就是坐在那，看着她儿子。”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贺一民大校说。倒是该部队的何政委受不了，哭了。
救援者们在废墟下看到了人们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两个男孩被压在北川中学的废墟的同一个空隙里，一个消极地等待着，另一个则不断鼓动人们先救他。 “先救我吧，叔叔，我是班上的第一名，”他说，“我以后一定考军校。”当他弄清楚站在外面的是武警之后，他改口说：“我以后考警校。”
这个男孩得救了。可是这是第一天的故事，却不是第三天的。当这支部队救出第一个孩子时，所有人都使劲鼓掌，非常激动，可是死伤枕籍的场面在其后几天中不断削弱着他们的敏感。悲剧太多了。13日，他们救出来的人因医疗队跟不上，伤者就那么躺在街上逐渐死去了。
“开始时看得心疼，现在麻木了。”士兵们说。疲劳也是一个严重问题。他们对自己的安危的关注也在下降。第一天，余震时每个人都会跑开，到了第三天，“震就震吧，也不跑，太累了。”
15日入夜后，部队撤离到城外的营地。发电机仍然不能运进山口，夜里无法救援，只有少数几支消防队留下来，凭借手电筒光继续工作。圆月当空，满城漆黑。这是72小时生命时间窗关闭后的第一个夜晚。
木头人
只是在类似的少数瞬间，悲伤才在废墟间汹涌起来。更多时候，人们只是像木头人一样站着，平静地寻找着，就像丢了点儿东西。
16日有薄雾，天气更热，楼顶的沥青都融化了。有些亲人被埋的寻亲者已经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他们从弯折的塔吊下钻过去，登上最高的废墟，四处呼喊，又钻进他们认为有他们亲人的空隙。在14日，山里突然打出信号弹，表示上游水库即将决堤，一时间城中军民皆飞奔出城，来不及出城的则向山上转移，被阻挡在山口外的寻亲者们听说了消息，却想在洪水到来之前抢救出自己的亲人，像疯了似的往县城里跑，形成一道汹涌的人潮。15日上午，决堤消息又一次传来，相同的场面再次上演。可是到了16日，这些最不甘心的人也开始绝望了。
北川老城有一片高高的废墟，他们就从屋顶到屋顶，在钢筋之间攀缘而上。四处都是奇异的场面。一栋楼嵌进了另一栋楼。一辆警车出现在7层楼的楼顶上。它从山间公路上被甩了下来。废墟下面在燃烧。几个废墟口在向外冒烟，火已经连续燃烧4天。
他们没有表现出悲伤。人们只是面无表情地在七八层楼高的废墟上攀爬着。有人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逻辑清楚，语气正常，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当他们找到亲人所在的位置时，就停下来，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其实几十幢建筑完全混在了一起，根本没有人能分清哪里是哪里。
交通大学的一个学生的父亲在北川县文教局上班，被埋在了废墟下。有人建议他去下面找找，可是他不抱任何希望。“哪个是文教局？”他指着脚下的方圆一公里左右的一片废墟反问。
这里曾经是北川县城最繁华的地段，除了大量政府部门，还有电影院、文化站、百货公司、两个小学和一个幼儿园。“孩子死的最多，从婴儿到18岁。”总装备部的石卫波说。他的家就在北川。
交通大学的男生向我们要了三只香烟，点燃后插在废墟上，祭奠他的父亲。在危楼顶端的“悬崖”边上，他嚎啕大哭。他的母亲也在他身后哭起来。只是在类似的少数瞬间，悲伤才在废墟间汹涌起来。更多时候，人们只是像木头人一样站着，平静地寻找着，就像丢了点儿东西。
这位母亲可以很平静地回忆地震发生时的情形。她走在上班路上，地面突然开始摇晃，她就被摔到了很远的草坪上，听到“轰”的一声，灰烟腾起，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一下子天就黑了。”几分钟后才看得到周围。她抱着一棵树，一个认识的人走过来告诉她，“财政局的楼飞了起来！”
13日上午，部队开始转运难民到绵阳的九洲体育馆。到19日，有父母的孩子开始在体育馆外给人们分发一些关于心理健康的小传单，孤儿们则被聚集到了体育馆内。大巴车一到绵阳，一些孩子就“变傻了”。下了车，他们一动不动，也不说话。“看着真是难受。”武警某部的一位少尉说。
在老城的废墟上，水泥是疏松的，在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像掰饼干一样把水泥预制板掰出任意形状。钢筋也是如此。有的水泥板中只有3根细小的钢筋，只需稍微用力就可以折断。
在地面上，山里乡镇的灾民们正在逃出来。李奋强（音）来自漩坪乡的一个村。他本来是去乡上求援的，发现漩坪已经被堰塞湖淹没，又跑到了县里，结果县城也没了。他失声痛哭，提醒几个解放军战士，大水湾峡谷已经壅塞，水憋住了，随时可能山洪暴发，“准备好逃命吧！”
这并不是一个谣言制造者，恰恰相反，是一个仗义的中年人。他并不准备往绵阳方向逃生。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他跟士兵们要了点食物。吃完饼干喝完水，他说：“回去！”又返回村子里报信。
由于交通管制，县城外也有大量的寻亲者。12日中午，杨先明因为喜欢上网不愿意做饭而和母亲吵嘴，跑出家，到附近空地发呆，地震发生后，他逃命到县城外的加油站露宿。他的父母在县城的菜市场卖菜为生，至16日仍未找到。他瘫在车辆进出的土路上，车辆都绕他而行，他光着脚，鞋子挂在脖子上，两脚已经血肉模糊，自称是走路走的。“进去三次了没找到人。”
寻亲者们不断地发现幸存者，“活人！活人！”的喊声不时从废墟上传来。不过死亡正在取得胜利。在13日，很多人都曾靠近过北川幼儿园，武警成都指挥学院副院长李俊国说，“一片小孩的哭声”，另一个幸存者则说，“里面都在喊‘婆婆’”。到了16日，幼儿园已经沉寂了。
“你们赶上了好时代”
在这里，特警已经抓了二十多个涉嫌趁火打劫者，用军用皮带捆着，在公路护栏下蹲了一溜儿。看上去他们都是附近居民。
在北川中学的最初的营救行动中，华西建工派来的4台吊车和山下一个水泥厂派来的4个工人起到了重要作用。武警战士们不懂建筑，此前进展缓慢。李俊国说：“我们有心无力，没有工具。”水泥厂的工人们则带来了他们的专业技能，先是对表层废墟进行支撑加固，之后开始挖掘下层废墟。一个空洞打开后，一名工人钻了进去，将尸体和活的学生拖了出来。询问他们怎么来的，4人说是厂长派他们来的，“厂长不派，我们自己也会来。”
当时，在县城里，效率最高的也是消防等专业队伍。“可惜的是，当时交通阻塞，消防车进不来。我们没有电钻、电锤、切割机，只有力气。如果道路先修通情况就不一样了。”张强说。
士兵们几乎完全是依靠人力完成了最初两天的救援工作。13日和14日，县城内堆积着大量的伤员，但要运输出去却无路可走，只能往山坡上拉。运送一个伤员需要至少20个士兵，没有担架，常常是用门板，或者在两跟木棍间捆上绳子来负担，在山下的用力推，在山上的用绳子拉，需要在六十多度的泥泞山坡上爬行一百多米的高度，“像拔河一样拔。”老城和新城之间有一座桥，断掉了，距河床三米高，要过河，需要80个人组成一座人工桥。他们用铁管去撬水泥预制板，铁管全拧成了麻花。
13日到14日中午，伤者很多，各部队没有分工，“都扑在面上”，没有区域责任，“全凭良心救人”。14日下午各部队开始“分片”，试行了一个下午，效果不好，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战士们不擅长废墟救援。15日开始，“科学施救”的紧迫性越来越强，“分片”改为分组，大多数的组都由作战部队、消防队员和医生三方面联合组成。
实际上，早在救援刚刚开始之时，事实上的合作就已经开始了，尤其在建筑非常坚固的时候。
14日，贺一民带着人到县委勘察，爬上县委倾斜下陷到地面的屋顶，隐约听到里面有人呼救。他要求呼救者大点儿声，于是从下面传来了一个清晰的声音，“救救我，我是张书记！”这个人是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同凯。这里是县委大楼。
“你不要跟我说你是哪个，你就说你有多少人！”贺一民说。他喊来了沈阳消防队。消防人员拿来生命探测仪，把摄像头插进废墟，直到从屏幕上看到一只巨大的眼睛。救援随即开始。
武警战士一共20个人，轮流用铁锤砸楼顶，每人15锤，几轮下来，他们发现这种做法不可行。“钢筋又多，水泥标号又高，砸不开。”江西消防队的10个人赶了过来，带着气锤，不过沈阳消防队拒绝了他们的帮忙。他们花了比较长的时间，用电钻解决了问题。有3名官员获救。
15日下午，一个当地居民模样的男子拿着两个包出城，在山口处被特警队员截下。特警问：“一个学生书包，一个女包，哪个是你的？”男子说都是自己的。特警在女包中找出一个存折，问他账户名字是谁，他回答错误，立刻被拘捕。在这里，特警已经抓了二十多个涉嫌趁火打劫者，用军用皮带捆着，在公路护栏下蹲了一溜儿。看上去他们都是附近居民。一个被拘捕者偶然回头与记者对视，眼神中充满了耻辱和恐惧。
前一天，中国农业银行北川县支行曲山所的一位女员工嚷嚷说要自杀，贺一民等人询问后得知，她的家人被埋在了废墟下，而银行又遭到了洗劫。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一个纵队保护并清理了银行，找出了一些金融凭证和将近100万元现金。同一天，有人在贺一民巡视时提示有人在洗劫商店。贺一民过去询问，这些人说自己遭了地震，回来把自己东西抢出去。贺一民让他们打开包，发现里面全是女性衣物。这些人想要逃，贺一民说：“你们赶上了好时代，唐山大地震时可以直接枪毙你们。”武警没权力抓人，他让他们滚，后又叫住，让这些人掏口袋，发现里面很多都是不知真假的首饰。在另外8个人身上，他们则找到了真的首饰。
只有置身其间，才会意识到这不只是一个灾难之地，还是一个拥有大量财富的县城。其实只要在废墟上走一走，就可以看到不少存折。瓦砾间也有各种记忆。卷宗。文件。照片。课本。
贺一民之后去找前线指挥部，提醒他们注意偷抢行为。据他称，后来见到海南特警当天就“抓了几个蟊贼”。16日，在废墟上，南方周末记者看到一个人走进了一家通讯器材店，出来时拿着一只手机。他边走边拆掉包装，从各个角度查看它。一个男人对我们辩解说：“现在拿点儿东西不叫抢劫，叫自救。”
士兵们尽力了
他们的身体是青色的和白色的，散发出呛人的气味，只有漂亮的头颅和柔软的身体仍旧是优雅的。
老城废墟的最顶点就是北川县幼儿园。地震发生时园中有五百多名孩子，被滑坡气浪推行二十多米，全部被埋，只有二十多人生还。16日下午，又有人在这里喊，“有人！”宜兴消防队的队员们走过来，开始挖掘。
队员们不停地挖出小花被、小花枕头，然后一个队员伸手下去，拎出了第一个孩子，紧接着是第二个。地震发生时孩子们正在午睡，死去后也保持着睡觉的姿势，小小的拳头握在胸前。
他们的身体是青色的和白色的，散发出呛人的气味，只有漂亮的头颅和柔软的身体仍旧是优雅的。那些小花被子被用来包裹童尸。半小时后，3具尸体被拉了上来，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两个女孩都编着小辫，每个辫子上都扎着五颜六色的彩带。救援人员把他们放到下面的草地上。围在废墟边上的两个男人突然张开嘴巴，随后跑下了废墟。他们就是两个女孩的父亲。
一个年轻的母亲走过去看了一眼，大哭起来：“我的孩子啊！”另外两个母亲也跟着她哭起来。但是那并不是她们的孩子。“这些孩子都是我的孩子，”那个年轻的母亲哭着说，“我看着难受！”
她拿出手机，给我们看她女儿的照片。是个扎着两只辫子的胖嘟嘟的小姑娘，赵媛媛，3岁。手机里还有一段录像，小女孩在旋转木马上起伏着，转过脸看着镜头，一上一下，还在唱歌。
这是12点半，空气中是闪亮的雾气。空军开始空投物资。18只降落伞打开了，看上去非常高。顺着微风，4只降到了旁边的山坡上，剩下的都飘到了山外。这时，那两个男人开始在山坡上挖坑，他们的孩子的尸首就放在一边。一个男人挖了一半放弃了，他把尸首运到高处，重新开始挖掘。另一男子仍旧在原地挖着，那是一个斜坡，他又好像也不太会挖，每挖一铲，斜坡上的土都会垮下来一些。走过去跟他说话，他沉默不语。这个男人不停地挖着，但总也挖不好。
有一些人是没救上来的，不过大多数寻亲者也承认，士兵们尽力了。
武警某部的参谋张强（化名）谨慎地犹豫着，试图写一篇文章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次救灾的主要经验教训，一是指挥协调，救援不仅要有人数，还要有效率；二是修路为先，先让大型机械进入；三是重视专业性，救援质量可以提高；四是空军作用应该发挥得更多更大。”
3天后，北川县城沉寂了好多。城中的救援队伍已经没有那么庞大，更多的部队在城外的营地中活动。到处都是消毒粉的气味。一些进城的士兵们戴上了防毒面具，至少戴着大号的防护眼镜。穿着橡胶防护服的防化兵正在四处消毒。空气中充满了飘动的白色粉末。再次烈日当空。
中国地震救援队也转移到了这里，19日上午，他们还救了一个人。下午2点20分，他们在一处集结，准备哀悼日的默哀。一个队员站着值勤。他有礼貌又坚决地阻止人们通过。他个子是最矮小的，没有被击败。
老城的废墟仍然在燃烧，袅袅青烟萦绕在北川上空。几个乡民逡巡着，想从一处关卡通过，临时担任守卫的消防队员不搭理他们。我们问他们住哪里，回答是附近乡镇。再问做什么，回答却是：“到里边儿取点儿东西，很重要的东西。”稍早前，又有一拨人带着毛毯离开了县城。我们提醒他们中的一个：“小心一点儿。”他局促不安地避开了眼神。这已经是最后的、也许还遗留有生命的北川了。其后几日，因为山体渗水和余震的原因，北川的救援已经基本放弃。
中国地震救援队的队员们立正，帽交左手。哀悼日的汽车喇叭鸣响了，执著地响了10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