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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9月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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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文集
一、引子
2006年5月2日，贵州省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处煤矿发生瓦斯爆炸，15名矿工遇难。6月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因死亡赔偿标准引起的冲突。
报道说：“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做了相应处理。然而，给死难者的赔偿却引起了争议：所有遇难矿工家属拿到了一人5000元再加500斤粮食！而根据贵州省政府2005年第309号文件和毕节地区［2005］70号文件规定，煤矿井下矿难死亡事故一次性经济赔偿每人应该不低于20万元。”
毕节地区行政公署专员黄家培的解释是：“发生这起特大事故的是非法采煤窝点，对于这种原本就不受法律保护的非法采煤窝点，政府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他表示，考虑到受难家属的实际困难，会严究矿主的刑事责任连带民事责任，政府主张通过法律途径，对矿难家属进行补偿。然而，（矿主）蔡国燕的可查账户上的存款却是零。”
黄专员并未置疑20万元的赔偿标准，但提出了这20万元由谁赔、赔不起又怎么办的问题。这是个真切的问题。奈何一位当地领导在记者追问下多了一句嘴，他说：毕节经济比较落后，威宁更是国家级贫困县，如果按照国家规定赔偿20万元，不但当地财政难以运转，而且，如果执行这样的规定，对于家庭年收入只有四五千块钱的农民来说，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意想不到的事故。
这是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担心矿工为了这20万元赔偿款会去主动送死？’和记者一起到现场的安全生产万里行副总指挥、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部长张成富进一步逼问。‘我在这里拍40万，有谁愿意死！’张成富拍案而起。”
这个场景在各种媒体上广为流传，并引起了各种评论。评论难免涉及到矿工的命价。在这段报道里，我们已经看到三个价：5000元+500斤粮食、20万元、还有张部长赌气拍出的40万。
2004年之前，全国各地流行的赔偿额在2—5万元左右。中央政府认为这个数额低了，2004年年初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决定》，要求加大赔偿力度。当年年底，山西省规定：“煤矿事故死亡矿工的赔偿金不得低于20万元人民币”。许多省份随后跟进。2005年4月25日，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记者问李毅中局长，20万元会不会成为以后统一的赔偿标准？李毅中表示，许多省份已经制订了赔偿标准，按照当地的平均工资，定为11年至15年，大体不低于20万元，他赞成这种做法。[注1]
我们不妨把上述几种价格看作死者亲属与老板或政府互动的结果。老板希望赔得越少越好，死者亲属希望越多越好。在讨价还价过程中，最在乎自己生命的死者已经不能发言，更无所谓选择自由，死者亲属的谈判地位很弱，于是政府出面帮了弱者一把。撇开各种老板价和官价不谈，真正的交易者，那些采煤工人，他们对自己的生命如何估价？假如他们活着，拥有进退选择的权利，20万或40万足以让他们送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