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论

     

        提出经济全球化的新论，需要总结现有文献和学者的基本观点与研究动态；研究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结构与功能，则需要探讨其历史的过程与走向；而客观认识身处全球化浪潮之中的当代中国，更需要横向比较其他各国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基于上述三大需要，文章首先介绍了近年来西方世界有关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动态和流派，然后回顾了五百年来三次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过程和基本特点，并根据各国对经济全球化的不同反应，将世界各国大致分为“不知不觉”、“后知后觉”、“半知半觉”和“先知先觉”四大类，由此考察中国在历次经济全球化中的表现与定位，最后提出历史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启示与警示。

     

    二.   全球化研究动态述评

     

        “全球化”一词首先出现在一九六零年代的法国和美国，到一九七零年代，“全球化”已成为全世界各国的通用之词。[1]但至今有关它的精确定义，仍然是见仁见智。大致而言，目前学术界主要有四大学派对全球化存在南辕北辙的解释。

         

    第一大学派是“新马克思学派”，或称“新左派”(Neo-Marxists and Neo-Left)，主要代表人物是S. Amin, A. Callinicos和S. Gill。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将经济全球化等同于帝国主义化、西化和中世纪主义的复兴。他们认为今日的全球化就是代表了反动的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2]其结果必然是不公正、不公平的两极分化，而国家和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理人” 。[3]

        

    尤其是，新左派认为，目前的“政治全球化” 是企图恢复古代的帝国系统，模糊国家和领土的概念，由一种文化和宗教(如罗马天主教) 、或一种政治制度(如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 来统治一大区域、甚至全球国家。新左派认为，自古代以来，世界在帝国与反帝国，或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较量中，经历了五大历史时期。一是发生公元500-1500年期间的中世纪，可称为第一次帝国时期或第一次全球化时期，它以神圣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为代表；二是发生在1500-1800年期间的反帝国时期，也称近代民族国家时代(Nation-State) ，它以欧洲国家脱离神圣罗马帝国为标志；三是第二次帝国时代或第二次全球化时代(1800-1945年) ，以大英帝国和拿破仑帝国为代表，以地缘政治(geopolitics) 为特征；四是战后的1945-1970年代，此乃第二次反帝国、反全球化时期，以民族独立(decolonization) 和民族主义为特征；五十发生在世纪之交(1980-21世纪初) 的的三次帝国时代和第三全球化时期，以欧盟(EU) 、亚太经合组织(APEC) 和北美金融贸易组织(NAFTA) 为代表，以非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 、重新一统化(reterritorialization) 、以及地缘经济(geo-economy) 为特征和趋势。[4]

         

        对此，新左派认为，当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孕育了新兴的欧洲民族国家之后，帝国系统在欧洲瓦解。但自主之后的欧洲列强将这种帝国遗产移植到拉美、亚洲和非洲，直至二战之后，亚非拉国家才回归当初的独立国家形态。如今，世纪末的全球化正在催生另一种形态的帝国体制，所不同的是，这次全球化不是以军事强制为先导，而是以市场和资本为杠杆，没有鲜血和暴力，一切似乎建立在市场规律之上的自愿原则。如果当初是通过战争打破主权界线和国土观念的话，那么今日全球化则是通过资本、资讯和市场来冲击国家主权，促使国家和领土的界线再度淡化。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辩证效应。另外，与十九世纪的武力侵略、领土霸占所不同的是，此次全球化的目的是夺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而不是领土。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丢弃市场比丢弃领土更为悲惨，因为丢掉领土(如中国丢了香港) 仍然可以再夺回来，领土是看得见得实体存在，但丢了市场，也许就一去不复返了。而且，目前的互联网就是一种“资讯殖民主义” ，WTO是市场帝国主义，IMF是金融帝国主义，联合国则是一种政治外交帝国主义，全体发展中国家再度成为西方帝国主义“臣民” 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所以，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帝国主义、西方现代化、西方资本主义和西方体制的全球性扩张，也就是西化的全球化普及。[5]

          

        另外，新左派批判这次全球化是一种“新中世纪主义”(New Medievalism)的复兴。中世纪主义的本质是所有天主教国民不受一个主权国家的统治，每个国家必须在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绝对权威下，分享主权，其核心是表明国家主权是可以重叠的、效忠是可以多重的(overlapping authority and multiple loyalties)，[6]演变到世纪之交的话语，即是“人权高于主权”。而且，新左派强调，古代的帝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中华帝国的皇帝）往往只是统治(ruled)整个帝国，但并不管理(governed)帝国的所有领地和番邦，他们缺乏行政力量、人事资源、组织体系和资讯渠道去管理所拥有的庞大疆土，也就是说，他们注重“面子”，不重“里子”。但当代政治全球化的趋势是，强大的跨国公司和西方资本注重的是“管理”传统的民族国家，而不是“统治”它们的主权，要的是“里子”，而不是“面子”。[7]所以，“新帝国”比之于“旧帝国”更具欺骗性和危害性。

          

        很显然，新左派的研究存在明显价值取向和情绪色彩，使用了大量的概念性用语，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中世纪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并使用简单的历史类比，刻意强调今日全球化与昨日帝国主义的相似性，而忽略了两者的不同性。殊不知，尽管历史会出现重复，但根会产生“扬弃”效应，即更高一个层次的发展，而不是简单的回归和复制。例如，1842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开放”与邓小平世代中国的开放，就不是同一性质的“全球化”和“门户开放“，前者是被迫的，后者是自愿的；前者是丧权辱国的，后者是坚持主权的；而且，前者的后果积弱积贫的，后者则是强国富民。所以，不能简单地将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也归类为新帝国主义或新中世纪主义。

          

        另外，新左派将失去领土与失去市场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如果说，失去的领土可以随着国力的增长二夺回来，市场照样可以随着国家竞争力的提升，从无到有，由小变大，并且吐故纳新。尤其是，领土是相对固定和静止的，是一个“你得我失”的零和关系，而市场的“大饼”是可以不断做大的，“你得”不一定建立在“我失”的基础之上，而是存在“双赢”的可能。所以运用固定不变的“反帝国”思维，难以解释不断变动的全球化现象。对此，新自由派就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

          

        有关全球化研究的第二大学派是新自由派(Neo-Liberals)，其主要代表人物是K. Ohmae和W. Grieder。他们认为全球化主要是指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其结果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绝大多数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都将得到长远的比较利益。尤其是，他们认为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先驱，因为它正在促使全球市场和全球竞争一体化的出现。[8]

          

        新自由派通过大量的世界贸易变化的定量研究，强调贸易全球化的结果是“双赢”。例如，从贸易结构而言，1965－1995年期间，尽管发达国家间的贸易量仍占全球贸易总量的优势，但已从59％减少到47％，同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量则从32.5％增加到37.7%，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两则从3.8%猛增到14.1%。[9]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出口大幅增长，在1963－1995年期间，发展中国家）除中国外〔的工业品出口比例占全球工业品的比例，从6％猛增到20％。[10]

        

        而且，新自由派大力赞美世界贸易组织的积极功能，因为它确定了国际贸易的四项普遍性原则。一是非歧视性，由此恢复了大萧条危机前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二是互惠性和对等性，所有成员国享受对等的关税待遇；三是透明性，防止黑箱作业；四是公平性，旨在反对低于市场价格的倾销政策。由此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国际关税的大幅下降，同时减少了在服务业方面的贸易障碍。据估计，1960－1980年代末期，按人口计，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而到了90年代，其比例已上升到50％以上，如果中国一旦加入WTO， 那么这一比例将上升到80％以上。[11]

          

        同时， 在超越国界的国际贸易和金融组织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已对社会民主和福利国家产生巨大影响。为了因应经济全球化的压力，目前一些国家和政府被迫消减国家支出和政府干预。这样，经济全球化应急形成一种“铁笼”(iron cage)效应，迫使每个政府严格遵守全球金融的共同规则，促使先行的福利政策受到大幅度消减，政府的独立功能大大萎缩。[12]

        

        新自由派还强调， 资讯不可能是独占的，二是共享的，尤其是互联网上的资讯是极为公平的，任何国家和民众在此都能得到同一种价格的资讯、同一个商品交易会举行的时间，所以全球化下的资讯流动是跨国界、无阶级的。尤其是，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冬的国家，都将被开除球籍。如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国大清帝国的命运，在道德上值得同情，但历史是无情的，拒绝现代文明，必然被历史所淘汰。如今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潮流就是全球化，不管你赞同与否，人类的选择只能是接受、适应和参与。而且全球化与西化不同，因为全球化将导致全体地球的公民受益。[13] 

          

    有意思的是，尽管新左派和新自由派对经济全球化的价值判断和政治理念截然不同，但它们一致认同全球化的巨大“威力”和必然趋势，所以两派可以合称为“超全球化学派”(the hyperglobalist thesis) 。[14]他们一致承认全球化的重大意义，认为全球化不仅已经成为事实，而且全球化已经从根本上提出重建“人类行为架构”的要求。[15]尤其是他们共同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在导致非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的趋势，传统的民族国家的权威和地位正在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之下，传统的国家既不能有效地控制自己内部事务，也不能满足本国国民的垮国界要求，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下的传统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不自然、甚至不可能的经济实体”，经济全球化正通过建立生产、贸易和金融的跨国体系，推动“经济的非国家化” 。[16]  

        

    这样，超全球化学派认为，在此没有国界的经济体系之下，每个国家政府的功能已经弱化为全球资本的“传送带”而已，或者只是扮演一个“三明治”的功能，成为介于强大的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之间的“媒介机构”。这样，“客观的世界市场正在比国家的力量更强大” ,[17]国家的主权和政治的权威最终将听命于全球化下的经济力量，经济全球化最终将形成一个超然于国家主权的社会经济组织，取代传统的民族国家，并成为世纪经济和政治的主体。

          

    总之，新左派和新自由派共同认定国家主权将让位于经济全球化，所不同的是，新左派是希望“劳动控制资本”前提下的国家消亡，实现无产阶级主导世界的共产主义理想，并对急速发展的全球化深表忧虑和悲观。相反，新自由派则怀着兴奋与乐观的心情，极力赞美“资本控制劳动”下的国家权力弱化。[18]

       

        其实，新左派和新自由派之间的论战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可以归纳为“动机vs.后果”、“道德评价vs.经济评价”、以及“短期效应vs.长期效应”这三大不同的角度。首先，以“动机－后果”的关系而言，新左派习惯强调强权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自私动机，因此自然否定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所谓“援助”，因为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动机是无私的，他们必定是以营利、剥削、甚至摧残为最高原则。而新自由派则乐于关注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投资的后果，尽管其投资的动机是自私的，但资本投资或全球化的后果往往是正面大于负面，英国殖民香港的经济后果就是一个正面的例子。

          

        其次，如果从“道德评价－经济评价”的关系入手，新左派自然侧重运用道德评价的方法论，强调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手段和方式是不道德和不人道的，并将近代的军事侵略与目前全球化下的经济侵略相提并论，全盘否定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任何正面作用。作为对比，新自由派则刻意淡化道德评价，强调经济评价，即主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比较发达国家侵略前和侵略后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影响，或者比较全球化前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指数的变化，其结论自然是对发达国家的侵略或全球化持正面的肯定态度。

         

        最后，关于“近期效应－长期效应”的关系，新左派喜欢关注全球化的近期效应，其结论就自然是发展中国家失去了市场、人才、资源，最终并削弱了国家的竞争力，只有任凭发达国家予取予求，非洲国家的落后现状就是明证。而新自由派则强调全球化的长期效应，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短期损失只是一种“阵痛”，是必要的“学费”，其长期效应必定是正面大于负面，东亚四小龙的发展历程就证明了这一点。

       

        面对上述两种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对立，笔者以为，正确的思路是平衡、兼顾和中道。对此，“转型学派”似乎正在朝此方向作出努力。 

          

    全球化研究的第三大学派可称之为“转型学派”(the transformationalist thesis)，其代表人物是Anthony Giddens, J. A. Scholte, 和M. Castells。他们共同认为，身处新世纪末的世界，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世界秩序。[19]目前的全球化完全是史无前列的，跨国界的政府和社会正在对世界进行重大的调整，国际与国内、外交与内政的界线已经不再清晰，所谓的“国内外相交事务”(intermestic affairs)日益成为一种新的边疆，促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空间急剧扩大，成为影响一个社会和社区发展的决定力量。[20]所以，对这一学派而言，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强大的“转型力量”(transformative force)，导致世界秩序中的社会、经济和制度的“剧变”(shake-out) 。[21]

         

    但另方面，“转型学派”认为，这种世界秩序的剧变又充满变数，因为“转型学派”认为全球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过程，[22] 谁都无法预测它的发展方向和它所要建构的世界新秩序。也就是说，“转型学派”既不否认全球化的存在与威力，但也不断定全球化必然导致传统国家的消亡，而是尽量不对全球化作出价值判断，既不认同新马克思主要学派的全盘否定，也不赞同新自由学派的正面肯定，而是认为全球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其发生和发展充满自身的矛盾与各种合力的因素，尤其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的流向，在历史上都是没有先例可寻的。所以，全球化的内容与方向是无法预知的。

       

    尽管“转型学派”并不认同全球化正在导致民族国家的消亡，但仍然承认全球化下的新主权不再是传统主权所具有的的绝对性、排他性、不可分割性和“零和性” 。[23] 而且认为，国界已经日益成为全球化的麻烦制造者，日益面临着跨国界或无国界的国际组织（如WTO、IMF)的挑战，例如，欧盟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混合体，其主权被分割为国际、国家和地方三大块，任何一方（尤其是国家权力）都难以独立处理发生在自己领土内的金融和生态等事务，所以全球化是促使主权、领土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发生转型，传统的民族国家不再是世界权力的唯一或主要的统治形式。[24]这样，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战，他们认为理性和明智的国家政府应该转化自身的统治功能，变传统的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侧重推动经济发展、协调集体行为、以及促进国际合作。所以，全球化不是促使国家消亡，而是促使国家和政府实行战略转型和重组，并导致政府的活动更积极、更重要。[25]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此派的主要人物之一是Anthony Giddens，他是轰动一时的The Third Way (第三条道路)和Beyond Left and Right (超越左右)的作者，他主张中间偏左(center-left)的政治和社会哲学，由此为“转系学派”增加了理论厚度。[26]而且，所有学派的争论历史表明，谁越站在“中道”的立场，谁就越能得到更多的掌声，因为中道总是代表人类的大多数。

          

    总之，如果“超全球化”定义经济全球化是全人类行为方式的根本性变革，那么“转型学派”则认为全球化是区域间关系和行为的重组，国家不会因此消亡，也不会因此强大，而是因此得到转型与重组。[27]

         

    “转型学派“似乎力图将新左派和新自由派的对立引向调和与中庸，但并没有明确提出“中道“的方法和途径。对此，笔者的“三面硬币理论”也许能够提供一些启示。 “三面硬币理论”是指硬币除了显而易见的左右两面之外，更重要得是介于左右之间的中间一面，其功能是协调、连结和平衡。[28]尤其是硬币的第三面促使硬币从平面变成了立体，它表明分析问题不能仅局限于左右两面，而应该从中道、立体的角度，全方位地分析特定的现象和人物。

         

    这一“三面硬币理论”能够鼓励人们从“动机－后果”、“道德－经济”、“短期－长期”的多重视角，具体分析全球化的结构与功能。也许，人们应该淡化对全球化进行简单的“好坏、优劣”的价值判断，二应该强调“有效、无效”的功能判断，尤其是不能对全球化作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论，应该侧重分析具体国家、具体领域和具体时段条件下的全球化效应，避免大而无当的概念性定论。

         

    全球化研究的第四大学派是“怀疑全球化派”(the skeptical thesis)，简称“怀疑派”，其代表人物是P. Hirst和G. Thompson。与新马克思和新自由派所认同的“超全球化”观念不同，“怀疑派”认为甚嚣尘上的所谓全球化，根本就是一个“迷思”(myth)。

          

    首先，怀疑派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二十世纪末的经济全球化不是史无前列的，因为十九世纪末的“金本位”(the Gold Standard)时期，已经出现过全球经济、市场和金融的更高程度的一体化。如今的所谓“全球化”，充其量只是一种发达国家经济之间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29]或者只是一种“区域化”(regionalization)而已，因为它只是三大区域（欧洲、亚太和北美）的金融和贸易的合作。[30]而经济区域化却正朝着逆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因为如今的区域经济日益走向排他、封闭和保护。所以，目前的区域化不是全球化的动力，而是阻力，[31]所谓的全球化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夸张” 。[32]

          

        同时，“怀疑派”通过大量的定量研究，认为“超全球化”学派所认定的国家弱化和消亡论完全是耸人听闻、无知可笑，因为这在根本上低估了国家和政府干预国际经济的持续性力量，目前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只有依靠具体国家和政府的协调和推动，才能达到经济自由化的持续。所以，政府绝不是国际化被动的牺牲者，而是主要的建筑师和设计师。[33]经济国际化并不可能导致国家和政府失去机动性(immobilization)，因为资本的国际化“不仅仅能限制政策的选择，也能扩大（政府政策）的选择” 。[34]

     

        另外，“怀疑派”认为，国际化并没有导致南北不平等的消失，相反，它意味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边缘化的发展，因为贸易和资本更多地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并由此产生更强大的“排弱”效应。[35]而且，他们根本否定全球化能够有助于全球劳工的分工与合作，有助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就业机会的奇谈怪论。[36]从经济结构而言，“怀疑派”认为过去一个世纪的世界经济，国际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世界经济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等级结构。所以，所谓的全球化只能导致更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促使世界文明分解成不同文化、宗教和种族的独立领地，而不是什么世界大同、全球文明一体化的出现。[37]

 

       因此，此派学者强烈反对“超全球化”的观点，因为所谓的全球化既不可能导致全球经济政策的一致，[38]更遭到许多国家和民众的有效抵抗。[39]他们坚持认为，这种一统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的全球化“迷思”与“狂想”，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所臆想和杜撰出来的，所谓的“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 和“国际一致”

     

    (international solidality)，也总是哪些自我感觉良好、并企图强加于别人的一批强权

     

    国家的口号。[40]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经济全球化应该定义为跨区域的贸易、资本、信息、市场、企业和人口的扩展过程，并对地球另一区域民众和社区的影响存在相当的广度(extensity)、强度(intensity)和速度(velocity) 。[41]这里的区域(region)是指具有类似文化、宗教、观念或经济特点的一批国家，如欧盟和东盟等。[42]所以，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化(nationalization)、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和区域化(reginolization)存在不同的定义，民族化是指在限定的国界内所进行的社会交流过程，国际化是指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的交往，区域化则是指同类国家在限定区域内的交往，而经济全球化是指不同区域在不同地域进行广泛的经济交流。[43]

         

    三、贸易全球化的历史变迁

     

        限于篇幅，本节侧重对经济全球化中的贸易全球化进程作一历史描述。大致而言，近代世界经历了三次大的贸易全球化浪潮。第一次贸易全球化（1500－1850）是在十六世纪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出现的。[44]其主要的特征是经济地理的全球化，由此导致欧洲经济文明的全球性扩散。这次贸易全球化以地理殖民主义为主题，既冲击了美洲、亚洲和非洲的传统社会结构，又导致了欧洲社会的价格革命，推动了欧洲社会的原始资本积累，促使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的逐渐崛起，并最终导致英国独霸世界。

    

        尽管区域之间的国际贸易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大米亚(Mesopotamia)对外国原料的进口，而且在公元前800年，巴比伦和印度也开始从事进行国际贸易，并在公元前五世纪，东地中海的希腊人也开始从事东西方的贸易活动，[45]但这些古代的国际贸易受到了地缘政治、信息渠道、海上交通的严重限制，而难以在规模上得到发展，而且当时的欧亚非之间的贸易完全排除了大洋洲和美洲。

        

        所以真正意义的第一次贸易全球化，起始于1492年的哥仑布发现新大陆。不过，在此之前的中国，完全有条件领导世界贸易的潮流。早在汉朝时期(206BC-220AD), 中国通向欧洲的通路已被打开，丝绸之路成功地将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相连接。虽然随着罗马帝国和汉朝的崩溃，丝绸之路受到中止，但在1000至1350年间再度兴旺。[46]到了十三世纪的元朝，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就远及印度、波斯和东非。[47]到了十五世纪的明朝，当时的郑和已经占得先机，历史性地远航西洋，进入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和非洲东岸。由此表明，十五世纪的中国完全有可能执世界贸易之牛耳。但是，在1433年，明朝皇帝突然下昭郑和，停止远航，毁掉航船，并严禁国人出国。有人设问：如果十五世纪末葡萄牙人远征亚洲之时，中国人已经占据了印度洋，那么世界近代史和全球化史不知将以如何面目出现？很显然，世界文明的进程将为之改观。[48]

        

    时至十五世纪末，哥仑布的地理大发现促成了欧洲与美洲、亚洲、非洲的洲际贸易。欧洲通过从美洲得到的黄金、白银，补偿在亚洲的贸易赤字，并通过十七、十八世纪的奴隶贸易，将欧洲、非洲和美洲的贸易体系相连接。尽管这一三角贸易没有涵盖亚洲，但当时英国出口非洲产品的四分之一来自印度。[49]在南亚，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印度市场体系，西班牙在菲律宾、荷兰在印尼、葡萄牙在澳门也建立自己的殖民地。所以可以认定第一次经济和贸易全球化应该起始于十六世纪。不过，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第一次贸易全球化的广度、强度和速度相对不足，因为据统计，到十九世纪初，全世界各国的出口总量只有当时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1－2％。[50] 

          

    第二次贸易全球化(1850-1945)起始于十九世纪中期，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叶。其主要动力是十八世纪末的英国工业革命，主要特征是资本和劳力的全球化。它以亚洲为主要对象，通过殖民侵略、资源掠夺和市场占有等手段，逼使封闭的亚洲国家步入贸易全球化过程，最终导致日本成为这次贸易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

        

   在此近一个世纪的全球化过程中，欧洲的经济势力全面进入东亚、北非、东南亚等各个角落。其重要动因是1846年英国取消了旨在对进口谷物征税的《谷物法》(the Corn Law)，并在1849年取消了旨在垄断国际贸易的《航海法》(the Navigation Acts)，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主动或被迫接受最惠国待遇(the most favored nation)的理念和政策。尤其是，鸦片战争(1839-1842, 1856-1860)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向西方列强开放口岸，降低关税。

           

    这样，世界的贸易量急剧增长。在1820－1850年期间，世界年平均贸易量的增长率为2.3%，但在1859－1870年期间，则上升到5％。[51]而且，世界贸易量的增长速度快于世界收入量的增长。就西方国家而言，在十九世纪中叶，出口总额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到了1880年，则增加到10％。[52]从贸易结构而言，“点滴获益”(Trickle Down)效应开始显现。11876到1928年期间，发达国家间的贸易量占全球贸易总量从45％减少到40％，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量同期也从51％减少到49％，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则从4％猛增加到11％。[53]同时，在1860－1900年期间，拉丁美洲国家的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0％增加到18％，同期亚洲的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也从1％增加到5％。[54]所以尽管发达国家仍然主导国际贸易，但也带动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避免了绝对不平等和绝对贫困的出现。

        

     必须指出，在第二次贸易全球化的过程中，金本位制度(the Gold Standard)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金本位制度在1870年代出现，旨在以黄金统一结算国际贸易中的货币交易，这对全球化的贸易发展是一个革命性的促进。到1913年一战前夕，全球货物出口量已占全球总收入的12％。[55]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的大萧条危机打断了第二次贸易全球化的进程，保护主义成为主导，许多国家开始设置国际贸易障碍、提高进口关税、取消最惠国待遇。这样，在1929－1937年期间，世界贸易额的增长率每年平均下降0.4%，同期世界各国的生产增长率也平均每年下降0.8%。[56]

        

     第三次贸易全球化(1945-21世纪初)在二战后复苏。其主要动力是以美国为龙头的科技革命，其主要特征是市场和信息的全球化。它以战后世界秩序重组为契机，以非军事的政治力量为主要推动，促使拉美和部分亚洲国家走向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在二十世纪末，信息革命开始启动，加上1990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变革，促使世界经济和政治逐步一体化，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其所席卷的国家之多、波及的人口之广、以及涉及的层次之深，堪称历次贸易和经济全球化之最。

        

   在此全球化过程中，国际贸易在1950－1973年期间进入黄金时期，年平均增

     

    长率高达5.8％，而同期的世界生产总量平均增长率每年只有3.9%。[57]到了1973年至1996年期间，世界贸易和生产的年平均量分别降为4.1%和3.3%。[58]另外，国际关税大幅下降，减少了在服务业方面的贸易障碍，据估计，1960年到1980年代末期，按人口计，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而到了九十年代，其比例已上升到50％以上，如果中国一旦加入WTO，那么这一比例将上升到80%以上。[59]

        

        随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其后果并不是如“新左派”学者所强调的零和，而是双赢。从贸易结构而言，1965到1995年期间，发达国家间的贸易量占全球贸易总量尽管仍占优势，但已从59％减少到47％，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量同期则从32.5％增加到37.7％，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则从3.8％猛增到14.1％。[60]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出口大辐增长，在1963－1995年期间，发展中国家（除中国外）的工业品出口比例占全球工业品出口比例，从6％猛增到20％。[61]

        

        而且，这次贸易全球化与前二次相比，是史无前例的。从广度而言，国际贸易体系在中国开放和前苏联解体之后，几乎遍及世界各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电讯系统与世界隔绝，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和因特网）在每个大洲之间流通。就强度而言，无论是世界贸易量与世界产量之比、贸易量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都出现大辐增长。在深度上，当代贸易全球化建立了新的制度和交流机制，有效控制世界范围的经济和贸易交往，全球化不再是一个失控的过程，相反，是一个多边协调和多层管理(multilateral regulation and multilayered governance)的新方式。[62]

        

    四．世界各国对经济全球化反应的分类

        

   根据世界各国在三次全球化过程中的反应速度、程度和方式，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包括“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半知半觉”和“不知不觉”。

      

    第一类的“先知先觉”包括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时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第二次的英国和法国，以及第三次的美国和日本。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领导世界经济的潮流，敢为天下之先，不仅积极参与全球化，而且主导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

         

    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在十五世纪末率先发动远洋探险、推动地理大发现，促使全世界启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63]十八世纪下半叶的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的摇篮和世界工业化的楷模，利用庞大的“日不落”帝国，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64]二战后的美国和日本独领风骚，促使世界经济的中心由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亚太经济成为全球化举足轻重的一角。[65]时至1980年，北美的对外贸易发生根本性转变，北美与亚洲的贸易额首次超过北美与欧洲的贸易量，到了1990年，美国与亚洲的贸易额已超过美国与欧洲贸易额的一半。[66] 

          

    三次全球化的第二大类是“半知半觉”类，其定义是它们有时也能预知未来，但基于种种原因，不能“全知全觉”，只能实施片面全球化。这类国家的最大特点是将全球化局限于单个领域，丧失了全面提升国力的先机。“半知半觉”类的国家包括第一次全球化中的意大利、荷兰；第二次的德国和日本；以及第三次的亚洲“四小龙”。 例如，第一次全球化过程中的意大利尽管是文艺复兴的故乡，但错失发展经济的良机，而无缘成为第一批工业化国家；而当时的荷兰已号称海上“马车夫”，经济实力相当雄厚，但尼德兰革命不够彻底，政治民主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最后也无法成为一流强国。[67]

      

        在第二次全球化过程中，德国是一个典型的“半知半觉”国家。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经济出现跳跃式发展，完全有条件成为一流强国。但是，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为德国种下了军事独裁的恶果，二次世界大战将德国的元气摧毁殆尽。[68]当时的日本也是一样，被一时的经济成就冲昏头脑，企图利用政治上的独裁和军事上的法西斯来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忽略了民主政治对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结果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彻底击垮。[69]

     

        身处第三次全球化的亚洲四小龙，也属“半知半觉”一类，因为它们尽管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忽略或压制了政治民主，过度强化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导致经济发展的后劲严重不足，成为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一大原因。[70]目前的中国也大致属于“半知半觉”，因为尽管中国上下已经认同全球化的理念和趋势，但大多局限于经济全球化的层面，不愿也不敢全方位地推动非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还是坚持自清末以来的“中体西用”和邓小平的“经济四化”，其后果很可能是事倍功半。

         

        第三大类的“后知后觉”国家，主要是指在时间意义上总是落后于世界潮流，处处被动挨打，这些国家包括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时期的俄国、第二次的中国和第三次的葡萄牙等国。

 

      具体而言，十五、十六世纪的俄国在罗立克王朝的统治下，混混谔谔，闭关自守，及至十七世纪初的罗曼诺夫王朝，才体验到世界的潮流，并通过十八世纪初的彼得大帝改革，逐渐走向现代化。[71]到了第二次全球化时期，中国的晚清皇朝则是“后知后觉”的典型，开始以“君临天下”自居，不知天高地厚。两次鸦片战争惨败之后，才开始承认西方“奇技淫窍”的价值，仓促维新变法、实施宪政改革，但一切为时已晚。不过由此为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共和建国创造了条件，虽后知后觉，尚不被全球化所淘汰。[72] 

         

    在第三次全球化过程中，葡萄牙成为后知后觉的一类国家。曾经领导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葡萄牙，由于不重视将无数海外资金转化为资本，大肆挥霍浪费，丧失了成为第一批工业化国家的先机。二战后，葡萄牙继续远离世界潮流，不思改革，但在1974年，葡萄牙发生军事政变，在苏亚雷斯的领导下，实施全面的民主政治，开启了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先河，并由此推动了葡萄牙经济的起飞。同期属于此类国家的还有巴西、西班牙和希腊。[73]

         

        对于最后一类的“不知不觉”，主要是指哪些自始至终拒绝任何形式全球化的国家和民族，闭关锁国，沉浸在“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迷思之中，导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尤其是北朝鲜和古巴，始终拒绝一切西方先进的文明，导致民不聊生、经济凋敝、政治孤立，至今仍处在“不知不觉”之中。[74]

         

    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启示

 

   历史是一面镜子，温古能够知新。对目前中国而言，三次经济全球化的经验与教训至少能够提供四大启示。

         

   　其一，全球化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自十五世纪以来，尽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常常出现起伏，但全球贸易、市场、资本、技术和信息一体化的趋势，却始终不变。面对潮流，你可以坚持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政治立场，也可以对此表达不满、反对，甚至抗议，但为了生存与发展，你绝不能自外于潮流，甚至逆潮流而动，不然的话，无谓的反动，只能是自杀式的螳臂挡车，印第安人的悲剧就是明证。 全球化不可能完美，但不完美的全球化不能成为不参与的理由。只有参与，才能减少全球化的偏差、限制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所以，为了保持“球籍”，中国必须而且只能顺应潮流、参与全球化。不仅需要参与，而且需要尽快参与，历史上“后知后觉”的事例已经证明，时间和速度意味着生存。最先开放市场的中国家电行业就证明，开放越早、越快、越彻底，越能享受全球化的益处，越能立于不败之地。历史就是如此无情，先知先觉就能繁荣富强，后知后觉只能惨遭淘汰。

         

    其二，全球化的精髓是“全”，而不是片面和有限的全球化。中国在三次全球化中始终无法“先知先觉”、至多只能“半知半觉”的根本原因，在于片面坚持坚持“中体西用”、“经济四化”，拒绝非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其实，世纪之交的今日全球化首先是市场全球化，而市场全球化必然要求信息全球化，这样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和教育自由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与此相配合，必然要求法制全球化、民主全球化和政治行为全球化。

        

        尽管观念不同，生意可以照做不误，但是，这种生意就无法做大，只能局限于贸易，而难以深化到投资，尤其是转让技术和专利的投资。为了推动双方大规模和长时期的合作，不仅需要共同的经济利益，而且更需要志同道合、“两情相悦”。需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中国的现行法律、政体和观念必须与国际接轨，不然的话，中国在这次全球化过程中，充其量只能是“半知半觉”，事倍功半。

     

     

        其三，全球化不仅要“全”，而且要“深”。在三次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也曾尝试富国强兵，第一次全球化前的郑和下西洋、第二次的自强维新运动、以及第三次的“两弹一星”，但都无法在根本上摆脱中国经济落后的局面。

     

     

     

        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经济发展缺乏深度，因为近代以来全球化的深度主要由“四化”来体现：即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民有化。很显然，明清时期的中国还是在“重农轻商”的传统思维主导之下，无法奢谈工业化；清末民初工业化、民有化尽管开始起步，但城市化和市场化远远不足；到了毛泽东时代的第三次全球化初期，中国的工业化出现苏联式的畸形发展，但城市化却没有相应发展，相反，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强制城市人口回流农村，而市场化、民有化则被全面扼杀。到了世纪末，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都有发展，但仍然抑制民有化的正常发育，尤其是阻止土地民有化的出现。殊不知，没有民有化，任何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都将处于艰难的瓶颈阶段，因为在公有、国有产权主导下的市场交易行为，不可能公平、自由和透明，城乡人口也难以自由流动，工业化也不可能得到私人资本的有力支持。所以，民有化才是今日中国经济走向全球化深度发展的关键，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则是这种深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其四，全球化的成功取决于“新”。纵观三次全球化过程，哪些“先知先觉”国家都是出奇制胜，脱颖而出。如葡萄牙、西班牙以航海为手段，开拓市场；英国以圈地运动为先导、以蒸汽机为动力，发起工业革命；战后美国以电力、生化为龙头，推动高科技革命；而到了世纪末，美国再度以Internet为动力，推动信息革命，并以北美贸易联盟为模式，利用区域经济为起点，以跨国公司为驱动，推动全球经济的市场化。

     

        中国已经在历次经济全球化中遭到挫折，为了避免在新世纪全球化中再度出局，中国必须创造具有自我特色的高科技产品，以非常手段开放市场、开拓市场、占领市场，并以非常措施开放信息渠道、鼓励信息交流。只有如此，中国才有机会后来居上，保留“球籍”。

     

     

     

        总之，为了避免重韬“不知不觉”、“后知后觉”和“半知半觉”的覆辙，争取挤入“先知先觉”的行列，中国需要把握五大原则：一是“顺”，顺潮流、顺民心；二是“快”，快速、加速；三是“全”，全方位、多层次；四是“深”，深度、强度加力度；五是“新”，新思维、新起点和新结构。而且，中国既需要以工业化、城市化、民有化和市场化来深化对全球化的参与，更需要以信息全球化、教育全球化、法制全球化、民主观念全球化、以及政治行为全球化，来全方位地推动自身的全球化。如何能够做到“先知先觉”，成为新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弄潮儿，既是对中国的挑战，也是历史赋予失去了数次经济全球化机遇的中国，又一次千载难逢的选择。

     

     

     

    参考资料

     

     

     

    Benton, L. (1996) "From the World Systems Perspective to Institutional World History: Culture and Economy in Global The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7.

     

    Borthwick, M. (1992) Pacific Century: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Pacific Asi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Boyer, R. and Drache, D., eds. (1996) States against Markets, London: Routledge.

     

    Buzan, B. (1998) "The Asia-Pacific: What Sort of Region, in What Sort of World?" in A. G. McGrew and C. Brook, eds., Asia-Pacific in the New World Order, London:   Routledge.

     

    Cameron, R. (1993) 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From Paleolithic Times to the Present,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rr, E. (1981)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London: Papermac.

     

     

     

    Clark, R. (1997) The Global Imperative: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the Spread of Mankin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Deng, G. (1997) "The Foreign Staple Trade of China in the Pre-modern Era,"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9 (2).

     

    Findlay, R. (1990) "The 'Triangular Trade' and the Atlantic Econom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 177, International Finance Se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Frieden, A. and Rogowski, R. (1996)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on National Politics: An Analytical Overview," in R. Keohane and V. Milner, ed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yer, M. and Bright, C. (1995) "World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

     

    Gilpin, R.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ordon, D. (1988) "The Global Economy: New Edifice or Crumbling Foundations?" New   Left Review, 168.

     

    Hanson, J. (1980) Trade in Transition: Experts from the Third World, 1840-190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Hirst, P. (1997) "The Global Economy: Myths and Realiti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73.

     

    Hirst, P. and Thompson, G. (1996)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untington, S.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Huntington, S.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1995)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1965-   1995),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1998),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Washington, D.C.

     

    Jones, E., et al, (1993) Coming Full Circl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Pacific Rim,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Kennedy, P. (1988)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London: Unwin Hyman.

     

    Kitson, M. and Michie, J. (1995) "Trade and growth: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J.    Michie and J. Grieve Smith, eds., Managing the Global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rugman, P. (1995) "Growing World Trad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pp. 327-62.

     

    Krugman, P. (1996) Pop Internationalism, Boston: MIT Press.

     

    Kuznets, S. (1967)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X Level     and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Long Term Trend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5.

     

    Lee, K. (1993) New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acting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Milner, V. and Keohane, R. (1996),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in R.     Keohane and V. Milner, ed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ierop, T. (1994) Systems and Regions in Global Politics: An Empirical Study of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rade 1950-1991, Chichester: John   Wiley.

     

    Rogowski, R. (1989)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uigrok, W. and Tulder, R. van. (1995) The Logic of International Restructuring,    London: Routledge.

     

    Smith, A. (1991) Creating a World Economy: Merchant Capital, Colonialism and World Trade, 1400-1825, Boulder: Westview Press.

     

    Stearns, P. (1993)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World Hist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Vogel, E. (1991) The Four Little Dragons: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eiss, L. (1998) State Capacity: Governing the Economy in a Global Er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Zhou, J. (2000) "Roo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Asia and Implication for China," in   Baizhu Chen, J. Kimball Dietrich, and Yi Fang, eds., Financial Market Reform in China: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2000, pp. 39-54.

     

    许纪霖、陈达凯 (1995), 《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第一卷，上海：上海三

     

        联书店。

     

    李剑鸣(1994), 《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天津：天津

     

        人民出版社。

     

    。

     

    陈致平(1996)，《中华通史》，第七卷，广州：花城出版社。

     

    罗荣渠(1993), 《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罗荣渠(1997), 《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

     

    洪朝辉(1994)，《社会经济变迁的主题：美国现代化进程新论》，杭州：杭州大学  出版社。

     

     

     

    2000年4月20日

     

     

     

     “点滴获益”理论是指先进发达地区有可能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落后地区一旦参与先进地区的经济活动，有可能逐渐、不断、点滴地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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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G. Modelski, Principle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2).

     

    [2] A. Callinicos, et al. Marxism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London: Bookmarks, 1994) ，pp. 30-44

     

    [3] S. Ami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London: Zed Press, 1997); Callinicos, Marxism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S. Gill, "Globalization, Market Civilization, and Disciplinary Neoliberalism," Millennium 24 (1995).

     

    [4] 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33-137.

     

    [5] S. Amin,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 (May 1996): 77-89; L. Benton, “From the World Systems Perspective to Institutional World History: Culture and Economy in Global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7 (February 1996): 261-295.

     

    [6] H.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1977), p. 254.

     

    [7] Held, McGrew, Goldblatt, and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p. 33－34.

     

    [8] K. Ohmae, The Borderless World （London: Collins， 1990）; K. Ohmae,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W. Greider, One World, Ready or Not: The Manic Logic of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7).

     

    [9]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1965-1995) (Washington, D.C., 1965-1995).

     

    [10] GATT/WTO, International Trade Yearbook, 1963-1995 （Washington, D.C.， 1965－1995）.

     

    [11] J. Sachs and A. Warner,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tegratio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5, pp. 1-95.

     

     (Sachs and Warner, 1995)。

     

    [12] R. Cox,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Limits to Liberal Democracy,” in A.G. McGrew,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mocracy? Globalization and Territorial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pp. 49-72.

     

    [13]A.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14] Held, McGrew, Goldblatt, and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 2.

     

    [15] M. Albrow, The Global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p. 85.

     

    [16] Ohmae,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p. 5.

     

    [17] S. Strange,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

     

    [18]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9]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1996; M.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w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1996); J. Scholt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ocial Chang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 J. Rosenau, Along 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5.

     

    [21] A. Giddens, "Globalization: A Keynote Address," UNRISD News, vol. 15 (May 1996): 11-22.

     

    [22]M. Mann, “Has Globalization Ended the Rise and the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4 (June 1997): 472-96.

     

    [23] D. Held, "Democracy,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Global System," in D. Held, ed., Political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pp. 197-235.

     

    [24] J. Ruggie, Winning the Peace: America and World Order in the New E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25] J. Rosenau, Along 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6] Anthony Giddens,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 Beyond Left and Righ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27] Held, McGrew, Goldblatt, and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 10, table 1.1.

     

    [28] Zhaohui Hong and Yi Sun, “In Search of Re-ideologization and Social Order,” in Andrew Nathan, Zhaohui Hong, and Steven Smith, eds., Dilemmas of Reform in Jiang Zemin’s China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pp. 36-37.

     

    [29] (Hirst and Thompson, 1996)，

     

    [30] (Ruigrok and Tulder, 1995; Boyer and Drache, 1996)。

     

    [31] (Gordon, 1988; Weiss, 1998)，

     

    [32] (Hirst, 1997)。

     

    [33] (Gilpin, 1987)。

     

    [34] (Weiss, 1998)。

     

    [35] (Hirst and Thompson, 1996)。

     

    [36] (Krugman, 1996)。

     

    [37] (Huntington, 1996)。

     

    [38] (Milner and Keohane, 1996)，

     

    [39] (Geyer and Bright, 1995; Frieden and Rogowski, 1996)。

     

    [40] (Carr, 1981)。

     

     

     

    [41] (Held, et al., 1999)。

     

    [42] (Buzan, 1998)。

     

    [43] (Nierop, 1994)。

     

    [44] (Smith, 1991)。

     

    [45] (Clark, 1997)，

     

    [46] (Deng, 1997)。

     

    [47] (陈致平，1996；Kennedy, 1988)。

     

    [48] （陈致平，1996)。

     

    [49] (Findlay, 1990)。

     

    [50] (Kuznets, 1967)。

     

     

     

    [51] (Rogowski, 1989)。

     

    [52] (Krugman, 1995)。

     

    [53] (Kuznets, 1967)。

     

    [54] (Hanson, 1980)。

     

    [55] (Krugman, 1995)。

     

    [56] (Kitson and Michie, 1995)。

     

    [57] (Kitson and Michie, 1995)。

     

    [58] (IMF, 1998)。

     

    [59] (GATT/WTO, 1995)。

     

    [60] (Sachs and Warner, 1995)。

     

    [61] (IMF, 1995)。

     

    [62] (Held, et al., 1999)。

     

    [63] (Cameron, 1993)；

     

    [64] (Stearns, 1993)；

     

    [65] (Vogel, 1991; Jones, et al., 1993

     

    )。

     

    [66] (Borthwick, 1992)。

     

     

     

    [67] (Cameron, 1993)。

     

     

     

    [68] (Cameron, 1993)。

     

    [69] (Lee, 1993)。

     

     

     

    [70] (Borthwick, 1992; Zhou, 2000)。

     

    [71] (Cameron, 1993)。

     

    [72] (许纪霖、陈达凯，1995；罗荣渠，1993，1997）。

     

     

     

    [73] (Huntington, 1991)。

     

    [74] (Cameron, 1993)。

     

     

     

    (Ruggie,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