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旧词——沁园春·“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沉思
   
    一九七八年秋
   
    天地携手，倚天挥剑，翦灭凶顽。看万里长空，云开雾散；千载江山，再换新颜。红日喷薄，凤凰更生，喜展金翅舞翩跹。更有那，毛泽东思想，正本清源。
   
    迎来春回地暖，平“三案”，[1]无辜雪奇冤。扬真理标准，唯在实践。理论园地，百花争妍。人心思富，人心思安，“四大危机”何消散？[2]当求索，共和国磨难，体制根源。
   
   
    [1]“三案”：指冤案、假案、错案。
   
    [2]“四大危机”：指文化大革命后期社会上产生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对共产主义前途的信誉危机、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危机。
   
    满江红·毛泽东逝世二周年有感
   
    一九七八年九月
   
    星殒东方，日月披纱泪汪汪。毛泽东，敢救劳苦，敢拒列强。天安门上挥巨手，亿兆斯民红海洋。五千年，俱古往今来，最辉煌。
   
    多少事，费思量；多少魂，飘山岗。亲手造共和，又酿国殇。工人农民裤带紧，知识分子情惆怅。承伟人，当拨乱反正，更辉煌。
   
    我的口号——
   
    解放思想，黄金万两；观念更新，万两黄金
   
   
    我的解放思想论文（1）：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来源[1]
   
    1983年5月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早已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为人熟知，但这却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和重新探讨的问题。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来源。理论和理论的关系，只能是继承和被继承的关系，而不能是来源和被来源的关系。历史上任何科学理论都只是人类认识长河中的“流”，而不是“源”。把实践和前人理论并列为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是“多源论”。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书应译为《马克思主义的三种史料和三个组成部分》。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对于解决理论脱离实际、落后于实践的倾向，对于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实践，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永远是时代和实践的结晶，要在新时代的丰富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
   
    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是什么？理论界传统的提法有三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我认为，这一传统提法是错误的，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
   
    一、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归根到底统一于实践
   
    所谓来源，是指事物的根本源泉。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理论体系和许多科学结论是从何而来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一切知识都是来源于实践的，马克思本人就说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2]毛泽东也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3]实践是一切认识的基础，因为认识本身产生于实践的需要，而实践又给认识提供了可能。理论则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科学的理论则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而证明了理论，这样的科学理论就是真理，亦即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正确反映。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是认识发展的过程。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这又是真理发展的过程。这些基本原理说明，任何正确的认识，科学的理论和真理，其唯一来源只能是实践。马克思主义属于革命的理论和科学的真理，其唯一来源也只能是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这两位革命导师从事了毕生的理论研究。他们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时候就明确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4]如果没有马克思、恩格斯毕生的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科学，它首先来源于阶级斗争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当时，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无产阶级已经提出了自己的阶级要求，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加并组织领导了这一革命运动，并且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革命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不断地对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从事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可以想象，如果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加和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革命活动，能产生《共产党宣言》这部划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吗？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是紧密联系的，在革命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没有离开过革命群众。他们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疾苦，参加他们的斗争，正是从那里，他们获得了大量的群众生活和斗争的第一手资料。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恩格斯亲自接触英国下层工人，直接考察英国的社会经济状况，能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优秀的著作吗？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把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避难所驱逐出来，并创立唯物史观，正因为他们亲自参加了革命实践。他们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科学，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正因为他们在实践中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找到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在现实实践的基础上抛弃了前人的空想。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离不开生产斗争的实践。生产斗争的实践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但并不是人类社会任何时期的生产斗争实践都可以产生马克思主义。“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手推磨时代”的生产斗争实践都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只有当人类的生产实践发展到一定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和产业革命时期，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机器工业和产业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因为没有大机器工业和产业革命，就没有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就没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没有这种对立和斗争，就没有对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的需求；没有这种需求，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就无从谈起。对此，毛泽东曾这样说过：“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5]
   
    科学实验的实践是人类社会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之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自然规律的揭示，对唯物辩证法的产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细胞的发现和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牛顿力学和能量守恒、转化定律，以及物质不灭定律的发现，使唯物辩证法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数学的发展和运用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头脑。马克思、恩格斯一贯重视自然科学的巨大作用，认为“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6]恩格斯还直接论述了三大发现和其它自然科学的发现对他们创立唯物辩证法所起的作用，他说：“首先是三大发现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了。”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融会贯通，予以高度地概括和精湛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无论是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还是思维辩证法，无不渗透着自然科学的丰富知识和最新成果。因而，可以说没有科学试验的实践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就不可能产生完整严密的辩证唯物主义。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虽然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是一座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理论宝库，但它归根结底统一于实践，来源于实践。
   
    二、历史上任何科学理论，都是人类认识长河中“流”，而不是“源”
   
    或许会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固然与实践分不开但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前苏联所编的《简明哲学辞典》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理论来源是：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7]如果把实践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来源，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岂不是要割断人类思想理论发展的历史，割断马克思、恩格斯与前人的联系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不可否认，人类几千年的认识发展史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连续性的，正象江河流向大海不可从中割断一样（修水坝只是截流，而不是割断）。人类任何思想理论产生与发展，都与前人的思想理论成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要充分肯定人类先哲的学说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伟大历史作用。列宁曾经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8]任何人进行科学研究，总是把前人认识的终点作为自己的起点，然后通过自己的实践，把新的知识增添到人类知识的宝库中去，从而进一步提出崭新的理论来。马克思、恩格斯就是这样，他们之所以能创立马克思主义，开辟人类思想的新纪元，也因为他们站在前辈巨人的肩上。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实践是认识和理论的唯一来源。我们应该认识到，任何人类历史时期的知识和思想理论成果，归根到底，都是人类认识长河中的“流”，而不是“源”。正如不能把武汉的长江水说成是南京的长江的源、把重庆的长江水说成是武汉的长江的源一样，长江的源头只有一个，那就青海省唐古拉山脉的沱沱河。我们决不能把“源”与“流”混淆起来，如果把“流”当作“源”，那就否认了人类认识的本原。无论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或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上和理论发展史上的“流”，决不能把它们看作马克思主义的“源”。十九世纪前人类先哲的优秀学说是属理论性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也属于理论性的东西（尽管两种理论有严格的区别），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来源于人类先哲的优秀理论学说，岂不等于说：理论来源于理论。任何后人的理论与前人的理论，只能是继承和被继承的关系，而不是来源和被来源的关系。一种科学理论，只有对以下两种人，才能称其为来源：一种是编辑家，一种是剽窃者。
   
    继承不是复制，不是作拷贝，而是扬弃，即批判地吸收。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关系极为密切。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可以看到配弟、魁奈、斯密、李嘉图等人的思想痕迹，我们在这些前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再生产理论的雏形，但却都不是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科学的剩余价值论、科学的再生产理论，只有马克思，才是这些科学理论的真正创立者。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中，可以看到黑格尔、费尔巴哈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但是却找不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创立者。我们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中，可以看到欧文、圣西门、付立叶的思想痕迹，我们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思想，但却找不到科学社会主义，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是科学社会主义真正创立者。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认识史上崭新的科学理论，而不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中科学成分的收集和叠加。马克思、恩格斯是崭新科学理论的伟大创立者，而不是科学杂志的聪明编辑家。
   
    前面说过，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理论体系和许多科学结论是从何而来的，而这些内容在前人的著作中是根本找不到的。比如马克思研究和写作《资本论》的方法，许多方面是承袭了黑格尔的方法，马克思说过：“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9]马克思同时又说：“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合理内核。”[10]由此可见，尽管马克思吸收和运用了黑格尔的方法，但绝不能认为黑格尔的方法就是马克思的方法的来源。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这和前辈思想家的立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是根本不可能来源于前辈思想家们的。
   
    无论前人的思想理论学说有多少科学成分，这些科学成分也只能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前提和起点，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本身。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实践中的科学创造。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前人的理论，无异于说，马克思、恩格斯是剽窃者。想当年，当资产阶级经济学攻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来自洛贝尔图斯时，恩格斯是多么震怒。现在，我们又怎能说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前人的理论呢？无论前人的思想理论学说有多少正确的因素，但它们终究是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划时代的科学理论，与前人的思想理论学说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前人的学说，无异于说，马克思主义来源于非马克思主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实践、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下图描述出来：
    
    
    
    三、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书应翻译为《马克思主义的三种史料和三个组成部分》
   
    说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只有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来源。那么怎样理解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部著作呢？难道是列宁的著作错了吗？
   
    否。列宁的著作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来看看列宁著作的原文吧！
    
   

    从以上两种文字的对比看来，把列宁原著书名中的“источиник”翻译成“来源”都是不恰当的，拟翻译成“史料”更妥当些。
   
    我们还可以从列宁这部著作的思想内容来说明这个问题。列宁这部著作的中心思想是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以及这些内容与前人思想理论主要优秀成果的相互关系问题。列宁指出：马克思“学说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12]
   
    在这里，列宁并没有把人类先哲的优良思想理论成果看作马克思主义的来源，而是看作起点和基础。在这篇著作的三部分内容里，列宁分别阐述了马克思是如何捍卫和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具体指明了马克思的学说和前人学说的相互关系。但是，在阐述这些相互关系时，列宁始终没有使用“источиник”这一词。只有两个地方使用了“исто-чиник”这一词，那是指资产阶级“利润的来源”（источиникп-рибыля）和“财富的来源”（источиник ботства）[13]。该文前言中也有一个地方使用了“источиник”一词，但在这里应翻译为“史料”，而不是“来源”[14]。列宁虽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优秀思想理论成果的继承关系，但也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前人优秀思想理论成果的简单继续，而是一种科学创造。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列宁说：“马克思并没有停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上，而是把哲学向前推进了。……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15]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列宁说：“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他证明：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这个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决定的。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6]在谈到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关系时，列宁指出：“空想社会主义不能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17]
   
    由上可见，列宁在这篇著作中，把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总是看作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史前理论文献和史料，而不是看作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来源。列宁这篇著作中所使用的“источиник”一词，正是“史料、文献”意义上所使用的，而不是在“源泉、来源”意义上使用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翻译有误，应翻译成《马克思主义三种史料和三个组成部分》。
   
    四、坚持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来源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前人理论的提法，不仅在理论是不成立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极其有害的。多年来，我们一直信守着这一提法，也就形成了这一观念，既然马克思主义都可以是来源于前人的理论，那么我们现在所需要的理论，当然也就可以从我们前人现成的理论中去寻找、去引用了。这样一来，实践在我们的理论视野中不见了，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被我们忽略了。
   
    1978年，我国理论界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对于解放思想，打破禁区，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在这一讨论中，我们却忽略了理论是从哪里发源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来源于什么这个重大问题。这样，就给唯心主义认识论，给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留下了最后的避难所和藏身地。正因为如此，在现实生活中，理论脱离实践、落后于实践的问题总是得不到根治，常常出现“理论上说得通，实践中行不通；实践中行得通，理论上说不通”的背反现象。理论本来应该走在实践的前面，科学地指导实践，然而，在实践与理论的“竞赛”中，常常是实践获得“冠军”，而理论往往是跟在实践的后面爬行，可称之为“爬行理论”。一种新的实践出现以后，理论往往是先“站”出来责备一通，当实践已结出丰硕成果之后，理论然后再“认输”，再回头支持，真可谓“实践步步为营，理论节节败退”。为什么出现这些现象呢？其根本原因在于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经院理论”的“铁门”，而“理论来源于理论”观念则是这个“铁门”的“门枢”和“门扣”。
   
    我国正处在一个新历史时期，许多传统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思想理论观念都正在更新，新的事物层出不穷，许多新的实践向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而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成功，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这个科学的理论从何而来呢？如果按照“理论来源理论”观念，就只好在前人现成的理论中去寻找了。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只设想了未来世界的一个轮廓，而并未规定每一个步骤。恩格斯在谈到如何对待他的理论时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8]他还说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先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的影子也找不到。”[19]列宁更是明确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该在各方面把一门科学推向前进。”[20]这些经典论述都说明，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僵化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只有敞开的理论才能使自身不断丰富和发展，也只有这样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而封闭的理论只会使自己停滞不前，从而成为僵化的理论。社会主义实践促进理论的发展，而僵化的理论只会“窒息”社会主义实践。由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理智的实践，而由僵化的理论制约的实践只能是畏缩不前的实践。由此可见，指导新的实践的科学理论，唯有根据“理论来源于实践”的原则，在新的实践中去探索，而不能根据“理论来源于理论”的观念，在已有的理论中去摘取。
   
    指导新的实践的科学理论来源于新的实践，但新的实践并不能自发地形成科学理论，而需要理论工作者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理论探索过程，也是理论思维过程，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1]。进行理论探索，必须遵循“理论来源于实践”的原则，坚决摒弃“理论来源于理论”的观念。因为只有来源于实践的理论，才是富有生命力的理论，而源于理论的理论，往往是“贫血”的理论。
   
    由于有“理论来源于理论”之说，因而，多年来，在我国的理论探讨中，有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寻找“理论依据”。每当现实生活中出现某种新生事物，在分析和研究时，总要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下这种新生事物的“理论依据”，如果找不到“理论依据”，就不能给这种新生事物定性，或者在定性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以致于使得一些有效的新生事物不能得到理直气壮的发展。为什么我国一些理论文章“灰”色很重，缺乏可读性，就因为这些文章的作者往往不是在实践中探索理论之源，而是在理论中探索理论之源，探来探去，引经据典，以至于有的文章和书籍，只有排列组合的数学意义，而对于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却缺少有意义的实用价值。实践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最高法官”，而不是相反。评判新的实践正确与否的标准也只有一个，就是这种实践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处处以某个“理论依据”为转移，社会主义就无法前进。
   
    之所以我国理论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言必称“理论依据”、文必引“理论依据”的现象，究其根源，是在思想上继续存在着对马克思的“两个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虽破除了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但对马克思的“两个凡是”却以潜在的形式继续存在着。这看起来，似乎是对马克思的尊敬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实际上却严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此，只有破除对马克思的“两个凡是”，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不断充实新鲜血液，从而保持旺盛的理论生命。
   
    所谓“理论依据”，无非是过去实践的理论结论，过去没有过的实践，当然就没有这种理论结论。根据“理论来源于实践”的原则，当已有的“理论依据”与现实有效的新实践相一致时，我们就用这种“理论依据”；如果没有这种“理论依据”，我们就根据新实践，创造出新“理论依据”；当原有的“理论依据”不符合新的实践的要求时，我们就应该修改这种“理论依据”。正如当地图不符合地形时，要修改的是地图，而不是地形一样，当理论不符合实践时，应当修改的是理论，而不是实践。地球表面的大陆是一个缓慢漂移着的板块结构，到若干年以后，大陆结构和形状变了，如果还使用现在的地图，或者要以现在的地图为依据把大陆搬动一下，那岂不是天大的笑话。社会主义实践在日新月异的变化，如果我们的理论“以不变应万变”，这种理论其意义何在！重要的在于为理论寻找实践依据，而不是为实践寻找“理论依据”。在理论探索中，要怀揣原理，着眼实践，而不要事必找“理论依据”，文必引“理论依据”了。
   
    我这里不厌其烦地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的原则，或许有人说，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我们已不是叫了几十年的“理论联系实际”了吗？我说非也！“理论来源于实践”明确表明了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表明了实践第一，理论第二的主从关系。而“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成了独立于实际之外的存在物，理论成了联系“主体”，实际倒成了被联系的“客体”，这就把实践和理论的主从关系给弄颠倒了。因此，我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提法不妥，应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提“理论来源于实践”的口号。
   
    马克思主义永远是时代的结晶，时代又总是由一定的社会实践体现出来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的结晶应当发展，阻碍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是未知的东西，而是已知的东西，而未知的东西深深蕴藏在活生生的实践当中。马克思主义应当充分适应时代的要求，在新的实践中发掘自身，创新自身，丰富自身，用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指导人们进行新的实践，开创时代的新局面。在新的实践中，在新局面的开创性活动中，马克思主义自身也就得到发展。
   
   
   
    [1]写于1983年冬，1988年提交中宣部、中共中央党校“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理论研讨会”并发言。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4期。
   
    [2]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3]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61、267页。
   
    [4]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5页。
   
    [5]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263—264页。
   
    [6]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版，第208页。
   
    [7]见前苏联编《简明哲学辞典》，第425页。
   
    [8]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11]《列宁全集》俄文版第19卷第4页。
   
    [12]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1—442页。
   
    [13]见《列宁全集》俄文版第19卷第6页。
   
    [14]见《列宁全集》俄文版第19卷第6页。
   
    [15]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2—446页。
   
    [16]同上。
   
    [17]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2—446页。
   
    [18]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茨基夫人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4页。
   
    [19]《1893年5月1日弗·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28－629页。
   
    [20]列宁：《我们的纲领》，《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161页。
   
    [21]恩格斯：《论辩证法》，《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
   
   
   
    我的解放思想论文（2）    改革中的理论和理论的改革
   
    1985年3月
   
    ◆理论再也不能跟在改革的实践后面爬行
   
    ◆谈所谓“理论联系实际”
   
    ◆谈所谓“理论依据”
   
    ◆对“基本原理”要进行再认识
   
    ◆要破除对马克思的“两个凡是”
   
    ◆创新——改革时代理论家的基本任务
   
    ◆社会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个“异端”理论的不断创新史
   
    ◆社会科学不能成为简单的“阐释学”
   
    ◆探险——理论家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要为学术自由立法
   
   
   
    一、理论再也不能跟在改革的实践后面爬行
   
    当前，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新事物、新现象、新经验、新问题层出不穷，“实践中行得通，理论上说不通；理论上说得通，实践中行不通”的现象屡见不鲜，改革向传统理论提出了勇猛挑战。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而改革需要理论的科学指导。然而，理论并非处处走在改革的前面科学地指导改革，而是往往处在被动的“应战”地位，跟在改革的实践后面“爬行”，形成了“实践步步为营，理论节节败退”的局面。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传统理论“刚性”太强，而缺乏“实践弹性”，常常僵化地固守在原来的阵地上，固守书本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改革促进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而僵化的理论只会“窒息”改革；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改革是理智的改革，而由僵化的理论制约的改革只会是畏缩不前的改革。马克思主义本来是一种开拓性的理论，而要继续保持它的开拓性，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进行改革。马克思主义应该向改革的实践敞开大门，而不应该半虚半掩。理论再也不能跟在实践的后面“爬行”了，应该“站”起来，迅速跟上改革的步伐，勇敢地站在改革的前面指导改革。
   
    二、谈所谓“理论联系实际”
   
    不少人认为，我国目前理论与实践不衔接、两张皮的现象，是由于理论脱离实践构成的，因而大声疾呼要“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的口号或提法叫了许多年了，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但为什么年年讲年年脱离实际，月月讲月月两张皮呢?我认为，“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什么是实际?就是实践着的情况。在理论和实践这对矛盾中，实践是主体，理论是客体。而“理论联系实际”的提法，理论却成联系的主体，实践反倒成了被联系的客体。我们历来强调“从实际出发”，而“理论联系实际”的提法，理论倒成了出发点。这样，它既可以联系实际，也可以不去联系实际；实际情况是很复杂的，理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联系这样的实际，而不联系那样的实际。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怎样改和不应该怎样改，都应该从实际出发，即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出发。如果根据“理论联系实际”的需要来改，就只能从理论本身出发，检验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也只有回到理论。
   
    由此可见，“理论联系实际”这个长期不曾被人怀疑过的提法，实际上是很不科学的，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因此，应该把这一被颠倒了的提法再颠倒过来，不再使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提法，而使用“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密切结合实际”这些科学的提法。
   
    三、谈所谓“理论依据”
   
    多年来，在我国的理论研究中，通行着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在马列经典著作中寻找“理论依据”（即找语录）。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是如此。每当改革中出现什么新生事物时，总要千方百计的寻找一下这种新生事物的“理论依据”，如果找不出“理论依据”，就不能给这种新生事物冠以马列主义“桂冠”，也就不能给这种新生事物定性，或者在定性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以致于一些对发展生产力行之有效的新生事物和改革措施得不到理直气壮的发展。我认为，这种言必称“理论依据”，文必引“理论依据”，事必找“理论依据”的作法对经济体制改革十分有害。
   
    诚然，在研究探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新生事物时，找一下“理论依据”是必要的，这便于对新生事物进行理论分析和研究。但是，我们历来往往是把有无“理论依据”作为确定新生事物是非和新的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这就不恰当了。理论是对现实生活的概括、总结和归纳，而不是现实生活赖以生长、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当然也不是我国经济体制应该怎样改和不应该怎样改的“裁判”。改革中的新实践和改革中产生的新理论正确与否，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是这样，而处处以“理论依据”为转移，改革就无法进行。我们应该处处从实际出发，而不应该一切以“理论依据”为转移。在改革大发展、理论也大发展的时代，重要的在于要为理论寻找实践依据，而不是为实践寻找“理论依据”。再不要言必称“理论依据”，文必引“理论依据”，事必找“理论依据”了。
   
    四、对“基本原理”要进行再认识
   
    或许会有人说，我们所说的“理论依据”，不是指马列经典著作中的个别论述和个别结论，而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诚然，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有个再认识问题。
   
    什么是基本原理?无非是指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基本理论，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前后一贯的根本观点。这些基本理论或根本观点是当时实践的产物，实践在不断的发展变化，这些基本理论或根本观点也会发展和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历来反对把他们的理论看作“最终规律”、“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恰恰违背了他们的遗训，把基本原理当作不变原理、永恒真理，无论历史怎样发展，无论实践怎样变化，无论改革怎样进行，似乎基本原理永远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永远是“万古常青”的。有些原理，明明已不符合实践需要，但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我们一方面在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理论的尺度”，但却把基本原理排除在外，基本原理不仅不受实践检验，而且还成了检验实践的最高“法官”。这就从根本上堵塞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基本原理，任何理论都应该接受实践的检验，基本原理也应该接受实践的检验，也应该在实践中特别是改革的实践得到再认识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首先应该是基本原理的发展，发展中就包含着改变，离开了基本原理的发展，就根本谈不上发展。
   
    地球表面的大陆是一个缓慢漂移的板块结构，到若干万年以后，大陆结构的形状改变了，那时如果还使用现在的地图，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当地图不符合地形时，要修改的是地图，而不是地形；当理论不符合实践时，应当修改的是理论，而不是实践。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已明显地表明一些“基本原理”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行不通的。例如，在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经典著作中，一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生产的最后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商品生产的，这恐怕不能说成是个别论述或个别结论，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再例如，在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经典著作中，都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要彻底消灭私有制，这恐怕也不能说成是个别论述或个别结论，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这就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相径庭，我们就应该把这一不符合实践的基本原理纠正过来。我们不仅要敢于修改和摒弃马克思主义中不符合实践的个别论述和个别结论，也要敢于修改和摒弃那些不符合实践的基本原理，这样，才能为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在理论上打破禁区，铺平道路。
   
    五、要破除对马克思的“两个凡是”
   
    对马克思原有理论的僵化理解，来自对马克思的“两个凡是”。虽没有人明确提出对马克思“两个凡是”的概念，但在我们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客观上存在着对马克思的“两个凡是”，这就是：凡是马克思说过的，我们就丝毫不能修改；凡是马克思没有说过的，我们就不能大胆创新。这“两个凡是”，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严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我国理论界广泛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批判和破除了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是，在思想上却并没有破除潜存的对马克思的“两个凡是”，这就使得我们的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彻底，还给教条主义留下了最后的“避难所”和“藏身地”。因此，要彻底摒弃教条主义，破除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僵化理解，仅仅破除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是不够的，也要破除对马克思的“两个凡是”，只有这样，才能为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迅速发展在思想上打破禁区，铺平道路。
   
    破除对马克思的“两个凡是”要向列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原来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在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而列宁根据他当时所处的时代特征和各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取得了苏俄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并没有谁认为列宁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而是赞扬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是对马克思不搞“两个凡是”的第一个伟大领袖。
   
    列宁所领导的苏俄无产阶级革命，走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在苏俄学习过的一些共产党人，如王明，主张中国也走苏俄革命的道路，在中国盲目组织城市革命暴动，结果遭受了惨重的失败。而毛泽东则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并没有谁认为毛泽东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而是赞扬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也是对马克思不搞“两个凡是”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名言“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就充满着不搞“两个凡是”的大无畏创新精神。
   
    六、创新——改革时代理论家的基本任务
   
    改革的时代是伟大的时代，这个伟大的时代会造就伟大的改革家，也会产生出伟大的理论来，这个伟大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就是从未有过的创新实践所产生的理论，也就是原有马列经典著作没有说过或没有系统说过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需要是它产生的历史前提，但它却不会自发产生，它是理论家通过对改革的实践进行认真总结、概括和艰苦的理论思维形成的。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科学创新，就是改革时代理论家的基本任务。改革的时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创新中大发展的时代，因此，这个时代也是理论家大显身手的时代，理论家一定要抓住这个良好的时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出贡献。
   
    七、社会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个“异端”理论的不断创新史
   
    在人类思想理论发展史上，“异端”却往往成为科学发展的新契机，当“异端”被人们认识并被实践证实之后，也就成了正统，这种正统又可能被后来的“异端”所打破。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人类思想理论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个“异端”的不断推进史。不用说是社会科学，就是自然科学也是如此。例如，“日心说”在历史上就曾是一种“异端”，这种“异端”在取代“正统”的“地心说”中就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其间发生了“日心说”的宣传者布鲁诺被处火刑的悲壮事件。
   
    改革的时代，是我国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一方面，原有的理论体系与改革的现实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反差；另一方面，改革的丰富实践不断呼唤着原有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然而，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比实践的创新和发展难度要大得多。
   
    比如，较早“下海”的人，不仅个人取得了丰厚的收入，而且也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成为新体制的开拓者和新时代的弄潮儿；而较早在理论上主张并宣传中国要实行市场经济的人，则大多受到种种责难和批判。较早创办个体、私营经济的人，大多成为大款，过着非常优裕的生活，他们中的一些典型人物，还被选拔为各级人大和政协的代表参政议政；而较早在理论上主张和宣传在中国要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人，却给自己带来了不尽的麻烦，并且大多与清贫为伍。在这种强烈的反差和对比下，谁还愿意为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去努力、去奋斗呢？
   
    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而改革需要理论的科学指导。然而，理论并非处处长走在改革的前面，科学地指导改革，而是往往处在被动的“应战”地位，跟在改革的实践后面艰难地“爬行”，“实践中行得通，理论上说不通；理论上说得通，实践中行不通”的现象表现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重，形成了“实践步步为营，理论节节败退”的局面。其所以如此，是由于传统理论“刚性”太强，对于丰富多彩、瞬息万变的社会经济实践漠然视之，固守书本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这些年来，我国理论界也出版有不少“新学说”、“新理论”、“新探索”之类的书籍，但读过之后，实在不敢恭维有多少“新”意。如果有什么“新”东西，不过是对旧房子的某种形式的新装修而已，或者说是对某堆积木的新堆砌组合而已。尽管我们也一直在高喊理论研究要创新、要发展，但实际上，则处于一种“创而不新，发而不展”的状况。当然，这绝不是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不愿意和没有能力去创新、去发展；我们的出版工作又何尝不想多出版具有创新和发展意义的理论著作呢！问题在于，我们未能给我国的理论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八、社会科学不能成为简单的“阐释学”
   
    多年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为两个部分：基本原理与具体理论，或核心理论与外围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似乎只是对具体理论或外围理论而言，而基本原理或核心理论则是永远不能触动的禁区。凡是禁区，同时也就是险区和“雷区”。有多少人愿意或者能够去探险和“触雷”呢？
   
    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既应包括具体理论或外围理论，也应包括基本原理或核心理论，而且后者还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如果把马主义的基本原理封闭起来，就会使它成为教条主义的“避难所”和“藏身地”。这不仅从根本上堵塞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更重要的在于，它往往成为改革实践不可逾越的屏障。我们在改革实践中常常遇到的理论难题，一般并不在于马克思的个别结论，而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所采取的僵化态度。
   
    一个最普通的基本常识是，地图是根据地球表面的客观地理情况绘制的。地理科学的研究发现，地球表面的大陆是一个缓慢漂移的板块结构，到若干万年之后，大陆结构的形状改变了，如果我们还继续使用现在的地图，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当地图不符合地形时，要修改的是地图，而不是地形；当理论不符合实践时，应当修改的是理论，而不是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历来反对把他们的理论看作是“最终规律”，“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恰恰违背了他们的遗训，把基本原理当作不变的、永恒的真理。无论社会实践怎样发展变化，无论改革开放怎样深入进行，似乎基本原理永远是“万古常青”的，永远能够“以不变应万变”。一方面，我们反复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另一方面却把基本原理排除在外，不仅不受实践的检验，反而还成了评判实践的“最高法官”。
   
    多年来，我们在理论研究中，形成了这么一种范式：不是用丰富的实践去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总是习惯于运用基本原理去“阐释”实践。这样，就把社会科学变成了单一的“阐释学”，把社会科学家变成了单一的“阐释家”。当实践的发展客观上已经突破了某些基本原理的屏障时，就采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这差不多成了我们许多理论家的思维定势，即便是某些在改革开放中思想解放的同志，也往往逃不出这种窠臼，一方面对现存的不合理因素极为不满，积极倡导革新鼎故；另一方面，又对形成这种不合理因素的理论根源怀有深厚的“感情”，不容许越雷池半步，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思维和行为的矛盾，以及改革发展的愿望和理论上感情色彩的矛盾。
   
    九、探险——理论家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理论是在创新中发展的，而创新则是在探险中实现的。如果说实业界是实业冒险家的乐园，那么理论界则是理论探险家的乐园；如果说企业家应该是冒险家，那么理论家则应该是探险家。因为头顶安全帽，脚踩西瓜皮，奉行建筑师式“安全第一主义”的理论家是不可能进行创新的。
   
    过去多年，由于政治生活、学术生活不正常，理论界被设置了一系列禁区，理论家只有解释原有理论的义务，没有进行理论创新的权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理论上的禁区是被打破了，但险区仍然存在。理论创新的最大希望和成果往往存在在于险区中，越是大险区，越出大成果。如果说，创新是理论发展的杠杆，那么，探险则是这根杠杆的支点。
   
    理论探险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依赖于理论家的探险精神，因此，探险精神是理论家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这种素质比理论家本身的知识和智力更为重要。科学家历来认为，怀疑是创新的起点，我则认为，探险才是创新的真正行动。缺乏怀疑精神的人在真理碰到鼻尖时也会被放过去，而缺乏探险精神的人，即使有了真理的火花，也只能压在心底而不能迸射出来。世界是在探险中开拓的，人类是在探险中进步的，理论也是在探险中发展的。没有探险精神就不可能发现新大陆，没有探险精神就不可能征服太空，没有探险精神，就不可能创新马克思主义，改革时代的理论家，应该成为具有探险精神的创新理论家。
   
    十、要为学术自由立法
   
    理论发展需要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理论创新的必要条件。纵观世界历史，人类社会的经济大发展总是与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分不开的，而社会科学的大发展离不开学术自由。在西方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学术派别林立，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等，一代未息，一代又生，而我国的哲学、经济学为什么总是万马齐声、几十年一贯制？各种学术派别并存互相争鸣是繁荣学术、推动理论创新和繁荣的有效机制。为什么我国长期形不成学术派别(如果有什么派别的话，盛行的主要是两大派：一个是教条主义派，一个是风派)？为什么我国只允许“在朝”学派的存在，而不允许“在野”学派的生存?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学术不自由。前面说到理论创新是一种探险，而探险本身，则是学术不自由的产物，因为在学术充分自由的情况下，是不存在险区的，当然就无所谓探险了。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坚持“三不主义”，[1]理论界、学术界那种动辄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的问题是纠正了，但是，由于“左”的流毒和影响的顽固性，干涉学术自由、理论研究自由的现象和问题还不时发生，这使得有些理论工作者在执笔写作时，不得不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有了创新观点，不敢轻易发表，即便是创新性文章，也要千方百计地进行“引证”的套话，生怕被别人扣上“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和“离经叛道”的帽子。胡德平同志曾在《青年论坛》1984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为自由鸣炮》，实际上，不仅仅是要为学术自由“鸣炮”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为学术自由立法，如果没有学术自由的法律保证，倡导学术自由只会是纸上谈兵。改革开放要求理论创新和发展，而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则要求理论研究制度本身也要进行改革。过去，学术不自由是一种不成文的制度，现在，则应该使学术自由成为成文的法律，把理论上的“探险”解放出来，使之成为自由探索，把学术自由纳入社会主义法制的轨道，用社会主义法律保护学术自由，无论是什么人，什么单位，如果干涉学术自由，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1]“三不主义”是指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
   
    我的解放思想论文（3）    社会科学：把“创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2002年10月
   
    【内容提要】
   
    如同劳动是人的类本质，创新则是社会科学的类本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创新则推动着社会科学的不断繁荣和发展。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每上一个新台阶，都必然伴随着社会科学的创新。”在社会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创新是个纲，纲举目张”。如果固守经典成一统，就等于封杀了马克思主义的无限生机。社会科学的创新包括以下基本内涵：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社会实践对前人的基本理论观点进行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实现传统社会科学从内容到形式的自我超越和突破；大胆改革传统的研究方法，实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
   
    要做到“两个善于”：善于把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善于用理论创新的成果指导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创新。社会科学要把“创新”二字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一、社会科学创新、生产力发展与国民创造性素质的提高
   
    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完善自身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实现社会变革、创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强大支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巨大动力。社会科学研究，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各种问题提供知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社会科学历史使命在于不断地总结过去，探索未知，设计、预测、引导和开创未来，而要完成这些历史使命，就必须不断地创新。社会科学的创新，不仅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对于塑造开拓性的民族精神和提高国民的创造性素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同志在他的晚年贡献了一个重要理论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作为社会科学，创新才是硬道理。
   
    创新是个纲，纲举目张。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每上一个新台阶，都必然伴随着社会科学的创新。要打破“实践中行的通，理论上说不通；理论上说的通，实践中行不通”的悖逆现象，必需进行社会科学的创新。如果固守经典成一统，任凭春夏与秋冬，把马克思主义锁定在十九世纪，就等于封杀了马克思主义的无限生机。
   
    什么是创新？创新是指人们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部领域中进行的创造性活动。创新就是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现象、新问题、新领域作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论解答，对认识对象和实践对象的本质、规律和发展变化的趋势作出新的揭示和预见，对人类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作新的理性升华。创新是使社会实践永葆其生机和活力的强大动力。
   
    创新就是发展，但不是一般的发展，而是超越式发展。从广义上讲，创新是对传统观念、理论、体制、技术进行革命性扬弃的过程。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任何一种新运动的兴起，任何一种新制度的诞生，任何一项新事业的推进，都离不开理论创新为其呐喊、导航、支撑，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客观规律。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大变革时代存在着两个探索：一是实践探索，二是理论探索。什么是探索？探索的本质上就是创新。因而创新也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践创新，二是理论创新。
   
    创新时代的创新实践，客观上需要创新学说给予思想理论支持。如果没有这个学说，历史就会造就这种学说。但这种学说不会自发地产生，它是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顺应时代的要求，通过对创新实践进行认真总结、概括和艰苦的理论思维而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创新，是改革开放时代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的时代使命。
   
    创新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必然要求。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这是一个亟需理论创新的时代。无论是时代变化还是实践发展，都迫切要求我们更加具有理论创新的品格，以创新的精神把社会科学理论工作不断推向前进。创新是冲破旧体制、旧观念、旧模式束缚的必然要求。创新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必然要求。创新是实现经济和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理论创新既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又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理论来自于实践，又以自己特有的高度和内在规律指导实践，推动实践，是实践的先导。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任何一种新运动的兴起，任何一种新制度的诞生，任何一项新事业的推进，都离不开一定的理论创新为其呐喊、导航、支撑，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条规律。
   
    如同劳动是人的类本质，创新则是社会科学的本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创新则推动着社会科学的不断繁荣和发展。在人类思想文明史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强大生命力，根本奥秘就在于它是勇于创新、善于创新、不断创新的科学理论。它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不拘泥于书本，不拘泥于经验，不拘泥于已有的认识；它既注重于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抽象，又注重于对事物发展规律的理论揭示；它既注重于对未知世界的理论探索，又注重于回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开拓新境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宝贵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充满无限生命力的重要源泉。如果固守经典成一统，任凭春夏与秋冬，把马克思主义锁定在十九世纪，就等于封杀了马克思主义的无限生机。
   
    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勇于和善于进行理论创新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站在世界的最高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毛泽东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无论从世界历史还是从中国历史上看，什么时候在理论和实践上创新了，什么时候社会就发展、就进步，什么时候没有创新甚至墨守成规，社会就停滞，甚至倒退。
   
    二、认真记取社会科学失误的深刻历史教训
   
    社会科学创新这个题目，对我国来说，是太重要了，也太沉重了。说它太重要了，因为没有社会科学的创新，就没有我国改革开放；说它太沉重了，是因为在我国解放以后因为社会科学认识和探索的事物，我国曾经付出了太多、太沉重的代价；。
   
    作为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社会科学，是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科学，是正确把握社会发展、社会管理和政权运行规律的科学，是统管国家、政府、政党指导思想和大政方针的科学。社会科学的把握和运用如果符合经济、社会、政治的客观发展规律，就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协调、政权稳定；否则，就会遭受挫折和灾难。自然科学和技术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反复试验，试验和运用的失误或失败，其影响往往只是局部的、短期的，其损失是可估量的。而如果因为社会科学认识的失误从而导致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失误，其影响则是全局的和长时期的——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其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在这方面，我国在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中，已经有过沉痛的教训。
   
    1．五十年代对“人口论”认识的失误，“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195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已经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政策，规定“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根据《纲要》的精神，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经济学家马寅初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写出了《新人口论》一书，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节制生育数量、提高生育质量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但这一“新人口论”却受到“人手论”的冲击和批判。“人手论”认为，“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在人与手的关系中，人手是主导的方面，可以创造无穷的财富；而人口则是非主导的方面，其消费是有限的。这种指责还上纲上线地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相提并论。马寅初坚不检讨，最后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封笔息口。由引，鼓励生育的片面人口思想在全国占了主导地位。人口理论的失误使我国承受了不可挽回、难以估量的太大的代价。到70年代末，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平反时，全国的人口误增了三亿。这一失误已经影响并将继续影响中国一个相当长时期。
   
    2．过高的估价人的因素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从而酿成了急躁冒进，以致“大跃进”的严重失误。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较顺利地进行和“一化三改”[1]总路线的实施，一种过高估计人的因素和主观能动性作用的盲目乐观思想滋长了起来。“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思想认识逐步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并且具体化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实施战略——“大跃进”。例如，在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方面，开始曾提出十五年“超英赶美”，后来又觉得保守了，进而提出七、八年超英赶美。为此，我国的钢产量指标不断翻两番，从而形成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不仅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更重要的是使全国的自然资源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在农业生产方面，追求“放卫星”，亩产万斤、几万斤粮食的“天方夜谈”、“浮夸风”盛行全国，自欺欺人。这些违反客观规律的思想和行为必然受到严重惩罚，加之随后全国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农业欠收、工业萧条、环境破坏等接踵而来，城乡人民都陷入了没饭吃、饿肚皮的境地。当时，把这种情况主要归结为自然灾害，实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者，指导思想失误也，而主宰指导思想的正是社会科学。如果翻开当时的社会科学文献，有多少文章、讲话、报告在赞扬、歌颂、论证“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呀！有多少文章、讲话、报告在赞扬、歌颂、论证“大跃进”的伟大英明呀！用邓小平同志后来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的话，就是“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2]
   
    3．偏离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估计，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灾难。
   
    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现在看来，这一分析虽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却指出了中国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落后的生产力”。但后来到了八届十中全会，却提出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进而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六十年代中期，认为党内有个资产阶级，于是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酿成一场深重的灾难。在文化大革命中，系统地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革命理论”，完全偏离了我国生产力落后这个基本事实，实际上是革生产力的命。到70年代中后期，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在这个时期，全国却掀起了批判“唯生产力论”的高潮。
   
    翻开当时的社会科学文献，几乎千篇一率都是批“唯生产力论”，难道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不知道人民还十分贫穷，或者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钱袋太满、富的流油了吗？
   
    当然，在那个时期，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大批判文稿是作为政治任务完成的，是言不由衷的，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近30年中，特别是在狂热的政治运动中，我国大量的社会科学文献偏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了政治的卑女，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悲剧。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方知兴替。社会科学的这种历史的悲剧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挫折和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
   
    三、没有社会科学的创新，改革就不可能深入进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国历史的发展进入到了继往开来、拨乱反正的伟大转折时期，而这正是以社会科学的创新与思想理论的解放为先导的。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为否定长期以来“左”的理论和政策，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迎来了极好的历史性机遇。而“两个凡是”的认识[3]却这把良好的历史性机遇变成了停滞不前的窘迫局面。
   
    真理标准的讨论则打破了这一窘迫局面，为新时期社会科学的创新拉开了序幕。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次日，《光明日报》以“本刊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全文刊发，新华社也向全国媒体发了通稿。该文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思想僵化进行了针对性地批判，旗帜鲜明地提倡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实事求是，深刻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激起千层浪，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在全国兴起，为思想理论和社会科学的创新打开了崭新的局面，也更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笔者对真理标准的讨论欢欣鼓舞，坚持拥护。[4]
   
    社会科学的创新对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是全面的、巨大的，而关联最为密切和深刻的莫过于经济体制改革。没有社会科学的创新，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步也迈不出去。
   
    1．没有社会科学的创新，就不可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最根本的改革目标。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同义语都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的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商品、货币就随之消亡，价值也就不存在，商品经济就必然地由计划经济所取代。根据这一经典理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把计划经济定位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指令性计划被看作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如果我们再以僵化的思想抱住经典不放，死守本本主义，坚持计划经济，我们就不可能搞市场化改革。
   
    2．没有社会科学的创新，就不可能进行所有制改革，非公有制经济根本不可能得到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消灭私有制、剥夺剥夺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目标和基本目标。无产阶级革命把自己的纲领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私有制立即就被废除，生产资料的全社会所有制就随之建立起来。根据这一经典理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把生产资料私有制看作是万恶之源，把纯粹公有制定位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特别是私营经济蓬勃发展。全国各地凡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快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就较高。1997年党的十五大和1999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宪法》修正案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毫不动摇地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如果我们以僵化的思想抱住经典不放，死守本本主义，坚持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迄今还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异力力量而被限制和扼杀，结果被扼杀的是经济发展和财富涌流。
   
    3．没有社会科学的创新，就不可能实行按要素分配。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未来社会存在两个阶段，共产主义阶段和其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在共产主义阶段，个人消费品实行按需分配；在社会主义阶段，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而且明确指出按要素分配是资产阶段庸俗经济理论，是为资本主义的剥削服务的。根据这一经典理论，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认为，按劳分配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在原有的单一公有制条件下，也不存在产生其它分配形式的经济条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和家庭不仅是直接生产过程的劳动者和消费者，而且也逐步成为投资者——投资于科技、教育、信息、证券、生产等领域，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管理等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调动各种资源和要素共同生产物质财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再以僵化的思想抱住经典不放，死守本本主义，坚持纯粹的“按劳分配”，继续把生产要素的贡献排除在分配之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进行不下去，归根到底生产力就不可能发展。
   
    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的分配制度，是与深化对劳动价值的认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基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原创含义认为，物质生产部门的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其它方面的劳动或活动都不创造价值，只转移或无偿占有价值。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和社会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产品中的活劳动含量日益减少；生产要素的内容和比重大大增加；原来意义上的非物质生产部门加速发展，第三产业等非物质生产部门在社会财富的生产中大大超过物质生产部门；科学技术、信息、企业家才能和管理活动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世界各国在收入分配中生产要素的分配都大大超过活劳动的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僵化地恪守劳动价值论的原创含义，既不能解释现存的世界经济运行情况，也难以深化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在新的时代要坚持劳动价值论，但不能把它的原创含义僵化地锁定在十阶段九世纪，必须与时俱进地创新和发展。这个创新和发展了的劳动价值论，要能够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政策，包括国家的统计核算体系、企业会计核算制度的理论基础；能够解释中国和世界新实践中的问题，不能与现实经济生活两张皮、两股道；要把价值范畴从神秘化中解放出来，为人民群众掌握和应用；更重要的，是要把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要素所有权及其权重理论结合起来，因为这是是科学解释我国新的收入分配制度的根本途径。
   
    仅仅靠“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并不能科学地解释市场经济中的按劳分配。因为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分配制度是在商品、货币消亡之后，“价值”不再插手社会生产，按劳动券分配个人消费品，而我们现在实行的按劳分配是存在着商品、货币、价值、交换、与劳动效益挂钩的按劳分配。更不能解释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因为劳动价值论是彻底否定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和参与分配的。
   
    直接参与价值创造的劳动者（生产工人）的分配直接来源于其自身的劳动成果，但从深层次看，则是其劳动力所有权的实现。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复杂劳动比简单劳动获得的收入高，是因为复杂劳动比简单劳动具有更大的权重。
   
    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总有一部分劳动者进行着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的劳动，如公务员及政府官员、教育工作者、科研工作者，等等。这部分劳动者是社会总劳动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要平等地获取其劳动力所有权的回报。
   
    企业家参与分配比较复杂，其中既有劳动收入，也有非劳动生产要素收入。
   
    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因为任何生产要素都具有所有权，必须索取其所有权的回报，回报的大小取决于这些要素的权重——数量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程度。否则就没有人愿意投入生产要素，生产就不能进行。由此可见，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天经地义的。
   
    四、“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创新理论基石
   
    知无涯，行无涯，知行互动更无涯。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与社会科学的创新是互动和互相促进的。实践的发展为社会科学的创新提供了社会条件和时代机遇，社会科学的创新则为实践的发挥提供思想指导和理论支持。对经典理论、本本上的结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矛盾，或者说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对经典理论、本本上结论的挑战，如何看待、如何处理？有两种思想方法：一种思想方法是，以经典理论和原有本本上的结论为准，把改革开放中不符合经典理论的做法都看作是离经叛道，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改革都得退回去，经济体制就需复归到改革开放之前，说到底，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再退回到两个番翻之前的贫穷状况。如果是这样的话，全国人民不会答应。
   
    另一种思想方法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灵活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把过去的论述及其某些结论看作过去实践的产物，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把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产生的新结论，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是不断地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力。显然，唯有后一种思路才是正确的，坚持后一种思路社会主义事业才具有光明的前途。
   
    要创新，必须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繁荣发展的新境界。与时俱进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品格，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生不熄的源泉。体现时代性，是与时俱进最鲜明的标志；富于创造性，是与时俱进最生动地体现；把握规律性，是与时俱进的最本质的要求。与时俱进，就是要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社会实践，对前人的基本理论观点进行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做出符合时代和实践要求的新的阐释和说明，其中包括修正某些不完善的观点，摒弃某些陈旧的观点，创造适应新情况的观点。与时俱进，就是要积极吸纳自然科学以及其他一切科学门类的丰富营养，深入借鉴世界各国的社会科学成就，真正站在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的前列，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实现传统社会科学从内容到形式的自我超越和突破。与时俱进，就要大胆改革传统的研究方法，实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创新。与时俱进，就要大胆培养创新型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与时俱进，就要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以上几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整体，多角度、立体型地推动着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进步。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2001年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提出来在著名论断。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那么，则可以说，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的理论品格。
   
    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还包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创新学说。假如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就根本谈不上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奠定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的严重挑战和崭新课题。要使执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它永不衰竭的生命力所在。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本身就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创新。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与实践紧密相连，这就决定了它的理论品格是与时俱进。由于人类实践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就必须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前进。如果停滞不前，思想僵化，固步自封，落后于时代，脱离当代人类的实践，它的生命力也就终止了。
   
    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处于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因此，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不可能有什么亘古不变的绝对真理。马克思恩格斯都公开申明自己并没有结束真理，而只是为探索和认识真理提供了科学的手段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最富于革命的创新精神，反对保守和墨守陈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自我封闭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它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包括不断地修正自己过去已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通过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来来丰富和发展自己。

    马克思主义能否与时俱进，是当代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严峻考验。改革、开放、发展和全球化浪潮，提出了一系列亟需从理论高度予以回答和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例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国际环境、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科学回答和解决，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
   
    中国共产党成立80年来，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历史转变。从国内来看：一是从夺取政权到掌握政权、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二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三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能否依据国内外的新情况作出正确的科学的回答，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峻考验，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机遇。当代国内外现实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都找不到现成答案。我们必须从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坚持从实际出发，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大胆探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强大有力，能够永葆革命的青春，就是因为它永远和实践保持紧密的联系，总是能够适应于新时代和新的历史条件与时俱进。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和正确处理，通过不断的理论创新推动历史前进，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自身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时俱进，必须彻底摒弃“三个停留”。关于摈弃“三个停留”的思想是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有这么一段精彩的论处：要不断地推进改革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必须摈弃“三个停留”，即“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教条式的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歪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这个论述已经过十多年了，但迄今还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创新是历史进步和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我们丰富的历史遗产，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遗产和华夏文化遗产，既为我们的立国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文化基础，同时，也沉积和形成了一些传统的思想理论定势、文化定势和思维定势，不符合新时代的发展节拍。因此，创新的时代客观上需要对我们已有的经典理论进行梳理和创新。
   
    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新事物、新现象、新经验、新问题层出不穷，“实践中行得通，理论上说不通；理论上说得通，实践中行不通”的现象屡见不鲜，改革向传统理论提出了勇猛挑战。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而改革需要理论的科学指导。然而，理论并非总是走在改革的前面科学地指导改革，而是往往处在被动的“应战”地位，跟在改革的实践后面“爬行”，形成了“实践步步为营，理论节节败退”的局面。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传统理论“刚性”太强，而缺乏“实践弹性”，常常僵化地固守在原来的阵地上，固守书本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改革促进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而僵化的理论只会“窒息”改革；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改革是理智的改革，而由僵化的理论制约的改革只会是畏缩不前的改革。
   
    “三个停留”是抽象地谈论姓“社”姓“资”的思想理论根源，是阻碍我们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最主要思想理论障碍。为什么有的人凡事总是丢不掉抽象的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式，对改革中涌现的新事物、新举措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对改革中的新成就、新经验总喜欢鸡蛋里面挑骨头，说到底，还是“三个停留”在作怪。只有彻底破除“三个停留”，才能为思想的更大解放开辟道路。
   
    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理论：“一定要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提高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三个着眼于”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的根本观点。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相结合，不能搞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着眼于提高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就是要认真总结经验，深入探索改革、开放、发展的客观规律用以指导现在和未来的实践，使我们今后的工作不走或少走弯路，不交或少交学费，从而实现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发展。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就是要大胆实践，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在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五、要实现社会科学的创新，其研究方法也必须变革
   
    社会科学创新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一是原创性创新。即提出过去没有的理论、认识、思想和学说。社会科学的原创性创新相当于自然科学的“发明”。创新的本义就是原创，但人们的探索不可能脱离历史和现实，因此，创新不可能都是原创性的；二是发掘或发现性创新，这相当于自然科学的“发现”。即对被埋没或尘封了的人类历史上已有的思想理论成果的发掘和发现，使其昭然于世，为现实服务；三是扬弃性创新。即根据新的实践，对前人创立的理论学说，肯定其正确内容，修正其错误，进行批判性继承和发展；四是衍生性创新。即人类历史上已有的某种思想理论成果虽然没有错误，但由于当时实践的局限性，未能深入揭示真理和规律，根据人类新的实践对其深化，并且举一反三进一步衍生出新的理论学说，使其丰富、完善和提高；五是综合和梳理性创新。即对前人已有但杂乱无章的科学思想资料和理论观点进行综合和梳理，清除后人的误解和误释，使其系统化；六是阐释和转化性创新。即对人类历史是已有的理论学说，根据实践的变化进行新的阐释，使其内涵发生转化，从而为现实服务；七是方法论创新。即对新情况新问题的解释原则、解释模式和分析视野、分析方法的创新。由此可见，创新本身就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和体系。
   
    正确的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创新的必要条件之一。长期以来，我们在理论研究中，总是通行演绎方法，轻视甚至排斥归纳方法；通行规范方法，轻视甚至排斥实证方法。其原因之一，是我们在思想上简单化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已经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问题，我们的任务只不过是用现成的理论去解释现行政策和现在实践，不需要归纳当前的实践并升华为新的理论；原因之二是，我们在思想上对社会主义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固定的模式和评判标准，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做和不应该怎样做，而不需要探索客观上我们只能怎样做和不能怎样做。诚然，在理论研究中，演绎方法和规范方法是必要的，但是，由于马克思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所有问题，也没有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问题；社会主义也不存在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在理论研究中，仅仅运用演绎方法和规范方法是很不够的。社会科学的创新，也迫切需要对研究方法进行改革，这就需要从传统的、纯粹的演绎方法和规范方法中解放出来，大量使用归纳方法和实证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从现实丰富多彩的改革实践中寻求、探索和发现新的规律，才能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找到更多更好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和途径，也才能使我们的理论更好指导实践和预测未来。
   
    创新作为一项复杂而具有开拓性的创造性活动，既不同于一般的简单劳动，也不是对原有内容的修修补补，而是从外在形式和本质要求上集中表现出这样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突破性的发现；二是革命性的变革；三是综合性创造；四是飞跃性发展。
   
    社会科学的创新不是一个宣言，更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种包含着丰富内涵的生动活泼的理论创造、理论发展过程。当前时代和实践所需要的创新，起码包括以下基本内涵：第一，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社会实践，对前人的基本理论观点进行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做出符合时代和实践要求的新的阐释和说明，其中包括修正某些不完善的观点，摒弃某些陈旧的观点，创造适应新情况的观点。第二，积极吸纳自然科学以及其他一切科学门类的丰富营养，深入借鉴世界各国的社会科学成就，真正站在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的前列，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实现传统社会科学从内容到形式的自我超越和突破。第三，大胆改革传统的研究方法，实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创新。以上几个方面的理论创新，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整体，多角度、立体型地推动着理论繁荣和进步。
   
    六、要为社会科学的创新的建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理论创新是一项特殊的劳动，它需要一种良好的人文社会环境和时代条件。只有在宽松的、健康的政治民主和宽松的学术民主氛围中，才能够把社会科学不断推向前进。在理论“棍子”、“帽子”、“袋子”、“状子”的环境中，是不可能进行创新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高度重视创新的社会环境问题，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要求：“大力营造理论创新的社会环境，反对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
   
    中国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难免在某些方面还残留着封建影响和遗迹，如“文字狱”、“语言罪”、“一言堂”、“唯尊者讳”、“唯上者讳”等。在新中国过去的历史实践中，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和遗迹往往以花样翻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如理论研究中“唯上”、“唯书”、打棍子、戴帽子、装袋子、告状子的现象，曾经长期存在，教训惨重。如1957年“反右”扩大化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书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20世纪60年代哲学研究中对杨献珍“合二而一”的批判和围剿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推向了极端，不计其数的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因言论、思想而挨批、投入囹圄甚至被整死。张志新、遇罗克、史云峰等因“言论”而获罪被枪决，则是成千上万类似案例的典型，由此形成了“嘴乱动，头落地”的恐怖社会气氛，也更使我国在理论界得了一种“创新恐惧症”，似乎凡是与上级领导不一致就是反党，凡是与经典著作不一样就是反马列。一句话，就是不能有不同的声音，更不用创新了。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工作者能够做的，似乎就是搞注释和解说，真是“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5]
   
    20世纪70年代末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这一窘迫局面，清算了封建主义遗毒。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次日，《光明日报》以“本刊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全文刊发，新华社也向全国媒体发了通稿。该文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思想僵化、言论专制主义进行了针对性地批判，旗帜鲜明地提倡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实事求是，深刻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激起千层浪，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在全国兴起，为思想理论上的广开言路和社会科学的创新打开了崭新的局面，也更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和改革开放帷幕的拉开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笔者当时对真理标准的讨论欢欣鼓舞，坚持拥护。[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迎来了社会科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时代，纷纷认真总结我国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深刻历史教训，为了促进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与创新，必须建立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邓小平同志生前一方面反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对随意打棍子、戴帽子的现象深恶痛绝。1992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上海接见香港某知名人士时说：“我叫一些人把帽子工厂赶快关闭，帽子拿来我来戴。”邓小平不仅坚决反对随意打棍子、戴帽子现象，而且也提倡“不争论”，甚至说“不争论”是自己的一大发明。凡事一争论，就可能冲击宽松的学术环境，甚至阻碍改革开放实践的顺利进行。
   
    形成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宽松的学术氛围不能高唱空头口号，而是要扎扎实实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有两个情况尤其是要予以关注。
   
    一是在理论创新问题上不能“唯上者尊”、“唯贵者尊”，更不能“人微言轻”甚至“人微言罪”，而要在创新面前人人平等。在现实生活中有个奇怪现象：同样一个观点，大人物说了就是“伟大创新”、“发现真理”，而小人物说就是问题，就要被指责、批判。
   
    二是不要使创新者成为“早鸣的公鸡”。公鸡如果在早晨五六点钟叫鸣，讨主人喜欢，长养好喂。如果七八点钟叫鸣，主人就把公鸡看作没用的东西，杀掉吃了；如果在三四点钟叫鸣，则会惹得主人讨厌，干脆宰了炖汤喝。有人说，搞创新型研究的人，犹如早鸣的公鸡。这多么可怕呀！例如，较早提出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较早提出所有制改革的人，曾在较长时期内受到批判和指责。更无不可思议的是，即便是后来中央文件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之后，而较早提出这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的专家，似乎还是有“问题”。因此，我们的社会要善待和爱护进行创新型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决不要使我们的创新型研究者成为“早鸣的公鸡”。
   
    社会上往往存在着不尽人意、或者说不公正的事情。例如，在我国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风险和难度最大的是所有制改革，取得成就最大的也是所有制改革，所以我形容“所有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珠穆朗玛峰’和‘马里亚纳海沟’”。在所有制改革中存在着两条战线：一条是务实战线，即在实践中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变革、或者是直接投资发展私营经济的战线；另一条是务虚战线，即在理论上研究、呼吁国有企业产权变革和私营经济发展的战线。这两条战线的目标是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促进经济发展。但结果却发生了极大的差异，甚至南辕北辙。一些人直接掌管和操作国有企业产权变革的人，虽经过这样那样的艰难险阻，但最后有了收获，有的成了国有企业的持股人、控股人或高层管理者，有的经过MBO(管理层收购)方式成了企业大老板；实际从事私营企业的人，虽经历了这样那样的风风雨雨，但最后大多成为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务实战线的成就较大和知名度较高者，许多被评为改革风云人物，不少进了各级人代会、政协、工商联参政议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一些较早提出所有制改革、倡导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专家学者，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指责和批判。而这些专家学者大多没有什么财富，长期过着清贫的生活。在改革开放进行了20多年的中国，在不断进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国，这些对创新者不尽人意、不公平的事情，再也不应该继续存在了。
   
    究竟什么是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宽松的学术氛围？我觉得，这起码应该包括“三要三不要”的内容：要百家争鸣，不要内耗；要积极开展学术评论和学术批评，不要打棍子、戴帽子；要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团结，不要文人相轻和相互拆台。在这“三要三不要”方面，我们的教训实在是太深重了。两千多年前中国人文科学的鼻祖和宗师孔子倡导的“君子和而不同”[7]理念，今天我们理应继承、发扬和光大。
   
    七、社会科学工作者：把创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社会科学的创新是一项特殊的劳动，它需要创新型人才进行创新型思维。我国的社会科学能不能把创新写在自己旗帜上，关键要看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能不能把创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社会科学的创新，不仅要有一个宽松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更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具有创新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意识。这就是说，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创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首先就表现在要敢于创新。
   
    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环境越来越宽松，学术氛围越来越活跃。但偌大的中国，偌大的社会，要想创新型研究没有一点杂音、没有一点风波、完全一帆风顺，那只是一相情愿。虽然邓小平一再强调“不争论”，但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争论一直存在着。实际上，在理论研究中，特别对有不同意见的研究问题中，存在一点争论是正常的，大家可以在争论中甚至指名道姓的批评中，明辨是非，或者统一认识，或者求同存异。但问题在于，总有人不愿意公开争论，而是以打棍子、戴帽子、告状子为乐。虽然我们提倡“三要三不要”，实际要完全做到是不可能的，在某个时期、某种环境下、某个问题上，总会有人搞点打棍子、戴帽子、装袋子、告状子的事，有时候还可能得逞，给创新型研究者造成不尽的麻烦，如：入不了党、升不了官、涨不了工资、分不了房子，甚至在单位呆不下去，等等，这种情况在我国改革开放后也是不少的。这是对进行创新型研究者的最大考验。
   
    前面已经说过，没有社会科学的创新，就没有改革开放。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渐进式推进的。其所以“渐进”，不仅仅是因为旧体制障碍严重且盘根错节，搞急了快了阻力太大，搞不好可能翻车；而且还由于对改革的新举措、新方案在思想理论会存在着不同认识，难以在短期内达成共识。从改革开放的总过程来看，党的每一次会议决定都有重大的理论创新。但在任何时候，党和国家会议的决定都是当时各方面意见协调一致的产物，而不可能是某种超前观点、超前认识的产物。但当时协调一致的意见总是在之前讨论或争论过一段时间甚至多年了。如果没有超前的探讨和研究，就不可能有一个个党和国家会议创新型决定的形成。这就告诉我们，作为理论研究者，重要的不是在党的会议后解说和宣传决定精神，这种解说和宣传工作是必要的、不可少的，但那主要是宣传部门的事；而在于进一步进行更深入的创新型探索，为党和国家下一次会议作出创新性决定进行超前行研究。我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中国的学者至少提前五年进行创新型研究。例如，党的十五召开后，就要立即着手进行十六大理论的研究；十六大召开后，就要马上进行十七大大的研究。这应当是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觉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意识。
   
    这种社会责任和社会意识首先表现在敢于探险的人文精神，就好像勇士们敢于首漂一条江河、敢于首登一座险峰一样。“无限风光在险峰”。理论是在创新中发展的，而创新是在探险中实现的。理论创新的最大成果和希望往往存在于险区当中，越是大险区，越出大成果。如果说，创新是社会科学发展的杠杆，那么，探险则是这根杠杆的支点。科学家认为，怀疑是创新的起点，我则认为，探险才是创新的真正行动。缺乏怀疑精神的人在真理碰到鼻尖时也会被放过去，而若没有探险精神，即便是有了创新的火花，也只能压在心底而不能迸射出来。探险精神是社会科学家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这种素质甚至比社会科学家本身的知识和智力更为重要。
   
    凡探险的成功会带来不尽的喜悦，但同时也存在巨大的风险。漂流江河的成功多么激动人心，但有可能被急流险滩吞噬喂鱼鳖；登上险峰阅尽人间春色多么伟哉壮哉，但有可能失足成千古恨。这些不幸是要尽可能避免的，但漂流江河者、攀登险峰者都是有这种思想准备的。搞理论创新也是一样，没有风险的创新与没有创新的风险都是不存在的。
   
    前面谈到了，在欧洲历史上，布鲁诺因为赞同和支持“日心说”并且坚持不改变观点，结果受火刑而死，真使人不寒而栗。但真正搞研究搞创新并矢志不逾坚持真理的人，应当有一点“布鲁诺精神”。
   
    我国老资格的经济学家孙冶方，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一直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要重视价值指标”、“应该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并进一步提出“利润是企业牛鼻子”。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孙冶方被打成修正主义经济学家，并被关押七年半。在身陷囹圄之中，孙冶方丝毫不知悔改，继续搞研究。不准写作，没收纸和笔，就打腹稿。后来被平反释放后，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宣传他提出的经济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并进一步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孙冶方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得到经济学界和社会的认可，被树立为优秀共产党员，并在我国破天荒地设立了“孙冶方经济学奖”。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科学的大发展已经超越了孙冶方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但“孙冶方精神”永存。立志于进行理论创新型研究的人，首先应当有一点“孙冶方精神”。
   
   
   
    [1]“一化三改”:“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即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页。
   
    [3]“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持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4]在真理标准讨论热潮中，笔者曾写过一首《沁园春·赞“真理标准讨论”》加以赞颂：“天地携手，倚天挥剑，翦灭凶顽。看万里长空，云开雾散；千载江山，再换新颜。红日喷薄，凤凰更生，喜展金翅舞翩跹。更有那，毛泽东思想，正本清源。迎来春回地暖，平“三案”，无辜雪奇冤。看理论园地，百花争妍；真理标准，唯在实践。人心思富，人心思安，“四大危机”当消散。高举那，现代化旗帜，勇往直前。”（“三案”：指冤案、假案、错案。“四大危机”：指信仰危机、信誉危机、信任危机、信心危机。）
   
    [5]这是清代诗人龚自珍诗句。全诗为“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6]在真理标准讨论热潮中，笔者曾写过一首《沁园春·赞“真理标准讨论”》加以赞颂：“天地携手，倚天挥剑，翦灭凶顽。看万里长天，云开雾散；千载江山，再换新颜。红日喷薄，凤凰更生，喜展金翅舞翩跹。更有那，毛泽东思想，正本清源。迎来春回地暖，平“三案”，无辜雪奇冤。看理论园地，百花争妍；真理标准，唯在实践。人心思富，人心思安，“四大危机”当消散。高擎那，现代化旗帜，勇往直前。”（“三案”：指冤案、假案、错案。“四大危机”：指信仰危机、信誉危机、信任危机、信心危机。）
   
    [7]《论语·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