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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儒学“内圣外王”政治设计的悖谬

原标题:兼谈中国共产党人的应然政治价值取向

作者:郭凤海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年12月08日

本站发布:2011年12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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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古以至于今,“内圣外王”成了中国政治家(特别是文人从政以后)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因而对当代中国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然而细加考察,就可以发现其中内在的人治指向和逻辑悖谬,及其对当代中国人格自立和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消极作用。

  一、“内圣外王”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共同理念

  “内圣外王”出于《庄子·天下》:“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此谓“内圣外王”。“内圣”是一种人格理想:“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天人”、“神人”、“至人”、“圣人”昭示着道家理想,“君子”意指儒家人格。“外王”是一种政治理想:一是“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二是“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前者是法家政治,后者是儒家人伦。可见,“内圣外王”是儒、道、法三家思想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产物。

  庄子认为,内圣外王由上古圣贤首创,但随时代推移已变得晦暗不明,不过尚有迹可寻:“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1】内圣外王存续于经史典籍,邹鲁儒家“多能明之”,百家“时或称而道之”。故,他承认儒家对继承上古“内圣外王之道”是有贡献的。既然“内圣外王”与儒学相通,这就为儒家采用这一术语概括己说提供了依据。【2】

  二、传统儒家政治学本质上是“内圣外王”之学

  自东汉到宋代,儒、道、释三家逐渐合流,理学成为儒学合“三教”的结晶,采用内圣外王宣释儒学,在人伦政治意义上普遍确立了内圣外王指向。内圣外王就是首先从内在人格(道德)上“以资修养”,然后从外在行为(政治)上“足以经世”。人格锻炼到精纯是内圣,扩大到普遍是外王。内圣作为人格价值,涉及“天人”、“心物”、“动静”、“知行”、“理欲”、“德慧知识”、“本体现象”、“成己成物”等。人虽渺小,却是“天地之心”,皆有善性,故能通过德修养,达到明是非,分善恶,去恶从善;通过道德修养去除人欲,与天地合德;通过心性修养,增进德智,达成圣贤境界,实现人生价值。外王作为政治价值,志在培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情操,恪守仁、义、礼、诚、信、忠、孝、温、良、恭、俭、让、慈等道德规范;力倡超越小我,以天下为公,用天地之正,立众人之善,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死而后已,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达成王道乐土,人我相亲、天人和谐、物我均调的境界,实现人生的社会价值。儒家强调内圣直呈外王,内圣(德)是前提和基础,外王(政)是内圣的自然延伸和展开。道德必发为功业,功业必合乎道德要求。“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 【3】即要求统治者先正己后正人,先修己后治人,自觉端正自身品行,做天下人的表率,施行王道仁政,这样上行下效,自成风气,实现天下和谐,万众安康。【2】一句话,既能“内圣”又能“外王”,就是儒家的理想人格。

  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二者密切结合,是儒家内圣外王说的显著特点。问题在于,这种泛道德主义的政治模式,使“权治”寄托在从政者的“内圣”即他的道德修养上,在现实操作层面必然合乎逻辑地延伸为借助于伦理道德观念来实施对权力的控制,导致人们今天常说的所谓“德治”和“人治”。而儒家政治原则适应的正是这种人治主义政治要求。故,“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为政在人”。【4】以礼治国、以德治国、以人治国主要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统治者自身如何受制于礼,做到“为政以德”;二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如何齐之以礼,实现“道之以德”。【5】然而,进一步具体分析会发现,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执政者既可能是“圣人”或“君子”,也可能是“昏君”或“小人”。这种“贤人政治”如果“卡”在“人不贤”的问题上,就会出现“人亡政息”的大问题。“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 【6】对此,儒家除了主张加强道德修养、制约之外,没有提供避免万一出现“小人治政”,如何制约当政者“昏庸化、小人化”的更好办法。退一步讲,即便执政者都是好人,寄望于他们“德化”也不容易办到。因为,儒家的道德修养标准设置过高,企图使每一个人特别是执政者都能“成尧舜”──“成圣”。“三纲八目”、“纲常名教”等之所以是“磨灭不得”的“万年常道”,【7】就在于它们在道德上适合一切世代,却在每一个具体的现实社会中均缺乏可操作性。如“孝”有24孝,不仅要“守孝三年”,还有其他令人发指的表现方式。《宋史·孝义传》有载:“(某)母病经三年,孝忠割股肉、断左乳以食母……(太祖)召见慰喻”;“(某)母病,割股肉食之,诏赐粟帛醪酒”;“(某)丧父,庐于墓侧。母病,又割股肉以啖之……特诏旌表”,云云。这种唐代兴起的、“血淋淋”的伤身割肉(割股、割乳、剔臂、探肝等)行孝“名目”,【8】不仅得到朝廷的“慰喻”、“旌表”等,而且得到正统儒家的一致称许,以使更多民众仿效。但是,遍查传统中国的历史,如此高悬、繁复的道德标准,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又有几人能做到?做不到,就要“被迫”找出各种“名目”加以掩饰和虚张,由此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各种“门面文化”和形式主义等恶习,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人格分裂,知行分裂。

  至此,上述所谓“以名为表”,也就无法“以参为验”了。儒家定名分、设教化的“名教”,也衍生、质变为各种虚伪的“名目”操作。“名”与“实”的分离,使儒家道德人格、政治价值开始背离内圣外王设计的初衷,“内圣”与“外王”在道德价值上断裂了,“善”与“恶”在表现上扭曲了。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道统、王统、族统,要么成为“治人”者手里不受约束的统治工具,要么成为套在“治于人”者身上的枷锁,并且“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一道──他们的全部现实生活特别是人格、精神、价值追求,也不可遏止地裂变了。

  三、早期道家对儒家“内圣外王”的反省与批判

  如前,“内圣外王”是传统中国儒、道、法家共同的政治与人伦理念。在这一点上,在催生君主专制方面,儒家与法家有许多共同语言。但是,道家对内圣外王内涵的诠释,却与运作却与儒家大相径庭。

  众所周知,儒家“内圣外王”是内求于己,通过潜心加强道德修养,将内在于主体心理结构的善凝聚起来,建构正确的人生价值信念,将自我人格外化于世俗社会的价值创造,尽职尽责于社会,治国安邦,似乎顺理成章。这套设计的基本前提是“人性善”。没有孔子的“人性善”,就没有《孟子·公孙丑上》的人皆有“恻隐之心”等“四端”──人人共有善端,也就没有“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9】这种善的序列,由内而外,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似乎是完美的圆融:以德配天的王者及品学兼优的臣属,都是至善的实践者,是天下苍生福祉的寄托,进德修业,服务大众,践履操行,以王与仕行仁政的行政干预实现天下和谐与“万国咸宁”。【10】从君主到官员,基本的人性前提都是“善”。儒家坚信,神州万众“皆可成尧舜”,人们生生死死和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将在人性善的太阳照耀下,由内圣而外王,放射出“止于至善”的灿烂光辉。

  然而,考诸本始于道家的“内圣外王”词源,会发现《庄子·天下》言“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其内涵与儒家“推己及人”的仁政方略恰恰相反:其言“内圣”、“‘圣’若‘王’”,竟然是老子的“绝圣”!【11】《庄子·徐无鬼》说:“仁义,几且伪哉。”“悬企仁义”的“圣人”,实指废大道、生大伪、毁道德的罪人!老子言“绝圣弃智”,理由是在现实生活层面,人性“私”与“无私”并无道德批判价值,二者在抽象意义上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人的天性,就像水往低处流,生生死死都不违背这种天性。违背天性,人生便会陷入“大伪”。只有顺应天性,完成人们自身的本性,才是人间大道。孔子问道于老子,老子请他述其要旨,“孔子曰:‘要在仁义。’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老聃曰:‘请问:何为仁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老聃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迹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乱人之性也!’”老子是说,现实不存在真“无私”,或可举出若干无私之例,但这并不避免更大的私,故“圣人不死,大盗不止。”【12】老子确认,孔子“人性善”以“修己”为起点,必然指向“人治”──行政干预之“有为”操作。他似乎看到了这种操作埋下的从“内圣”到“外王”的固有疑难:

  第一,什么是“善”?这是一个辩证的、形而上的问题,它可以思辨而不容易操作,所以更多是属于“道德评价”领域的问题。而儒家以“善”为内圣外王的初始前提,实际上是为一个(群)自以为秉持“善道”的人越出道德领域,进入政治领域──掌权──僭越为“善”的化身,并以权力推行这种“善”,在理论上铺垫平了道路。“行善”是无需受到限制的。因此,推行这种“善”的掌权者也不应受到限制,他(们)可以凭借权力不受限制地“推己及人”、“推恩及于四海”。这样,把辩证的形而上道德评价,归入操作性极强的、形而下政治操作,必然导致不受限制的行政干预──“人治”。

  第二,“善的评价”何以过渡到“善的操作”?在道德评价之形而上领域,人们可以围绕“善”的问题展开多元争论。你的看法或取向,我(他)可接受,也可不接受,双(各)方彼此都是“软约束”,谁也没有权力扼杀对方的发言权或价值选择。这个领域的特点是通过对话与争鸣,追求共识或精神超越。然而,一旦进入政治操作领域,性质就变了。按照儒家人治观,那些(自以为或自称)秉持善道的人,均应握有“硬约束”权利。由是,“道德-善”的权重导向一元,其“真理性”单向度倾向于掌权者,尽管掌权者秉持的“善”实际上可能是“恶”,而其一旦“认定”对方的追求是“恶”(实际上也可能是“善”),就有权力生杀予夺,以“善的名义”侵犯、扼杀对方的一切哪怕实际上是“善”的权利。

  古今中外,单向(一元)硬约束都是政治操作(行政干预、执行)的本性。儒家以人性善为前提的内圣外王,实际上赋予了“内圣”(道德)者,以“外王”(政治)的方式不受限制地操作(执行)“善”的治权。这意味着,内圣──具有形而上(内在道德超越)性,与外王──具有形而下(外在实际操作)性之间,无法蕴含抵御单向硬约束的制衡机制,无法限制掌权者“一元道德滥用”,埋下了权力滥用、扼杀多元道德评价的种子,即政教合一的内在悖论:从善出发,收获的可能是恶。老子显然看到了儒家内圣外王说的局限,故提出人性皆出“自然”,善与不善是辩证的存在:“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13】人们强调某一面,往往遮蔽另一面。故,道家反对阳示某种“美好”、阴藏某种不良目的的种种刻意,力倡“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天下之善人也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14】王之大德在“无为”,“法天性”、“法自然”,给百姓各就天性的空间和舞台,即“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15】“我无为而民自化”。【16】确立善必起步于正视恶。“反者道之动”,“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像水之德,“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17】百姓如江河源头之涓涓细流,都有各自的出发点、各自的进取路径与发挥空间,他们自由奔涌,在实现自己现实目的时融入大江大河的更大利益走向。“最低下的地方是大江大海,那便是王者之所在。”【18】因此与儒家不同,道家内圣外王,要求祛除王政意志干预,防止“一人之断制利天下”,【18】力避扼杀民众自主和自为等生命价值,其立意显然比儒家深刻,更接近于触及实施“有制衡”的法制问题。

  然而,历史没有提供道家输入法家制度建构因子的机缘。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使内圣外王走上了“援法入儒”,而不是“援法入道”之路。这样的制度建构只是在两千年后,在西方世界才得以生发出来。秦汉以后的中国,一方面道家消极地隐入“世外”旷野,成为千年“孤灵”,成为前述补充儒家入世价值的出世价值。另一方面,汉、宋以至于清,儒家“仁政”成为内圣外王的旗帜。但是,当以师为吏、科举取仕制度确立以后,“孔圣人”与其“学而优则仕”的内圣外王学说被高高祭起,王统、族统、道统全面合流,后儒为了“成仕”,再也无心关照先师“无道则隐”【19】的教诲,对内圣与外王之间的价值断裂视而不见、讳莫如深,纷纷奋不顾身地投入追逐功名利禄的历史洪流。在这样的时代,先秦思想家(包括孔孟)那些无限丰富的精神想像,他们寄望的社会“大同”,他们创造的一系列忠、孝、仁、义、礼、智、信,以及民本、至善、中正、和谐等思想意向,都日甚一日地窒息在君主专制王权政治学说体系──西汉经学体系、宋代程朱体系之中,无可挽回地扭曲变形,走向自身的反面。

  四、是儒还是道:当代中国政治的应然价值取向

  理论的真实性需要实践的正义性来印证。某种理论和主导价值无论内容多美好,但如果与现实反差巨大,也难以深入人心。中国人早就有“听其言、观其行”的习惯。过去,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取向,代表了人民心声;党的政治实践、党员干部的模范行为,印证了党所说的一切。正因如此,有人问张爱萍上将,共产党与国民党有什么不同?他掷地有声地回答:一是纲领不同;二是言行一致。正因如此,《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才特别流行:“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这首歌真正唱出了共产党的政治价值取向。党的政治价值取向、党的政治文化,对其他社会思想文化影响特别巨大。

  关于党的政治价值取向,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就对黄炎培一语道破:我们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0】从字面看,这段话包括两个要点:一是民主,让“人人起来负责”;二是监督,“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但是,如果联系老人家一贯重视党的领导这一点分析,就会发现这段话背后隐含着一个前提,就是“民主”和“监督”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如此,就能体会到,老人家关于跳出周期律的话,实际上可以作这样的延伸:一是党领导民主,让“人人起来负责”;二是党领导监督,“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关于领导民主,主要是制定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政策,让人民凭借政策起来为自己负责。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自己的事业自己干,别人代替不了。党的真正责任,不是“替人民干什么”,而是通过政策引领人民干什么。关于领导监督,就是说,党也不能代替政府,不是“替政府干什么”,而是与人民站在一起,领导人民监督政府。国家政策政府执行了没有?执行得好不好?对这些,党都要根据人民意愿,领导人民通过适的当方式如人代会进行监督,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

  70多年来,人们公认,毛泽东道出了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真谛。纵观历史,古代资深学者老子也讲过类似的话:“三十辐而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21】三十根车辐条指向一个车轮毂,轮毂中央是个空洞,这个空洞容纳着车轴在其中自由转动。引伸到政治上,就是历史车轮的大轴是人民大众,执政者的真正作为,是营造一个看似“空无”的空间,也就是政策制度环境,让民众在这个空间或环境自主、自为,自主成就本性。正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所谓“我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该管的不要管,该管的才能管好。有所放下才能有所作为。【22】老子政治思想,显然比儒家立意更更接近于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的本意。历史上,儒家用人治代替法治,用圣人智慧代替老百姓思考,用官员作为代替百姓作为,结果使老百姓养成了一切靠圣人君子替他们思考,一切靠明君清官替他们作主,一切听命于救世主、大救星的习惯,彻底丧失了自主性。儒家政治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今天也随处可见,如县委书记不抓领导权,不领导人民履行监督权,反而经常越俎代庖,干了许多县长该干的事,还代替老百姓干这干那,群众买种子、种庄稼、盖房子、搬家都要管。管出事情来,群众就把矛头对准他。结果,荒废了“领导权”,搞乱了“行政权”,【23】致使自己成了诸多社会矛盾的焦点。

  今天,如果我们在历史长河中捡金弃沙,会发现在当代中国有一位与老子不谋而合,又继承了毛泽东民主思想的领导人,他就是邓小平。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中运用政策和法制,使人民大众“自主”、“自为”,还能“监督政府”,并且指明了“党政分开”、“党内民主”等政治改革的大方向,使中国政治文化的精华、共产党政治文化的真谛,以前所未有的清晰轮廓展现出来。从巩固党的领导这个角度,可以设想,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要改掉党的领导这一政体,而恰恰在于如何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权,使党的领导权顺延为人民(人民代表)的监督权;如何正确划分领导权、监督权与行政权,从根本上避免各级党组织、党委书记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由此,有效应对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带来的挑战,有效应对西方“选举文化”带来的挑战。

  应当指出的是,当代西方很崇尚中国老子。在西方,老子《道德经》英译本种类之多仅次于《圣经》。一些西方人甚至相信,当人类大同的时候,老子《道德经》会成为人手一册、家喻户晓的书。在美国,《纽约时报》把老子《道德经》评为世界十大名著之首。老子哲学被誉为“总统之师”。【22】人家在真心诚意地学习我们老祖宗的伟大智慧。而我们一些偏好拿老祖宗说事儿的同志,反而忘记了老祖宗的真正智慧。一些同志受儒家传统政治观念影响,头脑中还存在一些错误观念,如习惯于人治、家长制的观念,习惯于把领导权等同于行政权的观念,习惯于代替老百姓想事、做事的观念,习惯于做圣人、做老百姓救世主的观念,等等。而一些宣传教育,如那些宣扬儒家理念的文章,宣扬领导“为民作主”的新闻,宣扬明君清官的影视作品,都持续地在干部群众中强化着这些错误观念。这都是没有真正把握党的领导真谛的表现。

  参考文献

  【1】《庄子·天下》

  【2】参见程潮:《儒家“内圣外王”的源流及内涵新探》,《嘉应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2期

  【3】《礼记·哀公问》

  【4】《礼记·祭统》;《礼记·中庸》

  【5】参见常欣欣:《儒家政治伦理批判》,《开放时代》1995年第7期

  【6】《礼记·中庸》

  【7】参见《朱子语类》卷二十四

  【8】参见《新唐书·孝友传》

  【9】《礼记·大学》

  【10】《易经·乾卦》的《彖》辞

  【11】参见《张舜徽集·周秦道论发微·史学三书平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62页;傅佩荣:《读解庄子》,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89页

  【12】《庄子·天道》;《庄子·月去箧》

  【13】《道德经》第62章;《道德经》第2章

  【14】《庄子·月去箧》

  【15】《道德经》第2章

  【16】《庄子·让王》

  【17】《道德经》第81章;《道德经》第81章;《道德经》第8章;《道德经》第32章

  【18】陈祖怀:《先秦儒道“内圣外王”说会议》,《史林》2008年第6期

  【19】《论语》之《泰伯》、《公治长》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有道时代“学而优则仕”,在“道不行”时则“乘桴浮于海。”《孟子·尽心上》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来补充儒家的入仕执政观。

  【2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10页

  【21】《老子》,第11章

  【22】参见徐才;《“大道无形”话“有形”——老子“无为”思想的政治哲学探秘》,《理论探讨》2007年第4期

  【23】郑永年:“执政党是要抓领导权的,但是现在执政党在抓行政权。”参见郑永年:《改革深,社会稳》,《中国青年报》2010年10月27日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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