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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vs“大陆化”:香港社会的出路在哪里?

作者:严飞

来源:《二十一世纪》2011年12月号

来源日期:

本站发布:2016年0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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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之后还要变什么?

  对于香港而言,“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核心,就是邓小平所承诺的“五十年不变”。但是五十年之後呢,又该怎麽变?邓小平的原话是:“我们在协议中说五十年不变,就是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到了五十年以後,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又说:“五十年以後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

  对於“五十年不变”,人们似乎已经理解了。但是,为甚麽“五十年以後更没有变的必要”呢?其时的邓小平,在心里已经对未来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政治发展预设了一个比较明晰的路径。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明确指出:“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後可以实行普选。”1988年6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更进一步强调了香港与大陆的政治关联效应:

  为甚麽说五十年不变?这是有根据的,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密切的关联。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时间,除了这个世纪的十二年以外,下个世纪还要五十年,那末五十年怎麽能变呢?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既然这样,怎麽会改变对香港的政策呢?实际上,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後也不会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变。所以,这不是信口开河。

  很明显,邓小平的言下之意,是指中国和香港在民主化问题上是“同向异速”的--相同的方向,不同的速度。香港的命运必然是和大陆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大陆在国家制度建设和政治领域开放的趋势又是无可规避的。黄河九曲,终向东流。“再造几个香港”,这表现出邓小平对於香港政治和经济整体表现的充分肯定,对香港政治和经济体系有学习仿效的意愿。邓小平亲手放开了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为民主奠定了物质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那也无法使民主的大厦建立起来。市场经济最後一定是会走向民主化这条路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十年之後,变的不是香港,而是内地。等到法治的传统、民主的理念、自由的精神在大陆全面普及,香港还需要变甚麽?

 

  国家视野VS本土论述

  长期以来,在大陆学界的主流论述中,与中央及建制派“对着干”的政治执拗导致了香港内部空转、虚耗了大量社会资源,是造成香港政制发展原地踏步的罪魁祸首。民主派政党一直主张香港尽快达至全面民主,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双普选成为他们主要的政治诉求。但是这样的诉求被认为是为了夺取行政长官大权的政治技俩。行政长官被中央视为巩固中央与香港特区关系最为重要的纽带,因此必须牢牢把握住对行政长官和香港政府主要官员的最终任命权,从而确保香港的行政主导权只掌握在爱国爱港者手中。如果进行普选或过早进行普选,就很有可能令民主派掌握权力,取得立法会多数议席,甚至当选行政长官,这便无法保证普选出来的特区政府必然跟中央政府意愿相符。

  其次,在大陆学界的主流论述中,香港民主化的发展“并不是民主与否的问题,而是国家利益的问题,是主权的问题,是是否遵守《基本法》的问题,是是否承认中央权威的问题”,所以必须要以“一国两制”“一国”中的建构为核心,如若忽略这“一国”的政治认同前提,则必然会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性。这种从中国利益角度出发的国家论述,最典型的代表来自於大陆学者强世功。他在《中国香港:文化与政治的视野》一书中明确地指出:“香港政治转型的动力无疑来源於中央,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的香港回归。没有中央政府推动的香港回归,就没有香港的政制发展和民主改革。……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中央政府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香港民主化问题也是国家建构中的核心问题。在这块;‘没有英国人统治的英国殖民地’上,……使得国家建构中的政治认同变得异常敏感脆弱”“若要保持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同时又要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一国’‘民主’与之间达到适度的平衡点”。

  近来,香港社会频频出现各类政治冲突

  与内地国家视野的论述相对的,是强调香港人本土意识、香港民主自治的本土论述。该论述认为民主、自由和法治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根基;追求民主政制,特别是落实双普选,是香港民主发展的唯一出路。如若行政长官并非由普选而是由小圈子选举,或者是由中央政府指定的方式产生,则必然会导致香港政府在政治上缺乏认受性,没有足够的民意授权去处理具有争议性的社会议题,香港要做到良好管治就会很困难。而追求民主化,正是为了达成社会公正的目标,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非由部分权贵阶级、裙带资本掌控社会。《基本法》第四十五条和第六十八条亦清楚写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全体立法会议员将按循序渐进的方式,最终达到由普选产生。

  从普通香港市民的目光看,香港回归十年后才要求施行普选,既有实践普世价值的正当性,也并没有违反循序渐进发展民主的原则。但是中央政府却对香港的民主发展重重设障,不仅促成了诸如小圈子的特首选举、功能组别占立法会一半议席、分组点票等各种不利於发展民主的制度,还通过“人大释法”的手段一再延迟香港的民主普选。全国人大常委会於2004年4月6日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作出解释,否决了2007至2008年双普选的提议;2007年再次就香港的政制改革做出“决定”,否决了2012年双普选,并将普选时间延後至2017及2020年。

  从两种论述的对立中,我们不难看出香港政制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中央政府对香港民主派缺乏信任,对香港政治体制进行更根本改革的诉求一直保持谨慎的态度,担心如果过早实行全面民主和普选制,会让一些激进的民主派人士掌握政权,中央的话语权与决定权便会大大减弱,香港就再也不会如以前一样容易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於2007年6月在纪念香港《基本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上也强调,香港的高度自治来自中央政府的授权,并非香港特区政府或人民所固有之权力,中央政府对於香港特区政府所授予的权限幅度决定了後者的实际自治权限范围,不存在所谓的“剩余权利”问题,香港制度更是不能从西方照搬。另一方面,民主派有广大的民意支持,香港全面民主化也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愿望,但是民主派对中央政府也缺乏信任,在实行政治上杯葛之余,又缺少与中央政府直接谈判的筹码。2003年“七一游行”所累积起来的民主动力,在随後也并未有转化成制度上的进步。

  由此观之,香港的民主进程其实没有太多的悬念,在香港各界民主力量的压力下,中央会对香港民主化的诉求进行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但终究只能在中央政府所操控的既定模式缓慢地实现,而香港特区政府毫无疑问会充当中央决定的忠实执行者,协助中央决定香港的命运。

 

  政治民主榜样

  长期以来,香港一直扮演着推动大陆经济现代化建设的角色。但是北京也清楚地知道,香港从来不单是一个经济城市,其经济以外的作用亦是不言而喻的。

  香港对大陆的辐射影响力巨大,在大陆有超过一亿人收看香港凤凰卫视,虽然整体而言,凤凰卫视一直被指责为带有强烈的中国官方色彩,但部分电视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打“擦边球”的形式针砭时弊;另有超过5,000万观众收看观点更为锐利的阳光卫视20;而比邻香港的广东,更是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收看香港电视频道。此外,现时每天约有30万人次跨越深港边界,2010年有超过2,200万人次的大陆自由行游客来到香港cl。在如此频繁的资讯扩散和两地社会交往之下,香港作为一个政治上的民主榜样(political role model)22,其民主化的践行和政制发展无疑将会为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范本。

  有学者指出,中央政府可把香港视作“政治特区”,香港追求民主的经验可以为中国的民主化变革起到一个民主发酵的作用。笔者倒认为香港经验的重要之处,更多的应该是从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基建的细微处入手,而非整个宏大的民主大迈进。

  首先,在香港的政治制度中,包括独立的司法机构、廉政公署、审计署、平等机会委员会、法律援助署等,均协助人们追求权利和制衡政府。此外,香港政府架构中拥有一套完备的谘询体系:行政议会是最高的决策谘询机关,各行政机关也均设有自己的谘询组织,社会上还有各种专业性的谘询机构,共同组成了“港式谘询性民主”。这种多层次的谘询机构与多管道的决策谘询,使得香港政府部门可以更多地了解民意,听取专家及有关利益团体的意见,从而制订出较为切合实际的政策。而内地政府体制中缺乏相关的谘询环节,政府过於集权,民间的或半官方的谘询组织无法参与到决策的环节之中,民意就往往容易被忽视。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像前苏联那样,在一夜之间以突变的形式完成。相反,改革和民主化都应该从细节做起:公开预算、民主监督、公众参与、谘询议政、劳动者保护、公民权力伸张等等。只有从制度细节上手改革和完善,才可以将宏大的“民主问题”具象化、技术化,“因为只有在技术和制度面,争论才会是具体的,改革才会是行动取向的”。从这点来看,香港的制度经验更加弥足珍贵,值得借鉴。

  第二,在市民参与层面上,香港公民社会的崛起,以及香港普通民众积极投身公民运动,都为大陆人民提供了一个极强的政治符号,激发他们对於民主投入更多的思考,乃至行动。今日香港政制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公民社会和政党呈现疏远的趋势。年轻一代的社运份子对传统的政党意识和阶级议题的参与兴趣降低,不再轻易被政党所动员。相反,他们以非党派的中立角色,在政党和议会外努力拓阔公民空间,积极参与到有关集体记忆、文化保育、社区重建、“反高铁”等本土公民运动之中,以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

 

  香港大陆化

  与此同时,中国的快速发展也在冲击香港,并在各个层面反哺香港,构成了一种“被冲击然後回应”的关系,而回应的其中一个结果,就是香港大陆化的趋势。

  著名经济学家费利民(MiltonFriedman,又译佛利民,或弗里德曼)曾忧心地预测过,香港的明天取决於两种速度的比较,一种是香港大陆化,一种是大陆香港化,哪种发展的速度快,将决定未来香港的发展。可能内地并未将香港作为自己赶超的标竿,而是以纽约、伦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为竞争对手;但对於香港而言,其大陆化的趋势却在回归後随时间的推移显得愈发明显,并逐渐成为香港最大的改变,香港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中国的一座城市”。

  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就曾声明:在治理香港这块领土时,“中国价值”(Chinesevalues)必须被予以考虑,亦即“珍惜重视多数,但不允许公开的对抗;力争自由,但不是以牺牲法治作为代价;尊重少数者的意见,但关切更广泛的利益;保护个人的自由,但也担负集体的责任”“不允许公开的对抗”。

  《二十一世纪》

  笔者曾经专门就此问题和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吕大乐教授有过一次长谈,他向笔者讲述了一次参加香港新城市规划谘询的经历。作为以香港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吕大乐更加关注香港本土文化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平衡与互动。但遗憾的是,香港的政府官员却过於强调城市新建筑的经济利益,并以自己考察上海浦东的体会为基础,号召香港要学习上海的建设速度,复制上海的革新气魄。尽管上海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但香港不能盲目照搬照抄。香港需要的不仅仅是速度和气魄,而是一种与香港本土特色相符合的城市文化精神。

 

  结语

  香港的政制发展到今天,已经确定了清晰的普选时间表,社会分歧逐步收窄,追求全面、高度的民主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必须明确的是,普选制的实现并不必然意味香港的全面民主化,普选和民主化的进程不可简单等同起来。香港民主派和中央政府的政治抗争依旧会继续存在,香港政府在推动民主的过程中,如何於两者间斡旋并寻找最佳出口成为关键。尽管香港民主政制的发展道路是缓慢的、有争议的,但是,它已经无可避免地通过频繁的资讯传播和社会交往为内地官员和民众提供了参考效用,激发起他们的民主意识。同时,在香港和大陆日渐融合的大背景之下,内地政治文化又将影响香港到何种程度,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有论者提出将下一个十年作为观察香港未来发展走势的黄金时点,这里面固然有中国人喜欢纪念整数时间的传统,但在笔者看来,我们再去考察香港的时间点,应该是回归後的二十五年(即2023年)最为恰当了。为甚麽是二十五年呢?因为这是“回归五十年不变”政策的一个中间点,同时也是香港双普选经过四至五年的操作後的一个检验点,正好可以让我们反思和检讨:符合香港模式的经济形态(特别是与珠三角的协同合作关系上)和政治制度(双普选的实施成效上)到底发展(或者说改变)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香港又是否可以迎来自己的光荣年代?

  本文摘编自《香港大陆化,还是大陆民主化》,原载《二十一世纪》2011年12月号,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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