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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伟:就业质量、生活控制与农民工的获得感

作者:聂伟

来源: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

来源日期:2019年06月26日

本站发布:2019年06月27日

点击率:215次


  [摘  要]农民工获得感的评价主体是农民工,评价内容是“客观获得”,而评价标准则是“主观感受”。文章基于主客观相结合的分析思路,利用8城市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以生活控制感为中介变量,分析农民工就业质量对获得感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对获得感具有显着的直接效应。具体而言,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越高,即工资水平、职业身份、技能培训以及主观职业地位状况越好,获得感水平越高,工作权益维度各变量的影响不显着,较长的工作时间不利于获得感的生成;(2)就业质量能够通过生活控制感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获得感。生活控制感是职业身份、工资水平、技能培训、主观职业地位、单位所有制、工会参与、职业类型与获得感的中介变量。据此,文章提出在就业领域推动包容性的政策设计,改善农民工就业质量,进而提升农民工获得感水平。

  [关键词]就业质量  获得感 生活控制感  农民工


  [作  者] 聂  伟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并“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现阶段,更加充实、有保障、可持续的获得感已成为全体人民的殷切期盼。目前关于获得感的研究成果虽逐渐增多,但关注的重点对象是大学生和城镇居民,鲜见关于农民工获得感的研究。作为占人口总数近五分之一的“弱势群体”,农民工的获得感状况不仅关乎自身生活质量,而且事关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所谓获得感,指的是多元利益主体在改革和发展的客观过程中对自身实际所得的主观评价(王浦劬、季程远,2018),是人们基于改革带来的利益与权益而产生的实实在在的、切身的感受,包括“客观获得”和“主观感觉”两个层次。就客观获得而言,不仅包括经济利益、物质利益,还涵盖了社会权利、政治权利、尊严及价值等,这是主观感受得以存在的基础;同时,获得感的产生还需要经过一系列社会心理过程的调节,同样的物质获得对不同群体可能意味着不同的获得体验,这是获得感的主观面向。国外文献中与获得感较为接近的概念包括“幸福感”、“主观生活质量”等,但后者更偏重主观感受。少数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民众总体获得感一般,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阶层地位的上升不断提升(王浦劬、季程远,2018;文宏,2018);但并未随着物质生活水平同步提升,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下的“钝化”倾向(辛秀芹,2016)。

  有关获得感影响因素的观点可归纳为社会结构地位模型、心理认知模型和宏观政策模型三类。社会结构地位模型认为获得感是主客观社会地位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客观社会地位的效应低于主观社会地位,阶层自我定位是影响获得感的主要因素(孙远太,2015;陈云松,2016)。心理认知模型指出进取性和人际主动性心理资本有助于提升流动人口获得感;公平认知框架对于获得感的生成存在诱导效应(曾维希等,2018;黄艳敏等,2017)。宏观政策模型则认为经济激励、公共服务供给、扶持政策等都是获得感的有效预测变量(阳义南,2018;李斌、张贵生,2018)。如前所述,获得感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层次,其影响因素也必然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在客观层面,就业是农民工在城市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其社会地位的根本决定力量,对农民工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而在主观层面,对于掌控自身命运能力的认知也会作用于农民工的生活安排,也应该被纳入到获得感的分析框架中来。前者可视为农民工获得感的物质触发机制,而后者可以归结为心理调节机制。

  (一)就业质量与农民工获得感


  就业质量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性概念,是劳动者就业状况的综合反映,源自于国际劳工组织的“体面劳动”理念,即劳动者在自由、公平、安全和有尊严的条件下获得体面和有成效的工作的机会。现阶段对就业质量的测量在具体指标上并未达成统一意见,但基本都包含了工作报酬、工作强度、工作福利、工作稳定性、职业发展空间等客观维度,并日渐普遍地将工作满意度等主观维度考虑在内(李中建、袁璐璐,2017)。将主客观指标相结合是当前就业质量测量的普遍趋势。


  改善就业质量或许是能够最直接最有效地提升农民工获得感的途径。从获得感的具体内容来看,工资收入是就业质量的核心因素,是农民工进入城市社会的重要动力,也是最能够代表“实际所得”的客观获得物,收入的增加能够显着降低农民工的经济剥夺感(欧阳博强、张广胜,2018);过长的工作时间不仅会造成身体的疲劳和精神的压抑,还挤压了劳动者用于休闲娱乐、发展人际关系、自我提升等活动的时间,因而会显着降低农民工的幸福感(卢海阳等,2017);与超长的工作时间一样,缺失的社会保障、不规范或流于形式的劳动合同、频繁的职业转换等也是农民工就业的显着特征,而这些都被证明不利于农民工幸福感的产生(刘靖等,2013)。在客观就业特征之外,农民工对就业状况的满意程度也会影响其对城市生活的总体感受,进而影响未来生活安排(聂伟、风笑天,2016)。就业让农民工的生活更美好,但是这种就业应该是高质量的。

  国内学界虽然没有系统探讨就业质量对获得感的影响,但是对于和就业质量相关的经济社会因素与获得感的关系则有一定讨论。为数不多的关于获得感的实证研究指出,客观阶层地位(以职业类型测量)和客观经济地位(以收入水平反映)越高的居民,其获得感水平越高,且居民对于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也对获得感具有显着影响;较强的创业能力能够带来农民的创业获得感(苏岚岚等,2016);就业机会对于获得感的生成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黄艳敏等,2017);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以及社会保障都能够显着影响居民的获得感(冯帅帅、罗教讲,2018)。这些发现进一步支持了将就业质量纳入农民工获得感解释框架的理论合理性。

  (二)生活控制感与获得感


  高质量的就业有助于个体形成积极的自我评价,并产生自己能够掌控自身生活环境且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信心,即形成生活控制感。大量研究表明,控制感是幸福感、健康水平和学业成就的有效预测变量(郭昫澄、郭永玉,2012)。控制感高的个体一般被认为有较高的自主性和效能感,对于生活中的逆境也能够更好地应对(Frazier 等,2011),这对于农民工处理生活中的各类挑战,在城市更好地生存、发展、最终融入城市社会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特质;而宿命感强的个体则容易将现有的不合理制度安排认为是理所当然,削弱当事人的抗争性,从而降低对新环境的适应性(曾维希等,2018)。控制感无疑是积极正向的情感之一,许多研究反复证实了这一结论:积极情感和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正向关系,而消极情感则不利于幸福感的产生(张波、周恩毅,2017)。本文认为,情感和心理因素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模式同样适合于农民工的获得感。既然获得感是个体在实际获得的基础之上经过心理过程加工所形成的感受,那么那些具有较高生活控制感的个体,对于同样的由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势必会有更真切鲜明的体验,进而触发更强烈的获得感。


  通过文献回顾可以发现,现有的少量关于农民工获得感的研究,基本停留在思辨性的规范探讨层面,缺乏实证研究;大多关注就业质量单个维度对获得感的影响,缺乏对就业质量各维度效应的全面考察;多数学者虽然将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同时考虑在内,但主要分析的是其直接效应,忽视了对中介作用的检验。鉴于此,本文将利用农民工调查数据,重点回答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对其获得感是否有影响?若有影响,其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机制分别是什么?生活控制感在就业质量与获得感之间发挥了什么作用?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4年国家卫计委开展的“流动人口心理健康与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PPS抽样方法在北京、嘉兴、厦门、青岛、郑州、深圳、中山、成都8个城市展开,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1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籍的15~59岁流动人口,共获取有效样本15999个。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只保留了其中户口类型为农业且处于就业状态的样本,最终进入分析的有效样本为12616个。


  (二)变量测量及描述


  1.获得感。本研究的因变量是获得感,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对获得感的测量方式是给出5条关于生活状况的评价,其中既包括对客观生活条件及实际所得的评价,也包含对生活质量的主观判断。由受访者判断对这些评价的同意程度,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共分为7个等级,分值越大,表示受访者对该条陈述的同意程度越高。然后进行因子分析,得到一个获得感因子,结果见表1。

  2.就业质量。就业质量反映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状况,既包括与就业活动相关的一切客观特征,也包括劳动者的主观评价等内容。本文将就业质量操作化为工作特征、工资收入、工作权益保障、职业发展和主观职业地位5个维度共12个指标。工作特征的测量指标是工作时间、单位所有制、职业身份和职业类型。工作时间通过每周工作小时数来测量;单位所有制是询问受访者就业的单位性质,然后将“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归类为国有部门,其余单位归类为非国有部门;职业身份是直接询问受访者的职业身份,答案分为“雇员”、“雇主”、“自营劳动者”和“其他”4类;职业类型的测量方法是询问受访者的职业,然后根据职业声望和薪资福利等方面的差别进行后期编码,分为高端职业和低端职业两类。工资收入通过月收入来测量,纳入分析模型时取对数。工作权益保障维度包括4个二级指标,涵盖受访者参与城镇医疗保险、城镇养老保险、劳工合同签订及工会参与方面的状况。职业发展衡量受访者参与由政府提供的免费培训的情况。主观职业地位有两个测量指标,分别询问受访者将自己的收入和职业与老家亲友比较及与本地亲友比较的情况,共分为10个等级,自我评价收入最高、职业最好,赋值为10,收入最低、职业最差赋值为1。

  3.生活控制感。控制感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的内在动机,表现为个体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来选择和影响环境,在涉及到健康、生活质量、工作绩效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中,心理学家们都将控制感作为一个积极的心理中介因素,本文认为,生活控制感也有助于激发农民工的获得感。生活控制感在本文对应的问题是“请问您觉得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选择和掌控自己的生活”,从“根本无法掌握”到“完全可以掌握”,赋值1~10分,分值越高,代表受访者认为自己越有能力选择和掌控自己的生活。

  4.控制变量。根据以往研究文献,获得感还会受到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因素的影响,并且流动时间对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也会产生显着影响,因此本研究对这些变量同样加以控制。

  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三)模型选择


  借鉴温忠麟等(2014)提出的新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本文分别建立自变量对因变量、自变量对中介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具体如下所示(所有变量都要进行标准化处理):


  (1)Y=cX+e1;(2)M= aX+e2;(3)Y=c?X+ bM+e3。

  其中,X为自变量就业质量,M为中介变量生活控制感,Y为因变量获得感。该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分为五步:第一步,检验回归系数c,若显着,按中介效应立论,若不显着,则按遮掩效应立论。第二步,依次检验回归系数a和b,如果都显着,则间接效应显着,进行第四步,如果至少有一个不显着,进行第三步。第三步,用Bootstrap法检验H0:ab=0,若显着,则间接效应显着,进行第四步;若不显着,则间接效应不显着,停止分析。第四步,检验系数c?,若不显着,说明直接效应不显着,只有间接效应,若显着,即直接效应显着,进行第五步。第五步,比较ab和c?的符号,如果同号,则属于部分中介效应,报告ab/c的值,即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如果异号,属于遮掩效应,报告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的比值的绝对值│ab/c?│。

  三、模型结果与分析


  本文认为,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不仅对获得感具有直接效应,还会通过生活控制感这一中介变量对获得感产生间接效应,因此需要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我们的分析按照如下步骤展开,首先,建立基准模型,考察控制变量对获得感的影响,得到模型1。其次,建立就业质量对于农民工获得感的回归模型,得到模型2。再次,将就业质量和生活控制感同时纳入获得感回归模型,得到模型3。最后,建立就业质量对于中介变量生活控制感的回归模型,得到模型4。各模型详细情况见表3。


  (一)就业质量的直接效应


  1.就业质量的直接效应首先分析就业质量对获得感的直接效应。我们来看全模型3,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工作特征方面,工作时间是农民工获得感的有效预测变量,工作时间越长获得感水平越差。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增加收入多是出于无奈,劳动时间长、工作强度大已是共识,所谓的“自愿加班”现象十分常见。然而,劳动时间的增长虽能提高收入水平,但同时也意味着休息、娱乐和自我提升时间被进一步挤压,这必然会损害其对于生活状态的积极评价。本研究中农民工的每周工作时间均值为59.29小时,大大超过《劳动法》“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规定,这很不利于农民工获得感的产生。单位所有制性质对农民工的获得感无显着影响,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研究对象中仅有3%的受访者是在国有部门工作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分析结果。职业身份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雇员与雇主这两类人群身上,与雇主相比,雇员的获得感较差。进城创业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方式(孙文中,2018),成为雇主不仅意味着经济收入的增多,还标志着社会地位的提升,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实际所得,因此有助于催生获得感;自营劳动者与雇主之间、以及其他职业身份的农民工与雇主之间在获得感上不存在显着差异。同样的,职业类型的影响作用也未通过显着性检验。


  出现在幸福感研究中的“伊斯特林悖论”,即财富增加并未带来更大的幸福,没有在本研究中出现,而是表现为农民工的获得感随着工资收入的增加而提高。收入对获得感的影响可能也是非线性的,这在对其他群体获得感的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但是在本研究中工资收入之所以还会产生显着的积极影响,原因可能在于,现阶段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还未达到“拐点”,只有超过拐点,收入对获得感的负向作用才会显现出来。近年来农民工的收入虽然显着增加,但是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还是处于较差水平,农民工对获得感的感知能力依旧敏锐,获得感的“钝化”困境还未在这一群体身上出现。因此,增加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仍然是提升其获得感的有效途径。

  工作权益保障维度各变量的作用均未通过显着性检验。能够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享受城市社会保险是农民工应对各类风险和冲击、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保障,然而数据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参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均对获得感没有显着影响,这与已有的关于农民工幸福感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李潇晓,2016),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幸福感的考察分析不能代替对获得感的研究。参与城镇社会保险这一行为本身就能激发幸福感,但是只有当社会保险切实提升了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时,才能催生获得感。合同签订情况的影响效应并不显着,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研究对象相比,无论是签订固定期限合同还是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农民工,其获得感状况并无显着提升。这一结果和预想有一定出入,因为劳动合同代表一种较为稳定的就业预期,也是农民工证明劳动关系存在的最有利的证据,有助于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减少劳资争议,增加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从而提升获得感;但也并不难理解,因为即使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合同不规范、合同条款得不到落实等情况也很常见,致使劳动合同的权益保障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是否加入工会也无显着作用。已有研究发现,工会对于外来工的最低工资符合率、强迫劳动、社会保险等方面具有保障作用(孙中伟、贺旭霞,2012),就此而言,加入工会应该能够提升农民工的获得感。然而,一方面由于农民工加入工会的比例不高,本研究所得数据为8.1%;另一方面,我国工会主要保障的是外来工的“底线型权益”而非“增长型权益”,因此对农民工获得感的推动作用有限。工作权益保障各指标的影响均不显着这一结果提醒我们,社会保险、工会、劳动合同等本应对农民工发挥重要保障作用的各类机制的运行效果并不理想。

  职业发展维度的技能培训是农民工获得感的积极影响因素。与正规教育相比,技能培训是农民工实现正规就业的更直接、更有效的人力资本因素,特别是在农民工群体受教育水平整体不高的背景下,技能培训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但是在实践中,企业出于节省成本考虑,为农民工提供的培训有限,农民工自己花钱去参加培训的动力也不强,因此由政府出面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参与政府提供的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其获得感要显着高于未参与者,因此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符合农民工工作特点的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是提升农民工获得感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获得感的状况既源于个人利益在改革开放前后状态的对比,也源于个人利益与他人获得利益的对比,即获得感内在地含有比较的特性。就农民工群体而言,家乡亲友与居住地亲友都是其重要的参照群体,囿于现有数据,本文无法考察就业质量的纵向比较对于获得感的影响作用,但发现横向比较结果确实能够显着影响农民工获得感。无论是与老家亲友还是与现居住地亲友相比较,对自身就业及收入状况评价越积极的农民工,其获得感水平越高。这一结论表明,有关农民工市民化的各项政策不仅要注重提升农民工的绝对收入水平,还应该不断缩小其与本地市民的差距,减少就业市场上基于户籍等因素的歧视,使农民工通过比较而产生更多获得感。对就业质量各维度的分析表明,物质触发机制与农民工获得感关系密切。

  2.生活控制感对获得感的影响


  对比模型2和模型3可以看出,生活控制感的引入使得模型的解释力显着提升,调整后的R2从15.1%上升到23.8%;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农民工的生活控制感越强,获得感水平越高,这与已有研究得出的农民工的宿命感正向预测城市剥夺感的结论相呼应(曾维希,2018)。丧失获得感有损个体身心健康(Infurna等,2014),极端的获得感丧失甚至会导致习得性无助。相反,认为自己有能力对生活做出选择和施加控制,则有助于个体保持良好的情感和行为状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分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等不同层次,其中,对城市文化价值观念的内化和城市生活方式的认同等心理层面的适应,是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的标志。拥有较高生活控制感的农民工,无论是在经济收入、社会交往还是文化和身份认同等方面,都能表现出较强的胜任力,而不是成为命运、权力以及其他一些不可控因素的消极承受者,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他们而言才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切切实实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处境,如此,客观获得方能更容易地转化为更多的获得感。以上分析表明,农民工获得感的动机调节机制也是成立的。


  另外,农民工的获得感存在显着的性别差异,表现为男性的获得感低于女性;年龄与获得感的关系呈现“U”形,即获得感先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到达一定年龄之后,年龄越大,获得感越强烈,这可能与农民工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任务压力、参照群体及心境不同有关;与未婚、离异、丧偶者相比,已婚农民工的获得感状况更佳,可见优化农民工的婚姻结构、推进和谐家庭建设是提升农民工获得感的有效方法;与本文的预想以及教育程度能够提升社会公平感进而推动获得感提升的逻辑演绎相反,本研究发现,教育程度增加不仅未能提升获得感,反而表现出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获得感均显着低于各教育程度较低群体的状况,这再次反映出横向比较对于获得感生成的重要性。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其参照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而农民工作为一个整体处于劣势地位,作为其中的一员,尽管较高的受教育水平给他们带来了相对较高的收入,但与其他同等教育水平之人相比,在社会评价、户籍地位、心理归属等方面还是相对弱势,这极易催生消极的自我感知,从而对获得感产生损害。流动时间的影响作用在引入生活控制感之后不再显着。

  (二)就业质量的间接效应


  1.就业质量与生活控制感控制感是人的一种重要的基本需求,会受到个体的气质、基因及社会环境等先天和后天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就业质量也是控制感的重要来源。从模型4可以看出,从事高端职业的农民工,其生活控制感在5%的水平上显着高于低端职业者。较高的职业地位不仅意味着福利待遇较好,同时也是对个体综合能力的一种社会肯定,有助于激发主体形成能够掌控自身生活的积极感知。类似的,与职业身份是雇员和自营劳动者、就业单位为非国有部门的农民工相比,雇主、国有部门从业者也表现出更强的生活控制感。与对获得感的影响一致,收入也对农民工的生活控制感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参与工会是农民工生活控制感的积极预测变量。免费技能培训能够显着提升农民工的生活控制感。技能可以激发出信心和勇气,使人们相信自己有能力选择和掌控生活境遇。与老家亲友及现居住地亲友相比较而形成的主观职业地位越高,农民工的生活控制感越强。就业质量其余变量对控制感的影响不显着,在此不展开分析其具体效应。


  在控制变量中,年龄对生活控制感的作用呈现出“U”形结构;已婚的农民工其生活控制感高于未婚、离异、丧偶等未处在婚姻状态的受访者;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农民工之间在生活控制感水平上不存在显着差异;流动时间每增加1年,农民工的生活控制感分值提高0.028。




  2.生活控制感对就业质量和获得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根据前述中介效应的的检验方法,我们重点关注模型2、模型3、模型4。首先来分析总效应c显着时的情况。从模型2可知,就业质量各变量中对获得感具有显着影响的因素包括每周工作时间、雇员身份、自营劳动者身份、月收入对数、免费技能培训、与老家亲友相比产生的主观职业地位,以及与本地亲友相比的主观职业地位。我们发现每周工作时间对生活控制感的影响不显着(即a不显着),因此需要运用Bootstrap检验来确定生活控制感是否为工作时间和获得感的中介变量。通过Bootstrap法抽样1000次后计算得到ab的估计值为-0.00001,95%可信度下的置信区间为[-0.00042,0.00039],置信区间包含0且双尾检验不显着(p=0.961)。这表明,生活控制感对每周工作时间与农民工获得感不具有显着的中介效应。就雇员身份而言,模型2中,雇员身份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98(p<0.001),模型3中,雇员身份、生活控制感对获得感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074(p<0.001)和0.315(p<0.001),而雇员身份对生活控制感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77(p<0.001),即a、b、c、c?均显着且ab与c?同为负,可知生活控制感对雇员身份和获得感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4.8%。同样,生活控制感对月收入对数与获得感、免费技能培训与获得感、与老家亲友相比产生的主观职业地位与获得感,以及与本地亲友相比产生的主观职业地位与获得感,都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量分别为0.162、0.158、0.377、0.267[1]。自营劳动者的回归系数值在引入生活控制感变量后从显着的-0.085变为模型3中不显着的-0.053,即c?不显着,可知自营劳动者身份对获得感只存在间接效应。


  接下来进行c不显着时的中介效应检验,即先按照遮掩效应立论。单位所有制对生活控制感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即a显着为正,而生活控制感对获得感的回归系数b同样显着,通过Bootstrap检验得到ab的置信区间为[0.014,0.077],且双尾检验显着(p=0.005),可知单位所有制对获得感具有显着的间接效应,进一步检验单位所有制对获得感的直接效应c?发现其不显着,根据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可以判断单位所有制对于农民工的获得感仅有间接的正向效应。与在非国有部门工作的同伴相比,作为国有部门员工的农民工能够享受到相对稳定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从而对生活有更强的掌控感,而后者会直接作用于获得感的提升。职业类型与获得感之间的关系与单位所有制类似。另一个对生活控制感表现出显着影响的变量是工会参与状况,同样采用Bootstrap检验得到ab的置信区间为[0.0095,0.0506],双尾检验显着,直接效应c?不显着,即工会参与和获得感之间只存在着以生活控制感为桥梁的中介效应,但是稍显特殊的是,在模型2中,工会参与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是引入生活控制感变量的模型3中工会参与的系数变为负数,这一结果可能意味着对于那些非工会成员的农民工来说,其获得感更易受到生活控制感的影响。生活控制感对城镇医疗保险、城镇养老保险、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变量的中介效应均未通过显着性检验[2]。

  四、结论与讨论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其心理维度,表现为城市剥夺感和城市获得感两种并存的心理状态,推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使他们更多更好地分享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要点之一就是增加其获得感。农民工获得感的评价主体是农民工,评价内容是“客观获得”,而评价标准则是“主观感受”。本文基于8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通过对农民工获得感的物质触发机制、心理调节机制的直接效应以及物质触发机制通过心理调节机制的间接效应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就业质量能够显着提升农民工的获得感。良好的职业身份、合理的收入待遇、政府提供的技能培训、以及通过横向比较产生的职业地位评价对于获得感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单位所有制、职业类型以及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合同签订、工会参与等工作权益保障变量的直接影响不显着,较长的工作时间则不利于农民工获得感的产生。(2)农民工感知到的对自己生活的选择和掌控能力有助于激发获得感。(3)较高的就业质量能够通过强化农民工的生活控制感,进而催生获得感。由此可知,提高就业质量、改善实际所得仍是提升农民工获得感不可替代的基础路径,与此同时,生活控制感的中介作用也被证实。以上发现具有鲜明的政策内涵。


  鉴于就业质量的基础效应,应在就业领域推动包容性的政策设计,切实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就业虽是幸福生活的重要源泉,但并非任意工作,只有高质量的就业才能够激发获得感,否则,仅仅就业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保证获得感的产生,甚至会对获得感造成损害。然而,由于城乡之间、地域之间和城市内部部门之间的多重分割,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相当弱势的地位,工资水平低、工作待遇差、工作环境恶劣、非正规就业广泛存在,这些都是低质量就业的表现,需要加以改变。有学者提出,通过推动包容性发展来提升获得感是一个可行途径,因为包容性发展和获得感针对的都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公平问题,目的都是为了使每个人都能参与到发展进程之中。受此启发,本文认为应该在就业领域推行包容性的政策设计,助力农民工实现体面就业。就业领域的包容性政策设计,应当把劳动者看作平等的主体,通过减少就业机会的不平等,来促进社会公平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性。具体而言,一是应逐步破解城乡二元体制的阻碍,建构公平的就业市场,提升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收入依然是农民工获得感的强劲预测变量,现阶段仍应该千方百计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通过政策法规、宣传教育等方式,消除用人单位的就业歧视,确保农民工不再因为户籍身份而无缘那些工资待遇水平较高的行业和岗位;促进均等的就业服务覆盖到更多农民工,加强对农民工的就业保障。二是通过立法、教育、经济激励等方式,培养各类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使其更好地履行职责,尊重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改善劳动环境,确保社会保险、工会、劳动合同等权益保障机制能够真正发挥改善农民工就业处境的作用,不再流于形式;三是要在实际走访调研的基础上,提供更多符合农民工需求的免费职业培训,并督促农民工积极参与,提升其就业能力,避免农民工因为自身技能水平不足而在就业市场进一步向下流动,直至面临失业的命运。包容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要通过能力开发使弱势群体参与社会发展进程,在发展中实现社会地位的改善,对于正规教育水平有限的农民工来说,技能培训就是一个重要的能力开发机会。四是完善针对农民工的创业扶持政策,鼓励农民工创业并提高其创业绩效。本研究发现,雇主身份的农民工获得感水平更高,因此可以着力加强对农民工的创业培训和指导,提升其经营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营造公平和谐的市场竞争氛围,优化农民工的创业环境;帮助解决农民工创业过程中的资金、技术等难题,保持其创业积极性,等等。

  此外,还应该强化农民工的生活控制感,充分发挥生活控制感的中介作用,从而提升获得感。具体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倡导包容、开放、公平、公正的舆论氛围,帮助农民工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和良好的心理预期;进一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农民工能够更便捷、更公平地享受到教育、医疗、家庭照料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减轻家庭负担,实现工作-家庭平衡;增强对农民工心理和精神状态的关注,对生活失去目标感和意义感的农民工及时提供咨询及其他干预。总而言之,即应该重视农民工获得感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综合改善,提高其就业质量,激发其生活控制感,进而提升获得感。

  注释略


  文章来源:《中国人口科学》2019年第2期


  【1】对中介效应的检验需要使用标准化回归系数,因为篇幅所限,未报告各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值。


  【2】运用Bootrap方法对城镇医疗保险、城镇养老保险、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间接效应进行检验,得到的95%可信度下ab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0138,0.0437]、[-0.0274,0.3212]、[-0.0170,0.0242]、[-0.0123,0.0202],即中介效应均不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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