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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涛等:社会网型构、信息传播和网络博弈

原标题:——马修·杰克逊对社会网络经济学的贡献述评

作者: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

来源日期:2021年09月26日

本站发布:2021年0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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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当前,社会网络分析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中,为理解与分析经济学中的互动行为及演化提供了有效思路和方法。作为经济与社会网络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马修·杰克逊在从事社会网络经济学研究的二十余年时间里,从社会网络形成与模型构建、社会网络传播与扩散、社会网络的外部性与同质性特征、社会网络博弈模型等方面进行了扎实的理论研究,并对社交网络、金融危机传染、社会固化与不平等以及国际贸易与政治等问题进行了社会网络的应用研究。杰克逊确立的社会网络经济学研究取向对于认识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对其进行分析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研究范式和经验借鉴。

  关键词:马修·杰克逊;社会网络经济学;信息传播;网络博弈


  马修·杰克逊(Matthew O. Jackson)于1988年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就职于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而后又在加州理工学院任职,目前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威廉·埃伯勒(William Eberle)讲席教授。2009年当选美国文理学院院士,2015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作为研究经济与社会网络的领军人物,杰克逊从事该领域研究已经二十余年。他曾推出在线课程“经济与社会网络”和“博弈论”,这两门课程的听众人数多达100余万。2008年出版的《社会和经济网络》(Social and Economic Networks)、2013年出版的《社会网络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es of Social Networks)等著作成为社会网络分析的重要参考书。

  杰克逊于2019年出版的《人类网络》(Human Network)一书受到广泛关注,在中国、英国、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发行了译本。在该书中,他明确指出“了解人类网络的形成过程”是他研究社会网络的初衷,其研究主要围绕“他们(指研究对象)为什么会处于人类网络中的不同位置”和“他们形成的是不是一个正确的网络——对社群和社会而言是不是最优的”这两个问题展开。针对这些议题,杰克逊研究了社会网络的形成过程,构建了社会网络分析模型,并从网络信息传播、网络特性以及网络博弈三个方面对社会网络进行了拓展分析,此外,他还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应用于解决经济社会中的实际问题。本文将遵循这一研究脉络,首先综述杰克逊在社会网络模型构建方面的研究工作;其次,评析他在社会网络信息传播、网络特性以及网络博弈等方面的研究贡献;再次,述评杰克逊如何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应用于实际问题;最后是研究总结与展望。

  一、社会网络的形成与模型构建

  (一)社会网络形成的有效性与稳定性

  马修·杰克逊首先对社会网络形成的有效性与稳定性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当一个利己的个体可以建立或者切断与其他个体的联系时,并不总是存在一个有效的稳定网络。无论采取的利益分配规则是等分规则还是讨价还价规则,为了确保网络的稳定性,人们通常需要将收益分配给不能带来任何产出的节点。因此,社会网络中普遍存在的外部性,使人们在形成社会网络关系时往往不能把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全部纳入决策之中,从而不能形成社会最优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的形成存在帕累托改进。并且在有向网络(directed network)中,为了协调效率与个体激励之间的关系,必须对网络生产价值没有贡献的“局外人”重新分配利益,甚至以违反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改变社会网络的结构可能使所有人的情况都得到改善,由于个体激励与社会最优的非对称性,人类网络的形成存在帕累托改进。

  有向网络是否能够形成有效社会网络?杰克逊的研究表明,可以通过利益重新分配来确保有效网络的个体稳定性(individually stable)。由于经济或社会活动对个体的回报取决于个体的关系网络,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会基于网络建立或者断开与其他个体的连接。从而网络中除了预期的更改之外,发生意外更改或者出现错误的可能性很小。在分析个体之间网络的形成时,不受任何个人或者联盟影响的稳定网络也可能存在,而当存在这样的强稳定网络时,它们与有效网络(最大化总生产价值)的性质相一致。他们指出强稳定网络的存在性等价于合作博弈中核的存在性。

  (二)随机图论模型和博弈推理模型

  杰克逊指出社会网络理论中主要存在两类建模方法——随机图论(random graphs)模型和博弈推理(game theoretic reasoning)模型。他着重分析了这两种网络模型的优缺点以及它们之间潜在的协同作用,指出基于随机图论的研究要么通过纯随机过程来构建网络,要么通过某种算法来构建连接。这类方法可以展示在某个给定时间点观察到的网络是如何由某种随机或机械过程引起的。尽管这并不能完全解释网络形成背后的原因,但它确实让人们对网络形成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相比之下,经济学方法中的博弈推理模型则倾向于关注均衡网络,其中的连接是由作为(或控制)节点的利己者自主决定形成的。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它将成本和收益纳入分析,这使人们能够在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总价值的意义上回答关于网络是否形成的问题。虽然这类模型将网络形式追溯到参与者的激励、不同环节的成本和收益比较,但是它们通常不会给出关于应该出现什么程度分布的预测。杰克逊认为这两种方法是互补的,所以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会提高分析的有效性。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钱德拉塞卡和杰克逊定义了统计指数随机图论模型(SERGM),研究集中于从单个网络的观察估计这些模型(包括ERGM),随着节点数量的增长如何得到参数的一致估计。他们的研究表明,通过将网络的形成重新定义为在充分统计(sufficient statistics)空间上的分布,可以大大减小估计所需的空间,使估计变得实用和简便。他们还开发了一种子图生成模型(SUGM),可用于对稀疏网络进行建模,并且容易直接对其参数进行估计。

  通过允许链路中的实质相关性生成各种子图(如连接、三角形、团和星),钱德拉塞卡和杰克逊开发了一类新的随机图论模型。他们通过一系列研究来应用这些模型,包括在印度村庄测试形成跨种姓网络关系的动机,测试网络结构是否用于强制风险分担,测试网络是否因社区可获得小额信贷而发生改变等。结果表明,这些模型在匹配观测网络特性方面明显优于基准的随机图论模型。印度村庄的数据显示,村民直接提供借用煤油和大米等互惠帮助的聚集系数高于村民之间交换意见的系数。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随机形成的社会网络中,聚集系数的平均值接近零。即使考虑到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和宗教等特征,聚集系数仍然显著低于村民的水平。可以说排除同质性造成的各种隔离模式的影响,相较于随机网络,熟人关系仍然表现出聚集的特征。

  二、社会网络的信息传播研究

  人们的观点往往会受到朋友和熟人的影响(比如购买什么产品、是否增加教育投入、是否实施犯罪等)。归根结底,人际关系的整体网络紧密程度、某些群体是否被隔离以及谁处于中心位置等因素影响着信息传播和人们的行为。杰克逊从网络结构与网络节点位置两个方面探究了社会网络对信息传播的影响。

  (一)网络结构与信息传播

  整体网络结构影响着信息传播的方式。在一个社会网络融合模型中,杰克逊和亚里夫通过引入一个简单的网络外部性和网络结构下的行为转移模型,指出社会网络存在阈值。他们指出,如果最初的参与者数量超过这个阈值,那么最终采取同一行为的人数就会增加;如果最初的参与者数量低于这个阈值,那么这一行为最终会消失。并且还指出如果超过了该阈值,最初参与的速度增加,随后减慢,度分布中的一阶和二阶随机占优转移(stochastic dominance shifts)影响着临界点和收敛点。这一研究有助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市场营销、流行病学、技术转移和信息传播等领域的应用。杰克逊的研究进一步指出,网络结构中通信链的数量对参与者是否能够充分获取信息至关重要,当信息传播中存在以随机突变和消息传输失败等形式存在的噪音时,参与者仍然可以通过访问更多的通信链获取信息。但是,当有偏见的人不顾他们所听到的信息,而传递他们喜欢的信息时,结果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即使仅存在一小部分有偏见的参与者,他们通过通信链学习也是不可能的。但规划者可以通过限制参与者传递给定消息的联系人的数量,来恢复部分学习,这也是一些消息传递平台使用的策略。

  网络中人们处理信息的方式同样影响着信息传播。戈卢布和杰克逊的研究表明人们通过不断地反复交流,通过简单地、反复地计算其他人所持有信息的平均值来更新自己的信息,只有当影响力最大的人其影响力随着环境变化而消失时,所有的信息才会趋于真实。人们之间的反复交谈使得他们的特征向量(eigenvector)中心度比某个个体的中心度更能发挥作用。这也意味着当他们把观点传递给某些交际广泛的朋友时,可以更便捷地通过这些人将观点向外继续传递,即是说,朋友的交际广泛程度与朋友的数量同样重要。当假定社会观点是以反复“取平均数”的方式来形成时,每个个体的初始观点融入社会总体观点的程度与他们的特征向量中心度成正比。

  信息传播的方式也影响网络结构的稠密度,班纳吉等研究了小额信贷如何改变印度75个村庄16476户家庭之间的互动网络,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网络形成动态模型来解释实证结果。研究表明,引入正规信贷的村庄与引入小额贷款的村庄对比,前者的网络稠密度的降幅更高,数据显示高出约15%。在这些村庄里,当人们需要资金时,更倾向于找银行以替代从朋友处寻求帮助。同样的,这一变化带来了广泛的外溢效应,村民之间提供建议等社交活动的交流网络也出现了萎缩。这种外溢效应不仅影响了参与信贷的人,而且影响到了村庄中那些并没有参与信贷的人,即使是两个都没有参与信贷的村民之间的联系,也逐渐萎缩。因此,正规信贷市场在这些村子里的出现,不仅取代了直接相关的联系,甚至影响了村子的整体社交活动,使其明显下滑。另外,与未接触小额信贷的网络相比,接触小额信贷的网络在信用关系、咨询和其他类型的关系方面也有损失。小额信贷不仅减弱了那些可能获得贷款的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减弱了那些不能获得贷款的人之间的关系。

  (二)网络位置与信息传播

  信息传播不仅受到网络结构的影响,还受到网络节点位置的影响,即由网络中的哪个节点进行信息传播会影响信息传播的速度与范围。杰克逊及其合作者建立了一个社会网络信息扩散传播模型,该模型区分了信息的传递(个体在使用产品之前必须了解产品,并且可以向朋友咨询)和行为的采纳(个体使用产品的决定可能会受到周边朋友选择的影响)。他们发现,关联节点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具有信息传递作用,即使那些不使用该产品的人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尽管他们传递信息的概率低于那些使用产品的人。因此,初始节点的中心度不能有效衡量信息传播,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测试中心度,而且某些测量指标的预测会比其他指标更为出色。这对政策制定者和企业来说都有重要的影响,他们可以挑选合适的人来告知信息,以确保新的观念、产品或信息可以传递给网络中尽可能多的人。

  为了解决初始节点的中心度衡量可能缺乏有效性的问题,杰克逊对如下问题进行了研究:在不收集网络数据的情况下,仅仅通过询问社区成员能否确定网络中高度集中的个体?通过这些被提名的人(网络中心的个体)传播信息是否比随机选择、抑或是受人尊敬的人传播的范围更广?在印度两个独立的大型田野实验中,他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尤其是在哈里亚纳邦的521个村庄,他们向一些村庄中随机挑选的个体以及其他村庄中村民指定的个体分别提供了每月疫苗接种的信息,研究发现,相对于随机挑选情形,在被提名者收到信息的村庄里,每月接种疫苗的儿童人数增加了22%。人们只需留意他们听到别人传播流言(gossips)的频率就可以确定谁是中心位置的个体和优秀的传播者。因此,被提名的擅长传播信息的个体才是网络意义上的核心,而不必然是那些朋友众多或处于强势权力位置的个体。

  三、社会网络特性的研究贡献

  (一)社会网络的外部性

  由于决策者往往没有充分考虑到福利对他人的影响,从而可能会做出对社会无效的选择。如果某人成为使用某一软件的专家,他的同事就会因此受益,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更容易地学会该软件。如果某人在一家快速发展的公司谋到某个职位,同样可以使他的朋友们受益,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更方便地了解该公司职位的空缺情况,并在面试等方面获得优势。另一方面,如果某企业在某项交易中进行风险过高的投资并且破产,那么将损害它同与该交易无关但与之有合作的企业的关系,更有甚者当这些企业是大型投资银行时,这种行为甚至会成为金融危机的催化剂。正是诸如此类的例子,社会网络在涉及系统外部性的环境中驱动着个体的行为,从而显现出网络的重要性。

  外部性对网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人们不一定考虑他们建立或维持关系的全部社会影响,从而导致次优网络的形成。例如,即使出现前文所述的了解职位空缺的例子,即人们可能从老朋友那里得到的信息对他自己及朋友具有实质性的价值,人们也可能无法与老朋友保持长期的足够联系;第二,在一个给定网络中涉及同侪互动的行为(选择接受教育、实施犯罪或采用新技术等)时,正外部性行为倾向往往比社会福利最大化水平时要低,反而负外部性行为倾向要较高。

  (二)社会网络的同质性

  杰克逊指出人们的社交行为往往具有同质性(homophily),即个体具有与自己有相似特征的人交往的倾向,该倾向对人们的行为有着显著影响。杰克逊在种族、年龄、性别、职业和教育水平等诸多方面都观察到了这个特征。由于人们的思想、行为和决定受到他们所接触到的人的影响,因此深入了解同质性以及它如何塑造社交网络并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就非常有意义。

  1.网络同质性与社交行为

  为了更好地分析网络同质性与社交行为之间的关系,库拉里尼等建立了一个“友谊形成”的模型。个体被分为不同的类型,并且假定每个个体都可以在友谊中看到类型依赖的好处。该模型研究了三种友谊形成的经验模式,以分析友谊形成的匹配过程中稳态平衡的性质。第一种是较大的群体比较小的群体更倾向于形成相同类型的联系,但是不同类型的联系会较少;第二种是较大的群体会形成较多的人均联系;第三种是所有的群体都偏向于相同类型的联系,尤其是中等规模群体中这种现象最为明显。他们分析了这些经验观察是如何受偏好偏差和相遇偏差所影响的,并指出了此模型的福利含义。从“美国高中朋友关系的网络”中可以看出,同一种族的个体结成朋友关系的概率是跨种族的15倍以上;西班牙裔和其他族群在该学校组成了一个较小的学生群体时,他们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学生友谊的紧密程度随群体规模变化,较小的群体因选择较少只能在内部形成更紧密联系。

  同质相吸倾向是指人们倾向于与自己相似的人交往。戈卢布和杰克逊通过引入“度加权同质性(degree weighted homophily)”这一新的度量方法,证明了在社交网络中运行的某个自然最佳回复(best reply)或学习过程收敛所需时间的下限。 研究发现,人们的信念趋同速度取决于网络结构和权重,同质性对某些事实陈述的简单传播的影响可能很有限,但是对于涉及价值判断的情形则有着显著影响。例如,在网络路径结构起决定性作用的传染、扩散和学习等过程中,一旦人际网络已经足够稠密到让消息扩散到整个网络只需要各个群组之间少数几次交流,那么同质性影响有限;而在“人类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气候”这类价值判断的问题上,同质性影响要显著得多。

  在社交网络中,友谊关系、婚姻关系和商业关系等都很明显地表现出同质相吸,并且这里的“质”是基于各种不同的特征。库拉里尼等提出了一种区分同质相吸两个主要来源的方法,即个体偏好对朋友类型的偏差以及人们遇到其他类型个体机会的偏差。他们用这种方法研究了美国一所高中友谊网络中的种族模式,发现偏好偏差和相遇偏差在这些数据中非常显著,并且这两种偏差在不同种族之间差异显著。同质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存在于几乎所有社会中,并且这种现象的表现维度非常广泛,即上文所述的“质”基于的特征,包括性别、种族、宗教、年龄、职业、受教育水平等,甚至包括遗传标记。

  2.网络同质性与传播行为

  杰克逊研究发现,由于种族、性别、年龄、财富、宗教、职业等类型的差异加之有偏的互动模式,会导致一种事物(行为或疾病等)在人群中不同程度地扩散并持续,并且这种情况与该社会的同质性水平和传染潜在倾向有关。同质性对于初始信息向外扩散起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同质性的增强又使人际网络分隔度提高。此时,迎合特定观点和利益的小众媒体获得生存空间,造成了信息流通的扭曲。人们做出反应,调整各自的人际关系,更多与观念相近的人交流,从而形成一个更为紧密的回声仓,这一反应使人们的总体视角更加狭隘。研究还表明对于人们的观点形成这类事物,与人们之间联系的绝对数量相比,相对数量更为重要。新建立的关系的同质性较强,会导致人类网络更具同质性,使网络变得更为紧密,人们会维持甚至加剧观点的极端化。戈卢布和杰克逊还研究了同质性如何影响学习的速度和最佳反应过程。他们发现参与者们非常倾向于同具有相似特征的人联系在一起。他们还基于随机网络模型测试了学习或行为更新过程收敛时间的理论结果,发现该理论结果与经验观察中的高中友谊网络具有较高的匹配度。

  在不同的网络环境下,疾病再生数也存在显著差异。以流感和HIV的传播为例进行对比,前者传播需要的条件相对后者要宽松很多。可能仅仅是一次握手,或者在汽车等交通工具上的一次近距离接触就能传播流感,而HIV却要通过亲密接触才能传播。这种差异导致了流感传播网络相对于HIV传播网络,具有更多的连接数。但这并不意味着HIV不会传播,现实表明,HIV在世界上某些地区和人群中的再生数远远高于1,因此可以说在某些条件下,HIV仍属于比较常见的疾病。当类似于HIV这种疾病的再生数在某个地区或人群中大于1,在另外的地区或人群中小于1,仍然可以传播到相当广泛的人群中,并且跨越地区和人群的边界。虽然同质性现象很少能减缓疾病蔓延,但它却可以阻止行为模式的传播,处于边界两侧的群体,在很多领域表现出不同的习俗和模式,这种不同正是由于同质性所导致,另外正是基于此,以及同质性中蕴含的基于种族、收入和种姓界限的强烈分隔现象,也足以用来解释教育选择差异中的大部分。

  四、对社会网络博弈的研究贡献

  (一)网络博弈的均衡与扩散

  社会网络博弈模型主要是通过博弈思想去解释现实中的网络结构。网络博弈模型把网络看成是参与个体通过博弈达到的动态均衡结果。一组参与者之间的社会网络形成的稳定性和均衡在社会网络博弈模型中是最重要的概念,杰克逊和沃茨的研究发现,在参与者既能选择策略又能选择博弈对象的情况下,参与者规模和匹配偏好可以同时影响匹配和博弈结果。

  在许多情况下,两个相互作用的个体可以从协调他们的行为中获益。杰克逊和沃茨进一步研究了合作伙伴在这种社会协调博弈的内生选择以及其对结果的影响。他们将交互模式建构为一个网络,其中参与者可以周期性地选择添加或断开与其他参与者的连接。有了这样的内生相互作用模式,他们看到包括一些在协调博弈中涉及均衡的博弈在内的多个随机稳定的博弈状态,既不是有效的也不是风险占优的。因此,不同于外生情形,内生网络结构不仅对所出现的交互模式有影响,也对协调博弈中的博弈均衡有显著的影响。

  对于社交博弈,杰克逊和亚里夫指出社交博弈的参与者通常面临两元行为选择,比如,是否采用新技术从银行提款、政治上是否活跃,等等。这两种行为参与与否取决于参与者有多少邻居、邻居行为的分布,以及每种行为可能的特殊成本。另外,当博弈的参与者不仅可以选择策略,还可以选择与谁一起博弈时,不同于固定参与者的情形,这就给均衡博弈带来了精炼,可以考察不同角色中博弈是如何依赖于参与者的相对数量的。固定参与者有限重复博弈的某些均衡不能作为有限重复社会博弈的均衡来维持。相反,重复匹配均衡的集合包含一些不属于相应固定参与者重复博弈的任何子博弈完美均衡的博弈均衡。

  查尼斯和杰克逊研究了参与者群体之间的博弈。其中一个特定的群体通过其成员的投票决定其将采用哪种策略。他们发现群体与个体的博弈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个体博弈时,收益在均衡选择中起着主要作用;而当群体博弈时,投票规则的结构起着主导作用。他们提出了稳健信念均衡(robust belief equilibrium)这一新概念来解释观察到的数据。他们提供的结果表明这个概念在他们的实验中有超出特定博弈的应用,从提供公共物品到收集信息,参与者的幸福感取决于他或她自己的行动以及他或她的邻居采取的行动。加里奥提等提供了一个框架来分析当邻里结构(根据潜在的联系网络建模)影响收益时的战略互动。在这个框架中,个体只是部分地了解社会网络的结构。不完全信息的引入能够提供一般的分析框架来描述网络结构、个体在网络中的地位、博弈的性质(战略替代与互补、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以及信息水平如何影响个体行为和收益。

  (二)网络博弈的文化依赖策略

  在网络博弈中存在文化依赖策略,杰克逊在超过1000名参与者的在线实验中,研究了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协调博弈。参与者加入的是一个具有多重均衡的两人协调博弈:一个均衡具有高度不对称的收益,另一个均衡具有对称的收益,但总收益略低。他们这一研究旨在探究人们预测博弈伙伴行为的能力是否与参与者的母国相关。研究参与者主要来自印度和美国,实验设计参与者随机与另一名参与者配对,协商分配资金,同时自诉是否平分资金或谁应该获得更多。当双方要求一致时,按一致要求分配,当双方要求相左时,不予分配。结果显示,83%的美国人和34%的印度人要求平分,并且参与者来自同一国家时,获得的总收益较多。这一研究说明准确预测博弈伙伴的诉求至关重要,相对来说,参与者预测来自同一国家的博弈伙伴时,准确率更高。

  这一实验结果与杰克逊的预先判断不一致,他原本的设想是平分资金是一个很明显的占优策略,另外,国家之间的差异也应该不明显。然而来自印度的受试者比来自美国的受试者更多地选择不对称收益。当然,随着人们的迁徙和流动增加,参与者更直接地依赖同质性和反复交往来标记自己信任的朋友圈,而不再用地理位置界定所处的社群,同质性由此得到了强化,人们可以更好地预测靠近自己的人的行动和反应。总的来说,当另一个参与者来自同一社群时,研究参与者对对方行为的预测更准确,并且当同一社群参与者匹配时,他们之间的协调明显更频繁,获得的收益也明显高于跨社群匹配时的收益。

  五、社会网络的应用性研究

  (一)社会网络与友谊

  费尔德于1991年首次提出“友谊悖论”,他指出,平均而言人们的朋友比他们朋友的朋友要少得多。杰克逊和罗杰斯基于此提出了一个网络形成的动态模型,探索一个人的朋友网络结构是不是随机的。 在该模型中,节点通过两种方式找到与之形成连接的其他节点:第一种是均匀随机选择的,第二种是通过搜索当前网络结构(例如接触朋友的朋友)。其中后者导致大型社交网络呈现出一定的特性,使网络中节点之间的距离较短,并且在局域上具有较高的连接聚类。也就是说,原本的中心度优势,容易带来更高的中心度。例如,假设人们交到的新朋友的数量与他们已有的朋友的数量成比例,那么朋友的数量就会像复利那样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处于更中心位置的人,其中心度分值的增长将显著地快于其他人。

  上述这一过程在网络环境中被称为“优先连接”(preference attachment),即新联系的形成数量与该节点原有的联系数量成正比,这种效应会使网络中节点的联系数量出现相当大差异。例如当需要信息时,人们会去寻求人际网络中交际广泛人士的帮助,也就是说这种人在人际网络中更具吸引力和优势。复利效应可以从主被动两方面去表述,即中心度的增长不仅与处于中心的人有多大的吸引力相关,还与人们是否容易联系到处于中心的人相关。当网络在新联系形成中起到更大作用时,会导致更明显的复利效应,从而使节点地位更加失衡。人们通过现有联系去寻找其他人,会出现巨大的乘数效应。该效应一方面增加了个体的中心度,另一方面影响了特征向量中心度和传播中心度等指标。杰克逊则认为对最受欢迎的人进行过度抽样会放大涉及互补性的行为。朋友越多的人,互动效果就越大,因此参与社交活动就越多,也就被更多地提及。因此,人们总是高估朋友众多的同龄人在酒精、香烟和毒品等方面的消费量,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青少年滥用毒品、酗酒以及其他上瘾性行为。

  对于朋友圈中同侪压力的问题。杰克逊及其合作者提出了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参与者可以向其他参与者施加压力,迫使他们采取行动。施加压力对行为人来说是昂贵的,它可以通过降低采取行动的成本(他们称之为“正压力”)或通过提高不采取行动的成本(他们称之为“负压力”)来影响施加压力的人。研究表明,当行为是战略互补时,低成本的行为主体对高成本的行为主体施加压力,正压力可以改善社会福利。

  为了研究哪些特质使个体受欢迎,或者哪些人容易在他人遇到困难时被求助,莫雷利等通过观察大学一年级宿舍新形成的社交网络来研究这些问题。他们测度了宿舍成员的特点(如同理心、情绪等),以及他们在宿舍社交网络中的位置。通过网络分析,他们证实了心理学研究的观点:具有积极情绪的人更容易被其他人寻求乐趣和刺激,而同理心强的人则更容易被寻求信任和支持。这些发现表明,个体的特质与他们的网络位置以及他们在社区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有关。网络和个性特征相互作用,幸福感高的人是以乐趣为特征的网络的中心,而共情能力高的人是以信任为特征的网络的中心。综上所述,这些发现提供了基于网络的心理证据,证明幸福感对社会活力非常重要,而共情支持亲密和信任关系。

  (二)社会网络与金融

  网络关联强化了金融风险的传递,埃利奥特等研究了相互依赖的金融组织网络中资产价值的异常变动(如违约和清算)如何引发一系列的危机,以及怎样被网络结构所影响。他们发现集聚化(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交易对象)和多样化(有更多的交易对象)对风险传染的程度有不同的影响。多样化程度较低时增加了网络中金融组织的风险,但随着多样性的进一步增加,组织可以更好地减轻风险传染以及减少造成的损失。换句话说,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拥有更多的联系总会增加金融网络中“受感染”的风险。企业与更多交易对象建立更多的业务关系,可以减轻给特定地区、市场或供应商造成损失的冲击事件对自身的威胁。

  金融网络中因此出现一个微妙的权衡关系。在网络开始形成阶段,因为企业的联系企业较少,各企业之间高度依赖,网络形成一个巨型的分支并且具有很高的连通性。当其中某个联系企业出现问题,例如未履行经济义务或者不能兑现经济承诺时,会给该企业带来较大的风险。随着联系企业数目的增多,各家企业的风险更加分散,因此相对不容易受到其中某一家联系企业的影响,可以通俗地表述成“把鸡蛋分散放在更多的篮子中”。此时虽然网络联系变得复杂而稠密,但网络中系统性风险的水平下降了。

  最危险的情形恰恰是处于中间阶段时,此时企业具有足够多的联系产生联通,但是数量并没有多到足够分散风险的程度,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最大。因为大部分企业的大部分业务都集中在几家联系企业中,其中的一家破产就可能带来不可承担的后果。研究金融网络的中心度可以找到处于重要位置的企业,该类企业出现问题会给系统带来更大的风险,因此可以作为风险评估的主要工具。网络的连通性则可以用来评估全球网络中潜在的传染风险。当人们认为其他人也在关心自己所关心的“关键人物”时,该关键人物的看法或消息将对股票的价值产生极大的影响。

  (三)社会网络与不平等

  社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阶层固化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性。通过构建一个个体可以观察到其邻居所采取的行为以及行为后果的世代交叠模型,可以发现,父母与子女邻里关系的重叠可以导致父母与子女行为的相关,而不受任何亲子互动的影响。这个模型与父母直接影响模型不同,因为它预测了代际效应的增加,暗示了孩子和祖父母在排除父母信息后的剩余相关性。不平等和阶层固化之间存在相互反馈的关系,即阶层固化会导致不平等,不平等也会引起阶层固化。

  如果在同一个社会网络中,具有类似的父母、伙伴与社区环境等,那么不平等只会来自孩子们之间的禀赋、性格、选择和运气方面的微小随机差异,而出生在不同社会网络中的孩子,不平等会更加悬殊,即不平等部分源于机遇,部分来自社会流动性方面的差异,也就是社会固化因素。更进一步,社会网络的差异,又源于不平等的现状,更是由同质性塑造的隔阂限制了提升社会流动的机遇和行为,因此,不平等反过来又加强了社会固化,从而形成社会固化——不平等——社会网络差异——社会固化的自我强化循环。这对“富有的父辈为子代提供更多资源”这一现象提供了更深层次的理解。社会网络和不平等的关系还体现在求职问题中,如果某人拥有较多职业发展好的朋友,那么就能在多个方面获得便利和帮助,得到更多更有价值的岗位需求信息和应聘技巧经验等,从而增大找到合适职位的机会。

  (四)社会网络与政治

  随着时间的推移,洲际战争的发生率急剧下降。杰克逊指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贸易的增加减少了各国相互冲突的可能,增加了它们自我防御的动机,从而形成一个稳定与和平的军事和贸易联盟网络,这与观察到的数据是一致的。重要贸易伙伴国的数量增加十个,可以降低一半该国卷入战争的概率,两国之间相互贸易水平高出平均水平每个百分点,它们之间发生战争的概率只有均值的十七分之一。他们认为通常所说的国际政治版图、民主国家的数量和核武器的存在等因素对战争减少的影响并没有原本所想的那么大,而更加稠密的贸易网络在减少冲突和战争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没有国际贸易的情况下,没有一个联盟网络是和平稳定的。国际贸易促成了和平与稳定的网络,洲际战争的急剧下降与贸易关系的致密化和稳定是直接相关。与盟国贸易水平高的国家不太可能卷入与任何其他国家(包括盟国和非盟国)的战争,两国间贸易的增加与它们相互开战的可能性降低有关。

  为了评估社会互动在政府过程中的重要性,加恩和杰克逊提出并构建了一个内生网络形成和政治家立法活动的模型。他们的模型考虑了网络形成过程中的党派偏见和趋同性影响立法者的策略选择。利用第105~110届美国国会议员(1997—2009)的社会和立法工作数据,加恩等发现,无论是政党内部还是政党之间,政客们的工作互动产生了巨大的网络效应。国会议员非正式关系中体现的两极分化程度比从国会投票体现出的分化程度低得多。

  六、总结与展望

  马修·杰克逊从探究社会网络形成的有效性出发,综合利用经济学思维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社会网络经济学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他发现自发形成的社会网络在多数情况下并不具备有效性,却具有较强稳定性;随机图论模型和博弈推理模型对网络形成与演变进行分析方面具有互补性;网络结构与网络节点位置对网络中的信息传播具有重要影响,网络节点特征向量中心的越高,信息传播越充分;社会网络具有外部性与同质性特征,社会网络的同质性影响了网络中的社交行为与传播行为;网络博弈模型把网络看成是参与个体通过博弈达到的动态均衡结果,博弈中存在文化依赖策略。

  在应用研究中,杰克逊指出由于“优先连接”的存在,人们交到新朋友的数量与他们已有的朋友数量成比例,幸福感高的人是以乐趣为特征的网络的中心,而共情能力高的人是以信任为特征的网络的中心;金融企业与其他企业具有足够多的联系,但是当数量并没有多到足够分散风险的时候,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最大;社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阶层固化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性,富有的父辈可以为子代提供更多资源;贸易网络扩大和加密减少了各国相互冲突的动机;网络形成过程中的党派偏见和趋同性会影响立法者的战略选择。

  杰克逊在社会网络经济学研究方面的贡献让我们了解到,在人类社会演变中,如果网络更密集、网络个体同质性更高、信息扩散更快,那么,网络连接的细微变化就会被放大,产生巨大的后果。其一,我们只有认识到社会中不断紧密的经济连接,理解其带来的收益与风险,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解决现阶段社会网络连接所带来的问题,才能将社会网络的优势发挥出来。比如,由于人类网络在疾病传播中具有高度连通性,如果出现传播类疾病,人们的安全将面临巨大的考验,而切断网络连接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损失。其二,还需要理解社会网络经济中的同质性所带来的副作用,通过准确传播与收集信息,强化激励机制,减少信息传播中的干扰,通过社会网络的连通性改善生产力,而不是让社会更加分裂。在发展更多人际联系具有正面的外部效应时,人们往往会在联系的数量和多样性上投入不足,因此应该建立更丰富多样的人际关系。由于社会网络同质性,极端化情形仍然存在,比如,村庄层面的分隔,尽管远距离连接的能力在提高,某些裂痕却在扩大。由此导致的社会固化与不平等加剧,可能造成局部的不稳定。其三,还需要认识到社会网络经济中存在大量外部效应,人类网络会对社会习俗、行为等产生反作用,合理规划社会网络将有助于经济社会发展。

  作者:

  孙涛,1980年生,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逯苗苗,1992年生,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讲师。

  来源:

  文章原载:社会网型构、信息传播和网络博弈—马修·杰克逊对社会网络经济学的贡献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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