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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响外的呜咽

作者:曹立群

来源:《华夏文摘》第507、508期

来源日期:2011年10月18日

本站发布:2011年10月18日

点击率:531次


    一

  秋风萧萧,秋雨霏霏,为窗外的大地抹上一陇秋衣。

  要写的题目太使我伤神,因为它涉及的面很广,而我能触及到的却很窄。再者,它已超出我的专业范畴,不是我就熟驾轻的长项。但胸中郁结,却又不容我沉默。

  秋雨后的黄昏,我踏着金黄色的落叶,慢步在住宿后富碌可泣湖畔的石子路上。教堂的钟声在暮色里回荡,百鸟啁啾着在草丛里、树叶间、瓦楞下打转,古老的石头建筑掩藏在高大的树影后,橙红的灯光在树稍的轻拂下忽明忽暗。一座小巧的木亭子和彼岸的木架子了望塔遥相呼应。亭周绿树环绕,巨石生苔,淡淡的白雾从不远的林间袅袅地掩过来。富碌可泣湖的清波正欲昏昏睡去,却又被几只天鹅扑打着翅膀摇醒,眨巴着波光粼粼的眼睛。一棵棵高大的白橡树、松树、柳树、梧桐树黄绿相间、昂首向天。高空中,晚霞余赭的熠熠,留恋地胶附在天边,一秒更比一秒暗淡。

  这样的景色仿佛已持续了几百年,而且还会继续重复出现。德国的富来堡市并非举世闻名,而富来堡市的富碌可泣湖更是默默无闻,但这动人的景色却极具代表性。

  置身于最现代化的德国,却感受不到现代化的喧嚣,几步之遥,即可享受到大自然的美、人和动物的共荣,人和历史的融洽。

  德国人、欧美人是敏感的、念旧的,象树叶,到了季节它就一片片落下来;到了来年又一片片长回来,年复一年,永远不变。为什么要变呢?变只会带来惆怅。

  我想起美国的家,此刻妻子又该耙理绿草上的落叶了。采菊东篱下,在那里,似乎可悠然见南山。

  我去过许多欧洲的城市,布拉格、布达佩斯、罗马、维也那、巴黎、伦敦、华沙、圣彼得堡、莫斯科、柏林、慕尼黑、海德堡、伯尔恩、日内瓦……每到一处,不由地敬佩他们对古迹的保护。时隔几千年、几百年,你仍然能在凯撒大帝走过的石板路上漫步,仍然能在路易十四的宫殿外的沙石广场穿梭,仍然能在彼得沙皇站立过的城堡上眺望,仍然能见到哥伯尼的手迹,仍然能沉思在卢梭的小岛上……

  城市中大都有百年不变的老城区。这里的一砖一瓦,一沟一坎,一雕一塑,一石一桥,都保持原样。电车,有轨的、无轨的,仍在石头堆砌的路上行驶。古老的大教堂,又大都是市内的最高建筑,给迷茫的人们定位、指航,也包括精神上的。教堂的钟声,深沉而悠扬,盖过现代化的噪音,穿越时光的鸿沟,千古不变。

  徜徉在洋溢着古风古韵的古城里,让人恍然不知秦晋。这里的每一个建筑都可讲述几个或豪情万丈或如泣如诉的故事。在饱览着精美绝伦的文物的同时,在不知不觉中,眼前就会晃动着先人或飘逸、或阴郁、或英姿勃发、或苍老颤抖的身影,耳边就会回响起他们的跨越千年的幽冥的警句。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置身于穿越时空的今古文化的交糅之旅中。这些古建筑群,连同这些古道,这些古树,架起了时间的桥梁,激发了多少文人雅士万端感慨的怀古、忧古之情。

  都说美国没有文化,不到欧洲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

  这儿的许多东西是那么的久远,和国内人想象中的现代化是那么的不一致,难怪许多当年的知青,踏上欧美土地的第一感受却是又回到农村“洋插队”了。

  是的,我有感而发的,就是现代化这个课题。

  二

  我曾问在南京的十六岁的侄子,什么是现代化。“高楼大厦、宽敞的大道……”,他兴奋地脱口而出。

  我想起了2000年的绍兴之行。素以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闻名于世的绍兴,九十年代迫不及待要现代化,“三年变样”。为了拓宽道路、兴建摩天大楼,堆土机、挖掘机、打桩机轰轰隆隆把老房子、狭街小巷一扫而光,市内的多所宗祠、庙宇、圣堂都被拆掉。而离城区仅十里之遥的邵家楼,小学生仍然在我曾外祖父于二十世纪初捐建的旧房屋里上课!

  我问绍兴市的官员,你们钢筋混凝土的玻璃建筑能建得比北京、上海的更豪华、更高大吗?谁会千里迢迢来看你们绍兴的这些现代化建筑呢?

  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现代化,而是要怎样的现代化。与此相关的是,不是要不要鉴借外国的发展经验,而是鉴借哪个发展经验。

  中国有比欧洲更久远、更辉煌、更绵延的历史,上下五千年。其中的历史沉淀,是可以想象的。不论在山势逼仄的峡谷,还是在繁华喧闹的小镇,或是在中外闻名的都市,俯拾即是岁月残片,宽柔悠长的文化脉络,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交错。

  如何在不损坏古迹的基础上现代化,这才是难题。

  现代化的生活要的是速度,田园化的生活要的是悠闲。如何协调两者,这才是难题。

  如何在人们的内心实现现代化,而不是貌似现代化的表象,这才是难题。

  然而,在经济发展高于一切的今天,短则几小时,长则数周,一条几十年的街景,一棵几百年的大树,一栋几千年的祠庙,甚至一座有几百年历史遗存的村落或小镇,轰然消失在地平线上。

  南京的护城河、台城柳、无轨电车、街心古亭,北京友谊宾馆前的白颐路,天坛外的大剧院,南京、北京的城墙、城楼,襄樊古城,福州市的三坊七巷、浙江的定海老街区,数不胜数。

  再往前推,南京有两个人人皆知的地名:三牌楼,四牌楼。据说,夫子庙曾有东牌楼,西牌搂,可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牌楼。第一次看牌楼,竟是在美国芝加哥的中国城。当老华侨告诉我这就是牌楼时,我的心情无法形容,无以形容,无可形容。

  听说过白帝城吗?当年刘备在此托孤,李白在此高歌“朝辞白帝彩云间”,杜莆在此低吟“白帝城中云出门”,都使白帝城声名远扬。正在建设中三峡,将使高入云霄的白帝城沦落为水中孤岛。周围的白鹤梁题刻、张飞庙和石宝寨等几百个文物景点,将不复存在。

  在经济大发展的今天,对中华文明毁灭的规模和速度不亚于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文革的悲剧只限于砸了庙里的菩萨、祠里的祖宗,推倒了门前的石狮,烧了书、毁了画。现在的悲剧是,人心底对古代文明的崇拜和景仰也被毁了,剩下的孤庙、宗祠、陋巷也夷平了,大片的弄堂街区给铲除了,历史被连根拔了!

  我有个本家堂哥,家住南京的三山街。他爷爷那一辈曾经很有钱,抗战前就做过南京的商会会长。堂哥现在住的房子是他爷爷于二十年代仿造祖籍安徽的房屋式样修建的。据说,当年青砖石地、气派非凡。如今房子年久失修,又被好几家人分占着。他住的只是当年他爷爷房子的一角。

  看见失修的古色古香的红木门窗,白墙灰瓦,钩心斗角,我问他为什么不修一下。他说,修了有什么用,我们这很快就要拆迁啦。他儿子兴奋插进来说,我们也要搬进高楼啦!

  你喜欢住高楼吗?我问。

  那当然!

  这才是更令人惊恐的啊!深宅大院不仅仅是建筑形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传统,一种思维生态。世人如此地喜新厌旧,对变化如此欢欣与洒脱,对逝去的如此冷默与麻木,甚至期待着自己祖产被拆。

  当然,这种想法不限于没出过国的中国人。一位刚成为美国公民的朋友说,“尽管我也有点失落,但我并不觉得很遗憾。街景不再,是很悲哀。但人总得向前看,旧的东西总得抛弃吧?”

  为什么会这样?

  三

  在橙黄色的灯下,鲁迅尖锐的笔锋发出了二十世纪初的呐喊:中国的儒家文化是一部吃人史!这震惊中外的一呼,本来只是为了唤醒知识界的良知,为反思中华文化而做新的努力。不料,多年之后,它却通过政党的渠道、被政党的扩音器播放得路人皆知,庸俗化为砸烂旧的一切的理论基础。

  一九四九年以后上学的人,由于这个被神化了的鲁迅,大都多了几分偏激、少了几分温情,多了几分辛辣、少了几分优美,多了几分克薄、少了几分宽容,多了几分怨恨、少了几分幽默,多了几分攻奸、少了几分博爱 。

  由于这个被神化了的鲁迅,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大地。这种不容忍的风气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越演越烈,把中国变成一个更赤裸更惨酷更荒谬的社会,不仅仅吃死人,简直是生吞活人,使所有爱自由、争自由的人都没有了立足容身之地。

  由于这个被神化了的鲁迅,所有的旧的、老的、过去的、传统的都是脏的、坏的、丑的、恶的。为了“救孩子”,对旧东西必须象痛打“落水狗”一样,赶尽杀绝,绝不留情。

  还有一个推波助澜的郭沫若 (注一),狂呼只有把儒家为主的所有旧中国的东西

  付诸一炬,烧成灰烬,中国才能象凤凰一样地再生!

  “五四”运动高举“科学”、“民主”两面旗帜,砸烂“孔家殿”,却为历史上最愚昧、最疯狂、最独裁的制度铺了路。“科学”成了新兴的神明,战无不胜,没有局限。“民主”倒成了有局限的,是无产阶级的。这个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膨胀开来,导致了狂热的群众运动、“红海洋”的社会文化氛围、强烈的宗教崇拜、对一切旧东西残酷野蛮的“横扫”。

  当然,这一切都少不了毛泽东(注二)。挟武力、平天下,篡国号、改元年。沉湎于改朝换代的成功,急不可待地要到处都“旧貌换新颜”。

  还有那个江青,愣说人家安东尼奥尼没安好心 (注三),从此以后,电影镜头中的现代化,都成了高楼大厦。

  毛泽东把鲁迅当神供着,把郭沫若当奴才使着,把江青当家狗放着,发动了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一个旧世界”,“破四旧”的史无前例的“大革命”。那场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与后患。没有那场浩劫,哪有现今领导人的对历史的一窍不通、对古迹视之如垃圾、对文物“大胆泼辣”的、尘烟四起的、大坼大建的工作作风呢?

  毛泽东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文革”,更可怕的是潜藏在几代人心中的“人定胜天”的狂妄。当年自以为是、浮躁暴戾红卫兵小将们,如今已成了大款、大腕、县长、市长、省长。好大喜功的官员、趋言附势的开发商、利欲熏心的设计师们,这种组合能给城市建设带来什么?肤浅的新兴暴发户,不愿住传统的砖木结构的深宅大院而宁愿去住高耸入云的钢筋混凝土的大楼。中国城市发展已走入了新的定式。

  令人伤心啊。当年的愚少成了今日的愚公,失去研究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机会,没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怅然,却只有“还看今朝”的嚣张气焰。他们以自己的贫乏、苍白,傲视寰宇、睥睨人间。

  绵延五千年的中华传统、中华艺术、乃至整个中华文明,在他们的手下断裂!

  物质的高楼大厦、宽敞大道容易建造,心中的高楼大厦、宽敞大道如何建立?

  四

  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连绵历史。这五千年中,多少王朝相继兴亡,多少天灾人祸,多少外敌内乱,多少兵匪蹂躏,而中国今日仍存在,确实令人惊叹。

  农业社会的中国,不仅仅只有“四大发明”,而且还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好东西。对传统,不能够统统砸碎,而要细心发掘,重新注释。

  老庄孔墨,那才是当之无愧的、永世的中国文化:老子的“无为”,庄子的“逍遥”,墨子的“兼爱”、孔子的“仁义”。他们以道德自范作为社会和谐的基本原则,比信仰超自然神的西方设定要高明许多。我们怎么也不能把那个天人合一、沉思冥想的文化传统丢失了。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彻头彻尾的“泊来货”,全盘西化的祖师爷,中国发展的癌细胞。以儒家为主的中国文化对人的理解非常独到、比较全面,不同于西方规约主义的方式。这个传统至少掌握住四个核心项目 --- 个人、群体、自然、天道,是涵

  盖性的人文主义。如老庄思想强调一切顺其自然,无为而无所不为,儒家思想强调人要与自然和谐,跟天道默契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跟社会要和谐。这和西方的凡俗人文主义有很大不同。

  凡俗人文主义(Secular Humanism)是西方启蒙心态所发展出来的科学主义所代表的人文主义,具有很强的排斥性。它突出人征服自然的能力,跟自然是抗衡的,人和人之间是斗争的,人和天是绝裂的。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斗争哲学。这一套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思想,正是科学主义最有代表性的思想,竞争性很强,却不注重和谐。它的极端就是被斯大林、毛泽东发展成的万能的“科学”社会主义。美国哲学家杜威指出:“西方人是征服自然,东方人是与自然融洽。”

  在社会伦理方面,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以“仁”为中心的五大原则,“仁义礼智信”。“仁”字字形为“二人”,即仁的核心是针对两人以上的社会关系。这个社会关系就要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要遵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个传统对人格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同心圆:从个人,到家庭,到社区,到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大同。

  中国传统除了注重身体,使自身的健康,心智得以发展以外,也注重自身的灵魂的纯净、精神的超越。所以,身、心、灵、神对中国传统都非常重要。一方面是净化自己,另一方面是扩展社会功能。

  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语言艺术也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之一,它志在穷尽有限人生和无限时间的冲突,它的中心是借物抒情,捕获悬游于思维的时空里的记忆碎片。唐宋的诗篇大都向着过去,借助横跨时空的景物,抒发心中感慨。“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如果把雕栏玉砌砸了,台城柳砍了,这千古的名句恐怕也不会如此吟哦了罢。

  中国文化也有糟粕。表里不一,口是心非。比如鲁迅,自己以文为生,却坚决主张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他翻译的东西佶屈聱牙,常常不知所云。再比如毛泽东,自己沉浸在中国历史的帝王将相的争权夺利的故纸堆中,却号召全党多读点“马列”著作!这种貌似民族主义的外表,和崇洋媚外的内心有多么大的反差呀。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悉心整理国故 (注四)。

  急功近利,只争朝夕,鲁迅想以割裂传统、砸碎旧世界来创造一个新纪元,以“不妥协”的方式来争取社会的公正。然而任何新纪元总是建筑在旧的上面。公正的社会却又总是妥协的社会,是中庸的社会。民主之道就是中庸之道。

  这才是传统与现实的交汇点。

  五

  云南的大理,为了推动旅游,“推陈出新”,建了一座巨大的庙宇,供着几个硕大的菩萨,却没有一个和尚。也没有一块扁额、一幅对联。建了一座“古城”,却没有一块旧砖故瓦。还有一条到处吹嘘“洋人街”。

  街道和建筑是城市的窗口,城市的个性,历史的见证。一座建筑或一条街道不仅仅是砖瓦的组合,也是科技水平的代表,艺术造诣的体现,生活方式的写照。建筑既决定人的物质生活,也影响人的精神世界。它们所携带的历史的灵魂、文化信息、和时代信息,一旦被毁,无可替代。

  欧洲城市的发展可以成为中国城市的楷模。法国巴黎的城市布局从一八四八年以后,再没变过。至今没有高于八层楼的房屋,没有乳白色以外的颜色。瑞士伯尔恩的布局形成于十六世纪、德国海德堡的旧城布局形成于十五世纪……

  不仅如此,许多城市即使有“机会”重建,也不愿意放弃传统格局,比如华沙、慕尼黑。这两座城市都彻底地毁于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然而战后,华沙人民和慕尼黑人民却决心在废墟上、花大价钱重建过去的华沙和慕尼黑。

  尽管这样,今天的华沙、慕尼黑仍不如其它欧洲名城那么吸引游客。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重建的不如原来的。

  重建的,在价值上要低于原状的,因为历史的魂魄只有在原物上才能发出异样的光彩,才有超越千百年的亲和力。重建的,真货旧物仍编织其中,本意在于还原,凝聚着真诚,还是有价值的。而冒充的古迹,抽去了历史的真经脉,剩下的只是贫庸的荒唐与滑稽。

  然而,在中国,一方面,价真货实的古建筑、古街道正在被不断地毁掉。随之而去的是城市之内的多样性,城市之间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为了开发旅游,搞仿古、造假建筑却又很普遍。平庸的街区,矫情的市容,二手货的城市,拔地而起。

  可惜啊,假货,连举国、举世瞻瞩的天安门城楼都不再是原装货啊(注五)!

  纵管世界建筑史(注六),二次世界大战后,摩天大楼的建造进入繁荣期。在中国把钢铁产量作为经济实力象征的五十年代,苏联和美国把高层建筑当作经济实力的象征。前苏联于五十年代,在莫斯科造了七座摩天大楼。在没有文化、没有历史、没有传统的美国,摩天大楼的建造更是疯狂。今天所见的各大城市的中心格局都是形成于那一时期。一九七三年,双峰并立的纽约市贸中心将“世界第一”的高度拔高到417米。一九七四年,芝加哥西尔斯大厦以443米刷新记录,但同时也写下了美国摩天大楼辉煌历史的最后篇章。

  西欧拒绝参加比高的竞赛,拒绝接受把高层建筑当作经济实力象征的概念。西欧各国以保护古迹而不惜工本,各国、各城市的“标志性建筑”都是十八世纪前后、或更早的建筑,并以此为骄傲,以此为卖点来发展欣欣向荣的旅游业。

  八十年代,西欧的建筑理念与日益增强的环保意识不谋而合,其影响日益扩大,建筑以不超过树高为准绳。在美国,以菲力普?约翰逊为首的一大批建筑师拒绝在美国建造新的摩天大楼。

  与此同时,摩天大楼却在东亚的新兴工业国找到新生地。在日本、南韩、香港、新加坡、泰国、……最终,一九九六年,450米的石油大厦在马来亚的吉隆坡诞生,成为新的世界第一。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引进摩天大楼几乎同步进行,摩天大楼也自然成了现代化的同义字。各个城市都一窝蜂地以高层建筑为自己的“标志性建筑”。一九九六年,深圳地王大厦,383.95米;一九九八年,上海金茂大厦,420.50米;二零零一年,在策划中的北京世贸中心,将以510米成为新的世界第一。然而,标志性建筑的内涵是城市历史的积淀,反映城市的独特人文风貌,应该至少有上百年的历史,而不是朝令夕改的。

  呜呼,这“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壮志,哪儿还有“山不在高,有寺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洒脱飘逸、闲情逸致、自我超脱、恣意汪洋?

  六

  如今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似乎有共识,但对以经济发展为名的现代化对古文明的摧残却熟视无睹,甚至翘首以待。对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视若圣明,对金钱的崇拜无以复加。

  纯文化的东西虽不象“文革”时代被政治粗暴地轮奸,却成了商品时代的皮球,被芸芸众生狠狠地踢地不着边际。

  其实,这才是“文革”留给中国的最大遗患。这是一种无形的、深藏心底的、不可言语、不可动摇的观念、或思维。以这种“文革”的观念和思维作后盾,对深宅大院的传统文明的摧毁,更迅猛、更彻底、更无悔。物质化的“新思维”和“文革”遗患,如同火上加油,比纯政治的“红色恐怖”所带来的危害,更加势不可挡、更加深入广泛、更加无孔不入。

  南京开阔的中山大路是三十年代一批从法国学成归来的设计师在南京建的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香槟利榭大街 (注七)。二十年后,六派整整齐齐的高大而茂密的梧桐树,象一条雄纠纠、气昂昂的绿色的长龙,从自北而南直通新街口,掉头而东,直达中山门,形成南京市新的灵魂。九十年代城市改造,竟被活生生的砍掉两排!把一条举世无双的绿荫大道弄得残破不全、平庸而没有特色。

  早在五十年代,我们曾听到梁思成、林薇茵夫妇,在“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之后,在全国上下一遍歌功颂德声中,发出了虚弱的一呼:救救北京城!

  这可不是一句茶余饭后的牢骚,而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惊世之呼,一声似弱却强、声震环宇、流芳万世的一呼啊。

  在爱妻于悲愤中仙逝之后,甚至在大规模的“反右”之后,在一片萧杀的气氛中、在人人自危的形势下,梁思成仍然挺身而出,坚持这一主张。“救救北京城”,这一寒光闪烁的句子,道出了所有念旧的精英人士的共同心声,却也着实吓坏了一批血泊边上侥幸存活的名人雅士。梁思成、林薇茵夫妇的勇气和当年刺客荆轲,挟裹而行,易水一渡,而留下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精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让后人高山仰止。

  真不愧为名儒之后啊。

  梁思成先生呕心沥血地设计出三套划时代的、既保留北京古貌、又不妨碍北京现代化的方案,没有一套被采纳,自己反被打成右派。写下了中国人又一页悲壮的历史:正义常常在弱者一边。

  “大跃进”后,我们也听到反映在歌声里的间接、婉转地提醒:“马儿啊,你慢些走。让我把这大好的风光看个够……”

  可是,在物欲横流的九十年代,面对“剃光头”式的大规模城市改造,不伦不类的仿古建筑,把真文物修理加工成假文物情形,竟是一片绝响,绝响一片啊!

  七

  一个举世公认的文明古国,具有几千年渊源流长的文化底蕴。而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特性,本质及精华都凝聚在当时的都市,建筑中。但今天的中国却不为自己的过去自豪,而去搞“东施效颦”的玩业。这么悠久的历史大国,竟没有一座古城,能被人为的保留下来,够得上联合国对古迹保留的标准 (注八)。这么辽阔、多样化的土地,却渐渐失去了领略各个城市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的独特性。

  经济发展是否应当高于一切?古迹的维修、人文的关怀、环境的保护至少应该和经济发展一样重要。外在的现代化可以在分分秒秒之间或直冲云霄、或烟消云散,内心的现代化,不是十年、八年就能建树起来的。

  我决没有全盘否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建造一些钢筋混凝土的玻璃建筑。毕竟,它们也是现代化的形式之一。我以为象上海浦东、深圳这样的地方,大规模地建高楼也没什么特别的不妥。但是,对现代化片面地理解让我伤心、流泪。在西安、洛阳、南京、北京、绍兴、定海城这样的文化古城中建什么高楼!?扒祠庙、填护城河,拆城墙,这叫什么现代化?推倒有历史意义的建筑,乱砍乱伐参天古树,叫什么现代化?对深宅大院,古木苍森的民房、胡同的成片拆迁、改造,叫什么现代化?全国各地千篇一律的建筑蜂窝般地竖起,叫什么现代化?上下一致的“一年小变,三年中变,五年大变”,叫什么现代化?

  纵观欧洲各国的文物,包括建筑,或毁于战火、或毁于天灾、或毁于人祸、或毁于贼盗,能幸存下来的,都受到极好的保护,决没有为了现代化而毁文物于太平盛世之事。文物的价值在它们所载有的岁月,所阅历的沧桑。岁月的痕迹,不是创作,不象演电影,作诗、画画,做梦。文物一旦被毁,永远无法弥补。

  然而,我深感自己的渺小、声音的微弱,象螳臂挡车、象飞蛾扑火。在冥冥中,在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前,我愿化作一只螳螂、一只飞蛾,用我干瘪的身躯,去阻挡滚滚而来的摧枯拉朽的现代化的火轮。

  绝响之外,我茕茕孑立,潸然泪下。

  注一:郭沫若和鲁迅并非同路人。郭沫若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身追随党的路线。1928年,郭沫若化名杜荃写了一篇“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痛骂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不得志的FASCIST ……鲁迅死后,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鲁迅。郭沫若立即改变了观点,转而吹捧鲁迅为“民族的杰作”,散发着“不朽的光芒”。

  注二:鲁迅生前毛泽东并非十分欣赏他。尽管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与周作人本是一体形象,但二十年代初,后来成为“汉奸”的周作人在文坛上的地位日益上升,青年浪漫的毛泽东曾专程到北京的八道湾拜访过周作人,却从未拜访“硬骨头”鲁迅。毛泽东对鲁迅的兴趣始于鲁迅死后的延安整风期间。

  注三:安东尼奥尼是意大利左派新闻摄影记者。于1974年拍摄了大型记录片《新中国》。不料却引起了江青的震怒,欲以此为题,掀起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注四:鲁迅曾多次在杂文里讥刺、批判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的建议。

  注五:据《史海》杂志报导,北京天安门城楼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到一九七○年四月间,曾经秘密重建。原天安门城楼始建于明朝永乐十五年,即公元一四一七年,具有五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一九六九年底,中共国务院决定:彻底拆除天安门城楼,在原址按原规格和原建筑形式重新修建一座天安门城楼,建筑材料全部更新。除城楼外,还有东西卷棚和城台加高、女儿墙减薄、电梯安装等附属工程,同时还增设了供电照明、上下水、热力暖气、电话、电视广播、新闻摄影等现代化设施。

  注六:十九世纪末,钢铁工业的发展和电梯系统的发明使建筑业向高层生长成为可能。一八八五年芝加哥家庭保险公司大楼,高10层,55米,是世界上第一栋按照现代钢框架结构原理建造的高层建筑。一九三一年,高381米的帝国大厦在纽约落成,高层建筑进入一个新的超高层领域。

  注七:香槟利榭大街 (Champ-Elysees) 乃法国巴黎的一条大道。

  注八:二零零零年联合国把位于安徽省皖南黟县的西递村和宏村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两村始建于宋朝皇佑年间,至今仍拥有200多栋保存完好的风韵古朴宋明清建筑。由于坐落在被现代化遗忘的偏远角落,完全出于偶然的因素,这些建筑才被幸运地保存下来。

  来源:《华夏文摘》第五零七和五零八期,200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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