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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汉超: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吗?

原标题:——再论西方“唱盛中国”

作者:卢汉超

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2年第3期

来源日期:2012年09月08日

本站发布:2012年09月08日

点击率:1688次


    摘 要: 西方学界“唱盛中国”学派近年的讨论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其一,中国一直是个开放型的国家,而非长期封闭保守; 其二,清朝是个文化多元的帝国,而非仅仅是满人汉化或满汉双元; 其三,传统中国社会有许多理性进步因素,而非一贯愚昧落后。这批学者强调中国文化的传承性和历史的延续性,从根源上说都是受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崛起这一事实的影响或受其鼓舞的学术产物。这种翻案的学术潮流反映了海外学者试图从历史根源上解读今日中国崛起的现实,其中是否矫枉过正,为新而新,尚有待于学者们的继续探讨、识别和求真。

  关键词: 唱盛中国; 开放型的国家; 今日中国崛起

  拙文《中国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论西方汉学中的“唱盛中国”流派》(点击阅读)在《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 1 期发表后,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一些兴趣。本文是该文所讨论的题目和观点的一点延续和补充,主要就西方尤其是美国史学界在中华帝国( Imperial China) 史特别是明清史的最新研究以及一些历史翻案问题方面再作一些介绍和分析。以下主要从翻案或修正( revisionist) 观点的三个方面讨论: 其一,中国一直是个开放型的国家,而非过去所认为的长期封闭保守; 其二,清朝是个文化多元的帝国,而非过去所认为的仅仅是满人汉化或满汉双元; 其三,传统中国社会有许多理性进步因素,而非过去所认为的一贯愚昧落后。这些讨论尚在进行中,有些观点虽然已成主流意见,但绝大部分尚无定论。

  中国一直是个开放型的国家

  传统中国特别是明清时的中国一顶似乎摘不掉的帽子就是封闭内向、与世隔绝。这不单单是西方对中国的一种模式性的看法,就是中国人自己也一直用“长期停滞不前”、“闭关锁国”、“脱离世界潮流”等形容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有两千余年历史的长城和它在明代的重建、15 世纪郑和下西洋的无疾而终、17 世纪起的限制基督教、18 世纪的广州公行制度和拒绝马戛尔尼使团通商要求、鸦片战争后清廷的勉强改革等等,都用来作中国不愿意与外部世界交流的证据。

  这些观点近年来遭到学术界一系列的挑战。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森( Valerie Hansen) 的《开放的帝国: 1600 年前的中国历史》( The Open Empire: A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 是近年来比较有影响的一部中国古代史著作。仅从书名来看,就可知作者强调古代中国是一个外向型的、生机勃勃的帝国。

  该书从殷商的甲骨文和青铜器时代开始,叙述到明末,认为中国从秦汉帝国起就一直面向外部世界,并与之作种种交融会合。全书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从殷商时期起至公元 3 世纪即汉末,韩森称之为“中国之创始”( Inventing China) 。韩森然后将公元 3 世纪至 17 世纪的中国史分成“面向西方”( facing west) 和“面向北方”( facing north) 两大历史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东渐,汉文化又与西北地区的各民族( 如鲜卑、突厥) 等有重大的交流、冲突与融合。佛学的传播和在东亚奠定的地位,则直接促进了隋唐盛世。佛教在武则天统治年间, 乎临驾于儒学之上。这是中国历史上向西部开放的时期。公元10 世纪以后,商业革命直接促成中原地区与北方各民族的交流,虽然在军事和政治上宋政权常是被迫退让,但无论是北宋或南宋,中原地区的人民与北方各民族的交流空前活跃,从无可能自我孤立。13 世纪蒙古在中国建立元朝,所谓传统的中国则更是门户洞开。明代虽重修长城,但在防止北方入侵上收效甚微,南北交流仍十分活跃,所以韩森称宋至明为中国“面向北方”的历史时期。韩森这本书有时被引为与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 的《追寻现代中国》( The Search for ModernChina) 形成双璧,《开放的帝国》叙述的年代大致止于 17 世纪初,而《追寻现代中国》则从 17 世纪中期明清朝代变更起,叙述至当代( 20 世纪末) ,所以这两本书在时间段上正好配合,而且两本书都写得雅俗共赏,作为中国通史来读相当合适。但是史景迁在书中对中国的开放和封闭问题并没有特别的关注,倒是他的学生、现任美国纽约大学中国史教授兼历史系主任的卫周安( Joanna Waley-Cohen)对此颇为执著 ,并有建树。

  在《北京的六分仪: 中国历史中的世界潮流》( The Sextants of Beijing: Global Currents in Chinese His-tory) 一书中,卫周安反驳西方盛行百年、至今仍有市场的一种观念,即认为传统中国孤立闭塞。全书主要叙述了中国一贯的对外开放性的政治形态,以及与此血缘相连的现实主义的适应性和一种愿意尝试和接受新事物的精神。该书的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用“早期中国的世界主义”作标题,点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开放外向型的。作者从政治( 包括外交与军事) 、宗教哲学和商业三方面分析中国在历史上与西起叙利亚,东至日本,北起朝鲜,南至印度尼西亚这一广大地区各国的种种交往,而重点则在明清时期的中西交流。

  16 世纪至 18 世纪中西在文化上的主要交往是通过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的活动。耶稣会传教士在北京紫禁城东设立天文台,配设了测量天文的六分仪。这些六分仪和其他气象天文仪器标志着中国和西方长远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卫周安很巧妙,并且有些文学化地用“北京的六分仪”作她的书名。卫周安认为中国人对基督教持谨慎的态度是自有其理的。第一,中国文化倡扬包容,在宗教上也是如此,而基督教有强烈的排外性,与中国文化在根本上难以合拍。第二,由于西方历史上的政教合一,宗教高度政治化,基督教或者直接为国家政权服务,或者从属于国家,这使得中国人疑忌传教并非单纯的宗教行为,而是作为西方侵略中国的先行兵。第三,17 世纪明清朝代交替之际,耶稣会教士在清廷服务,使得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等上层精英,视与传教士交往有通敌之嫌。最后,就基督教会本身而言,在欧洲的教派之争及其对耶稣会的影响也为传教士在中国的拓展带来不利。

  卫周安认为 19 世纪初中国拒绝西方的“自由贸易”使许多西方人将中国视为保守之国,但更准确的说法应是中国面临西方的侵略而坚持独立,是地缘政治的需要。对中国而言,西方所称的“贸易自由”并不自由。中国人很机智,懂得怎样在最坏的情况下取得最好的结果。不平等条约和通商口岸是强加到中国人身上的,但中国人一方面极尽全力对租界和租借地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却大大利用租界保护自己,通过通商口岸、租界和外人引入中国的先进事物作为现成的样板,发展工商业,学习新事物,为我所用。所以中国巧妙地将不平等条约下的内容变成自我保护的“盾”和开拓发展的“剑”。中国知识界在清末民初更以惊人的意愿,探索外来事物、接受外来影响。

  卫周安认为中国人一向不是闭关自守,而是希望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条件对外交流,这一点古今相同。卫周安指出有人指责在冷战时期中国称美国为头号帝国主义,把美国形容得狰狞可怖,但不要忘了在同一时期,美国也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看作是国际上的贱民。所以卫周安的结论是: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直到最近两百年,中国一直习惯于对希望与中国交往的外国人以及住在边境内的异族实施威权,无论在官方和民间的层次上都是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从境外来的思想和知识持有敌意。中国只是要自主 ( on its own term) ,并且对可能削弱或破坏这种自主的思想传播持谨慎态度而已。”她还认为当今中国一方面吸收外来影响,另一方面又极力维护自主权和保持鲜明的民族主义,在诸多方面都与中国历朝的政策相似,只是中国这种维持平衡的努力现在更趋成熟,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上更上了一个层次。

  对鸦片战争的起因也有新的诠释。台湾中研院研究员林满红在哈佛大学做过多年研究,她从全球经济史的角度考察鸦片战争的起因,认为从文化冲突的角度看,中英之间发生战争也许不可避免,但鸦片不一定是主要原因。林满红指出,19 世纪初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使白银减产,而同时欧洲因工业革命对银子的需求又大增,因而造成全球的白银短缺,这才使白银外流成为 1830 年代末清政府需要对付的大问题,最后引发战争。19 世纪下半期鸦片走私和贸易比道光年间大的多,清政府却并无白银外流的危机,白银反而有入超,原因是此时世界白银生产又增加了。所以必须把道光年间的鸦片贸易引起白银外流问题放在世界经济史的范围内考察,对鸦片战争的起因才会有更全面和深一层的认识。澳门大学历史学家范岱克( Paul A. Van Dyke) 利用大量 18 世纪、19 世纪广东中外贸易的卷宗,包括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对鸦片战争前一个半世纪广东的中外贸易,特别是公行商人及其家族,做了至今为止最详尽的研究。范岱克指出,尽管有过度依赖白银和公行制度的腐败等问题,但在英国人逼迫中国人五口通商前,广州的贸易是稳定和可靠的,地方上的种种制度和习惯办法也有助于贸易的发展而非限制它。使广州制度( Canton System) 真正出问题的不是清政府的贸易限制政策,而是珠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商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广州这个通商的笼子太小了。换言之,在外来势力打破国门前,广州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商贸本身就已使该制度捉襟见肘了,而促使商业发展的恰恰是因为广州地方上有许多鼓励通商的政策。

  清朝是个文化多元的帝国

  从历史时期来说,关于中国开放抑或闭关自守问题的讨论集中于清代。清史研究是西方汉学界最活跃的领域之一,近年来更有所谓“新清史”( New Qing History) 之说。“新清史”的“新”主要在于它挑战传统的“满人汉化”观点,认为满洲统治者进关后并非单纯的汉化或儒化,而是多元化,并具有与同时代的其他帝国类似的扩张倾向。明代的中国版图是满人统治的这个新帝国最重要的部分,但不是全部。满洲统治者成功地将许多现在叫做“少数民族”的地区和人民也纳入大清帝国,在让他们享有一定的自主和保留族裔身份认同的同时,成为新帝国的一部分,与成为统治者的满族和在人数及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汉族共处一国。同时满洲人也处处精心地保持他们的语言、文化和族裔认同。满洲统治者的这种政策行为往往是背着汉族官员做的,目的在建立一个多元而非满汉双元的帝国。所以有些清史学者坚持认为,清史应从 1616 年努尔哈赤称汗或 1636 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算起,1644年建都北京是清的重大扩张,此后特别是在 18 世纪又大大扩大了疆界。

  清王朝的开疆拓土最明显当然是在康熙朝,但在国力式微的 19 世纪甚至到了行将崩溃的 20 世纪初,这种企图和行动也未停止。如左宗棠在 1860 年代、1870 年代的西征新疆,不仅是镇压回民起义,更是抵制沙俄蚕食,控制中亚地区。在左宗棠的几次奏请下,清政府在国势日弱的情况下,尚于1886 年成立新疆省,加强对该地区的行政控制。满洲方面,面对俄国的野心,清政府先是放松了汉人不得到满洲定居的规定,1860 年后让汉人大批移民黑龙江流域,到了 1887 年整个满洲都对汉人开放,不仅禁令废除,事实上是鼓励汉人移民满洲,以此遏止俄国南下满洲的用心十分明显。到了 20世纪初,则更将满洲划为东北三省。

  上述研究认为,清代的中国能开疆拓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军事技术力量仍处于较强地位。甚至到了 19 世纪末,中国已经到了我们一般所说的“落后挨打”的境地,清帝国的军事力量仍不可小觑。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艾尔曼( Benjamin A. Elman) 在其近作《 自有其理: 中国科学,1550—1900》中指出,甲午战争前中国海军力量明显优于日本。清朝海军有 65 艘战舰,在世界上排名第 8,日本仅其半数,只有 32 艘,在世界上排名第 11。中国的海军不仅在数量上超过日本,在装甲、火炮、吨位等质量上也优于日本,因此当时西方绝大部分观察家都看好中国。就是日本内部,虽然一般报章杂志小说等狂热鼓吹战争,上层知情人士如当时著名的精神导师福泽谕吉( 1835—1901) 等也发出谨慎的告言,告诫民众不可轻敌。艾尔曼认为,中国的失败,并非败于军事和技术力量的不足,而是败于内部的不合作、组织的不善和官员的腐败。

  这种认为帝国晚期中国军事力量仍不弱的看法也体现在明史研究上。美国印第安纳鲍尔州立大学( Ball State University) 历史系教授石康 ( Kenneth M. Swope) 在其新著《龙头蛇尾: 明代中国与第一次东亚大战,1592—1598》中指出,16 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意在中国,并进一步控制亚洲,与 20 世纪日本的东亚战争同,故应称为历史上第一次东亚大战。明朝政府深知日本的战略意图,故派重兵援朝,使丰臣秀吉这场以“龙头”开始、历时多年的征战,最终不得不以“蛇尾”结束,退出东亚大陆,战争不了了之。石康认为万历皇帝远非一般认为的那样昏庸,不理政事,而是深明大势,在外交和军事上从容对付日本的有见识、有担当的皇帝,而明朝的军事能力,仍在许多方面领先当时的世界诸国。

  在另一项关于明清战争的研究中,石康更明确指出明政府绝非一个孤立、消极、无竞争性的政权,明朝的失败不是因为技术的短缺或是西方一般认为的传统中国有反军事创新的文化缺陷,而主要是败于内部的私斗和党争。

  关于明末中国军事能力的最新研究是美国艾默雷大学( Emory University) 历史系教授欧阳泰( To-nio Andrane) 新作《失去的殖民地: 未经叙述的中国首次大胜西方的故事》。该书用了大量中文和荷兰文的原始资料,论证郑成功是如何击败当时西方海上首霸荷兰的。欧阳泰说,他在开始这项研究前就是对“中国落后论”持异议的修正派,而这项研究更加深了中国在 16、17 世纪并不落后于欧洲的观点。欧阳泰指出,荷兰虽然得益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碉堡和大型航船建造技术,但中国人在军事上的智慧却处处高荷兰人一等。国姓爷( 郑成功在台湾和海外更知名的名字,英文作 Koxinga) 的战船虽然比荷兰人的小,却能以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包抄围攻、因敌制胜等战略战术处处使荷兰人处于被动。而且中国人对西方军事技术也早有了解。早在 15 世纪初的明代永乐年间,中央政府就有火器部门专门研究西方的大炮。所以 16 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征伐朝鲜时,虽然日军装备精良,明神宗派去援朝的中国大炮却更胜一筹,使日本人在整个战争中处处提防明军的大炮。到了郑成功征台的 17 世纪中下期,中国人在制造大炮方面仍与欧洲人不相上下。据当时参战的欧洲人回忆,中国人在使用枪炮的效率上在世界上少有匹敌,而且“中国人对什么东西看上一次就能回过头去制造了”。

  再回到如何评估满洲王朝的汉化问题。其实这并非刚出现的学术热点,罗友枝( Evelyn S. Raws-ki) 和何炳棣两位都当过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的历史学家在十几年前就对此有过辩论。罗友枝在1996 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上宣读的会长报告( presidential address) 中,提出清朝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汉化,而是多元化。不久何炳棣在亚洲研究学会的学刊上发文抨击罗友枝的观点。此后罗友枝出版了《最后的帝皇: 清代宫廷社会史》,全面阐述她的观点。罗何辩论的意义在于更新和充实了传统史观。虽然这样的论争很难有定论,新出版的著作大都倾向从民族多元的视角观察清史; 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在《亚洲研究学刊》这样的重要杂志上载文讨论,“新清史”影响大增。“新清史”强调把有清一代放入全球史的角度考察,则更符合目前学界把国别史放入世界史( world history 或 globalhistory) 中去研究的大趋势。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威廉( William Rowe) 的“清史新”作就以“新清史”的一些基本观点立论和铺述。

  罗威廉是美国有影响的清史专家之一,也是西方中国史学界修正学派的一员主将。他的两册《汉口》,特别是 1989 年出版的《汉口》一书,是 1990 年代关于中国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讨论的点火之作。罗威廉在 2009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的《中国的最后一个皇朝: 大清》( Chinas Last Empire: TheGreat Qing) 一书是他多年研究清史集大成之作。西方习惯于称明清时期为“中华帝国晚期”,但这个“中华帝国晚期”的定义并不十分确定,有时可上溯到宋元时期。罗威廉则主张称明清时期、特别是明清转折期为中国的“近代早期”( early modern) ,与欧洲的近代早期并驾齐驱。虽然早在 1980 年代就有人称清代为中国的近代早期,但远没有“中华帝国晚期”这个说法流行。罗威廉指出,17 世纪中至 20 世纪初在欧亚大陆出现的大清帝国绝非西方人长期认为的内向的、固步自封的天朝。恰恰相反,清史与世界史密切相关。清朝既与以前的朝代在性质上不尽相同,也与清以后的政权迥然不同,但是今天我们称作为“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和社会,却是在清朝版图上建立起来的,并无可避免地深受其影响。

  清朝建立了一个巩固的多民族帝国,原来生活在以汉人统治的王朝周边的少数民族都大致认同了清王朝。即使在国力日衰的 19 世纪后期,清政府尚能收复新疆。辛亥革命后,随着世界上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 的兴起,中国反而面临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分崩离析的新形势: 如外蒙独立、西藏离乱、新疆割据、满洲建国等。

  罗威廉的研究工作始于美国“新清史”学派发展的初期,这一学派不仅为研究清朝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而且在与同时期兴起的民族主义研究视角的互动中,逐渐对“中国”( China) 和“中国人”( the Chinese) 的内在意蕴重新加以关注。

  柯娇燕( Pamela Kyle Crossley) 的成名作《昧晦之鉴: 清帝国理念中的历史与认同》( 也译作《半透明之镜: 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身份认同》) ,用了大量汉文、满文和韩文档案资料,分析“中国”( any“Chinese”state) 与“中国人”( the“Chinese”people) 在定义上的差别,被称为研究中国民族主义和文化认同问题的标志性著作。例如她分析清末梁启超和章炳麟各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为基地的辩论,前者强调在皇权( emperorship) 下的民族大同,主张延续大清帝国; 后者鼓吹以民族革命推翻满族统治,甚至以日本和朝鲜人为“同族”而视统治中国 260 余年、很大程度上已汉化的满人为“异族”。柯娇燕认为到 19 世纪为止,把中国凝为一体的不是儒教的大同思想( Confucian universalism)而是皇权,近代兴起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足以凝聚清帝国留下来的“中国”,所以梁章之争各执一词,最后仍成“昧晦之鉴”,而推翻帝制后的中国最终以新的共产主义式的大同 ( the new u-niversalism of communism) 才得以大致维持清帝国的版图。

  柯娇燕、肖凤霞( Helen F. Siu) 和苏堂棣( Donald Sutton) 还共同编辑了一部由 12 位清史专家撰写的论文集《边缘上的帝国: 近代早期中国的文化、族群与边疆》,指出在所有文化和种族多元的帝国中,只有中国历经现代国家( modern statehood) 的洗礼和20 世纪的剧变而未分崩离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朝的政策能够促使文化多元与同化齐头并进 ( simultaneously promote cultural diversity andassimilation) ,而共产党建政后的中国,在许多方面继承了清朝的民族政策。过去时代是团结在皇帝的旗帜( emperorship) 下,现在则代之以社会主义。1950 年代建立的自治区制度以及树立少数民族的模范人物( 诸如蒙古族的国家领导人乌兰夫和维吾尔族的历史学家翦伯赞等) ,都与清朝的国策似曾相识。此外如哈佛大学教授欧立德 ( Mark Elliott) 也是“新清史”的一员健将。他的近作《满洲之道: 八旗制度与清帝国族群认同》以满文档案作基本材料,强调八旗制度在清朝奠定和长期统治中国中的重要性,认为满族能以一个开化伊始的少数民族统治一个文明悠久、汉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度几近三个世纪,并能一直保持满族的族群凝聚力,八旗制度是其关键。欧立德最近还出版了一部比较通俗性的乾隆传记,从全球史的角度考察 18 世纪的中国,将乾隆皇帝形容成一个“世界性的人物”( Man of  the  World) 。

  一个理性进步的社会

  上面谈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帝国的对外开放,就中国社会内部而言,西方学界也多有翻案之作,主要是指出传统的中国社会并非如一般所认为的那样落后,甚或愚昧,而是有着许多以前不为人知的进步意识、人文精神和开放机制。

  开放社会的一个标志是妇女的地位。无论是学术界或社会上的一般常识,都是认为中国历史上妇女地位低下,受男权统治: 家庭婚姻上是三从四德,一生屈从; 教育上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少有读书机会; 身体上是受绵延千年的缠脚之苦,形同残疾,等等。近年来方兴未艾的妇女史研究则强调中国女性的主动性,出版了不少专著。较早出版的有伊佩霞( Patricia Buckley Ebrey) 的《内闱: 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强调宋代妇女并非全是被迫缠足、逆来顺受的弱者,各阶层的妇女中普遍存在着通过嫁妆制度、婚姻法规和习俗以及其他社会惯例等为自己或直系亲属争取权利的现象。近年来影响比较大的有曼素恩( Susan Mann) 的《缀珍录——漫长的十八世纪中的中国妇女》,和她以 19 世纪江苏常州张琦家内汤瑶卿等三代女性为题材的《张家才女》。两书的基本观点是 18 世纪、19 世纪的中国上层妇女并非深锁闺阁、脱离社会的群体,而是有学养并以学养受人尊重、有抱负且因抱负关心时事的知识妇女,与 20 世纪初出现的“新女性”有很强的传承关系。高彦颐 ( Dorothy Ko) 对缠足的研究,则试图打破传统的男性书写的妇女史和反缠足者描述的缠足史,认为千年的缠足习俗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女性本身的诉求和欲望,包括女性对自己身体的关注,对性意识的自我维护和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争取等等。卢苇菁的《矢志不渝: 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则认为传统社会中有不少贞女是自愿的,其原因包括真挚的感情、对道德情操的追求、强烈的家庭责任感等等。这些著作的基本出发点都是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妇女仅仅是男权管制下的受害者或者是封建制度压迫下的牺牲品这一论调翻案,可以说是对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中国传统妇女观的一种反动。

  此外,在《中国的妇女与财产: 960—1949》一书中,洛杉矶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白凯( KathrynBernhardt) 利用山东曲阜、河北宝坻、江苏太湖、四川巴县、台湾淡水等地方上四百多种司法案例,对中国妇女财产继承权进行研究,指出宋代以来中国民间的分家和财产继承是两条线。在分家上女儿只可得嫁妆和赡养费,这一点从宋代到清末并无重大变化。但在财产继承权方面宋以来则多有起伏。宋代妇女可在无男性嗣子的情况下继承家产,明初起这项权利被取消,但从明代中期起,在没有男性嗣子的情况下,一个寡妇可以在宗族范围内随她的意愿指定一个侄子做继承人,而由她监护,他人不得置喙。如有纠纷,法律偏向于承认寡妇的这项特权,法官也往往以此作为对守寡妇女的一种褒奖或补偿。从明末至有清一代,都是如此。民国后的法律以男女平等为基础,家庭财产男女平分,对大部分丧偶的妇女来说,反而是一种倒退。简言之,中国法律在文字和具体操作实行之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灵活性”,而妇女的地位也不能以分家时以男性为主的法律和习俗来作简单的判断。

  与妇女史相关的是人口控制史。中国妇女史研究学者白馥兰( Francesca Bray) 和费侠莉( Char-lotte Furth) 等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上层妇女有相当的生育自主权,可以选择一些行之有效的传统避孕方法来控制生育。在海外汉学界有广泛影响的国内学者李伯重以江南一带民间的避孕方法为例证,指出“清代江浙人民在堕胎、避孕和绝育方法的使用方面所达到的水平,显然大大超过了近代以前乃至近代早期的西欧。把这一情况与李中清和王丰所发现的清代中国妇女生育率明显低于西欧妇女生育率的事实联系起来,我们可以认为: 这些传统的生育控制方法,对于近代以前中国人口变化,起到了一种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在前文已提到李中清和王丰等人关于人口史的研究,李伯重的研究与此是互为印证的。

  但也有不同的意见,除了著名学者黄宗智对上述这种观点的批评外( 见前文的介绍) ,最近斯坦福大学教授苏成捷( Matthew H. Sommer) 在《清史问题》( Late Imperial China) 杂志上发表题为“堕胎在明清时期的中国: 日常避孕抑或应急性措施?”的长文,批驳了在现代医药前中国已有安全可靠和常用的避孕手段的说法,他认为在这一点上经济史学家和女性史学家双双步入了误区 ,传统的生育控制手段( 如避孕和堕胎用的草药、针灸等) 从来不是一种安全、可靠和经常性使用的方法,充其量不过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的一种高危险性的应急措施。

  为中国落后论翻案的另一个领域是民间慈善业的研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是中国人缺乏社区精神,除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古训风俗外,如有民间的慈善救济,一般也仅局限于大家族或宗族的范围,而非出于对全社会的关怀和义务。美国汉学家明恩溥( 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 在他的名著《中国人的性格》中曾断言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之一是缺乏同情心,并用了整整一章、罗列了许多例子来阐述他的观点。他的看法曾影响了许多人,包括许多中国人。不少中国知识分子高度推荐这本书,认为明恩溥准确地刻画了中国人的精神面目。鲁迅 21岁时在日本读到此书,一直对它颇为推重,临终前数日还以此书的中文翻译为念。在晚清和民国时期访问过中国的西方人士都会注意到中国城乡无处不在的贫穷和悲惨,而国家和社会对穷人的救济和慈善事业却寥寥无几。一般民众对贫困司空见惯,所以对许多在外人看来触目惊心的贫困景象,中国人却显得无动于衷,也许这也是使得一些西方人士得出中国人缺少同情心的结论的原因。

  学术界对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有些零星的涉及,但长期以来并无全面的研究。近年来中文世界最有影响的是梁其姿的《施善与教化: 明清的慈善组织》( 台北: 联经出版社,1997 年) ,日文著作以京都大学教授夫马进的《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05 年出版中译本) 影响最大。但英语世界并无系统的研究,这方面较早的代表作是1912 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中国人的慈善精神: 一项关于互助的研究 》。全书虽仅 120 页,却是这个领域的开山之作。但该作类似大纲性质,未有深入,此后也无后继者。最近《哈佛亚洲研究学刊》(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主编韩德玲( Joan-na Handlin Smith,又作韩德琳) 发表了《行善的艺术: 晚明时期中国的慈善事业》( The Art of DoingGood: Charity in Late Ming China) 一文,以明朝的明代五位上层儒生为例,详细描绘和分析了中国传统的慈善理念、组织和行动,可以说填补了这一空白。

  韩德玲列举的五位文人分别为江苏太仓陆世仪( 1611—1672) 、河南虞城杨东明( 1548—1624) 、浙江嘉善陈龙正( 1585—1645) 、江苏无锡高攀龙( 1562—1626) 、浙江绍兴祁彪佳 ( 1602—1645) 。其中除了“不应科举”的陆世仪外,其他人都是进士。韩德玲认为问题不在于中国民间有无慈善的传统,他们当然有; 而在于中国人如何组织慈善事业,又如何在社区利益和个人与家族利益之间求得平衡。这五人因大多有功名而影响较大,并留有大量文字资料。但是许多功名远在他们之下,或者完全没有功名者,在兴办地方事业上也极有贡献。学界已证明,由于科举制度竞争剧烈,很多极有才能的人与科举功名无缘,但他们在出版、经商和创作上也有建树。如艾尔曼( Benjamin Elman) 所言,由于中国科举考试的候选人人数庞大,而能被录取、得到学位者寥寥,所以名落孙山的所谓二流、三流候选人中也人才济济,在不少领域里自成一流人才,起领导作用。韩德玲指出,这些文人学士也在公益慈善上起了关键作用: 调查需要救济的人口并保留纪录、管理粥厂、保留医药配方纪录、做账等等; 他们也自创慈善事业。

  一般历史著作都将晚明时期作为朝代衰落的年代来描述,但韩德玲认为民间的慈善活动在晚明非常活跃,而且是呈现出从上层士绅到中下层的文人、医生、和尚、道士,不分畛域,“上下交征之”,一起来办善事的局面。上层人物也坦然承认不少慈善组织和主意出自普通百姓。事实上,中下层人物往往能通过对救荒赈灾,体现对生命的重视,从而跻身地方社会的中心,而原先身处上层而默默无闻者,也通过慈善事业扩大了影响。而且这种慈善活动总是超越宗族界限,成为整个地方社区的公共事业。这样,慈善活动常能打破阶层和宗族的藩篱。韩德玲认为在稍有规模的城镇中,常常有民间自愿性的赈灾济困组织,中国人却没有在这方面得到应有的赏识赞誉。

  民间的慈善行为往往促动官方的救荒济贫。一般而言,即使是大灾荒,政府的救济也往往颇为勉强。例如明朝万历二十一年( 1593) 河南、山东诸省遭受特大水患,政府束手无策,进士杨东明作《饥民图说》十四幅 ( 后收入《四库全书》,有江西巡抚采进本一卷) ,用作图配文的形式,向万历皇帝冒死上疏,反映他家乡豫东一带当时“水淹庄稼、河冲房屋、饥民逃荒、夫奔妻追、子丐母溺、卖儿活命、弃子逃生、人食草木、全家缢死、刮食人肉、饿殍满路、杀二岁女”等惨象,这才震动御听,得朝廷免去这一带租税,拨专款赈灾,传为“佳话”。由此至少可见政府救济灾民之一斑。但社会中下层自发的慈善组织或行动,往往会得到官方的合作,成为官民合办的慈善事业。可以说在慈善事业方面,社会团体总是先行一步,政府方面再作配合。所以中国的这些民间团体与西方的公民社会或公共领域不同。

  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的西方公民社会或公共领域概念强调社会组织对国家权力的抗衡作用,而中国民间的慈善组织却常常得到官方的认可和合作。在这一点上,韩德玲更同意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Jr. ) 和韩书瑞 ( Susan Naquin) 的观点,即哈贝马斯的模式与明清时代中国的现实不合。

  结 语

  “唱盛中国”是我杜撰的一种说法。如前文( 《中国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论西方汉学中的“唱盛中国”流派》) 所述,这只不过是借了比较常用的“唱衰中国”一词,反其意而用之,希望能比较生动地说明海外中国史研究中的一种潮流而已。应该指出,所谓唱盛中国不是说西方学者站在中国民族主义者一边,从历史的角度为中国唱赞歌。为“中国落后论”翻案并非一定意味着“同情”中国,因为这些研究在说明中国从来就是“开放”和“强大”的同时,也试图证明中国并非总是“落后挨打”的弱者,中国历来也是有扩张倾向的帝国,至清代更甚,所以不应将清政府仅仅看作是在西方和后来的日本侵略下完全被动和委屈求全的一方。

  举一个明显的例子,耶鲁大学教授濮德培( Peter Perdue) 的《中国西进: 清朝对欧亚大陆中部的征服》一书就观点鲜明地强调清朝的帝国性质。濮德培把康熙时代清政府的平定准噶尔等与帝俄抗争的军事行动和同时代的其他帝国( 如奥斯曼帝国) 的扩张相提并论,认为清政府不仅用军事强征以事扩张,同时还使用贸易政策、经济发展、行政措施等多种手段,成功地将新疆、西藏、内蒙纳入版图。这种观点是“新清史”的一个亮点,濮德培的这本新作在西方汉学界也备受推崇,并获亚洲研究学会颁布的 2007 年度列文森奖( 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Pre-1900 Category) 。但濮德培的观点显然有悖于国内有关康熙西征是为了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说法,不尽为中国学界所欢迎。国内学界有视濮德培等人的研究是美国学界为“中国威胁论”背书的一种现象,认为西方的“这些历史性研究著述常常力图发现中国古代‘侵略性’和‘帝国特征’,试图以此说明今日中国与其‘帝国特征’的历史之间有着斩不断的联系”。

  无论中外,能在学界与政界两栖的人物很少,而学界对政界的影响也极其有限。如果历史研究者可以称为文人的话,那么,套一句中国的老话,便是“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史学观点对现实政治的作用,真是微乎其微。不要说历史学,就是在与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学界,能影响现实政治的也真是凤毛麟角。绝大部分学者还只是在学术界内“为学术而学术”,用美国人的俗语来说,是“和他们自己说话”( talk to themselves) 。难怪一些教授终身著述,却自嘲他们写的书唯一的作用是使研究生“头痛”,因为除了研究生们因攻读学位不得不念各自领域的这些“必读书”外,圈外很少读者。所以绝大部分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上,从选题到材料的收集到观点的形成,还是以学术为界标。对学术著作作太多的学术之外的解读是不必要的。即使仅就学术界而言,虽然现在国内对海外的汉学著作翻译得既多又快,西方汉学对中国学者究竟有多大的影响,也是很可讨论的问题。有学者担心中国引进当代汉学“有可能直接触及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体的自我基础,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似属多虑; 而认为“当今中国知识界可怕的分化与毒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汉学和汉学家的影响”,则略嫌夸张了。

  从另一方面讲,除了一部分乐于作纯考据研究的学者外,大部分读史和写史者对现实都有一定的关注,有的甚至有使命感。人们通常所说的“以史为鉴”、“借古喻今”、“古为今用”等等,并非一定是学术的禁忌。历史学者受现实世界的影响,并思考现实问题,这种影响和思考反映在他们的著述中,是很自然的事。以唱盛中国而言,贯穿这个流派的是两条紧密关联的主线。其一是寻找今日中国兴起的历史根源,其二是强调中国文化的传承性和历史的延续性,两者都是受了中国最近 30 年巨变的影响并思考其历史原因和历史意义的结果。说中国并不落后也罢,说中国从来就是开放的也罢,都是从根本上受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崛起这一事实的影响或受其鼓舞的学术产物。这与西方学术界在二战后思考共产主义运动为何能在中国胜利,以及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受中国文化大革命和越南战争的影响而对革命和造反大感兴趣,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在论点上却往往是对过去以革命和战争划线的史观的一种反动。

  不难看出,唱盛中国学派强调的是中国历史的一贯性和延续性。越来越多的学者( 不必是“唱盛中国”者) 对一般认为是“划”时代的大事件——诸如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共产党革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从此与君别”、开启了一个全新时代提出不同的看法。例如已有不少对于1949 年作为历史分水岭问题的探讨。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 Philip A. Kuhn) 就认为,20 世纪 50 年代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是共产党在新形势下想解决中国历代政府一直试图解决的老问题,即国家如何向农民直接征税; 毛泽东只是在处理“一个古老议程的现代版本”( a modern version of a very old agen-da) 。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叶文心也指出民国时期上海的中国银行的职工管理制度已开启了解放后单位制度的先河。

  早在 1990 年代,英语世界出版的一些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著作,如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贺萧( Gail Hershatter) 的《危险的愉悦》、弗里曼( Edward Fried-man) 、毕克伟( Paul G. Picowicz) 和赛尔登 ( Mark Selden) 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等,在研究时段上都已跨越了 1949 年。

  学术的生命在于探索和求真。学术界出现新的观点和著述,对传统观点提出质疑和修正,并由此引起讨论是学术研究日趋健康发展的标志。至于其中有些“修正的”( revisionist) 观点是否已矫枉过正、或者有为新而新的倾向,乃至有无走火入魔的现象,就不仅仅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而是要靠学者们继续深入研究、探讨和识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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