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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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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PING:红卫兵不道歉

作者:平民感受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0年11月21日

本站发布:2010年11月21日

点击率:1416次


  《选网》转载的《红卫兵道歉(王友琴)》说:

  “一些1966年的红卫兵中学生,向那时被他们“斗争”的老师道歉。”

  “1966年8月,从北京到全国,发生了大规模的红卫兵暴力。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受难者之多及手段之野蛮,史无前例。1979年前后,暴力迫害的受难者得到了平反,每位死者的家人得到了420元钱的‘补偿’。暴力迫害的施行者一方,当年那些红卫兵现在在想什么呢?他们认错了吗?他们是否愿意向受害者道歉呢?他们能忏悔吗?很多人还一直心存疑问。”

  关于红卫兵在那段时期、特别是在所谓“红八月”中都干了些什么,其背景又是怎么样的?我在自己所做的一篇习作《人性遭劫“红八月”》中,对当时的亲身经历作了回顾。在此,我将其中有关内容摘录作为附文,以图使众网友对那个时期的荒谬和丑恶能有进一步的了解和理解。

  “红八月”的这种黑暗状态,大约持续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只不过是历史上极其短暂的一个瞬间。可在我的印象里, 那却简直是一个噩梦连连的、无边无际的漫漫长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是我感到的有生以来最黑暗的时期。不要说对于那些被划入专政对象的“黑X类”来说是暗无天日,就连我这样一个“边缘人”,也感到了空前的恐怖,随时做好要“挨刀子”的思想准备。请想想: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星移斗转,时至今日,“红八月”这一套看似已被否定,仿佛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然而,为什么又鲜见当年作恶的红卫兵道歉了呢?

  追根溯源,是因为“文革”没有被认真地、彻底地否定掉,是因为崇尚“阶级斗争”旧的意识形态没有得到认真的肃清。

  你看:“文革”的策动者这么做,不是还被称作因为有“为了反修防修”的愿望,“始终认为自已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吗?既然策动者有着这么良好的愿望,那我红卫兵按着做的人,又有什么大错,需要道什么歉呢?

  当时的青年不断地接受到的“教育”是:“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要与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以及“对待敌人要象冬天一般冷酷无情”的“雷锋精神”。正因为有了这些,才会有红卫兵的穷凶极恶。——不要说红卫兵,连我这样的“边缘人”,在这种意识的教育下也参与过“扫四旧”以及“大批判”之类活动。更严重的是:这么做并不完全是——甚至主要不是被迫的,还自认为做得应该、做得正确。

  由于这些错误的东西没有得到完全的肃清,红卫兵不道歉也就毫不为怪了。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文革”没有被真正地否定,以及旧的意识形态没有得到认真的肃清,并不能够成为红卫兵不道歉的根本理由。能不能区分真善美和假恶丑,是由一个人的良知决定,而不是由官方如何灌输决定的。因此,能否认识清楚自己做过的错事、能否对自己的错误行为作出道歉,是取决于一个人的良知如何。

  不说红卫兵,就说我这个在“红八月”感到了空前的恐怖的“边缘人”,在此期间居然还参与过“扫四旧”之类的“革命行动”。虽然做的并不算是什么出格的事情,但是在事过之后,内心还是有内疚和惭愧之感。在附文中,我将这方面的内容也列出。一方面想使读者能够更加全面、深刻认识那个时期的本质;另一方面,也表示对自己曾经有过的这些作为的反思和歉意。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当年的红卫兵道歉了。这说明:在这方面有清醒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了。可以相信:随着“文革”真正被彻底否定,随着人性真正的完全的回归,随着普世价值的更加深入人心,有这样清醒意识的人会越来越多。

  附文:

  人性遭劫“红八月”

  一、再三再四的“报喜、欢呼和庆祝”

  八月一~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由于会议的召开,在此期间“喜事”不断,我们三天两日就要敲锣打鼓上街去“报喜”和“热烈欢呼”: 八月八日 ,“庆祝”《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发表; 八月十日 ,“欢呼”毛泽东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接见前来“欢呼”《十六条》发表的群众。毛当场讲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八月十二日 ,“欢呼”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发表。到了八月十八日,“欢呼、庆祝”活动达到了高潮,甚至是令人瞠目结舌:毛泽东身着军装(这个号称“首都和来自外地百万革命群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当天早晨就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实况转播。在收听后,同学还为是“军装”还是“新装”在争论,因为人们实在想象不出他会这样做。但是他仅仅是在该年几次接见红卫兵时穿军装,以后再也没有穿过。事实证明这是十足的疯狂之举。)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文化革命大军”,接受并佩戴“红卫兵”袖章。第二天,上海随即举行“庆祝”毛接见的“群众大会”。我们亲眼目睹“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滚出来的是曹荻秋(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复旦大学学生语)”的景象,在大雨中行走“欢呼”了一夜,累得边走边打瞌睡。

  满脑子已经被灌入了“毛的一切决定和指示都是正确的”这样的意识,以及无所不在的政治环境压力,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去“热烈庆祝和欢呼”。对毛的盲目崇拜和迷信,使我们很“自觉”地以积极的姿态去“欢呼”。政治的压力,使那些“不自觉的调皮鬼”也只得乖乖地参加这些活动。否则,“大是大非”的大帽子他能受得了?没有政治压力,谁会在这烈日和暴雨下“自觉自愿”地折腾自己?

  这种“欢呼、庆祝”活动达到了高潮,也将对毛的造神运动推到了“顶峰”。在此时的中国,最最罪大恶极的人,莫过于被戴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人了。对毛和那个刚刚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任何非议和不敬之词,都会遭到不可想象的惩处——甚至“要了你的狗命”。曾经看到过一张大字报“揭露一反革命分子”在其北京被接见后说:“林彪的样子看起来身体并不是很好。”

  在家家张贴毛、林接见红卫兵图片(这是在接见后不久出现的“新气象”。谁要是不“请”“宝象”到家,谁就要被指责“对毛不忠”)的日子里,刚刚动了手术的外婆到我家作疗养。八十岁的没有文化、不懂政治(更不知其厉害)、还有些迷信的老人家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端详 “宝象”许久后,按她的思维向我们“发表议论”道:“这个人(指林)象个狐狸,而那个人(指毛)一副流氓腔。”

  此言发出,把一旁听着的母亲和我大惊失色,立即厉声喝止其:“不许讲!”尽管母亲也根本不能算是个懂政治的人,可这点利害关系在当时终究是明白的。只有这位八十高龄的老太孤陋寡闻,根本不知晓、也想象不到局势竟会变到如此地步。尽管她对此二人的评价到后来看来,都是挺不错的。可要在当时若传到外人耳中,那还不是要九族遭罪?弄不好,脑袋落地都难说。

  “红八月”伊始,“新生事物”就层出不穷。

  在这一片欢呼和庆祝声中,大街小巷都在布置“红海洋”。那是大红底色加上白色或黄色的巨大字体书写的毛语录或赞颂毛和“文革”的标语、口号。(稍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制止”这种现象的蔓延)

  不久,人们从电台里听的了最为新鲜的“毛主席语录歌”。最初播出的是最常见的毛的十几条语录,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为它们谱曲的是著名的作曲家李劫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搞出如此“革命性创造”的他,不久也成为“牛鬼蛇神”了。

  应该说:第一批出台的这十几首“语录歌”的曲调,还是令人感到有点新鲜感。但是,到后来隔了几个星期就陆续推出的几批,那些曲调是越来越公式化和平庸,简直全部都是一个调。因此,这样的“创作”也没有维持多久就偃旗息鼓了。能够被人们唱得时间多一些的,也就是第一批出台的这十几首。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红海洋”和这些语录歌中、在当时和以后的“文革”时期里被使用得最多的是毛的那条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这段话,据说原先是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九年)中出现的,在这篇讲话后来在被辑入毛选时删掉了。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却又被当作一条相当重要的“最高指示”喋喋不休地进行宣扬。

  ……

  此间,《十六条》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不要怕出乱子”及“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些语句,和毛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已经在宣传机器上发表,并且被大力宣扬。另外,毛在 八月一日 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的信和 八月五日 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虽然都还没有在报纸和广播中公开发表,但是已经在社会上逐渐流传开。学校里也有学生将它们用大字报抄出。至此,我们终于能够明白的是:毛总的意思看来是,一要搞“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才简称为“走资派”,但是此时还是要这样的全称。);二是要放手让群众干。至于毛更深的意图,我们当然是根本无法想象到的。尽管在那些流传的“文件”中,他的这些意图是有较为明显地体现着。“造反有理”口号的广泛推广,就是他良苦用心的体现。

  二、新的浪头又起

  毛这样的布置、宣传和鼓动,毫无疑问是“立竿见影”地产生实际效果的。

  来我校的工作组,根据中央最新精神,肯定是要马上撤离的。而与全国各地当时按照毛“炮打司令部”的调子穷追猛打工作组(队、团)的大形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由于工作组来我校实行“无为而治”,所以没有获得多少好感,也未被什么人特别憎恶。此时人们——我这里主要说是那些在“文革”中唱主角的“造反派”们,对工作组并没有什么兴趣,而仍如他们一贯坚持的做法,把矛头针对党支部,特别是主持学校工作的支部副书记Xu。因此,在宣布工作组撤离的大会上,他们在呼了一阵很大路的口号后,喊出了一个使我大为震惊的口号:“党支部靠边站!”

  出现这样的口号,在之前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经历或听说过“反右”是怎么回事的人都知道:把矛头指向党内的人也会有“犯错误”的危险,更不用说是指向整个党组织,那简直就是明目张胆的“反党”、“犯罪”!而现在,尽管从这次“文革”开始一直强调、特别是到了这“红八月”中更明确“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给那些“造反派”壮了不少胆。而这,对我来说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三、《解放日报》播放贺版《东方红》

  “红八月”刚开始的那些日子里,我依然觉得自己也是个“革命者”,理所当然有资格“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积极地(至少我自以为)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而且照我看,并不只是我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人都在这样照着报纸上定的调子,对照着四处寻找“革命对象”,“关心国家大事”,搞文化大革命。回过头再看看:这样做,既可怜而又可笑。自己为了什么要这样做,又有什么资格这样做呢?

  “红八月”初,在“报喜”(由于次数太多,实在记不清是“报”哪一次“喜”了)来到《解放日报》报社前。因为是“报喜”嘛,所以是充分显示出喜庆的气氛:“报喜”者敲锣打鼓,呼喊各种口号……,这是免不了的。另外,报社为了进一步加强气氛的热烈程度,还装了高音喇叭播放着与庆祝主题相关的文件、口号和音乐(主要是毛的颂歌和其他“革命歌曲”)。恰巧,我听到了其中播放的一首《东方红》,并不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那首。这就引起了这次的“革命行动”。

  前不久,在大张旗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时候,著名的音乐家贺绿汀也被揪了出来。给他定的罪名之一就是他创作的那首《东方红》。《东方红》因其是颂毛的最重要的一首歌曲,所以其歌词被谱成各种各样曲调在演唱,贺的这首也是其中之一。当时具体是怎么批判贺的《东方红》,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只是记得反正是“扭扭歪歪”、“中不中、洋不洋”之类词语,最吓人的话是“歪曲、丑化伟大领袖毛……的光辉形象!”而这样的批判,在当时竟被人们全盘接受,竟都信以为真。

  第二天在学校里,我与同学谈起了这个事情,并且提出我的看法,认为很有可能播放的就是贺绿汀版的。此时,“血统论”(以下有详细的叙述)尚未闹得那么凶,在班级里还没有明显地按“家庭出身”分流。但是我接触比较多、关系比较好的基本上都是中间的、不好不坏(都是指“家庭出身”)的一些同学。他们闻言,也都显得很重视。说:果真如此,那应该说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不过我们还是很谨慎,都认为:首先要确认那天播放的是不是贺版的,然后才能提出我们进一步的意见。

  说干就干。因为我记得家里有那么一张《东方红》歌曲唱片,是解放初期版本的,但是不记得是否贺版的。于是我带同学Yu立即同赴我家去找那张唱片。找出一看,果然正是贺版的。马上试放了听一下,确认和那天听到的一样。

  再回到学校,和另外几个同学一说,大家决定写一份我们的情况反映意见给《解放日报》社。我们所反映的主要意见是:我们在某日报喜来到报社,听到所播放的这首《东方红》。经查这是贺版。而目前正在大力批判贺及该版歌曲,你们还在这样播放,政治影响是极坏的。你们应该认真检查发生这件政治事故的原因,要及时制止继续播放,并且要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事故。

  写好后,大家都提出要我第一个署名。说实在,我打心底里不愿意出这个头。但是大家这么坚持,我也就勉强接受了。

  第二天,我们几个带着这份意见书来到了《解放日报》报社接待站。一名接待人员让我们坐下,听我们讲述要反映什么问题。在整个讲和听的过程中,我的感觉是这个接待人员从头至尾没有作出什么表情和表示,只是一个劲地“嗯,嗯……”,完全没有认为我们所反映的问题很严重的样子,使我很失望。而在实际上,到后来也就根本没有给过我们任何答复。

  在以后看来,我们这件事情做得很傻:且不说这“为了捍卫革命原则”的目的是没有意义的;而这样的做法,无论是要帮助报社,还是要搞垮它(实际上当时我们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想法),都是毫无实际作用的。应当说:我们只是把此事定性为工作疏忽,话说得还算是很客气的。如果按照“文革”发展到后来的调子,那肯定是要上纲上线到“阶级敌人破坏”、“别有用心”一类性质了。

  我们这样做,只能反映出:第一,我们在政治上确实很幼稚,毫无社会经验;第二,是限于我们的身份—主要就是所谓的“家庭出身”,造成我们既想“革命”,又不敢把事情搞得太大,显得很没有出息。当然,在当时,包括我们这几个学生和《解放日报》社,恐怕谁也不会想到:仅仅四个月后,就是这家报社,会被上海的最大的学生组织《红革会》搞得如此狼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故——这是后话了。

  四、血腥恐怖一步步逼近

  如果“红八月”仅仅是这样报喜、欢呼就了事,那倒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了,也不会给后人留下那么恶劣的印象了。可惜,这报喜、欢呼只是个开端,就象暴风雨将临之前的片刻宁静。而“红八月”的转折标志,就是 八月十八日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红卫兵运动”自之始,进入了一个极其疯狂的阶段。

  毛接见时不但戴上红卫兵袖章,在全国面前表明积极支持红卫兵的态度,还在与给他戴袖章的女学生宋某交谈时说了一句“要武嘛!”。翌日,中央严格控制的宣传机器不但详细报道了以上内容,还竭尽全力用最肉麻的词语宣传和赞扬天之骄子——北京红卫兵“扫四旧”的“革命行动”。这,正是对全国大多数人不但在“皮肉上”、而且在“灵魂上”最大的触动。(当时被封为副统帅的林彪,在毛后来又一次的接见时,站在他身边说过这样一句很有名气的话:“不要触其皮肉,要触其灵魂。”)

  就象之前的每一次宣传机器的鼓动和示范,引起或是迫使广泛的仿效。被大肆宣扬的“扫四旧”具体动作:拆毁店照和路牌、剪掉奇装异服和大包头、抄家等,一经传播立即在上海的街头出现了。原来想闹而没有机会闹的,和本来不想闹现在却不得不闹的、而且是有资格闹的学生们,此刻都闹着投入这个行动中去了;而因为这个行动感到恐慌的人们也越来越多了。以后一些描绘“文革”所谓的“混乱场面”的文艺作品,主要就是取自于“红八月”这段时期的。其间,在社会上呈现出天下大乱的场面,真可谓空前绝后

  但是,要说这是“混乱”,我是不同意的。是学生们自己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吗?显然不是这回事情。他们分明是在“响应最高领袖和统帅的号召”,并且按照他的指示在做的嘛,这怎么能叫“混乱”呢?还有,对于毛的那句“要武嘛!”,当时我也百思不得其解。他的直接意图究竟是什么?而又为什么要在此种场合讲?特别是:我们的最讲究目的性和选择性的宣传机器,为什么又要有意很突出地把它报道出来呢?在一开始,我甚至是天真而又善意地想到:他是不是要求女孩子做“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我这是把他的话和不久前发表的他的七律《为女民兵写照》联系起来了。没过几天,关于北京的红卫兵打死“X类分子”和教师的传言,在全国流传开了。即使如此,我也不敢把这和毛的话联系起来:因为毕竟刚刚发表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明确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而这又是按他的意志下发的中共中央正式文件。难道他会这么快转身就违背中央精神,在全国人民面前煽动用武?!可惜,至今我还没有看到有关毛讲这句话真实意图的确切、可信的背景介绍。但是,这“混乱”是最高领导指使和有意制造出来的,应该是无可否认的。

  五、我也参加过“扫四旧”

  说来可笑:我这样一个和“红卫兵运动”一点也沾不上边的人,竟然在这大难临头的时刻(事实证明的确有此可能,下面会谈到)还以“革命者”自居呢! “扫四旧”刚刚搞起来的时候,我还觉得自己也属于“扫”者行列的,一点也没有想到不久之后也几乎被列入被“扫”者的行列。

  在那几天里,我们学习小组的几个同学在一起讨论:我们应该为“扫四旧”做些什么?有人想到:上海有些社会青年,不响应国家上山下乡的号召,还躲在城里,应该冲击冲击他们!这个主意得到大多数同学的支持。

  同学Huang的姐姐因身体不太好,也没有上山下乡去,留在家里。他表示支持冲击,不过提出要将那些因身体而没上山下乡的社会青年区分开来。我们理解他的想法,同意这个意见。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要准备一份向这些社会青年宣读的文字材料——我也不知道该称呼其为何物:传单?宣传书?宣战书?劝降书?都不对头。也记不清当时是为什么,写这份东西的任务象上次给《解放日报》社写的东西一样,又交给了我——其实说实话,我的语文水平在班里根本不能算好的。不过这样的东西,里面反正都充满了批判、指责的话语,什么“没有把国家的利益放在心上”、“好逸恶劳”、“社会的寄生虫”。当然,也照顾到Huang的意思,把“身体不好”者排除在外了……。在那个年代里,实际上搞政治方面的文字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只要把最时新的套话、官话、空话搬进去,再适当地将它们拼起来,就总归象个样子了。换言之,你也只能这么做。若想标新立异,除非你活得不耐烦了。

  这份文字材料准备好了后,我们这个学习小组“杀向社会”了。我们找到了一个里弄的居委会,向那里搞工作的阿姨们提出要向社会青年宣读这份东西。阿姨们对我们十分客气,几乎是百依百顺,立马把我们带到他们的里弄加工场,里面坐着许多正在干活的青年们。

  青年们很不解地看着我们走入,议论纷纷。阿姨向他们宣布了我们的来意,使得工场内一片哗然。在阿姨压着了他们的喧哗声后,我们的一个女生Yang宣读了材料。对于我们在其中所用的如此刻薄的贬低性词语,不时地引起青年们的骚动,阿姨也不时地阻止他们。当Yang读到里面一句“你们中许多人养得白白胖胖”时,更是引起哄堂大笑,原因是Yang更象是养得白白胖胖,弄得她很狼狈。事后, 她还直怪“这份东西写得不好。”

  居委会阿姨们的态度会如此之好,能如此配合,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但是据我分析:她们这样做,肯定并非出自于其本性。居委会办事,一向是唯上级之命是从的。因此,我断定上级(最可能是市里)一定吩咐过,对学生来里弄进行这类活动,必须要积极支持和配合的。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中,我们是为了“搞革命”;阿姨们也是“支持革命”;当然,那些社会青年们不太服气,但是也只能鸣叫几下而已。大家共同合作上演了一幕闹剧。这也是长期被灌输的极端的“革命”理论毒害,使我们成为思维变异的怪物,用这种所谓的“革命”的探照灯去观察一切事物,才会做出这样的蠢事。

  六、北京红卫兵登上市委大楼楼顶

  此时,被毛泽东赞赏有加、骄横得不可一世的北京红卫兵,其“声誉”已在上海盛传。但遗憾的是:所传的只是负面“事迹”:什么一个个手持宽皮带、打死“X类分子”和教师就像踩死蚂蚁不当回事……事后证明:这些传言并非谣言,基本符合事实。可十分奇怪的是:在“文革”各个阶段和时期,犯过其它各种“错误”(有些、甚至大部分被历史证明并非错误)的人, 都曾经在不同时期作过“检讨”或“忏悔”。而独独在这个给广大中国人留下极其恶劣印象的、最能代表“文革”的残暴和恐怖的时期,那些干出最卑劣勾当的人们,大多数仿佛随即人间蒸发了:不管是在“文革”中和之后,都没有看到哪怕有一个出来对自己在这段时期的所作所为有过任何检讨和反思。而少数几个在后来露面的,也都避而不谈这段历史,却大诉自己“受迫害”之苦!恐怕,这少数几个,要比那些人间蒸发的大多数,更加不懂得羞耻!

  就是这样的一帮令人大为恐怖的非同寻常之徒,在这不平静的时刻大紫大红地“光临”上海了! 而他们的到来,竟惹得上海的以曹荻秋市长为首的大部分市政要员到火车站迎接(这消息在当时的报纸上和广播中都郑重其事地发表出来,我清楚地记得:《新民晚报》上还刊登曹陪同他们步出月台的照片。)!究其原因,肯定是因为毛要求干部“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再加上“红卫兵”如日中天,上海市领导不得不作此姿态。

  然而,市领导献的殷勤,并未被“北京红卫兵”领情:先是有传说:他们一下火车就毫不客气地朝着曹等人破口大骂,显示出“十足的造反精神”。如果说这一情景的描绘使人会将信将疑,那么又一个在上海广泛流传的消息就显得无可争辩了:“北京红卫兵”强行登上市委大楼楼顶,在那里耀武扬威。这个消息是“现在进行时”的,只要到那里就可以看到的。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其他几个同学决定去市委那里看看。在这个时候,要“刹向社会”、到外面去活动一下都是“听便”了,不受任何约束。

  这时候的街道上,到处张贴各地消息和宣扬自己的观点、主张的大字报。什么、“兰州大学告急!”、“XX(省或市)地告急!”(“告急”的主要内容,大多数是当地的领导压制群众搞运动);“红色恐怖万岁!”(标题就鲜明地反映了其观点);在市政协门口,看到了那条在后来很有名气的标语:“政治岂能协商?!”……

  走到将近市委的静安寺,就看到街上人的数量显然多了些,感觉到气氛不同寻常。来到市委大楼前,街道上已经满是人群了,他们都抬头朝大楼的顶部望去。

  原来,六、七个“北京红卫兵”正站在那上边。他们穿着黄军装,束着宽宽的腰带,臂上戴着袖章——这身打扮是当时最时髦、最吃香的和最触犯不得的。他们在上边神态自若,互相打着招呼,嘻嘻哈哈的,正合“目空一切”这句成语。他们的这般模样,激起站在街上人们的愤怒。围观的人们一遍遍高呼:“有理下来,无理滚蛋!”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们也情不自禁地附和着一起喊了起来。说实在,看着这帮小子的嚣张气焰,谁也忍不住怒气要涌上心头的:即使不要你看到这么多人害怕而退下去,至少你也要在众人面前收敛一点吧?如此目无他人,确实令人不齿。

  一会儿,出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后来听说他是副市长冯国柱。起先大家见有官员出面,预计他可能会指责这些家伙几句,就鼓掌表示欢迎。因为在持有传统观念的人们看来,这显然是违法乱纪行为嘛。要在之前,不抓起来关几天,才怪呢!可是这位老兄朝着众人讲了一大段话,意思却是要大家离开,仿佛还是站在下面的人错了,使得众人非常不满,朝他轰了起来。他这时候也觉得说得无趣,就离开了。

  其实再仔细想想,是人们对他抱有的那种希望太幼稚、太不合时宜了:此时此地,上海市委里,还有谁敢在这样的境况下出来指责这些“北京来的红卫兵”呢?根本不存在!从另一方面来讲,他说的意思也对:是我们这些站在下面的人不好。因为这些好出风头的、无法无天的小子,正是要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的什么“勇敢”、“天不怕、地不怕”、“谁敢管我?”的气势来。我们是自愿来充当了他们的陪衬了,自己却还不知道。如果没有人来看,他们一定会觉得很无趣,就绝对不会这么站的了。稍后我才想明白:此时,市委的那些头们肯定在干着急:你们这些人哪,都围到这里来干吗?这不是在帮倒忙吗?

  再一会,有几个上海学生走了上来,人们起先还不明白他们来干嘛;后来看到他们是和这些北京红卫兵争论起来,就为他们喝彩了。可只见他们争论了一会,也没有什么效果。那几个学生也离开了。后来我想:这叫是在“文革”刚开始时,是在上海,才会这么文明。要换在晚两、三个月,不动起手,那才怪呢!

  在之前,我相信毛所讲的一切。而到了此时,刚刚听到毛赞扬了“北京的红卫兵”,可给我亲眼目睹的是这么个形象!那么,社会上流传的那些有关他们的令人可怕的所作所为,可信的程度无疑要提高很多了。这次市委大楼事件后,在批判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有种说法是“市委组织人们围攻北京红卫兵”。至少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可以否定它:并不是市委组织我去围攻,而是这伙“北京红卫兵”自己的行为,让我蔑视、反感和恶心。

  七、我撤消“参加‘红卫兵’的申请”

  尽管这些“北京红卫兵”在人们面前的初次“亮相”是如此的丑陋,然而,毛泽东的支持和赞扬使“红卫兵”这块牌子身价倍增。因此,“红卫兵”经宣传机器的鼓动,上海各大、中学纷纷在酝酿建立“红卫兵”组织。我校也不例外,在校园门口的大字报张贴处出现了一张“‘红卫兵’筹备机构的通告”,宣布筹建校“红卫兵”,号召“广大革命学生积极报名参加”。

  事后想来,只能怪自己当时太天真和幼稚:居然将宣传中简单地标榜的“‘红卫兵’是个革命的学生组织”的一说信以为真。因此,很简单地认为:既然是“革命的学生组织”,那么,要革命的学生就应该要表示出参加的意愿。于是,也没有多想什么就张贴了一张“参加‘红卫兵’”的申请。当然,也确实是“广大学生纷纷提出了参加的申请”。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那些“红卫兵”组织发起人的真实面目就显露出来了。就在那“筹建通告”出笼只要两、三天功夫,该“筹建机构”就宣布当天晚上召开校“红卫兵”成立大会。从酝酿筹建到成立,只要这么短短的两、三天就行了?这不禁使人产生疑惑。随即,那些造党支部反的学生纷纷张贴出质疑这个“红卫兵组织”的合法性的大字报。这使人更加明白了这些“红卫兵筹建者”的亲官方性质。

  带着“不妨去观察观察”的想法,晚上我去了学校礼堂观看这个成立大会。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全明了:身为学生会主席的大会主持人趾高气扬,完全是一副“老子不坐天下谁坐天下?”的腔调;那刚进校才一年的区委书记儿子上窜下跳,仿佛在宣布:学校只是在他的脚下的玩物;那被批准参加的名单更是明白无误了:全部是清一色的“红五类”。——这个“红卫兵”,原来是这么个货色?!看到此,我不禁对他们的“号召报名”的愚弄群众的丑恶行为感到愤怒,也为自己的天真和轻信而感到羞愧。

  以这样的心情度过了一夜之后的第二天一早,我在还带着余怒的状况下,到校立即写出一张《关于撤消本人的“参加 ‘校红卫兵’申请”的声明》,并马上将它张贴了出去。我在声明中明确地说这个红卫兵组织是不合法的,因此撤消申请。几个比较要好的同学在看了我的声明后,表示了要支持我的想法。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这种做法,还是没有脱离天真和幼稚:只是因为看到他们搞了“清一色”,就气愤。写出这张声明,也无非是为了泄愤,为了挣回面子,要表示自己的人格并不比你们这些把我排斥在外的人低。可是说实在,我在以后的一些经历中还是有些后怕的:如果这些“不合法的红卫兵”真的很野蛮和残暴的话,我曾经又是这样羞辱过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会遭遇到些什么呢。——这是后话。

  八、“血统论”闹剧

  那个日子,真可谓“日新月异”、“一天等于二十年”。不过这并不是说经济发展得快,而是形势的变化实在是令人瞠目。

  “校红卫兵”成立后没几天,我象平时一样一早去校。当我走到我们的教室所在的二楼走廊的门口时,贴在门上的一幅大字书写的对联自然而然会顿时把人的目光吸引。其上联为:“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为:“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为:“基本如此”。(过了一段时间,在别处又看到在“基本如此”后面加了“鬼见愁”三字)

  毫无疑问,这种玩意儿肯定也是刚刚从社会上引进来的。这样粗鄙的字眼,在我们这样的“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最深”的学校里本来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在社会上和其他学校里,类似“国骂”或上海男人那种轻微的“前缀语式骂”是很普遍存在的,这也不被人们当回事。而在“文革”前,在我们的学校里,可以说很少有学生是这个样子的,这一点是我很引以为自豪的。可是自从“文革”开始后,那种温文尔雅的作风成为被批判的东西了。特别是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大声疾呼”(只能打引号,因为事实上当时只是在报纸上刊登出,在广播和电影里也并没有出现过这个声音。在当时,毛的声音是不允许随便出现的。):“要武嘛!”之后,越粗俗、越野蛮似乎就越显得革命。因此,在社会上出现的这类东西也就越来越肆无忌惮地被一些学生引进了学校。

  至于其所反映出的思想内容,作为我一个不能算是家庭出身好(职员)的人,出于本能就不可能赞成的。何况当时我的父亲在“文革”伊始就因不堪忍受由官方组织的大字报的围攻而自杀身亡,尽管没有找出有“敌我矛盾”嫌疑的问题,因而被官方初步定性为“不明政策”,但是总不会是好事情。所以在我一看到此对联,就感到仿佛当头挨了一棒,心头往下一沉,极端的反感油然而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强调家庭出身,在中国并不是刚刚才开始,而早就搞了。只是越接近“文革”,就强调得越多。在七月中旬时,曾经举行过一次全市规模的“援越抗美”大游行。本来,这样的活动是毫无例外全体学生都必须参加的。可这一次,却让一部分学生留在学校里搞点杂事。而他们恰恰都是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当然,那时候还没有这样明说。所以把我也留下,尽管我心里明白:这是因为我父亲出事的原因,却也不能提出什么问题了。但说一句“苦中作乐”的话:这次因“涉嫌家庭出身不好”不得参加游行留校,倒是“因祸得福了”。因为在这七月中旬的火热天里,游行实在不会是舒服的。而留校做点杂事,倒是很轻松的——只是在精神上感到很郁闷。而现在出现这样的对联,“血统论”开始登峰造极了!

  然而,这仅仅是这出“血统论”闹剧的开始。自此起,我们在学校、在街上及各公共场合都可以——岂止是可以,简直是躲避不及—看到类似这样的玩意儿。接着,那篇可以说是“血统论”的纲领性文件的《谭力夫讲话》被到处传播。谭凭其巧舌如簧,把个“血统论”吹嘘得天花乱坠,又把它“分析”得头头是道,给人以“血统论”简直就是马列毛的精髓的感觉。于是,这场闹剧也就被推向最高潮。而“血统论”也因其领衔人物的名气又被称为“谭氏路线”。接着,“红五类”和“黑X类”的称呼越来越“流行”起来。这是两类“阶级划分”, “红五类”是指: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这里面,看起来将工人和贫下中农排在最前面,其实最趾高气扬和最起主导作用的是“革命干部”。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他们的子弟,在当时的社会里,闹腾得最欢的是他们。“黑X类”,就需要多加些说明了。当时对这类人的称呼已经是极其混乱的了,在“文革”之前是“四类”,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稍后有时候变为“五类”—加上了右派分子;到了这“红八月”,不但在之前加上“黑”字,又“发展壮大”为“黑六类”—加上了资产阶级;没多久就变成“黑七类”—加上了叛徒、“黑八类”—加上了走资派。呵,阶级敌人的队伍,真是日益扩大啊!说实在,我的记忆不可能好到这个地步:能够清晰地分明究竟在当时的哪个时期,扩大到了哪个种类。所以我在此一概以“黑X类”代表。

  在这“血统论”闹剧“方兴未艾”之际,正值毛开始他那“接见”演出之时。为了更加加大渲染其“神”的地位的力度,电影发行部门雷厉风行地在全国及时地上映了有关接见内容的纪录片。而观看完全是由各单位组织的,但是“黑X类”是被禁看的。

  就在“血统论”闹剧甚嚣尘上的气氛中,我们班级曾经专门召开过一次会议(这样的会议,此时只有成为了“红卫兵”的“红五类”才有资格决定召开的,因此整个会议也基本上是他们在表演)。会议标榜为“学习和领会党的阶级路线”,其目的是竭力建立和稳固“血统论”在此范围(当然,超出此范围他们也无能为力了)的合法地位和“权威”;其做法(或曰表现)是他们虚张声势、声严色厉、声嘶力竭,一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样子,让人切实地领受到红色恐怖的可怕;其内容无非是一再重复谭讲话,再加上为其唱几句赞歌。另外,再加上那么几个也是事先就准备好的“黑X类”出来讨好一番他们、作践一番自己。会议的最后,是他们对“黑X类”家庭出身的同学下“勒令”:写一份“两史”,即:“反动老子罪恶史、混蛋儿子认识史”。

  至于他们在会上究竟叫嚣些什么,具体内容我是一点也记不得了。因为实在都是些老调重弹,都是些在这些日子里耳朵都要听出老茧的话,毫无新鲜感。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他们向其他同学提出;“谁有什么想法要说?”时,大多数同学都明白:这是地地道道的“假民主”,是虚假地让大家说,实际上他们知道、其他同学也明白:此时谁敢讲出与“会议主题”不符的话?可偏偏有一位同学Wu这样说了。他提了个问题,说:按照这样的说法(即“血统论”理论),又怎么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和作用呢?会议主持者在其讲话后,立即对他表态说:提出这个问题,很好。我们以后答复你。随即就宣布会议结束。

  Wu的“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更严重的是,他的两个哥哥都是“右派”,所以他可以说是个铁定的“黑X类”。说实在,他的提问应该算是相当克制和含蓄的。可此时在场的人谁都明白:这分明是向“会议主题”挑战!对于象他这样身份的人更是需要有勇气,才敢这样做的。这一点就令我深为钦佩,所以我对他的这句提问一直深深地印在脑子里。其实,后来冷静地想一想:他们要开一个这样的会,要这样使劲搞,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明他们心虚,是色厉内荏,是自己对这套货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根本就没有信心。很简单的一点:即使从当时刚刚发表的和一再强调要认真学习和贯彻的“文革”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也一点也找不出他们搞“血统论”的依据来。要是公开反对他们的言论,也可以是理直气壮的。可是,我们大多数人就被他们的气焰制服了,都认可了他们这样做的合法性,使他们在一段时期里嚣张万分。这才是悲剧所在。

  九、Chen擅自“串联”闯北京遭批

  在“红八月”期间发生的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大串联”。自周恩来在毛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变相宣布全国大串联开始,全国性的串联活动就一发不可收。可是在上海,尤其是我所在的这个市重点中学,串联活动的进行,依然如过去(即“文革”之前)的一贯做法,由组织(不过此时的“组织”已经不是学校党支部和校长,而是“文革筹办委员会”和“红卫兵”了)决定和安排、有次序地让“部分代表”去北京。代表,毫无疑问只能是当时极为不可一世的红卫兵——即“红五类”了。在当时,红卫兵和“红五类”两者是划等号的:红卫兵完全由“红五类”组成;而只要是“红五类”,就可以成为红卫兵。我班里有一“红五类”,原先可谓是“劣迹斑斑”、臭不可闻。而一到此时,顿时扬眉吐气、不可一世,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俨然与其他七、八个同类成为班级的统治者。赴京串联只是他们有份,这在当时对我来说是很正常的。我们这些对此不敢存非分之想的人们,只有安心在校听从京串联回来的“代表”描述其“见到伟大领袖热泪盈眶”的场面的份。

  可是,我们这个学校里、也就是在我们班里,还是有敢于冒犯“禁令”、“硬上”去北京火车的勇士。更令人惊叹的是:他还是当时“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黑X类”的“狗崽子”呢!他就是“文革”前的班团支部宣传委员、当时已被勒令写“两史”的Chen。

  按当时最令人看重的家庭出身,Chen是使人极为不爽的“资产阶级”。但是此人的衣着等消费,看起来要比我们一般的小职员、甚至是工人都不如。其原因,据其后来在“两史”交代会上的“交代”:其母本是其“混帐老子”的佣人,是被迫(或被骗?)嫁给他的。而这“混帐老子”又早已死了,于是他的母亲成了“洗衣女工”。所以,他是一直空担“资产阶级”出身的“罪名”,而未曾享过“资产阶级”的任何待遇。从这一点来说,他有理由觉得很冤的。所以到了“文革”最讲究出身的时候,他强烈要求改其家庭出身为“洗衣女工”。但在这个“出身决定一切、出身高于一切”的时期,要从“红”变成“黑”,那是一桩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你只要在公共场所喊上一声,就“成功”了;而你想要从“黑”或“白”变成“红”,则完全是痴心妄想,就如同阿Q被赵老爷斥责“你也配姓赵?”一样令人可悲和可笑。所以,Chen这一要求,理所当然被置之不理。应该说,这样的结局在当时的中国算是很幸运的了。换个地方,譬如说如果在北京的师大女附中,就很难说会有什么更为可怕的结局了。此人的言语措辞和举止行为,若按现在正常状态的评价标准来看(实际上即使在当时也令人感到有点),是极端“革命”和十分“激进”。记得当时有一次在他写一份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提到了“血泪”一词。他立即回复一句话:“革命者流血不流泪”,也就不采用此词。故而在班上获得“老激动”之绰号。应该说,他也可算是时代的畸形儿,只不过比我们一般人更要极端了一点。然而也凭这一点,他在刚上高中时候就入了团,随即又成为班团支部的宣传委员。

  “文革”伊始,Chen就积极参与“造党支部反”的活动,与班上那些“保党支部”的以“红五类”子弟为主的那些“主流人物”们形成了对立。到了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红八月”,“红五类”更是不可一世,一下子成了“统治者”;而“黑X类”一落千丈,只有低头“认罪”的份了。两者反差之大,不可谓不鲜明啊!而运动中观点的分歧,又成为“红”对“黑”的态度的严厉而又坚决的一大原因。可就在这个时候,Chen竟然做着我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无视当时的那些“统治者”们的淫威,擅自“串联”去了北京。

  Chen的行动,使“红五类统治者”们大为恼怒,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这混蛋简直是狗胆包天!我们“红五类”尚且还要“分期分批”才挨得到去,你这个“黑X类”居然就这样舒舒服服去了?因此在他刚刚出走时,就召集班级全体人员(还能称“学生”了吗?),大骂了Chen一通,表示待其回来后必将要狠狠整一顿;然后警告众人:不允许再有人步其后尘!

  果然,在Chen“流窜”返校后,由“红五类统治者”召集了全班规模的针对Chen此行的会议(批判会?斗争会?没有明确,但就是这个性质了)。其主要议程是:让Chen对此行作出交代;对其行为进行批判;宣布对其此一举动的处理方法。Chen的交代,除了一再表白其行为规规矩矩,以及动机是出于对毛的无比忠诚和热爱之外,别无其他内容了。而“红五类统治者”们批判的基调,无非是“身为狗崽子,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竟敢‘流窜’至北京,反映了阶级烙印……”一通陈词滥调。而其中最令人惊骇的话语是:“这样的‘黑X类’竟敢到北京去,到毛主席的身边去!我们红五类一千个不放心,一万个不放心!”如此定论,不禁使人怀疑:难道Chen是带着炸弹去北京见毛的?

  最后宣布判决(是的,是判决。这时候已经是自然而然的,“红五类”就是所在处——譬如在我们这里,就是一个班级——的当然的“统治者”。他们对这里的一切都有裁决权。对于“狗崽子”们是“不规”行为当然也有判决权,而且“狗崽子”们连“上诉”的机会都没有。)为:一.Chen必须作出深刻的书面检查(这在当时是不可缺少的必要程序);二.Chen必须在X(具体数字已遗忘)日以内向红卫兵组织交出此行的火车费。这里要指出的是:在以后“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五类”大势已去时,他们又将这笔“罚款”还给了Chen。那么,“红五类”当时收此款究竟是想将其归入何处呢?意味深长。

  十、抄家

  “红八月”的种种倒行逆施步步升级,此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抄家,可以说是到了最令人发指和感到恐怖的时刻。

  抄家是伴随着“破四旧”而出现的,它也是从北京红卫兵那里批发过来的。在北京,红卫兵对那些“专政对象”早已大肆践踏,抄家是家常便饭。只要是被认为“有问题”的,都难逃这一关,而且可以说是“宁可错抄千家,不可漏抄一家。”过去只能在电影中看到的日本鬼子或德国纳粹党卫军抄平民或进步人士家、把他们的家弄得混乱不堪的场面,现在就要出现在我们自己的身边了!

  到了上海,抄家的面目就要显得温和一些。首先,必抄的对象就控制得严格些。当然,那些很明确的“黑X类”肯定是逃不掉的。此时,到处可以看到他们的家被抄,人被揪在门口接受批斗;那些虽然并不属“黑X类”、但是被认为也有必要抄的处于边缘状态类的,对于其采取的行动在称呼上就显得较为文明,叫做“帮助破四旧”。

  而我的家,就因为父亲的死,进入了这边缘状态,险些“享受”到谁也不愿意接受的“帮助破四旧”的待遇。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八十岁的外婆恰恰在八月初因阑尾炎动手术住院,由我母亲作陪。我母亲每次去医院时带了一包毛线,以便空闲时打织。可是料想不到的是:母亲去院这些天恰逢全国大抄家达到高潮时刻,其际不断有黑X类隐匿、转移财产、“变天帐”之类而遭“严惩”的消息传来。这么一来,我家周围一些既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又富有想象力、还不拒绝以看人笑话为乐事的人,对母亲进进出出的忙碌发生了兴趣,并把它和当前抄家风中的现象联系了起来。于是,他们日夜安坐在我家的对面,密切注视着我家的一切动向,就象电影里监视特务的活动一样有趣。然而,感觉迟钝的我家里人对此毫不察觉。富有想象力的人们在认为他们的观察加上想象成熟之后,即赴我校向当时最不可一世的红卫兵作“告发”,其目的也是不言而喻的:应该立即来我家“帮助破四旧”。

  于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底九月初,作为一个年方十八、九岁的青年学生的我,面对了班级“红卫兵负责人”(还算不上正式的领导)这样的发问。当时是心惊胆颤,决定要写份报告给她,解释疑问。于是,我承受了如同解世界难题一般的痛苦。因为明知自己家里既无万贯家产需隐匿,更无“变天帐”要转移,又何以回答这“一包一包往外搬”的疑问呢?苦思冥想后终于领悟到:是母亲那包带进带出的毛线惹的祸。领悟后内心更感痛苦:天哪,今后什么样的举动才能不引起灾祸啊?

  于是,为避免被“帮助破四旧”这个谁也不愿意接受的尴尬场面出现,时不宜迟、立即写好并提交给红卫兵负责人一份阐明外婆住院详细情况和母亲所带毛线的品种、数量等等的报告。

  交了报告,全家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之中:谁也料不到等待我们的究竟是何种结局?记得在《十六条》刚颁布后不久,算是较有政治头脑的哥在来信中说:“如果早点出,父亲就不会死了。”他以为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性文件《十六条》真的能帮我们避免灾难?现在,《十六条》颁布了,我们不是还要面临如此的恐怖吗?

  侥幸的是,可怕的事情并没有降临到我们的头上。事过境迁许久,我找了那个红卫兵负责人谈话,才知道因为他们后来又作了调查,确认我的父亲是“因不明政策死亡”,同时也接受了我那报告中的解释,所以才有了我家的“避免抄家大逃亡”的结局。

  十一、我校的“八.二九”事件

  “该校十八名教师被强迫在学校的操场上爬行了几圈。他们中的女教师都被剃了‘阴阳头’。”

  这段话是我近期在网络上看到一份关于“文革”期间发生的冤案汇总的资料中,由我校提供的有关内容。它所说的就是发生在“红八月”期间的、在校“文革”史—甚至是校史上影响巨大的“八.二九”事件。但是,它说得过分简略了。单从这段话,根本体会不到该事件是如何野蛮和残酷,也看不到某种人是如何的恶毒和卑鄙。

  在“红八月”中、特别是在“八.一八”之后,有关“红卫兵”揪斗牛鬼蛇神—“黑X类”和其他批斗对象的传闻越来越多。最早是传说北京的红卫兵这样做的,后来就听说上海许多学校也在做了。其主要做法是给被斗者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再后来又发展为剃‘阴阳头’、用墨汁涂脸……至于传说中的北京那些高干子弟红卫兵极其残暴的行为,也有所闻,但是好象还没有被推广和广泛仿效。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大多数人的本性还没有这么残忍吧?

  而对于这类暴行,以毛为首的“文革”领导当局,非但没有制止,反而加以赞赏和鼓励。特别是在他们对刘、邓的“五十多天”的“错误”进行批判中,因为曾经在北大发生过“六.一九”事件(它实际上就是后来那种揪斗行动的先例),驻校工作组对这种行为持反对态度,遭到毛等人的严词斥责,并将其列为刘、邓“压制革命”的典型例子之一。由此,这样的做法被肯定为“革命行动”,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认可了这种说法;更没有什么人敢对此说个“不”字了。在“八.一八”,毛又发出“要武嘛”的号召,更使红卫兵浑身的劲都发作出来了。尽管《十六条》和稍后“副统帅”林彪都提到“要文斗,不要武斗”,可这些在前面的“光芒”下,显得是那样苍白无力。在这样的氛围中,再又没有什么人和组织、机构能够制止这种现象的继续和蔓延,特别是各级领导大多已经处于失控和瘫痪状态了。

  八月二十九日那天早上,我如同往常一样来到学校的自己教室里。刚刚坐定下来翻开“学习文件”时,就听到有同学来报道说在操场上已经在揪斗“牛鬼蛇神”了。于是我们都出去观看了。

  那种场面,我也不想多叙述。因为:一.太残忍、太丑恶,不想多谈(我清清楚楚记得:在我走过教师办公室时,看到那些尽管没有挨到揪斗的老师们脸色惨白,显得极度失魂落魄和恐慌);二.它也只不过就是仿效先前听到外面的那些做法,毫无“新意”和“创造性”,不值多谈。我只想说几段情景。

  一是:我看到积极参加揪斗的人中,既有“保皇派”,也有“造反派”;既有平时被认为是“粗野”的,也有所谓很“正统”的。这是为什么?

  应该说,我校发生这次野蛮的揪斗事件,要比其他学校要晚了很多时间。这样,我们学校在当时处于被校际舆论认为是“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太深,缺乏革命造反精神”。这种状态,给我校那些积极投入这场次“革命运动”(至少是自以为)的人心理上很大的压力和刺激。因此可以说,他们迫不得已也要搞这次揪斗。这一点,我从他们中的那些领头的人在揪斗时的表情也看得出:他们一边在挥拳呼口号,一边也还在制止那些低年级的学生很过火的动作。看上去,似乎是在应付般地在搞。啊,尽管他们心底里的良知尚未泯灭,但是在“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观念的高压下,这一点点人性的亮光,也只能被严严地压抑着。

  还有,历史资料中所说的“他们中的女教师都被剃了‘阴阳头’。”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它说的是在我刚进校时的班主任Zhang老师的遭遇。当时的她是十分可亲可爱,全班同学都很喜欢她。 “文革”前夕,不知为何传出她和一小男孩“搞流氓”的流言。而到了“文革”爆发时,这竟然成为她被攻击的主要原因。她也就此成为校内被写大字报较多的教师之一。

  八.二九那天,她本来是请病假在家消息。当学生要揪斗教师时,也曾经到她所在的语文教研组办公室找过她。在得知她病休在家时,他们也就不再说什么了。然而,她的同教研组的一名以捍卫党支部领导的坚定性闻名的教师Wu,此时却作出令人难以理解其动机的举动:他马上打电话给Zhang老师,说学校有很重要的事情,必须马上到校。而实际上,他本来就根本没有这样的义务要发出这个通知的,也并没有任何领导要他这样做过!

  就这样,Zhang老师抱着病体赶到学校,来到了揪斗的现场。这倒使在场的学生大出意料: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病休的她会在这种情况下赶来,因此也一时束手无措。僵了一会,可能有人想:她既然来了,不搞她一下恐怕也不行,这似乎对其他被揪对象“不公”吧?于是也将她的头发剪了几刀,令其也和他人一起爬一下。

  可怜我们的Zhang老师,一位善良、单纯的青年女教师,她来校时根本就没有想到“重要事情”是会这样的!她的心理和精神根本承受不住这样的羞辱和打击。一经此事,她的精神就此失常了!

  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震惊。看起来,就是Wu的一个卑劣的电话,改变了Zhang老师的一生,这仿佛有点偶然的。然而实际上,我们遇上了“文革”,什么事情就都不会是偶然的了。不是这样倒霉,就是会那样遭殃。只要是生活在其中,就肯定免不了厄运。

  也正如很多人所说,“文革”这样的大动荡,是人们“表演”的舞台,它能够使人的真善美和假恶丑得以充分暴露。Wu的一个电话,就是向我们展示其本性的一次表演和暴露。

  然而,我感到值得庆幸的是:就在揪斗行动刚刚结束时,很多师生聚集在校门口议论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尽管他们还不敢从根本上否定其,但还是通过较为含蓄的和隐晦的话语来进行抨击和表达不满。譬如,他们说:“让他们剃着‘阴阳头’出去,这不和奇装异服一样影响很坏?”用这样的话,反对把这些被揪者搞得这么狼狈。因此,揪斗者只得把被剃了头的老师的头发修剪整齐后,再让他们回家。

  那位先前有些令我不满的校领导Xu,这次也被揪斗了。而他这一回的表现,却使我对其的反感大为减少,反倒肃然起敬了。

  令我对他看法改变的是后来的一张“揭发”他的大字报。那张大字报“揭发”说他在八.二九的当夜,居然一家家走访被揪斗的教师,告诫他们不要“胡思乱想”。

  你想,一个自己也被揪斗、也被剃了“阴阳头”的人,却还想到自己的领导职责,还去做其他人的思想稳定工作,这样的品格无疑是崇高的,这样的人,怎不令人尊敬?因此可以说,是在他的这种人格力量的感染下,除了我们的Zhang老师发生了那样令人惋惜的悲剧外,其他老师都能够稳定下情绪,平安度过了这一关。由此我也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如果也能遇到这样负责任的领导,也许就会避免这样的悲剧了。

  而令人可鄙的是:那张大字报竟然把这种行为说成是“与牛鬼蛇神搞秘密串联”,实在是人妖颠倒!而更加值得深思的是:这样的“理论”和逻辑,在当时公开宣扬时,竟然被大家感到是说得蛮正常,可见当时已经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但使人欣慰的是:尽管没有人能够斥责这样的歪论,却也没有见到有什么人附和它。这也说明大多数人心还是倾向于正义和真理的。

  十二、 Qin事件轰动学校

  有关我校“文革”期间的冤案汇总中还有这么一句话:“文革中,英语教师Qin(我在此处匿去原有姓名)自杀身亡。”

  Qin是死在“文革”中稍后的“清理阶级队伍”期间。他曾两度在校引起轰动:死时是一次(在以后的篇目中叙述);还有就是在“红八月“中。

  Qin的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军官”,其性质之严重不言而喻,无论如何是逃不脱这次抄家的。问题是:仅仅因此被抄家,在此时也算不了什么大事情:这样的人,不说是很多,但也不能说很少。严重的问题在于:在抄家中竟然发现了Qin本人的一本“反动日记”!

  如果毛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之说成立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可以套用这句话说:“利用查日记抓出‘反革命分子’是毛一伙的一大发明。”给全国人民印象很深的是:这个“发明”的最早时间,应该是在抓“胡风反革命集团”时出现的。因为从那时起,国人中原来有写日记嗜好者就纷纷投笔了。原因是:要深刻汲取胡风们因日记成为反革命的教训。可是我们这位天真可爱的Qin,偏偏是属于那种没有汲取教训的一类人,还在写这带来连天大祸的什么日记,真是要命。当然,即使是只写给自己看的日记,在那时候也没有人敢写什么露骨冒犯当道者——用当时的标准用语,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话。——我们的Qin,在这方面当然也不例外。不过,发些牢骚、对现实中的某些方面有不满的情绪,那肯定是免不了的。否则就不是什么日记了,而是可以公诸于众的政治学习报告了。

  现在,Qin的这些内容到了唯恐抓不到反革命的“毛的红卫兵”手里,又是在这一切都要被毛泽东思想这一“革命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无限上纲的时刻,那些牢骚就成了地地道道的“黑话”,不满情绪就成了反革命立场。

  于是,他们立即大张旗鼓地渲染此:在面积不小的生物实验室摆开了一个《Qin家庭反动罪证展览》。在那里列出了抄家获得的被认为有“反动症状”的物品,例如:匕首、皮靴等Qin父在国民党军队中时用过的一些物件。而最醒目的是突出其日记内容:不但把日记本一页页分开列出,还在墙上用大字加以说明和评论。这是因为:Qin,此时恰恰又成了“血统论”正确无比的佐证了:瞧,狗崽子(当时对“家庭出身不好”人的诬称)就是这样继承反动老子衣钵的。于是,他们更有理由以“血统论”为武器,残酷地迫害群众。

  值得一提的是,身为北京清华大学学生的Qin弟,竟然在此时到我校为Qin作辩护、否定校红卫兵的种种做法,使他们一时很没有面子。我觉得其精神和勇气可钦可敬。他多次与那些“红卫兵”辩论,甚至在全校大会上,登台进行这样的争辩。尽管不清楚其动机和目的何在:实在不知他到底是沾染了北京红卫兵的“霸气”,还是在心底里蔑视包括我校的那些红卫兵。但我想当时的他,肯定是不会忘记那最重要的自己的家庭出身吧?而却在如此的政治气候下敢这样做,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而据我所知:事后,我校红卫兵也并没有怎么为难他。

  以上,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我亲身经历的“红八月”。

  XU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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