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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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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PING:苦难到头了--我的“文革”回忆

作者:平民感受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年12月29日

本站发布:2011年12月29日

点击率:968次


  文前说明:

  本文与前面已发出的几篇有着很大的时间跨越:从“文革”的初期一下子谈到它的末尾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间那段时间,没有什么内容可谈了。确实,对我而言,中间那段时间的波澜不是那么很大了。但是,还是有些内容可谈的。只是我自己的思绪还没有理得很清楚,以后有时间再作考虑吧。

  本文所谈的内容,恰逢最近国际上发生的大事件与之相似,有些网文也在将两者联系起来在谈。我乘此机会发出此文,也是觉得对照联系看看,还是挺有意思的。

  顺便说明一下:我是在高中毕业后的两年——1968年被学校分配在外地工矿。在上海代训三年后,于1971年去了湖南邵阳。邵阳这个地方本来没什么名气,今年因为计生办贩卖婴儿以及渡河沉船两案件而狠狠地出了一下名。

  苦难到头了——我的“文革”回忆

  前言

  几十年的生活经历,特别是“文革”这样的经历,使我对那些千百年流传下来的那些“老古话”的正确性越来越有了深切的体会。

  “再大的苦难也会到头。”这句“老古话”,十年“文革”的结束又使之得到验证。

  毛泽东在得到充分的和无法再超越的吹捧时,有一句再肉麻不过的话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里的“新中国”,假如只是特指“这个样子的中国”,也不算错;而假如“新”有褒奖的含义的话,那这句话就既没有事实根据,又没有任何道理。而如果要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革’”,那就完全正确。可以相信:如果没有毛泽东,任何其他人都会不出“文革”的。大灾难“文革”是随着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这既是他一贯自我标榜的,又是事实)”而来,也随着他的死亡而去了。

  “文革”十年,毛作恶多端,恶浪一波接一波。受尽折磨的中国广大民众都天天盼着:这种日子到哪天是个头啊?

  可是,想要毛自己发善心停止作恶,是不可能的。但是,终究毛的生命并不会如他的意愿和人们的有口无心的口号那样“万岁”和“万寿无疆”的。他不想终止作恶,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老天来终止他。

  “多行不义必自毙”。在造神运动最疯狂的“文革”初期,有个“医学专家”预测过:毛可以活到104岁。不排除这里有吹捧的成分(当时谁敢说他只能再活十年?),可依据毛当时的健康状况,没有活到83足岁,其寿命总不能算长的。这怪谁?绞尽脑汁搞“文革”的多行不义、特别是搞出个林彪而使自己大大地折寿,说是自毙不算过分吧?

  在他灭亡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被他一手捧上天的老婆江青在政治上也灭亡了——这一事件当时被称为“粉碎‘四人帮’”。事后想想:这也合乎情理。可在当时,却完全出乎许多中国人的意料之外的。因为毕竟十年来,江青等一伙猖狂至极,似乎已经在中国最高层坐稳了交椅。因此这一突变的发生,在当时引起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震动……

  毛泽东死了

  1.收听重要广播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那天,是我们厂的休息日。午后,厂里比较正式地向厂区内职工、家属传达:下午四点中央电台将有重要广播。这一异乎寻常的通知,引起人们的纷纷猜测。当时,毛的健康状况人们当然是有所感到了。因为早在五月份,社会上就在流传毛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时昏倒在地的消息(当然只能是“小道”的)。而这一“小道消息”在稍后的一部正式放映的关于这次会见的纪录片中得到了证实:通常的领导人会见外宾的电影,总是包含整个会见过程,即宾客的到来、双方入座谈话及外宾离去时握别的画面,是最基本的内容。而这部影片只拍了毛坐下与布托讲了几句话,接下来的镜头就是陪同会见的华国锋送布托出门了。应该说: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几乎与之同时,中央向下正式传达:毛今后不再会见外宾了。这就更加明确地宣布了毛的健康大成问题。

  可是,当时大多数人并没有预料到这次广播是他的事情,而是猜想的另外一方面的事情:地震。因为仅仅在一个多月前,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唐山大地震,引起中国民众普遍的恐慌。这一个多月来,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地震事情,到处是身边要发生地震的谣传,而宣传机器对之又不置可否,人们心里实在没有底。因此现在听到中央电台要有重要广播,就估计是与之有关。我就在猜想:是否对地震问题有什么要说明,以稳定人心。

  到了下午四点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罕见的极其沉重的语调宣布播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书》。一听到这句话,人们顿时明白是这回事:毛死了。当时的也并没有特别感到意外,因为事实上已经作了铺垫。

  应该是根据事先的布置吧,尽管是休息日,厂宿舍区大马路边的广播大喇叭全部开出。因为当时大多数人家里没有收音机,所以许多人都出门站到路边聆听广播。他们的表情都显得很凝重——当然,相信有很多人是出自内心的,但即使内心不是这样的人,也不可能作出相反的表情来。

  在收听这个重要广播的时间里,曾经发生了震惊全国——甚至可以说震惊全世界的一桩意外,虽然它发生的时间只是短短的大约十几秒。在播出这个《告全国书》第三遍结束的哀乐之后,竟然出现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的一句话:“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

  这使在收听的人们大为吃惊:竟然会在要为毛轰轰烈烈送终的时候出这样的错!是什么原因?是播音员读错了,还是播放错了?但是无论如何,都使人觉得不可思议。尽管当时的普通老百姓对于电台的具体工作程序不可能了解得清楚,但是有一点肯定是明白的:这种工作程序是极其严格的,特别是对于政治方面的内容更是如此。当时无论是什么内容的广播,全部都是录音后、经过严格的多道审查后才播出的。对于政治味道极重的新闻广播,更为重视,丝毫不允许出任何差错。可偏偏在这极其重要的日子里,竟会出这样的千不该、万不该出的差错,实在令人百思不解。

  当然,在当时信息极其封闭的状态下,事情的真相是不会公诸于众的——根本不需要你们芸芸众生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但是,芸芸众生还是想了解的。既然官方正式的消息没有,那小道消息、各种谣传就满天飞了。而这个事件的真相,是直至近两年才被透露出来了(主要是在网络上才能看到一些有关的内容,在主流媒体上还没有看到过):是因为当时录音选用人员和审查人员多方面、多关卡的差错造成的一个工作失误。

  而且,这个差错的严重性还在于:它竟然在今天的日子里把“周恩来”这个名字端出来,更使人产生各种遐想——要知道:周恩来这个名字自从他去世后至今,一直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名词。敏感之处在于:自从周恩来死前不久开始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特别是批判了“四.五”天安门事件中那些“反革命分子”“打着周恩来的旗号反对毛”以来,“毛周绝不是在一条道上”这个概念已经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提到周简直就是否定毛,就是站在邓路线一边。而对于这些,公开的宣传是肯定不会向大众坦白的。可今天却会,……实在使人瞠目结舌。

  事后,冷静地想想这个问题,冥冥中让人感到:这样的意外会发生,可以说是一种天意,是老天对毛违背民意否定周的比较务实作风和在周死时冷落他的行为的报复。

  因为如果说是工作失误造成这样的结果,那么更加容易出现的名字就不应该是周,而应该是朱德。因为朱德是仅在毛之前两个月去世的,而周却要早八个月。要说播放哀乐,朱德去世时同样是用的呀。为什么没有用朱德去世时用的哀乐?如果说一定要用周去世时用的哀乐,那么在朱德去世时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呢?

  从最近透露出来的内容中我们才知道,当时竟有许多人——甚至是一些省委指责甚至抗议这个事情的出现,提出要揪出“阶级敌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难以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想象力会这么丰富,一看到什么现象就要想到有阶级敌人存在?怎么就能这么快把这个事情和阶级敌人联系到一起呢?看来,至今还极其“热爱‘文革’”的就是这样一批人,他们是以整人为乐。

  2.规模空前的“悼念”活动

  接下来,就是一个规模空前、为时最长的“悼念”活动——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个活动的规模完全可以够得上创造吉尼斯记录的了。毛泽东统治中国二十七年,给人民带来那么多苦难。现在他临死下来,却还要让人民受这么大的难!不过,今天换一个角度来看就要这么想:终于能够送走这么大的“瘟君”,搞这么大的一个仪式,还是值。

  听完《讣告》的广播之后,全国全民的“悼念”活动就着手进行了:从上到下都要布置灵堂、扎花圈、剪黑纱……忙得“不亦乐乎”——对了,这时候绝对不能用这个“乐”字的。可是,能够用“苦”字吗?也有问题。

  灵堂的布置可以称得上是极其考究和隆重的。厂里的大礼堂就成为灵堂了。不要看当时的领导者在搞经济和办民生有关的事情慢吞吞的,什么都要慢三拍。可在这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方面,却真正是雷厉风行。广播的隔日,厂里就组织人打扫,随后就进行规格不寻常的装修——请注意:在当时,寻常老百姓还没有什么人知道“装修”是怎么回事情呢!当我们第一次进入布置完毕的这个灵堂进行“悼念”时,不由得为其豪华和漂亮的程度而觉得眼前一亮。

  就这样,一次次在车间里、在厂礼堂里,直至到市里参加“悼念”。形式一样、内容一样,一遍又一遍重复播放哀乐、念悼词、向遗像鞠躬……大家都明白这是在演戏,但是谁也不敢挑明这一点,还要演得很象。

  各单位集中到市里参加“悼念”,队伍排得见头不见尾的。每放一批人进入悼念大厅,后面的人继续排着。与我同车间一女工,刚巧挨到她被截止住了,于是下意识地笑了一下,立即就遭到旁边工作人员的厉声呵斥 。

  昏天黑地,这样的活动一直搞到九月十八日最高规格的首都追悼大会的举行,全国跟着同步进行完毕为止。

  这样的“活动”,对于一般人——或者说平常人来说,或许算不了是怎么回事情,甚至可以少干点活,乘机偷点懒呢。可对于某种人而言,实在是一种很大的受罪。这“某种人”中,对我而言了解最清楚的是:孕妇,因为我的妻子就是。

  我的妻子在六月底怀孕。到了这个不平常的日子里,妻子怀孕两面个多月,正是孕征反应最厉害的时候。起先,那些“悼念”活动她是一次也不能拉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她不想过分渲染自己的孕情;二来因为政治的高压,实际上也不可能随便提出“免悼”的。

  可要这样和平常人一样到处要走,又要站立大半天,实在是受罪。带着身孕的妻子,而且本来就特别容易犯晕。那些整天响着的哀乐,让她听得脑子直发涨,以至于在此后她一听到《国际歌》就会犯晕。终于,在一次“悼念”时她真正地晕倒在地了。事后,还有的爱调侃的朋友戏说:“这是因为毛逝世太悲痛了。应该呼一声:‘毛主席啊,你不能走啊!’,再晕倒。”当然,这些话也只能在再后来才能说的。因为有了这次晕倒事件的发生,而且知道了她的身体情况,领导才发了慈悲,免去了最沉重的负担——九.一八的全国追悼大会。

  每次“悼念”时,群众向毛的表白—— “宣誓”之类总是免不了的。在厂里的“悼念”前,每个小组都要准备好悼词稿。我们小组的拟稿任务就交给了我。

  本来,要应付这样的稿子是一件非常轻而易举的事情:在那个年代,政治方面的“写作”最容易和最保险的做法,就是一个字:抄。在后来总结这个时期的文章是: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江青控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写作班子,它在当时可算是写批判文章的第一号权威,全国都要“学习”和仿效)如果我抄一篇报纸上的这方面内容,我就可以不费力就完成任务。可偏偏此时,由于自己对当时大张旗鼓进行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极度反感,于是很不甘心就写这么一篇官样文章式的宣誓,想在其中加上“四个现代化”词语,不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然,这样做的话,很显然是在与当时的政治“主旋律”唱反调。

  可经过长时间的思来想去,我还是惧于政治的高压,怕带来麻烦,最终还是选择放弃这个做法,作了一篇太平文章作罢。还是什么“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之类屁话。

  事情弄得这样,自己也觉得实在窝囊,心情很糟糕。于是在自己写给妹的家信中发了一下牢骚:“最近一直在搞悼念,真是要搞得人昏头昏脑……”

  按照平常,如果家里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妹应该会过一段时间再来信。不料,就因为这么几句话,没过多少时间她就写来一封信。信中以极其严厉的口气教训我:“不要乱写话!上海最近有一人就因为讲了一些政治方面的话,被抓进去了。……”

  平时,写家信讲几句牢骚话总是有的,妹也并不当回事。没想到这次竟会引起她如此大的非议,我感觉到她是极为惊恐的。我远在外地,不清楚上海发生的事情的具体情况。但是从妹来信的口气可以想象:上海此时制造的政治恐怖有多么可怕。……

  瞧瞧吧,这就是那些“文革”热爱者和积极吹捧者们心目中的“文革”的民主!不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怎么了?一党一派搞的一项政治运动,为什么一定要全民必提,为什么不提就要算犯罪?提了“四个现代化”又怎么了?这本来就是你自己提出的口号,说不让提就不能提了?联想到张志新被割喉咙,是因为怕她在临处决时喊诸如“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更可见“文革”的“民主”是什么!一个小民在提和不提这种性质的口号时还要这样战战兢兢、顾虑重重,这是什么政治环境?!

  在这悼念活动频频举行中的某一天晚上,我的六、七位同事们聚集在我家。因为毕竟出了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极其巨大的事情,难免要议论一番。当然,由于聚集的人数较多,每个人都不可能真正将自己的心里话都说出来,特别是如果对当局的“不同政见”,更不会公开表露的。大家至多只是对有些问题较为含蓄地表明自己的观点。

  大家围着我的那台破收音机听了一会儿关于悼念活动的报道。总的来说,大家虽然估计中国的政治局面在毛后一定会有些变化,譬如某些方面一定有所降温,但是基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大会发生大的变化,因为毛的作用和影响实在太大,无论谁掌权,都不可能对他定的东西作太大的改动。至于未来的权力中心班子,大家认为也就是这几天一直在悼念活动中露面最多的这些人了。当然,大家也感觉到他们之间并不是很和睦和协调的,但是将就共事一段时期,恐怕谁也无法避免的了。

  夜里,当我躺在床上还在想这些事情时,对妻子说了一句:“想想还真有意思。”

  妻子却说:“这些事情,多想它干什么?”

  我说:“你想想:他本来是多么不可一世,想把国家弄得怎么样就怎么样,想把老百姓弄得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真的以为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吗?现在老天要他走,他就无能为力了,就只好走了。这不很有意思吗?”

  妻子听我这么说,倒也觉得有点道理。可我这番话,也只能此时对妻子说说。在晚上大家聚会时,谁会这么说?可谁担保没有人会这么想?

  确实,当时谁都没有料到: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我们估计的那样。事实上,就在毛之后不久,路线、方针和政策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权力中心班子大动荡,更是令人感到惊心动魄。

  四人帮垮台了

  1.闻讯

  十月十三日,这个日子特别清楚地留刻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因为在这天,我获知了对中国来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国庆节过后没几天,我因为脚癣发炎病休在家,早晨也不急于起床。这几天的这个时间都把那破收音机的频率对准了《美国之音》。前几天都听到了一般性的消息和评论,譬如主要是对中国毛后政治局势变化的预测,也没有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内容,所说的话也是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而这天的头条新闻,令人大为震惊。其原话我几乎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中国总理华国锋下令逮捕了毛泽东的遗孀江青和她的同事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

  勿庸置疑:任何一个中国人刚听到这样的消息,无不会目瞪口呆的。

  江青,毛的老婆,自“文革”开展以来是那么的不可一世,甚至到了谁炮打她谁就是反革命的地步。固然,“文革”尽管有过林彪从不可一世到臭不可闻的“奇迹”。然而,江青此人毕竟又有着林彪不可比拟的“伟大领袖的妻子”的身份。尽管在之前一年,那些“道不同”的老干部们也曾经借《红都女皇》事件狠狠地羞辱了她一番,可最终也不了了之;虽然大家都想到过:一旦她靠的大树倒了就难说会怎么样了。可毕竟大树倒了还不到一个月呢,这事情发生得真有点出乎意料。

  这个消息,对于任何一个饱受毛的专制暴行——特别是“文革”煎熬的而有良知的中国人,无疑是深感欣喜的,甚至比毛死的消息还好些。毛是死了,但是如果他的那套东西还能保持下去,那对中国人民来说,则是苦海无边。而能够使毛的货色继续保持下去的最好的状况,那就是由他的亲信来继续执政。这样的人无疑是会真心实意地坚持他的货色。这是因为:一.他们的亲信身份决定;二. 从他们自身利益出发,他的那套是他们立足的依据。现在,毛很明显一心要扶植的老婆倒下去了,那么,他的那套东西要长期保持下去的可能性就会小多了。何况,既然处于权力顶峰的华国锋要把毛妻赶走,那么他显然是会走与毛并不相同的道路的。尽管之前一再发生这个倒台、那个被打倒的事情,可那些都是在毛掌控下进行的,对国家政治局势没有产生任何根本性的影响——要说有点影响,恐怕只是越变越左,老百姓越来越受苦。譬如在林彪刚倒台时,批了一下极左。可没过多久,就又变成批他的“极右实质”了。就这样,在毛泽东的生命走到终点的时刻,中国也走到了左的极端。可这次政治局势的变化,则使人预感到今后的路线、方针、政策与过去肯定会是有所不同的。

  想到这些,心里不能不感到很兴奋。有了兴奋感,是很想与人共享的。可是在想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人时,前不久在“四.五”之后“严厉追查反革命谣言”的情景,顿时浮现在眼前了。要知道:收听《美国之音》可是个大问题呀!左思右想,除了只能告诉妻子外,没敢告诉外面的任何人——这也是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生中最窝囊的事情之一。

  大约在那天后过了三、四天,与我关系很密切的同事L来我家“探望”我了——至所以给探望一词加上引号,并非他的探望不真实,而是我见他进来就预感到他肯定是知道了此事而来的,这也是他这次前来的主要目的。

  果然,他寒嘘了几句后,就把话题引到主题上了:“听到一个消息,……”至此,我还不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不过也没有作出乍闻的惊讶表情(这样做,恐怕太假了吧?)。就这样,我们顺着这个消息谈了些对今后局势发展的估计。

  就在那几天中的一天晚上,厂里放一场电影。在正片之前所放的一部新闻纪录片中出现了王洪文的镜头。观看的人并没有什么异常反应,说明知道这个消息的人还不多。我看着银幕上的这个造反大王,不由得有些感慨:风光一时的“中国政治明星”,你还是逃不脱垮台的命运啊!

  这样的政治巨变,肯定要给国家和民众带来巨大的影响。果不其然,才过了没几天,这种影响就发生了,而且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2.凌晨的呼口号车队

  也就在那个时间里的某一天——反正是在这个消息还没有被官方正式公布之前的日子——凌晨,天色还蒙蒙亮的时候,我被一阵阵的口号声和汽车的发动机声唤醒。

  行车的马路离我居住的房子还隔开两排房子,但是那行车的喧闹声还是强有力地传到我的耳中。从声音听来,汽车的数量大约有七、八辆。

  车上的人呼着“打倒王洪文!打倒张春桥!打倒江青!姚文元!”呼声在空中震荡,显示出一种极其可怕的威慑力。

  在“文革”中不时进行示威、游行,呼叫一些“打倒XXX”的口号,都不足为奇了。可象这样一大清早出动车队,周游市区,高呼着打倒官方尚未宣布倒台的最高权力班子中人物的口号,却是前所未闻的。我暗自想:我倒是事先已经获悉这个消息的了,所以闻之还不会太觉得惊讶。不知那些还不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在听到这样的口号声时,会怎么想?反正要是我,那就简直要怀疑是发生政变了!不象吗?

  事后才知道:是邵阳当地的“保守派”搞了这次活动。

  “文革”期间存在于各地的保守派,是指那些在当权派成为运动的斗争对象时,与他们站在一起、同情他们、甚至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这里所说的当权派,一般是指当地的,但也可包括到中央的。)“文革”期间,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因此政治形势翻来覆去,变幻莫测。毛是一心要进一步巩固权力、地位(包括历史地位),因此才不惜血本、甚至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前途当作赌注和牺牲品,搞出这场惨绝人寰的“文革”闹剧,意图整倒横在他面前的当权派。可对他而言,事情并不可能始终一帆风顺的。有时候当权派俯首听命,毛搞起来就觉得顺风顺水的,毫无顾忌;而有时候当权派被搞急了,就也会狗急跳墙的。而毛本是个搞计谋、权术的大行家,是个搞权力平衡的好手。他在这方面堪称是艺术高超,他才不会笨到只会一味地死整人的地步。如果是这样,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毛泽东了,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多的“大手笔”了。在这样的时候,毛就会让当权派抬抬头、喘口气,甚至可以得势一时。于是,与当权派休戚相关的保守派的命运也随之发生变化:当权派被整得厉害时,他们也跟着倒霉;当权派日子好过一点,他们也就神气一点。而这一时期正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得甚嚣尘上,正是当权派 “运交华盖”的时候,所以保守派也感到十分压抑。现在,他们听到他们的死对头“造反派”的总后台“四人帮”垮台这样的消息,怎不使他们乐得心花怒放?因此,他们这样迫不及待地凌晨出车欢呼,还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这还仅仅是这伙保守派“欢呼”活动的开头。令人意想不到的后面发生的更大、更令人无法容忍的作为还在后头呢。

  3. 保守派大闹EFJ

  自那天直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公布之后,保守派的这种组织车队周游“欢呼庆祝”就一直不断进行着。也许是根据“‘四人帮’是造反派的总后台,我们和造反派作对也就是反‘四人帮’的英雄”的逻辑,保守派在这些日子里四处耀武扬威。也不知道他们的工作岗位究竟是在哪里,总不见得这样驱车四处溜达就是他们的工作?可是这样脱离工作岗位,和“四人帮”搞的“革命压倒生产”,又有何不同?

  他们的车队经常“光临”我们的XYJ 厂和相邻的EFJ 厂,而且摆出一副唯我独尊的架势:想兜到宿舍区哪里就由它到哪里、想进生产区就得打开大门敬请入内。我们这两家厂是当时的“三线”厂,人员大多数来自外地。按照“强龙难斗地头蛇”的“规则”,是没有什么人会与他们过不去的,何况两家厂也根本就算不得是“强龙”。可是,终于有一天还是出事了。

  那天,他们的车又到了EFJ 的厂区里。正巧一个长沙伢子(青工,湖南称呼小孩为伢子)与他们的车擦身而过。不知是车速惊动了他,还是他对这些人的这种气派感到厌恶,他随口用湖南话骂了声娘。长沙人本来就比较蛮横,又是看不起邵阳的,再加上他们觉得到了你邵阳地方又没有什么好忌惮的(不像我们上海人,到了这里举止十分谨慎),因此才会这样做。

  这一来,让车队的这些邵阳保守派正中下怀。他们本来就是想找机会发泄一下扬眉吐气的情感。可这两天到XYJ 厂和EFJ,人们见到他们就退让三分。他们就像拳打棉花团,有劲没处使。现在这个长沙伢子的一声骂娘,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施展拳脚的机会。这伙人顿时下车,不由分说地将他痛揍起来。

  然而,毕竟这还是在EFJ的厂区里。他们这样在人家厂里打它的职工,引起厂里很多人的反对和指责。特别是引来大量同厂的其他长沙伢子,他们可不是吃素的。一群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血气方刚,见自己的同乡受欺,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再说,武斗本来就是“文革”中的家常便饭。于是,一场全武行就在所难免,直打得这群本欲“扬眉吐气”的保守派抱头鼠窜。

  可是,EFJ毕竟身处邵阳,真正的地头蛇还是邵阳人。

  不多时, 吃了眼前亏的邵阳保守派马上纠集了大量“战友”们来到EFJ“大显身手”:能抓的人——特别是长沙人见一个抓一个、能打的就痛打一顿、能砸的玩意儿就给砸个稀巴烂!厂区到处是他们刷写的“砸烂‘四人帮’在邵阳的黑窝点——EFJ!” 之类标语,充满了一片恐怖的气氛,充分体现出他们“造反的保守派(为何如此称呼?且看下面分解)”的“英雄本色”。

  在这样“英勇”的“革命派”面前,EFJ的大部分普通职工只能望而生畏了:长沙人无疑第一个采取逃离;本地人就乖乖地躲在家里;我们这些上海人,尽管是住在厂区家属宿舍里,可一时也无处可去。只能战战兢兢地祈祷:最好什么坏事也不要发生。至于厂里的生产,那根本就免谈了。

  厂领导实在无计可施,只能向地委领导求救。地委领导一听那伙人把邵阳最大的这家厂搞成这样,勃然大怒。他立即责令他们的头目Wang必须马上全部撤出,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这本来是在“文革”中当权者对造反派使用的语言,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四人帮”刚刚垮台的时候,却对着一伙“保守派”使用了。然而,毕竟政治气候不同了,再造反也不吃香了。这伙人无奈只得悄悄地收兵了。

  这幕闹剧就此结束,可邵阳保守派的活动并未就此罢休。他们自恃在“文革”中对抗造反派、维护“老干部”的地位有功,甚至自我感觉是“粉碎‘四人帮’”的功臣。因此,之后他们不断地向那些在台上的“老干部”们邀功请赏,企图某得一官半职。然而,他们的努力只是如水中捞月一场空,当权的“老干部”们对此是毫不理会。其主要原因是:一.他们认为自己坐的位子本来就是应得的,你保守派所起的作用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二,最主要的是:上头(特别是在最上头的邓小平)的好恶所决定——邓根本就对这些保守派全无好感。

  因此,包括邵阳的保守派在内,全国的保守派自“四人帮”倒台起的一段时期里不断地在闹。而其中邵阳保守派表现可谓尤其突出。可当地的当权派尽管未分一羹一汤给他们,但看在“文革”期间的“友谊”份上,对他们的胡闹也就睁一眼、闭一眼,网开一面了。直至1983年的两会前夕,他们在铁路上拦截火车、阻挠上京准备参加会议的“代表”而惊动了最上头。这使得“龙颜大怒”,下令对他们不能再客气,他们的政治寿命也就划了个句号。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为此发表报道,题目是:《全国的“文革”搞了十年,邵阳的“文革”搞了十七年》!而邓有名的“两派都是错误的”话也针对此事发出的。

  后语

  毛泽东归西了,“文革”闹剧收场了,中国民众最苦难的日子也过到头了。从本人此刻在中国的中部一个小城市里的这段经历也可看得出:十年“文革”的印迹,不可能一下子消退的,甚至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除的(不是直到现在还在发生严重的影响吗?)但是,终究中国民众经受最大的苦难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了,历史总是要朝着真正符合人民意志的方向行进的。十年“文革”闹剧的收场说明:真革命也好,假革命(譬如“文革”)也好,该发生的总归得发生;不该发生的,即使硬被发动和领导起来,也总归得终结,而且只能落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结局。

  XUPING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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