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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研究中的几个观念和方法问题

原标题: ——以福建事变的应对策略为中心

作者:杨奎松

来源:苏区研究

来源日期:2020年08月10日

本站发布:2020年08月09日

点击率:112次


    提要:借助俄国档案的陆续开放和翻译出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尤其是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相对于已经公开的俄国和中国档案文献史料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还明显存在诸多薄弱之处,距离学术研究,特别是学术性的历史研究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以福建事变期间“共产国际”策略和作用问题的研究为例,面对大量新开放的档案文献及说法各异的回忆史料,相关研究应在方法上与观念上,具体而言,应在档案解读和史料运用方面,有更进一步的推进与深化。

关键词:共产国际;中共;福建事变;十九路军;统一战线

作者简介:杨奎松,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41)



在中国,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史的研究是在1978年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最初阶段,这一研究还明显地带有传统的以论带史的色彩,研究者多为党史工作者,研究目的主要集中于论证毛泽东独立自主路线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等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客观看待共产国际与中共两者的关系,包括揭示诸如中共成立及统一战线政策策略变动离不开共产国际等研究,还很容易受到批评。但近些年来,随着大量共产国际档案文献的开放并被译成中文,也由于传统党史研究方法受到史学研究方法的有力冲击,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讨论,明显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包括一些官方党史研究工作者也认识到,对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不仅需要做史实还原的工作,而且需要将其进一步深化,因为很多问题“都是很值得研究”和需要仔细辨析的。比如,对长期作为中共上级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和意见,包括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变革等方面种种基本政策策略的提出和影响的问题;其统一战线政策策略的反复和变动问题,不同时期共产国际为什么会提出这样或那样的主张;面对中国的具体事件和具体人物,共产国际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和意见;不同时期联共(布)中央对共产国际政策方针的具体影响是怎样的;就实际操作层面而言,中共的哪些做法与共产国际政策方针是吻合的,哪些是不吻合的,为什么,等等。李忠杰:《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研究专题》,《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近几年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陆续涌现,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能利用新的档案史料,提出或揭示出新的史实,因而也做出了不少新的历史解读,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但也不难发现,在一些注意运用史学研究方法做出的新的研究中,还是存在着不那么符合历史研究要求的旧的说法和旧的观念。比如在发现并肯定苏联、共产国际曾努力向中共提供各种“无偿的”援助的情况下,研究者们大都会去讨论其意义问题:一方面承认这种援助对历史上的中共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也委婉地同意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云云;但另一方面,研究者们几乎都会补充说:“我们也应该看到,苏联、共产国际在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进行军事援助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是基于自身利益和战略需要考虑的。”或者说:“这种援助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袁媛、陈荣达:《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援助研究》,《红广角》2011年第10期;马晓华、张泽宇:《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军事援助述论》,《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8期,等等。同样地,对于那些从传统党史角度来看,共产国际和中共方面都明显犯了错误并遭受了损失的历史事件,即使在利用大量新史料揭示出诸多新史实的情况下,不少研究者也还是习惯于下判断、作结论,坚持把这笔历史“旧账”算到共产国际的头上去。正如本文拟讨论的福建事变过程中的“共产国际”问题,就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

依照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传统党史对1933年下半年到1934年初中央苏区在应对福建事变问题上的严重失策是有过定论的,即认为事变的发生给当时身处严重危机中的中央苏区和红军提供了一个有可能改变军事被动局面的重要机遇,但临时中央坚持极端“左”倾的关门主义错误政策,导致这个机遇白白丧失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7页;马齐彬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6—489页。改革开放后,中共曾经是共产国际下级支部、受共产国际领导这一研究禁区不复存在。作为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以及联共(布)中央,自然被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应当对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中共历史上的各种失败或错误负责。如此一来,《决议》中的不少说法被突破了。在福建事变问题上,临时中央的错误要么被归结为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双重责任,要么干脆被归结为共产国际的责任。至于对这一错误的性质及其影响、作用的认识和评判,则没有多少改变。张运洪:《论共产国际对“福建事变”的影响》,《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5期;卓志宏:《论共产国际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失策及其原因》,《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刘峰、周利生:《共产国际与福建事变》,《黑龙江史志》2008年第16期,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在这一问题上的几乎所有归责式的研究和讨论,主要依据的都是俄国学者编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这本档案资料集里集中披露的档案文献,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或回应过这些俄国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专家们在资料集前言和导读中对相关史实的新解读,包括他们不同于中国研究者的对共产国际在这方面指导责任问题的认识与评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19—20页、导读第11—14页。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应该存在的。

当然,无论是就史实还是就逻辑而言,认为在应对福建事变过程中,作为中共上级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是临时中央决策失误的根源所在,此种泛泛而言也未必有什么不妥。问题在于,今人大多会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视同为学术研究性质的历史研究。运用史学的方法做研究,小心比较、考证、辨析,仔细勾连各种史料及其与史事之间的关系,以求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并重建史实,既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才是第一位的。仅仅满足于借助若干新史料,给已有的结论补充一点新史实,这样的研究不仅过于简单化,也丧失了研究的学术价值。

具体到像共产国际在福建事变过程中的应对与作用等史实性研究,面对大量新开放的档案文献及回忆史料,相关研究至少还应该在方法与观念上有所推进,尤其是在史学研究的基础上要进一步细化。比如,我们需要摒弃在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研究上司空见惯的大而化之的归责式或结论式的研究方法。我们可能尤其需要弄清楚和解决几个最基本的问题,比如,谁是“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档案究竟应该怎么读?能够简单地凭借回忆史料来建构历史吗?如此等等。

首先要说明的是,笔者并非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因此也并不打算就福建事变期间共产国际的应对策略及其与中共的关系问题做任何系统性的描述或解读。选择就这一时段的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做讨论,仅仅在于它发生的时间短促但史料丰富,而已有的研究不仅严重不足,而且需要商榷的问题还颇具普遍性。也正因为如此,以下提出的仅是一些个人的看法,以供关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者参考和讨论。


一、谁是“共产国际”?


1980年底,笔者首度开始准备做中共党史的论文。在第一次读到遵义会议上作出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时,笔者曾注意到该决议与传统党史,特别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论证方法不同。它用来批驳博古中央军事路线错误的“尚方宝剑”,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而是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它列举的1933年10月、1934年2月和6月的几条重要指示都显示,要么共产国际并非如人们当时所认为的是1933—1934年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不顾实际的所谓“进攻路线”的鼓吹者和推行者,要么就存在着我们还不了解的不同的“共产国际”。《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8日),《遵义会议资料选编》编辑组编:《遵义会议资料选编》,内部发行,1985年版,第158、159、166页。

是否存在着不同的“共产国际”,也是笔者当时读李德回忆录[德]奥托·布劳恩(李德)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时产生过的疑问。这位自称“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德]奥托·布劳恩(李德)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1932—1939)》,第3页。李德的说法不准确。从远东局负责人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的来往文电中可知,李德来华执行的是苏军参谋部第四局的任务。该任务主要应该是进入苏区做军事情报的搜集整理的工作。为进入苏区,他首先被派到上海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做进入苏区的准备工作,然后经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同意,改以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身份被派往中央苏区,同时执行苏军参谋部第四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任务。参见《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2号报告(摘录)》(1932年12月初)、《皮亚特尼茨基给格柏特的电报》(1932年12月3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264、288页。的德国人,谈到当时对十九路军及福建事变应取的态度时,讲到过两个情况:一是他所了解的“共产国际”指导中共革命的不同系统和层级,一是“共产国际”不同机构及其负责人员之间存在的意见和分歧。

就前者而言,用李德自己的说法,他是被派到在江西的中共中央去的“没有指示权力的(军事)顾问”[德]奥托·布劳恩(李德)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1932—1939)》,第35页。,他的顶头上司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的军事代表M·施特恩(弗雷德)。李德作为弗雷德的助手,其职责主要是随时汇报苏区的军事状况,同时具体协调并落实弗雷德提出的军事行动计划。共产国际执委会此时在上海的派出机构,即远东局,其负责人是A·埃韦特(又译为阿瑟·尤尔特),弗雷德自然也是远东局的成员之一。李德似乎对弗雷德与埃韦特之间在组织上的关系并不十分了解,但他很清楚,中共中央并非一定要执行来自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不论这些指示是出自远东局,还是出自弗雷德。因为,还有更上一级组织,即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可以接受申诉或出面干预其派出代表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意见和分歧。[德]奥托·布劳恩(李德)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1932—1939)》,第87页。

就后者而言,李德在回忆录中声称,无论是对蔡廷锴十九路军提议与红军缔结反日反蒋协定一事,还是在应对福建事变发生后红军作战行动的问题,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之间都存在不同意见。他自称,最初埃韦特和他意见一样,都认为应该按照共产国际1933年1月提出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争取与十九路军结为同盟,并在军事上共同行动。而弗雷德一开始就坚持“先打后谈”,反对马上与蔡廷锴这种“不可靠的家伙”缔结协定来捆住红军的手脚。福建事变发生后,他相信弗雷德说服了埃韦特,因此以远东局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拒绝在军事上帮助十九路军共同抵抗蒋介石进攻,要将红军主力转向湖南方向的冒险计划。李德声称,因为自己受弗雷德领导,不能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最后只能以反映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异议为掩护发电给上海,实际上表达了自己反对的意见。[德]奥托·布劳恩(李德)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1932—1939)》,第85—86页。按照《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里面的说法,博古、李德等的反对,只是改变了远东局提出的将红军主力调往湖南方向的计划,并不是赞同红军留在东线行动,打击进攻十九路军的蒋介石部队的侧后方。因为他们实际上还是在将红军主力西调,包括“劳而无功地去攻击永丰地域的堡垒”。《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8日),《遵义会议资料选编》,第165页。

李德的回忆形成于中苏冲突白热化的年代,具有很强的政治针对性,严肃的历史学者很难不加考证地引以为据。再加上当时条件下俄国档案披露的数量极其有限,因此,长时间以来,人们也只能很笼统地使用“共产国际”这一概念来认定莫斯科作用于中共的史实。但进入本世纪后,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档案文献有相当数量被编译成书,包括直接关系到1933—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以及福建事变的档案文献,也在2007年以后在大陆被译成中文公开出版。在此种情况下,继续不加分析地把所有发生在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问题统统归于“共产国际”名下,不仅不合乎史学研究的学术要求,而且也不能达到还原历史真实的最起码的研究目的。

依据现有档案史料,我们可以肯定,上述李德提到的两种现象都是存在的。李德或许不了解或没有讲清楚,弗雷德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即远东局的成员,必须接受远东局负责人即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埃韦特的领导。而这位远东局的领导人,不仅因职位的关系,而且因个性的原因,并非那种可以轻易接受弗雷德劝告而改变自己意见的人。相反,弗雷德拟定的几乎每一份军事计划书或相关报告书,多半都还得经由埃韦特批准同意后,才可以发给江西瑞金的中共中央或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由此也就造成了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必须要小心求证才能做出判断的一些复杂情况。比如,仅就福建事变前后这段时间,究竟红军的哪些军事计划或军事行动是受到了弗雷德计划的影响,哪些受到了埃韦特修改过甚至是改拟过计划的影响,哪些是受到了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主张的影响,哪些其实是身处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自己的决定,这些都不能简单地仅凭字面来做判断。

之所以需要提到这一点,首先就在于已经开放的俄国档案透露,早在11月福建事变爆发前夕,埃韦特和弗雷德两人的关系就已经恶化到几乎无法坐在一起开会的地步。至12月下旬,两人都再也忍受不了对方,因而都去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一个控告对方“越权”,一个控告对方“专制”。按弗雷德的说法:他起草的作战计划稿,几乎“每次”都受到埃韦特的驳斥,“电报或者没有发出,或者他把电报的意思改成相反”,或者弗雷德的草稿交去后,埃韦特从其中抽出一些段落,“加入到他的新草稿中”。总之,埃韦特只把他认同的稿子当作远东局的意见发给中共中央,而弗雷德有时甚至不知道埃韦特发出的军事电报的内容是否真的是他的意见。《施特恩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3年12月16日、2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635—638页。

从埃韦特的控告信中我们可得知,两人的冲突至少从10月下旬就开始了。《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3年11月2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629页。如果两人的冲突真的像弗雷德信中所说的那样离谱,那么我们今天在谈论1933年10月到12月中央苏区红军应对福建事变的军事计划的时候,自然就不能不加考据地认定问题都出在“苏联军事总顾问”弗雷德身上;也不能说弗雷德的主意一定就是远东局的主意,或以远东局名义发出的军事电报都出自弗雷德之手;自然更不能武断地下判断说,影响到中共中央的此时的军事计划、方案或建议等等,都是“共产国际”的“指令”。这不仅仅是因为埃韦特与弗雷德关系所造成的混乱,而且是因为历史文献清楚地反映出,无论是靠经常出错的电报,还是靠外交信使夹带传递的报告,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此时既不能准确了解弗雷德与埃韦特之间的问题,更无法及时掌握发生在江西、福建前线的军事动态。因此,他们除了只能放一些马后炮外,对于弗雷德与埃韦特或弗雷德与中共中央之间发生的分歧,特别是对苏区战争,几乎起不到直接的指导作用。

其实,从1932年应中共中央请求向中国再度派遣代表团和军事顾问开始,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就非常明白:无论是从莫斯科,还是从上海,共产国际都不能对苏区红军的行动发号施令。从已公开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可以看得很清楚,1932年秋埃韦特上任伊始,就曾想当然地想要对苏区作战行动下达“军事指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号军事指令》(1932年11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251—252页。,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马上阻止了他的这一做法。进入1933年后,埃韦特把远东局就军事问题提出的意见统统改成了“建议”的形式,而且一再向中共中央强调说:“我们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指示,如何决定由[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我们只是提出我们的想法供你们决定。”《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3号报告》(1933年2月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9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09、509页。即使军事代表弗雷德来到上海,开始频繁发出各种军事电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也三番五次地出面提醒中共中央说:“关于我们提出的作战问题的建议,或者我们从上海提出的这种建议,你们只应看作是建议。无论从这里还是从上海都不能像你们那样清楚地了解战场上的形势,因此与战场上的形势有关的所有问题,都应由[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研究决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34(Б)号记录(摘录)》(1933年9月1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496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1月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和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3月2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99页。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即使是在共产国际指导机关内部,特别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远东局和弗雷德,他们在不少问题、甚至是一些重大的军事方针或军事策略问题上,也常常会表现出很明显的意见分歧。比如,埃韦特来到中国后,马上就站到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集体一边,支持他们实行所谓的“进攻路线”,否定毛泽东侧重防御的策略主张。对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一经发现即指出:“他们在军事策略问题上的方针与我们的不一致。”政治书记处因此专门致电中共中央,以回应中共中央1932年10月处理苏区中央局有关“进攻策略”与“防御策略”争论的指示为由,委婉地提醒说,我们认为:“在解决军事战术问题时应遵循以下一些原则。在保卫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保持红军的机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在人烟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粮食保证的基地,红军可以在那里隐蔽和等待更好的时机。应避免与敌大量兵力发生不利遭遇,要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涣散敌人军心和使敌人疲惫的战术,还要最大限度地运用游击斗争方法。”电报据此还对当时鄂豫皖红军主力主动跳出包围圈向四川转移之举给予了高度评价,称:“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电报固然表示并不反对进攻城市,但强调,一是“要争取攻占苏区内成为反动巢穴的中心城市”,二是要能够里应外合,即要“从内部开展行动”;而“对于大城市,在有足够兵力和可能性的情况下要采取包围战术,以瓦解敌人并将其赶出苏区”。总之,电报不认为红军有进攻中心城市的条件和能力,因此,他们强调:有机会夺取城市时必须要掌握一条原则,即“不能以我们有生力量的巨大损失为代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3月19—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53—354页。不难想象,这一指示电对个性极强,且正雄心勃勃地力图用进攻而非防御来挫败国民党“围剿”的埃韦特来说,会造成怎样的刺激和反应。埃韦特不仅逐条反驳政治书记处电报提出的主张,而且相当情绪化地表示:“我请你们再不要对当时过于笼统的指示发表什么意见。”“恳请你们能始终将这样内容的电报(先)发给我们”,不要直接发给中共中央。《埃韦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33年4月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93—395页。

又如,对于福建事变过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把红军西调,向湖南西部和西北部挺进的所谓弗雷德计划,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尽管得知较晚,也马上就表示了反对的意见。其电报明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这个计划是不利的。特别是得知弗雷德对中共中央颇多抱怨,对李德不能说服中共中央接受他的计划十分不满的情况后,他们更是直接去电给弗雷德,强硬地表示:“我们反对您的计划,并可以得知我们对您职责的看法。为了避免发生这种误会,最好您去中央苏区。那里您可能更有用武之地……如果不能去那里,那就请您继续像以前一样给[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建议,但不要要求他们必须执行这些建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施特恩的电报》(1934年1月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1月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5、7页。正如俄国学者所指出的:该计划不仅遭到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反对,而且也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否定了。《赖安给哈迪的信》(1934年6月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34页。我们很难不加分析地简单利用诸如王明、李德回忆中的说法,来谈论它的危害性。李德认为是弗雷德的方案以及他坚持的态度阻碍了中革军委做出正确的决定,导致了一系列失败;王明更是声称:弗雷德“已将红军主力从赣江东岸(即江西福建一带)调去赣西岸(江西湖南一带)”,共产国际执委会去电要求将红军主力调回福建时,弗雷德还拖了些时间才回电说:“已经来不及了。”分见[德]奥托·布劳恩(李德)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1932—1939)》,第88页;郭德宏编:《王明年谱(1904—197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5—256页。


二、如何读“共产国际”档案?


俄国这些年来开放的共产国际档案无疑是中国研究者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极其重要的资料来源。但是,俄国相关档案文献陆续开放已超过20年,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迄今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大量研究成果看似利用了俄国档案,但无论是史实还是论点,不少仍旧在既有的窠臼里打转转。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主要问题恐怕一是方法上的,一是观念上的。

方法上的问题看似不大,却影响不小。俄语的问题、去俄国查档的问题等姑且不论,今天不少研究发表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文章的研究者,明显缺乏对共产国际、联共(布)和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发展历程的系统性了解。这种缺乏造成了很多“灯下黑”的局限。我们一些研究者守着大量极具研究价值的档案史料,却不知其新意所在,甚至分辨不出史料之所属,或张冠李戴,或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此种情况在讨论福建事变过程中共产国际作用问题的研究中也是存在的。

几乎所有研究过这一问题的研究者应该都会注意到一个情况,即在1933年9月下旬福建前线红军指挥官与十九路军代表首度直接交涉期间,身处最高指导地位的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没有就红军与十九路军此次交涉谈判方针问题发出过一份电报指示。在前些年编译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档案文献集中,我们只能看到9月27日和29日两份标明由远东局发出的电报指示。因此,如何解读共产国际对这次交涉谈判的应对策略和指导方针,就成了一件众说纷纭的麻烦事。

有研究者也许是意识到莫斯科发声的重要性,因而主观认定27日电一定是从上海发出的,29日电一定是从莫斯科发出的。此说显然有违史实。事实上此件档案的俄国编者在该电文首页已有脚注说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此文件的日期是1933年10月22日。”在另一个脚注中也可以看到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米夫几天后的批注:“归(档)中国机密文件。”亦即该件及其附录系来自中国的文献,应归档中国机密文件。其后的研究者或许注意到如此改变毫无史实依据,而且大家也早就习惯于把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发出的声音直接等同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声音。即使这两份电报的策略基调存在明显差异,只要能把两封电报中部分词语联系起来,证明共产国际一贯无心认真对待协定,只想要瓦解对方就够了。目前笔者只见到黄道炫在他的著作中正面评价了远东局9月27日电。见氏著:《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0页。因为满足于这种归责式的研究,且缺乏对远东局工作方式的了解,迄今都没有人对为何远东局只有这两份电报指示一事提出疑问。

众所周知,这段时间共产国际坚持的还是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而红军与十九路军接触谈判明显属于上层统战。在上海直接负责指导中共政治军事工作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又怎么可能在双方9月22日即开始接触谈判四五天后才去电发声呢?而且,只要细心一点即能发现,9月27日电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同十九路军的谈判应尽快以令人满意的方式结束”。它清楚地显示,这封电报绝不可能是远东局就谈判问题发出的第一封电报。此前他们已经与苏区党和红军就此有过多次通电,对谈判经过、内容和发展进度十分了解。很显然,即使从归责式研究的立场出发,恐怕也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依据这两封电报来下判断,而应查找远东局从9月22日得到苏区通报开始,接连几天指示电的主张和逻辑,再来判断远东局此时的基本态度和策略主张究竟是怎样的。

为什么众多研究过福建事变过程中共产国际问题的研究者没有去查这些电报?这是因为,直到《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档案文献集在中国翻译出版之前,中文的相关档案资料出版物中还从没有出现过福建事变期间标题上标明是“远东局……电报”的历史文献。该资料集中文版出版后,人们也只能在其中看到9月27、29日这两封与9月下旬谈判有关的标题为“远东局……电报”。而多数人又不熟悉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历史,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两封电报(其他很多也是如此)的标题都有编译者的注释说明:“发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9月2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1933年9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506、512页。这是何意?这其实是提醒我们这两封电报的原件没有落款,即没有注明发报人,27日的电报甚至没有标明收报人。换言之,所谓“远东局……电报”,是保管者或编辑者后来根据内容判断添加上去的。如若能够注意到这个情况,应该就可以促使我们的研究者回想一下,在与1933年9月下旬这次交涉和谈判直接相关的其他档案资料中,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如果有,再根据内容和其他往来电文,应该就有可能在早已披露的中文文献中找到其中的部分指示电了。

这里不拟介绍笔者考证它们的经过和理由,但可以提到的一点是,能够被印证的几则电报都是从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档案中翻译而来的,它们中有的也保存在我们上面提到过的米夫批示归类的那个“中国机密文件”全宗里。改革开放后在内部出版的资料集里,这几则电报的发报人或被标成“上海”,或被标为“中央局”,或被标为“中央”。凡使用过这几则电报的研究者,都清楚地知道它们对谈判的态度是积极的,尽管其动机主要是军事上的,但绝对没有对谈判不要过于真诚认真,“而应立足尽量对其利用并从内部瓦解之”这样的文字。只不过当引用者简单地依据标题弄错了发报人之后,原本是远东局的意见自然也就变成了中共方面的主张了。

要证明远东局此时的态度,特别值得提到一件事,那就是几乎在与福建前线谈判的同时,李济深、陈铭枢的代表朱蕴山、梅龚彬和彭泽湘三人当时也在上海,透过中间人找到中共上海中央局,并再度与共产国际代表机构远东局发生了关系。朱蕴山三人交给中间人要求帮助转递一份据称是《十九路军司令部的建议书》的资料。这份建议书及其相关文献,后来和远东局9月27、29日电装入同一个外交邮袋,于10月22日送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并在26日被米夫批示归入了“中国机密文件”档。

该建议书和李济深、陈铭枢给三人的介绍信可以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档案资料集中看到。《中共上海中央局关于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司令部的建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报告》(1933年9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516—520页。但编者所起标题,即“中共上海中央局关于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司令部的建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报告”,其实不准确:第一,此件内容只有三个,一是介绍信,一是中间人(译为“联络员”)胡鄂公(编者注为“胡爱公(音)”)转达的送件人朱蕴山提交的对十九路军建议的说明书,以及要求紧急答复的三个问题,并非是发件人提交的“报告”;第二,发件人应该不是中共上海中央局,收件人也不是远东局。笔者之所以会做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从资料集编者漏编的、同时送达的远东局军事顾问弗雷德的答复信的草稿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李济深、陈铭枢的代表所找的交涉对象,和6月份一样,仍旧是共产国际。1933年6月10日远东局给皮亚特尼茨基电明确讲:十九路军司令蔡廷锴通过廖仲恺夫人联系共产国际代表机构进行谈判。2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致电埃韦特,要求他不要与任何人直接进行谈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3年6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6月2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443、445页。

弗雷德起草的这封信的落款时间也是9月27日。他在信中写道:“我授权向你们转达以下意见”:我们不愿意怀疑你们的意图,但显然应当寻找其他途径来顺利地进行谈判。我们知道你们已派代表在同我们的朋友红军谈判,也只有红军才拥有直接解决问题的全权,而合适谈判的地点也是在接近前线红军地区的某个地方。我们了解红军福建军团司令部提出的建议,如果十九路军同意这些最低限度的建议,并立即开始实行,红军就会停止对十九路军作战,并且不再去威胁延平。“希望能收到你们对于我们关于十九路军和红军达成协议的军事建议的回答,(和)对于所提出的在十九路军现在占据的福建地区要实行的政治措施的回答。”更重要的是,你们迄今还没有采取任何你们谈到的反对蒋介石和陈济棠的行动,仍旧在同红军作战,“如果你们想让我们相信你们的话,就希望你们采取另一种行动”。《致李济深和陈铭枢将军的全权代表朱蕴山(朱小北)、梅龚彬、彭尧雨(音,即彭泽湘)先生(草案)》(1933年9月27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卷宗801,第118—120页。这封信稿的观点和态度一目了然。事实上,从得到福建前线和瑞金中央的通报之后,远东局的指示都在强调,要尽最大努力,以获得军事上的保证为基础达成停战协议,哪怕是暂时的停战协议。《关于与十九路军谈判的几个文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229—230页。注:此则电文即系远东局的电报,只是编译者当年误以为应该是中共中央的。另,该电文有两种译文,最明显的区别在于结尾处的一句话。常见的译文是:“关于上海方面与十九路军接触的情形,最近去的同志可通知你。”另一不常见的译文是:“我们的军事顾问了解上海‘谈判’的内情,可以向你们说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方针。”

当然,相较于某些技术上的问题,我们在观念上不做改变,或习惯于先入为主的话,发现再多的档案文献也无助于客观还原历史真实。历史的重建,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研究者对历史文献等史料的引用、概述和解读。选择引用哪些史料或文献,如何概括其内容,包括具体引用史料或文献中的哪句话、哪段文字,做怎样的解读,都决定着重建的历史究竟是更接近历史真实,还是只是研究者主观意志的一种反映。在历史研究中我们未必能做到每一份文献史料的解读都客观、准确,但我们至少要注意提醒自己:主观性、批判性、价值判断意识过强的话,任何史料或文献都会因研究者先入为主的、有倾向性的概括、引用和解读,而失去其作为历史真实的论据的作用。

上文中提到的对远东局27、29日电报内容的引用和解读,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这两封电报被不少研究者拿来当作“共产国际”对十九路军政策极端错误的重要例证。但正如笔者在前面提到的,直到27日,远东局对谈判的态度都是乐观其成的。因此,27日给中共中央的这封电报中也清楚地流露出乐观的情绪。但即使这样一封明确认为与十九路军的谈判完全可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结束”的电报,依旧被我们的研究者抓住一句“始终存在着19路军不执行停战条件的很大可能性”,然后将其与29日电报中几句相对消极的说法拼接起来,拿来当成共产国际只是想要利用谈判来迷惑对方,以便“作出努力从内部瓦解对方”的重要证据了。刘峰、周利生:《共产国际与福建事变》,《黑龙江史志》2008年第16期;凌步机:《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福建事变》,《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等等。

笔者之所以不认同我们一些研究者对这两封指示电所做的解读和判断,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即两电文字面意思所反映的对与十九路军谈判的态度和主张是有明显差异的。如果我们的研究者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倾向性,应该是很容易就能看出两封电报字面上的这种不同。可是,如果我们主观上就认定“共产国际”是反对与十九路军合作的,相信它总是在盘算如何能够从下层瓦解其武装并争取其士兵的话,那么,这种字面的差别再明显,往往也看不出来。更何况,这段时期共产国际还处在统一战线政策转变的过渡期,对所有地主、资产阶级、军阀、政客还都抱着高度警惕、戒备甚至是敌视的态度,只相信贫苦工农及工农出身的士兵是唯一可争取和依靠的力量。他们此时的策略主张再灵活,也还是很有限的。要想找到他们在赞同进行上层统战尝试的同时强调坚持下层统一战线原则,反对信任谈判合作对手,甚至时时想要夺取对方的士兵和群众的文字,轻而易举。

早些年,共产国际相关档案还没开放的时候,找不到能够直接证明共产国际反对与十九路军谈判的史料,有研究者就用其他间接的材料来证明。比如,当时很流行转引一则来源不清的共产国际要求揭露国民党广东派反日宣传假面具,坚持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电文。目前见到最早引用这一史料的,是方长明的《试述共产国际与我党对闽变的策略》(《党史资料与研究》1983年第3期)一文,引文未注出处。后来的引用者大都直接转引该文。问题是,这种明确指向对广东陈济棠一派人的电文,能够简单地拿来当作指向十九路军的政策方针吗?而且我们稍细心一点即应注意到,中共红军当时与十九路谈判合作的政治条件之一,就是要求十九路军既要反日反蒋,也要反对广东的陈济棠。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9月27日)、《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8号报告》(1933年10月1日)、《施特恩关于中国红军在1933年8、9月间的军事行动进程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33年10月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507、523、534页。换言之,即使共产国际某个部门此时确有这一要求反对广东陈济棠的指示,它也证明不了共产国际主张同样如此对待蔡廷锴,反而还证明了共产国际当时确实很重视与十九路军的谈判,因为共产国际很在意蔡廷锴反不反广东陈济棠。

远东局9月29日电为什么会不同于27日电呢?如果我们不先入为主地认定什么的话,用历史分析的方法,亦即基于对电报的形式、文本以及文本所涉及的史实,再结合相关历史背景,理当不难发现远东局态度变化是有原因的。造成远东局这时态度突变的原因是什么呢?它就是所有研究福建事变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问题的学者所熟知的苏区北大门黎川的意外失守。远东局直到27日都在极力推动谈判划界停战,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北线形势告急,蒋介石中央军大举推进,急需福建东方军集兵北上。读其27日电文,可知其主要内容都是在强调东线没有危险,“目前19路军没有能力发动攻势”,绝对不要同它作战,无论如何要达成停战,真正要担心的是:“如果我们还没有在反蒋斗争中取得成绩的话,19路军就可能对我们构成威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9月2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506—508页。

万万没想到,一夜之间他们最担心的情况就发生了。28日,黎川突然失守,原本与十九路军谈判所据有的优势地位一下子就不复存在了。因此,29日的电报已经不可能再去谈什么与十九路军应该如何完成停战谈判的问题了。这封电报完全不同于远东局前面几天的各指示电,谈的并不是谈判策略问题,而且也不是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讨论的是如何扭转战场形势的军事行动方针,而且是发给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回忆前文所介绍的远东局内部分工和人员情况,相信读者应该能够意识到,这封电报是弗雷德起草的。无论从弗雷德此前的言论,还是从李德等人的回忆中,我们都不难了解到他对蔡廷锴和十九路军更不信任,也更多戒备。在此一危机情势下,他要考虑的是如何不使十九路军因蒋介石军事胜利和大军压境的刺激,翻脸加入到蒋介石的阵营里去。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在详细规划了如何夺回黎川的军事部署后,在电文的末尾提出了几条防备十九路军突然翻脸的“策略”:第一条就是要把游击队放到十九路军的后方去造成一种牵制力量;第二条是要继续进行初步的非正式的谈判,利用各种手段迷惑它,争取能从内部瓦解它;第三条是一定要表现出不同十九路军作战的愿望,即使必须要从已占领土地上做退让,也要忍受,因为“现在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它作战”,“我们应该推迟同19路军算账的时间”。一天多后,埃韦特和弗雷德分别就突变的形势及其应对策略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报告,从中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他们此时的担心所在和他们对与十九路军谈判合作问题转趋悲观的原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1933年9月29日)、《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8号报告》(1933年10月1日)、《施特恩关于中国红军在1933年8、9月间的军事行动进程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33年10月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514—515、522—523、534、540页。

坦率地说,就共产国际在福建事变过程中作用问题的研究而言,类似于上述远东局27、29日电的解读问题还有不少。惟限于篇幅,只能就此打住了。


三、回忆史料应该怎么用?


传统党史研究高度重视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揭露、批判错误路线及其后果,是要印证并彰显正确路线的价值与意义。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早期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这一研究模式。只不过随着研究者的民族主义意识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阶级意识,淡化共产国际作为世界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组织关系,强化两者民族、国家的差异、隔阂及其利益冲突,已逐渐成为一种潮流。正是这样一种研究倾向的不断发展,一方面导致了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作用影响评价的全面负面化,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激发了中国研究者致力于发掘中共历史当事人更能联系实际抑或更能独立思考的研究热情。

以对福建事变期间这方面情况的研究为例,从红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到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到当时并不直接参与军事工作的毛泽东和张闻天,以至于在传统党史叙事中被认为只是共产国际传声筒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被指为1931—1934年导致苏区红军失败的所谓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最高负责人王明,几乎都有研究者著书作文,论证他们曾经有过与共产国际不同的主张和思考。但令人遗憾的是,几乎所有这类研究论证或发现,依据的都只是当事人多年后的回忆资料,缺乏相关史料,特别是得不到第一手文献史料的佐证。这种研究论证的可靠性和准确性都是很容易受到质疑的。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类问题就曾引发过不少质疑。具体涉及福建事变期间共产国际问题研究的,就有过几篇文章是针对借助回忆史料建构史实的说法的。其中有研究者就对80年代开始流行起来的,认为福建事变期间毛泽东曾主张通过红军主力外线作战来间接援助十九路军的说法,发表过商榷文章。温锐、周声柱:《毛泽东在“福建事变”期间是否提出过“间接配合”十九路军作战的战略性建议》,《江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丁长清:《毛泽东是否提出过利用福建事变实行战略外线作战的建议》,《探索》1991年第4期。

流行的说法认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在军事上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接受毛泽东在福建事变发生后提出的“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的作战方案,即“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进攻苏区之敌不得不回援,一方面可以打破蒋介石之“围剿”,一方面也援助了十九路军。《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6页。

商榷者的意见最主要是两点:一是没有史料能够证明毛泽东曾经提出过这一主张,坚持毛泽东曾经这样主张过的研究者能够引用的唯一证据,只有毛泽东几年后发表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的说法。而毛泽东在文中并没有说这个主张是他提出来的,毛泽东后来历次谈及五次反“围剿”时也均未提到他有过这样的主张。而对照《彭德怀自述》可知,这一主张应该是福建事变发生后时任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提出的,毛泽东后来认为正确,写到了自己的文章里,表示赞同。二是有研究者明确指出,应该注意美国学者施拉姆就此提出的看法,即:“一方面,这一战略与毛一贯的(至少是前几年)的谨慎作法不一致。这里指的是1932年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及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在扩大苏区方针问题上持续争论中表达的倾向性看法。见《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5月3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9月3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146、208—210页。另一方面,1933年底至1934年初,毛发表的意见与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意见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毛泽东当时不止一次公开宣告过他对福建人民政府的看法,即认为他们是“企图于国民党道路与苏维埃道路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以保持反动统治阶级垂死的命运”的“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译组译:《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166、167—168页。并见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1934年1月26日,第1版。注意到这种情况,任何要想证明毛泽东当时更看重十九路军和福建事变作用的研究者,其实是非找到能够令人信服的第一手史料不可的。很可惜,后来的研究者对此并不在意,这些商榷文章也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从民间到官方,至今在福建事变研究中,此类受到商榷的说法仍旧比比皆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页;李蓉:《毛泽东与福建事变》,《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等等。

回忆史料当然不是不能够作为史学研究的依据,但史料运用必须掌握一些最基本的原则。上述彭德怀关于乘福建事变,集中红军主力向闽浙边进军的外线作战设想,也是源自于彭德怀个人几十年后的回忆。但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到此方案,等于为他的回忆背了书。由于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和文章是在十九路军失败几年后发表的,了解此事的当事人印象都还比较清晰,因此毛泽东回忆的失真度较低。关于此文从讲稿到发表的简要经过,可参见拙作:《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再加上在延安整风期间党史问题大讨论中,也有和彭德怀共同工作的领导人谈到过这件事。故此,即便今天还找不到第一手的文献史料来佐证,我们仍旧可以基本肯定其说有据。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因此就可以完全依据回忆者的说法来叙述这段历史了。对这则回忆,研究者在使用的时候还是需要谨慎地注意其使用的范围,因为:

第一,我们并不清楚彭德怀当时对这一设想具体是怎样陈述或说明的,特别是其中有没有像他在自述中讲的那样,提出了“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这样的主张。《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页。因为,此前在与十九路军代表谈判过程中,彭德怀像当时其他中共领导人一样,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对蒋光鼐、蔡廷锴及其十九路军“不应有丝毫幻想,但把戏仍可玩一些”。《第三军团关于与蒋光鼐、蔡廷锴谈判之条件与所用之名义给项英、朱德、周恩来电》(1933年9月22日),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室藏油印件。福建事变后,我们有什么证据说明他已经改变了此前的看法而有了新的思考呢?

第二,福建事变发生后,弗雷德与彭德怀先后都提出了集中红军主力,跳出内线,转到外线作战的方案。虽然两个方案都被否定,但在今天的研究评价中,弗雷德的方案倍受批评,彭德怀的方案则大受肯定。对此显然需要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有所讨论和辨析,以便弄清楚,何以弗雷德从敌人力量薄弱的西北方向突围,转而威胁并进攻南昌及长沙的作战计划,是错误的;彭德怀从中央军相对集中的东北方向突围,并驰骋于苏、杭、宁、芜及南昌之间,剑指“敌之根本重地”的作战计划,就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回答这个问题,只强调并肯定彭德怀的提议,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使人信服的。

第三,无论我们对福建事变发生后围绕着这类作战计划的肯定或否定持怎样一种看法,我们同时也都不能不回应国外研究者对中国研究者热心于这一话题所提出的质疑。这就是施拉姆当年讲过的,也是参与编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文献集的俄国学者们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一书的前言中特别提出来的一个疑问,即我们如何能够证明,如果当年中共红军采取了这种战略,就能够挫败蒋介石及其德国顾问的堡垒战术,确保中央苏区不失呢?参见[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译组译:《毛泽东》,第168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前言第19—20页。

就这里谈论的历史时段而言,个人回忆史料最多也最不可靠的莫过于王明了。特别是孟庆树整理的王明口述史料《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和《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所谈从1933年初开始提出“三条件”宣言指王明以毛泽东和朱德名义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1933年1月1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58页。,到年底干预红军调动不成,眼看福建人民政府失败,许多说法都不准确甚至违背史实。我们之所以能做如此判断,就是因为《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档案资料集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文献档案,再加上过去已经发表或公开的王明以及中共代表团的大量文章、报告、电报、书信,包括会议记录等等,足以让我们对他的回忆及口述史料所述内容加以研究和鉴别。

但是,对于其他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史料,要做这样的研究鉴别的工作就相当困难了。如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他当时对与十九路军谈判和对福建人民政府究竟是怎样一种态度,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但以目前所能看到档案文献,我们却很难对此一问题做出准确的解读和判断。之所以要特别提到这一问题,是因为在上个世纪70年代李德的回忆录中提出了一个与传统党史说法很不一样的说法。李德写道:“在政治上应该怎样估计蔡廷锴和十九路军,当时有三种不同意见。博古一个人——也许得到周恩来半心半意的支持……的观点是,这是一次难得的时机,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实现1933年初以来就在酝酿建立新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组成远远超出苏区范围的、以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基础的抗日阵容。因此,我们应该全面支持蔡廷锴,尽管蔡自己有顾虑,在军事上也要给予直接的支持。中央委员会上海局却相反,它多次急迫地警告说,不能相信蔡廷锴……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与此相似……毛泽东把蔡廷锴的起义称为‘反动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企图通过新的谋略来欺骗民众,以便逃避它们越来越迫近的灭亡’。”迫于党内的压力,“博古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作了让步。”但是在抵制弗雷德计划和调派红军再度挺进福建援助十九路军的问题上,虽然犹豫再三,博古最后还是和政治局及革军委一起,作出了唯一正确的决定。[德]奥托·布劳恩(李德)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1932—1939)》,第84—87页。

对于李德的这一说法,不少研究者很早就引以为据。李志英:《博古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45页。但博古延安时期几次谈及这段历史,只在一点上和上述说法近似,即说自己是反对上海军事顾问那个让红军主力脱离根据地的外线作战计划的。事实上,在福建事变过去几年后,即1939年9月,李德曾向共产国际相关部门提交过一份关于福建事变的调查材料。他在这个材料里的说法,与他后来回忆录中的说法也有明显的出入。相同的地方是,他记得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中共上海中央局,可能远东局埃韦特也赞同,不主张予以支持。他说,“博古同志在取得了中央的同意后”,“提出了直接进行联系和给予支持的必要性”。而不同的地方是,他明确写道,当时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从“没有谈到真正援助十九路军同蒋介石作斗争的问题”,只谈到过为了红军如何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的问题。他说,包括弗雷德那个方案,大家都明白它“实质上(也)是要利用蒋介石和蔡廷锴之间的冲突,率领我们的所有军队渡过赣江向赣西北挺进,并对蒋介石的战略性翼侧和后方南昌,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来打破“围剿”。只是十九路军瓦解得太快,中共中央担心主力跳到外线去太冒险,后来改变了对弗雷德计划的看法,双方来回电报磋商,在军事决策上耽搁了太长时间。马贵凡译:《有关李德的两份重要档案文件》,《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2期,第172—183页。

同为传统党史认定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博古问题的研究之所以会比王明问题的研究要困难得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共产国际档案中他这段时期留下的文献资料太少。即使1933年他率临时中央政治局进入苏区,全面主持了中央苏区的领导工作,以他个人属名发给远东局的电报也十分少见。目前所见仅有的几件都收录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发报人是俄国编者根据电报落款“波戈”的署名推测的。但这几份仅有的电报所谈都是军事形势和部队作战计划,它们是否由博古所发,还是一个疑问。因此要想了解博古个人对福建事变及其对十九路军问题的态度,目前还只能查看他的文章以及事变前后由他主持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宣传部等发出的相关指示,包括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等。这部分文献中直接涉及福建事变及其对十九路军问题态度的数量也很有限。但它们毕竟还是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博古作为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在政治上是如何看待与十九路军的谈判问题,如何认识福建事变和包括蔡廷锴在内的福建事变那些发动者和参与者的。

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份中共中央直接谈及与十九路军谈判问题的电报,是6月中旬的,当时正是十九路军代表到上海尝试联络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时间。中共临时中央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提交了一份报告,里面是这样谈论他们对反蒋的国民党将领的看法和党的应对之策的:“我们打击对冯(玉祥)幻想的倾向,对蔡(廷锴)更没有幻想,而要与他玩把戏,根据三条件去夺取和动摇他的群众。冯、蔡的表示,(显示他们)统治的动摇。我们是以独立路线去进行革命工作,不是重复一九二七年的错误。”《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大纲》(1933年6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卷宗745,第403页。此说清楚地表明了博古中央当时对与十九路军谈判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之所在。

在福建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及其中宣部相关的宣言、指示较多。这里只举两件:一是12月初中共中央发表的告全国民众书,它公开宣称:自福建事变发生以来,福建人民政府除了空话之外,没有采取任何真正反帝与反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实际行动,这就在“事实上证明,这一政府还不是人民的,而且也还是不革命的”;一是12月10日中央宣传部给党的各级组织下达的宣传大纲,对事变性质的看法讲得更加直白,称:“福建事变是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营垒之中的一派,用新的欺骗,以民族改良主义的武断宣传来愚弄群众,缓和群众的革命情绪,阻止群众走向苏维埃的道路,以此来夺取反动统治中的领导权,去挽救地主资产阶级剥削制度的最后崩溃。”“中国的两条道路——殖民地化的道路和苏维埃革命的道路的斗争,中国的两政权的对立——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工农民主专政——的对立,在福建事变之中格外明显出来,更加尖锐的开展出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1933年12月5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5)》,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032—3035页;《中央宣传部关于福建事变宣传大纲》(1933年12月10日),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室藏油印件。很明显,这两份文件清楚地显示出,福建事变发生后,博古中央不是像李德说的那样,力主直接联系并积极支持十九路军,而是明显加强了对反蒋派企图走第三条道路,与中共争夺群众的政治戒备心理。

事实上,在福建事变发生后,中共党内不少指示——少数是中共中央发的,多数是党的地方组织自己发的——都表现出了类似的担心和警觉。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后来回忆时就谈到过,因受长期坚持下层统一战线方针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刚一得知红三军团彭德怀等受命与十九路军代表进行了谈判的消息,干部中间就开始议论纷纷。“说什么第三势力可以迷惑一部分人,因此,比蒋介石还要坏。还有人说,蒋介石是大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小军阀,我们去给小军阀当挡箭牌干什么!”聂荣臻还特别提醒道,当时有这种说法的,“有时还不是一般人”。《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页。这其实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李德1939年回忆时讲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什么12月前后花了四五周时间与远东局电报往来,包括自己内部研究磋商军事行动方针问题,却“没有谈到真正援助十九路军同蒋介石作斗争的问题”。实际上,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新的中央领导层也还是保持着同样的看法。遵义会议上,博古中央受到了严厉批评,但对于它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错误,所有批评者的认识都是一样的,即认为是策略问题和思想僵化,是“根本不了解十九路军人民政府当时的存在对于我们是有利的,在军事上突击蒋介石侧后方以直接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这正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了粉碎五次‘围剿’”。会议的决议仍旧明确讲:十九路军及其福建事变的参与者,“不过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企图用更多的欺骗与武断宣传甚至社会主义之类的名词,来维持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8日),《遵义会议资料选编》,第165页。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中央苏区在福建事变前后接连开展的种种“路线”斗争,当不难想象,在当时中共党内那样一种高压的政治氛围下,谁能突破下层统一战线的思维,从1935年后上层统一战线的思维出发,来看待对十九路军及蒋光鼐、蔡廷锴和福建事变参加者的统战问题呢?在谈判期间以及涉及与十九路军谈判等问题的许多电报中,之所以不时会出现“玩把戏”之类的说法,正是人们在策略运用时想要努力坚持“政治正确”的一种反映。但在那样一种政治氛围下,即使只是从策略的角度来“玩把戏”,人们也还是充满疑虑:一方面,这可能给自己造成麻烦;另一方面,它也可能给党和苏区带来危险。

1943年底,在遵义会议上曾被推举为党的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在反省笔记中,对他与博古在福建事变前后的关系有过一段回忆。这段回忆既描述了作为当时博古之下党内第二号领导人,他眼中的博古是怎样的,同时也很形象地讲述了以他那样一种地位的领导人,在那样一种政治氛围中战战兢兢的尴尬和恐惧。他说,他和博古从到中央苏区后开始,就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关于三条件(宣言)的了解我们一开始即有区别。博古说,三条件是宣传的号召,只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我说,三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对于十九路军的策略,他完全采取开玩笑的态度,在军事行动上完全不配合,我则主张慎重其事,在军事上主张积极配合。但这种不同的意见,没有在正式的会议上发生过公开的争论。虽是关于十九路军问题,我曾经在《斗争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主张在这个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请参看《斗争》三十六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其他关于经济政策也曾经有过个别的不同意见。他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苏维埃的经济政策》(没有写完),暗中是驳我的个别意见的。我总感觉到,他在无论什么问题上总要比我“左”些。我在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在个别问题上也反过“左”,如关于劳动政策上的“左”,同十九路军统一战线上的“左”,党内斗争中的“左”,肃反问题上的“左”……但是我却从来没有一次见过博古反对过任何问题上的“左”。相反的,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的反对“左”,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我平时就怕他这一点,怕他找到我的“右”打击我。所以我的反“左”,常常是胆怯的,在反右倾中附带说及的,或者反了一下“左”,赶快转过来说要反右。《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整风笔记片断》(1943年12月16日),《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页。

回忆史料的效用,很多时候并不能帮助我们准确地还原历史,但却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到历史的情境之中,更深切地体会历史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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