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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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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刚:从列宁夸王安石说起

原标题:文章原标题:“冗党”现象不可小觑

作者:袁刚

来源:《争鸣》2017年4月號

来源日期:2017年07月11日

本站发布:2017年07月11日

点击率:1742次


  感谢《xx论坛》就“党建”问题咨询我!我不是中共党员,本无资格就此发言,但我与《xx论坛》有多年合作,在临近中共十九大召开之际,作为政治学者,愿意就贵刊提出的问题,坦露心扉直言几句,也希望贵刊不加掩饰向上面汇报,无须作匿名处理!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建工作与理论建设是抓得紧了些,对贪污腐败严厉打击,“八项规定”整顿党风,是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体制性问题却没有丝毫触动。就拿中共党员数目来说,八千多万接近九千万,就是一个荒唐可笑的数字,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党员数竟比英国、法国总人口都多,相当于一个德国!可以组成一个国中之“国”。这些人难道都是由具有共同信念、共同目际聚合在一起的政党成员吗?是所谓“无产阶级先锋队”吗?其中贪腐分子为什么那么多!中国有那么多“先进分子”吗?八千多万人的“党”,到底是伟大,还是庞大?

  我国北宋时期出现了“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费,我们现在出现了“冗党”。八千多万,难道还不“冗”吗?按如此势头发展下去,很快会达到一亿党员。一亿人的党,还叫党吗?光这个数字,就是任何党建理论都无法解释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滑稽可笑!

  看一看我们八千多万人的党吧,上下等级森严,由于党政合一,党与官僚组织完全重合,总书记、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形成金字塔型结构,并与官位高度重合,其实就是一个严密的科层制官僚组织。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即是当今的“省部级”高官。本来,所谓“候补”委员,就是当委员因故去世或去职时,即行补位的委员,起先其数也就那么几个人,因为缺位去世的委员绝对不可能出现太多。但我们的中央“候补”委员,竟与中央委员一样多,成为一个“级别”,而这其实就是“冗员”。按理:中央委员有表决权,候补委员没有,但我们的候补委员其实代表的是“副省级”,与表决权没有关系,所以有了一长溜人,因想当官的人太多,候补委员实际上成了官阶官位。如此,则候补委员改为“副”委员,恐怕更加合适,表明级别比委员低一等,不存在所谓候补不候补。

  书记、书记处、总书记、主席也一样,依照“委员制”政治组织形式,书记不过是会议秘书,总书记是秘书长,主席是大会主持人,一切政务以会议表决来决定,是所谓集体领导体制。但现在我们的主席、书记、总书记完全成了官位,是所谓“国级”。书记处又与政治局相叠,“国级”最高领导层也出现了“冗”,下面“副国级”、省部级、司局级、县团级等,也都叠床架屋,党政不分,是冗官冗党,但却早已是见怪不怪了。

  庞大的科层制金字塔型党政官僚体系,有权且更有特权,自身有其特殊利益。虽然古今中外各政权都普遍存在金字塔型科层制官僚体制,并进行着有效的管理,但我国的党政官员也的确是太多了,太多太多了,不光是官冗,而且党冗!问题非常突出。

  这个问题其实在前苏联就早已出现,并非中国党政体制独有的毛病。百年前1917年“十月革命”时,苏俄布尔什维克党员并不太多,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等“职业革命家”,擅长演说、议决、表决等“委员制”会议形式。是“坐机关”的斯大林,把“书记局”变成了官僚机关,各地书记成为有权位的官僚,并大量扩充党员。托洛茨基首先发现这种苗头,他与列宁共同发起了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列宁想建立独立的“工农检查院”,以制约“书记专政”及其下庞大的党政干部,可惜列宁死得太早,冗肿而等级森严的党政官僚体制,在苏联无限蔓延,直到苏联灭亡。我国现今党政体制、冗官冗党现象,根源都在苏联,是全盘模仿“苏联模式”的结果,也是当今改革的对象。

  今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中共将召开十九大,对于当年苏联“输出革命”,我国移植“苏联模式”党政体制,是应该进行全面反思啦!特别是冗官冗党弊端,切不可小觑,不能见怪不怪容忍其再“冗”下去。其实苏联在赫鲁晓夫时,已探索过改革,提出了“全民党”思路,人人都是党员,冗也不冗,然党也就不成其为党了。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党不仅仅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其社会基础扩大了,但冗党问题反而更加严重,扩党几千万。而如此再“冗”下去,没有节制不作清理,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吗?光供养千百万党官,就要耗费国库多少银两?“冗党”与列宁所说能够翘动地球精干的“职业革命家团体”,形成鲜明的对照。深化改革,必须先解决执政党自身的冗肿问题。组织太冗就不会有效率,八千万党员,自身冗散、腐败、官僚主义等问题就很多,而同时还有政府体系的冗官问题。

  改革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除冗,李克强总理推行简政放权,可谓是抓住了改革要领。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是获得列宁称赞的改革家,但他领导的除“三冗”变法,却因触犯既得利益官僚群体,最后是失败了。而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冗政形势,其实比北宋还要严峻,除冗官、冗兵、冗费“三冗”外,还有“冗党”。且四者互为表里,冗党才是其他“三冗”的根源,入党做官,党员有“级别”,能上不能下,又有那个官员不是党员呢?八千万党员一半以上是干部,党官合一,冗肿庞大,弊端频发,其势积重难返。

  邓小平改革之初多次裁军,他说是“消肿”,裁军百万,但很多转业军人都去了政府机关当干部,裁减冗兵却又加重了冗官情势。习近平总书记前年宣布裁军三十万,去年6月7日,在全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会议上,习总强令地方政府“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拒绝接收军转干部”,而地方上早已是冗官充斥,冗了又冗,又能有什么办法呢?这其实就是“四冗”的恶性循环。“冗”是体制性问题,简政放权除冗,只合并裁减机构不减人,对冗员无法处理,而从金字塔顶直到下面管理幅度极其庞大的无数党支部,难以尽数的党委层级,却从来就没有作清理,“冗党”问题,从来就没有被正视过,成为改革的死角。

  而不除“党冗”,其他“三冗”也清除不了,高层包括党中央不除冗,下面除冗只能是走过场,搞形式主义。所谓简政放权,首先是党中央要精简,不能光是国务院精简机构。党的层级过多,既有政治局,又有书记处,条块分割中间环节太多,党委和政府平行两套班子,职能混淆,效能低下,这些都需要改革。首先是中央机构不能叠床架屋,不该拥有的权力要主动放弃,党政分开,以身作则。时间不等人,中共十九大是该正视日益严峻的“冗党”形势了,应该拿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下决心对自身的冗肿进行整治改革!(2017.2.25,刊发于《争鸣》2017年4月號. 总474期;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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