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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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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民将会追求什么样的经济自由?

作者:徐兴华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年11月13日

本站发布:2011年11月13日

点击率:492次


  一、中国农民重走集体化之路是没有出路的!

  我国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这样确立农民经济生活中的自由即创造财富的自由的___

  每个在这一集体地域或村组内合法出生的成员,都有权分享同原有成员相等的土地使用权利。他们在土地数量、质量以及土地负担、奖励的分摊上也是均等的。这种土地使用权不能转让、出卖、也不能抵押,并且随着使用者死亡而消失。随着一个时期(三年或五年)内农民家庭人口的增减变化,增人的家庭就会无条件地增加若干份土地使用权,而减人的家庭则会无补偿地减少。这就不仅阻碍了农民对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还使每个农户拥有的地块极其零碎、分散。再加上一些乡县政府凭借行政命令,和集体所有者的名义,对土地使用权、生产自主权、土地转让权与收益权实行种种超经济强制,农民对土地投资怎么也不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同时,土地的最终处置权既不属于直接使用者___农户,也不属于法律上不明确的所有者___集体。这就限制了土地流转机制的发育健全。

  不过,农民在所谓“集体所有权”下,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生产经营自主权、产品支配权、收益剩余控制权等经济权利,实质上就是确立了农民个人的一种最无须争议的自由——〝人均一份土地养活一个人〞,实行家庭经营的形式自由,并同时获得了免于〔人民公社-生产队式集体劳动〕强制、免于匮乏的自由。我将我国农民的这种经济自由状况,称之为〝人均份地-家庭经营-免于〔集体〕强制-免于匮乏〞的自由。它显然是一种形式自由。

  应当说,原人民公社也是想赋予农民一种自由__〝集体土地-集体经营-免于自耕〔低效〕-免于匮乏〞。可惜后两者始终无法实现。最终生产队式的集体劳动走向了强制,带来了匮乏,人民公社只好解散。

  对于今日我国农民的这种经济自由状况,有人很有不同的理解。2011年第10期《国外理论动态》刊载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张建刚翻译的、〔美〕皮奥瓦克·基娅拉和李民琪的《为什么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兼论科学合理的经济计划的意义》的文章。该文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人民公社的解散开始的。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就是“中国农业生产的私有化”。

  该文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合乎法理、合乎实际的吗?不对。该文说到,“联产承包”实际上承包者缴纳的承包费用,多数只是象征性的,与原所有权应享有的权利是根本不相称的。实质上,原来意义的集体经济,通过所谓的承包,绝大多数变得仅仅有其名而无其实了。

  情况是这样吗?小产权房不就是以集体经济,人人有份的名义开发的吗?集体仍是农民的被强制之源。问题是这些强制是必要的、尊重农民利益和意志的,还是相反。

  该文还认为:马克思在其主要著作《资本论》中,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和实例论证了“协作”劳动产生新的生产力。这已被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后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所验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一章“协作”中,写道:“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末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末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因此,12个人在一个144小时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总产品,比12个单干的劳动者每人劳动12小时或者一个劳动者连续劳动144天所提供的产品要多得多。这是因为人即使不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

  这里该文作者忽略了这144小时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总产品是由所谓〝集体代表〞来分配的。这往往导致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必然走向少干或不干。农民们称之为〝磨洋工〞。所以这144小时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总产品,实际上比12个单干的劳动者每人劳动12小时或者一个劳动者连续劳动144天所提供的产品多不了多少甚至还少些。所以中国农民重走集体化之路,去追求原人民公社式的〝集体土地-集体经营-免于自耕〔低效〕-免于匮乏〞是没有出路的!

  二、从〝人均份地-家庭经营-免于〔集体〕强制-免于匮乏〞转向〝扩能增效-契约平等-杜绝强制-走向市民〞需要法治

  那么,究竟中国农民将会追求什么样的经济自由,走上幸福之路呢?或者我国农民的经济生活中的形式自由___〝人均份地-家庭经营-免于〔集体〕强制-免于匮乏〞的自由状况,在何时何种条件下会走向〝扩能增效-契约平等-杜绝强制-走向市民〞的实质自由呢?

  中国十三亿人,九亿农民谁不爱自由。人的天性是爱自由的。自由是永恒的。永恒即过去、现在、将来、古今中外皆如此的意思。自然中国本土也有深厚的自由思想资源,从而在19世纪实现了与舶来的西方民主宪政思想的兼容榫接。哈耶克说:“自由而非民主是终极价值”。可惜我国这些优秀的、本土自由资源,没有发展为一套科学的概念体系。为了探寻真正的自由,我们仍然不得不从回顾有关自由概念的西方经典论著者的各种定义及分析、论述出发____

  首先从极端的自由状态开始分析。显然这种情况并不存在。极端的自由就是没有约束,可以“我行我素”。由于没有政府来制止农民个人与个人之间如土地纠纷等矛盾、冲突的调处、强制,自由的多少完全依赖自己的实力。这个时候形式自由和实质自由是一回事。R?派帕斯在《旧制度下的俄罗斯》一书中有一段关于某个俄国农民的描写:“他最朝思暮想的,就是能够完全地、不负责任地自由。对于这个理想状态,他用的词就是volia。这个词指的是‘我行我素’。能够volia,就意味着可以放纵:可以狂欢、可以痛饮、可以把东西烧掉……”。

  如果自由是完全放任的,农民甲有侵占另一个农民土地的自由,乙同样也会有。包括生命也是如此。这个时候不存在土地等财产权利、生命权利的概念。你只在有能力以武力保护它的前提下,才能“拥有”生命、土地等财产。假设某村庄上只有农民甲和农民乙两个人。在自然状态下,假设两人从事农业生产能力不同,武力高低不同,都生产稻谷。假设农民甲能够以武力相威胁,逼迫农民乙在〝人均一份土地〞上为自己生产稻谷。对农民甲而言,绝对自由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对农民乙则正好相反。这是一个强权即自由的例子。强权所带来的自由并非没有代价,代价是〔两人〕社会总产品的减少和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只有当强权者甲剥夺的利益小于机会成本时,甲才会放弃强权,还被剥夺者乙以自由。当然,被剥夺者农民乙不会被动的等受恩惠,他的反抗将加速这一进程。

  形式自由给人们带来平等的自由,它的价值不在于允许你为了免于匮乏干什么,而是在于不允许别人对你做什么,即免于强制的自由。显然,要实现〝人均份地-家庭经营-免于〔集体〕强制-免于匮乏〞的形式自由,除保障土地等财产权利以外,还需要其它四项权利:

  第一、“一个受保护的社会成员的法律地位”。这意味着:一、确立进城农民的平等市民权。二、农民个人应是一个受法律保护的自由职业者。他们的受教育机会、健康、择业、取酬等权利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应是自由的、平等的。三、农民组建合作社,就是要确立农民在合作制中的法定主体地位。农民参加合作制的“自由联合体”,是自愿的、自由的。其人身权、公民权、民主权并未取消。劳动力所有权、土地占有权、生产资料所有权依然保持在其本人手中。只是将其派生的劳动力占有权、土地使用权、生产资料占有权联合起来,形成集合性经济实力和生产经营。

  第二、“免于随意的逮捕”。这意味着不能随意地把讨薪农民关起来;把进城农民作为盲流收容、遣送,或劳教。

  第三、“自行选择工作的权利”。这意味着不能强制农民个人当〝包身工〞。我们所建立的合作制,也不同于集体制。它在发挥其总体性的集合经济实力和生产经营优势的同时,要能充分调动个体劳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句话,合作制下的农民生产劳动有免于他人强制的自由。

  第四、“自行选择迁徙的权利”。这意味着农民作为公民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不能限制农民进城、购房。〔W.L.Westermann,1945)。

  上述权利已包括了保护个人获得形式自由的基本要素。这里的自由是古典意义上的自由,强调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则强调垄断对人的强制以及国家在减少垄断方面负有的责任。认为国家应创造条件使市场和价格制度发挥最大的功能(米尔顿·弗里德曼,1986)。

  所以,把农民组织起来,办合作制经济实体,必需从法律上建构一个严格系统的农民权利体系。其成立与发展的根本,就在于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农民的公民权和民主权;改革土地制度并规定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权及其劳动力所有权、生产资料所有权;派生、集合农民的劳动力占有权、土地使用权、生产资料占有权,形成合作制下的公共权利和相应的农民权利关系。

  这些农民个人权利围起了一个不易受另一农民或别人干预的私人空间。他们在此范围内可以运用知识和智慧去追求自己的目标。人类社会关于生产的知识是分散的。没有人能获得关于生产的全部知识。对于文化程度相对落后的中国农民来说尤其如此。生产性的技术知识以及扩展信任与合作的合约性知识需要空前普及。现在形形色色的“寻租知识”,用以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也在广大农村消耗着农民个人的无穷时间和精力。只有给农民个人以自由,这些局部知识才能得到充分利用。从自然状态到现代村社、新农村社会,可以看出今日中国农民追求在手的〝人均份地-家庭经营-免于〔集体〕强制-免于匮乏〞的形式自由,对农业粮食生产和农村财富创造的价值、意义。

  人们通常会回避个人选择的责任,把失败归结为社会的不公平。政府为了应对某些农民的不合作,可以有以下四种做法:

  一是节约政府开支,提高工作效率,在履行职责的前提下减少税收。农民甲(富人)和农民乙(穷人)都赞同。这是廉洁高效的政府。注意这样的政府只能是管得不太多的政府。

  二是依靠国家暴力,强迫农民乙纳税。甲不反对,乙强烈反对。由于穷人总是占多数,所以这样的政府只能是专制政府,不可能是民主政府。这可能是我国乡镇政府还没普遍直选的一个原因。

  三是调整税收负担,使农民甲(代表富人)多纳税,农民乙(代表穷人)少纳税。这里有一个怎样分担才合理的问题。只要在合理的限度内,甲乙都会同意。因此需要一个民主的制度,来产生双方都能接受的分担比例。所以我国乡镇政府应当走向直选,民主化。

  四是玩弄自由、平等、人权等概念,由县政府把合作剩余全拿走,再对乡镇政府进行转移支付。在这一过程中,县政府的权力过分膨胀,农民个人〝人均份地-家庭经营-免于〔集体〕强制-免于匮乏〞的形式自由遭受实质性侵害。这样的新农村建设,可能打出提高农民人均收入的口号。但乡县政府可能由此走向民主化,也可能走向专制化。

  采取一和三做法的县乡政府是最有利于保障农民个人的形式自由且增进实质自由的政府。做法二的危害在明处。做法四的危害在暗处,最需要农民个人及代言人小心。对政府来讲,做法一最难,做法四最有诱惑力。因为它符合政府自身权力膨胀的需要。或许农民甲乙的实质自由都较风险值增加了,但政府拿走了全部的合作剩余,只拿出了少部分进行转移支付改善农民甲乙的实质自由,政府的耗费却增加,政府的服务更昂贵了。更严重的是由于农民甲乙的形式自由事实上遭受了损害,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下降。

  做法四的根本问题是政府超越了作为的限度,以“提高农民人均收入”、“福利”、“平等”为借口损害福利、平等。所以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农村建设、或福利社会,要打引号。新农村建设需要杜绝这种做法。采取一和三做法的政府完全可以很好地履行社会保障的责任。从最终分配实质自由的结果看,的确“福利”社会比不公平社会要平等些。但却以形式自由的不平等为代价。因而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总产出会下降。政府籍由扩大实质自由(或平等)的借口,扩大政府的权力,并掩盖政府效率的下降。一些乡镇政府最有动机混淆农民个人的实质自由和形式自由的差别,误用平等的概念。说开发集体土地上的小产权房人人有份,人人平等,推动集体土地上小产权房的建设,这样农民们就难以检查政府受托责任___维持人人平等的、人均份地-家庭经营-免于〔集体〕强制-免于匮乏的形式自由___的履行情况。乡镇政府并不是集体土地的集体所有者。当然,乡镇政府签有受托开发小产权房契约除外。

  就做法三而言,如果税收超过合作剩余,可能是政府开支过大,也可能是政府拿了钱没有尽到产权保护的责任,使个人仍要为防范付出成本,因而降低了合作剩余。那么农民甲和乙的实际消费额低于风险值,反倒不如无政府状态,形式自由的代价过高了。农民甲和农民乙的形式自由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实质自由相比自然状态也有绝对的下降。这样的政府肯定要遭到众人的反对。它的维持只能依靠专制。

  显然,农民〝人均份地-家庭经营-免于〔集体〕强制-免于匮乏〞的形式自由也有一定的限度。自由的理想状态是人与人之间的强制不存在。政府的存在只是为了制止强制。只要不试图强制别人,减少别人的形式自由,自己就不会遭遇强制。此时农民〝人均份地-家庭经营-免于〔集体〕强制-免于匮乏〞的形式自由最多也最平等。但在实际生活中,政府的权力往往都超出了这一限度,有大量的主动作为,此时个体的自由被政府大大压缩了。只有在乡镇政府主动作为的范围以外,农民个人的自由才存在。

  从经济自由的角度而言,社会总产出中有两部分,一部分由市场提供,另一部分由政府提供。后者提供的部分多以公共产品的面目出现。只有市场提供的那一部分产品才是自由生产劳动的成果,公共物品占的比例太大,与经济自由是不相容的。大的公共部门本身就是一个垄断力量,并可能诱导私人垄断的增长来同公共垄断购买相抗衡。所以要使个人自由不被过度挤压,降低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政府的公共开支需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另外政府不可以利用强制,垄断对公共服务的提供,只有充分的竞争才可以显示政府有效率的活动边界。

  农民个人与个人间的形式自由___人均份地-家庭经营-免于〔集体〕强制-免于匮乏___是平等的。农民甲有不被农民乙污染土地〔争抢水源〕、抢夺土地的权利。实际上是说乙不可以强行把污染施于甲,甲的权利是乙的责任。只要权利是平等施于所有人的,没有特权阶层,乙必然也有同样的权利,其责任由甲来承担。至于甲和乙谁造成污染的可能性大,则是另一问题。凡认为权利和责任可以分开的人,多是因博弈双方具体行为的发生概率不同,产生了错觉。甲和乙虽然污染对方的概率很不相同,但他们的权利是相等的,拥有同样多的、〝人均份地-家庭经营-免于〔集体〕强制-免于匮乏〞的形式自由。

  〝人均份地-家庭经营-免于〔集体〕强制-免于匮乏〞的形式自由给了农民们平等的活动空间,在土地资源稀缺的我国南方农村减少了人与人相互摩擦的内耗,避免了农民甲强制农民乙的情况。然而农民个人能把这个空间填充到什么程度,则是每个农民自己的事。对个人而言,不被禁止做一件对自己有益的事和拥有做事的能力同样重要。“一个社会成功与否,主要应根据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实质性自由来评价。……拥有更大的自由去做一个人珍视的事,(1)对那个人的全面自由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2)对促进那个人获得有价值成果的机会也是重要的。”(阿马蒂亚·森,2002)。

  阿马蒂亚·森用可行能力指标来衡量实质自由,更能使我们明白实质自由的内涵和价值。一个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它不仅要考虑各人所拥有的基本物品,还应包括有关的个人特征。它们将决定基本物品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个人实现其目标(Amartya Sen,1985,1992)。例如,一个残疾农民即便拥有较多的收入,与一个健康但拥有更少收入的农民个人相比,可能有更少的可行能力,即实质自由。财富不能作为衡量一个人实质自由的指标。可见我们以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农业农村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极不准确的。以财富多少作为衡量实质自由的指标只是一种简化,即假设农民个人的特征都相同。这事实上不可能。

  在一个通过广泛分工合作进行生产的市场经济的农村社会,农民们实质自由的获得往往要靠暂时让渡一部分形式自由来交换。当一个农民进入合作社、村委会、企业、政府、社会组织工作时,他的自主意志要嵌套、服从单位的利益(多表现为管理者的意志)。一个领导者的自主权可能比他多,但也不是完全自由的。我们并不认为组织中的人都失去了形式自由,前提是消除了强制,按照一致同意的原则签订契约。让渡〝人均份地-家庭经营-免于〔集体〕强制-免于匮乏〞的形式自由的目的是分享合作生产的成果,增加实质自由。在契约结束后,他仍然有选择工作的、回到〝人均份地-家庭经营-免于〔集体〕强制-免于匮乏〞制度中劳动的形式自由。农民个人经济上的实质自由,可以简称为〝扩能增效-契约平等-杜绝强制-走向市民〞的自由。

  农民个人要实现其实质自由,这意味着个人、集体、国家并不是一种〝递进服从关系〞,而是递进嵌套关系。这里所引入的〝嵌套〞概念,是指个体在保全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自由地而不是被强制地加入〝个体联合体〞去合作,从而创造合作剩余,以扩展个体利益的一个过程和机制。足见个人只是把自己嵌套集体;集体也只是嵌套国家,以分享合作的好处与剩余。一旦这些合作剩余为零,则应有退出机制以保障个人、集体利益。不能为集体、国家的〝直接代表者〞提供借口,去限制、干扰个人。这些集体、国家的〝直接代表者〞仅仅是个人权利的〝委托代理者〞。他们中的某个人是无权决定谁牺牲或减少个体权利的,得经集体、国家作为〝个体联合体〞内的民主机制来按〝多数原则〞决定。试问事事、处处、时时都缺损了个人利益,何以保全集体利益;事事、处处、时时都缺损了个人、集体利益,何以保全国家利益,国家又何以从事事、处处、时时中求得发展、发达。可见把农民组织进入农业合作社,增加其实质自由,它应是一种消除了强制的、让渡农民个人的、人均份地的形式自由,旨在分享合作生产的成果,增加农民个人利益的组织。入社、退社都须自由。在合作社的生产劳动也应是自由的。

  哈耶克曾认为,“从我们所说的自由来看,一个一名不文、居无定所的流浪汉实际上比享有安全、生活舒适的义务兵自由得多。”(哈耶克,1960)。哈耶克在这里同样犯了他一直批评的错误做法——把形式自由混同实质自由。形式自由位于契约的始点和终点。当契约生效的时候,你的自由必须受到约束,然后行为才可预期,合作方能达成。如果社会是发展的,契约终点的你会比始点的你拥有更多的实质自由。这里的关键是契约平等、杜绝强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实现法治。

  可行能力指标,揭示了实质自由是不可能用平等来衡量的。即便实行财富的绝对平均化,人们的可行能力仍不会相等。但从社会保障的角度看,注重、帮助农村后富者或贫困者,提高其致富的可行能力,要比单纯的关注收入的转移支付更能增加低收入者的实质自由,从而增加农村后富者或贫困者摆脱贫困的能力。所谓“平等的实质自由”的说法是荒诞的。只有在形式自由的平等得以维持的时候,实质自由才会以有效率的方式持续增长。

  实质自由不可以突破形式自由所设的界限。部分人的实质自由如果突破了形式自由所设的界限,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权利遭到侵犯。形式自由的平等一旦被打破,政府很容易借此扩张自己的权利,入市牟利。同时,权利被侵犯人的生产积极性会降低,最终是全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由于所有权得不到保障,经济停滞是不可避免的结果(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1999)。

  所以政府的自由必须受到宪法的约束,布坎南认为宪法是对“约束的选择”。美国宪法设计的科学之处,在于它严密地堵住了国会和政府凭借立法权和行政权侵犯私人财产权的通道。这样,财产权利和基本人权一样,不是政府给予人民的,而是天赋的。所谓“天赋权利”就是政府没有权力侵犯;而只有义务保护的一种权利。从权利的起源看这是合理的,并且经济上是富有效率的。

  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是自由导向的,实质自由就会有充分的发展空间。自由导向国家的治理原则是除去禁止的,都是合法的,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非自由导向国家的治理原则是只有允许的,才是合法的,人民的权利是有限的。只有自由导向的国家才能充分发挥自由的价值,使人民的实质自由得到扩展——农民个人的自由离不开善的乡县政府,善的乡县政府也离不开农民个人的自由。

  三、〝扩能增效-契约平等-杜绝强制-走向市民〞的实质自由的增长是农业农村发展的本质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形式自由和实质自由描述自由的不同方面,它们并非是对立的。从本质上看形式自由是人与人缔结的一种契约。它的执行依靠国家强制力。实质自由则是人具体的选择范围,与人拥有的资源和运用资源的能力相关。人们希望市场带来效率、政府带来“公平”,但由于把实质自由和形式自由的概念混淆,“公平”变成了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的平等破坏了形式自由的平等,最终是普遍贫困而不是共同富裕。由此可见我国农民将会既追求〝人均份地-家庭经营-免于〔集体〕强制-免于匮乏〞的形式自由,也会同时追求〝扩能增效-契约平等-杜绝强制-走向市民〞的实质自由。它们在现代农村市场经济中都具有重大的作用。这里的关键是契约平等、杜绝强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实现法治。

  ___乡县政府所能带来的“公平”,只能是〝人均份地-家庭经营-免于〔集体〕强制-免于匮乏〞的形式自由的人人平等。这是政府之所以诞生的原因,是其最主要的责任。〝人均份地-家庭经营-免于匮乏-免于(集体)强制〞是必需保持的。不能履行这一责任的〔乡镇〕政府应予撤消。或实行直接选举,走向民主化的乡村治理。

  ___农民(个人)〝扩能增效-契约平等-杜绝强制-走向市民〞的实质自由的增长是农业农村发展的本质。农民个人实质自由的增长体现在〝扩能增效-契约平等-杜绝强制-走向市民〞。促进农民个人实质自由持续增长的前提是农民个人拥有充分的、平等的、〝人均份地-家庭经营-免于〔集体〕强制-免于匮乏〞的形式自由。这就是不能急于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人口均分集体土地的原因。象五十年代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行土地等财富再分配可能改善一部分农民的收入,但不一定改善他们的实质自由。特别是当村组之间、地区之间的农民个人之间形式自由不平等的时候。

  ___有利于农民个人自由(形式自由和实质自由)充分发展的新农村,必然是政府管得“不太多”的社会,需要防止乡县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对农民个人自由的侵害。要支持广大农户对以“集体所有”为由对土地收益剩余控制权的恣意分享的维权行动。要知道这种侵害一般自形式自由始,至实质自由终。对农民经济自由和财产权利的伸张和扩展,必然要求对村委会、乡县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一个权力太大的村委会、乡县政府肯定要以牺牲农民个人的各方面自由为代价。

  ___农民个人〝扩能增效-契约平等-杜绝强制-走向市民〞实质自由的发展,不能突破其〝人均份地-家庭经营-免于〔集体〕强制-免于匮乏〞的形式自由的界限。这需要一个法治新农村社会。法治社会必然要先 “约束”乡县政府,后“约束”农民。乡县政府的自由意味着农民的不自由,农民的自由在政府不自由的地方存在。农民要获得村民自治权,并自由的有效运用它,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农民们获得、占有和使用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财产(小产权房)的自由。没有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的经济自由,就不可能享受到充分的以村民自治权为基础的政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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