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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重新认识香港,重新认识南方

作者:梁文道

来源:凤凰网

来源日期:2019年08月31日

本站发布:2019年08月31日

点击率:1054次


本文为梁文道2012年3月17日在广州方所演讲实录。


2012年,“反蝗虫”、“双非”等问题正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我们应该怎样重新认识香港,四年前的这个演讲,今天再看似乎更具意义。


原文较长,为方便阅读,本文经过删节,您也可至文末点击阅读原文,收看演讲视频。


道长也谈到了他怎么看自己四年前的这篇演讲



重新认识香港,重新认识南方

讲述人 | 梁文道



当年中国有一部影响非常大的纪录片叫做《河殇》,这部片子的制作人认为中国过去是一个封闭的国度,现在应该更进一步开放,他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当时中国的状况:中国原来是一个黄土文明,是一个内陆文明,正如我们老生常谈的,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强调的是河与江在整个内陆所带来的文化影响。


这个纪录片说到,现在我们是时候应该沿着这条河走向大海,而大海外面则是一个蓝色的文明。蓝色文明所代表的,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多元的、冒险的精神。这样的精神和一个封闭在长城以内、由平原与河流构成的内陆文明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一个当时在全中国都很受关注的纪录片中的中心形象。


不过,当我重新观看这套纪录片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套纪录片肯定是那些北方人弄的。为什么?我是在香港出生的,在台湾生长到15岁后就辗转回到香港,我是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长大的。在我看来,我根本不了解为什么我们现在才要奔向拥有蓝色文明的大海,我从小就是看海长大的。



什么是南方海洋中国?


使我感到有趣的是,我发现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过很杰出的海洋文学,而向来被认为是人文荟萃、出文人最多的几个地方,比如说浙江,浙江人也没有怎么写过大海、画过大海。他们通常对海洋的态度是,要么感到它是很势利的,因为它可以用来制盐或者渔获;要么就是很凶险。


这种态度的缘由是什么?当我回想到在中国的东南部的时候,却不是如此,像广东人,就是在非常早的时间就已经开始和海洋打交道。那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拿广州为例,广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最重要的通商港口,到了唐朝的时候,就已经驻有外国人了,他们主要来自印度、阿拉伯、波斯。


那么当时广州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是如何呢?我们可以从当时太子的诏令可知一二:严禁番禺本地居民与外国人通婚。这是因为,这样的状况在当时十分普遍,广州人觉得与外国人通婚、杂居、生育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那些北方人却认为这样做十分不妥,让人难以接受。


到了后来,广东人和福建人进一步地往外走,这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看看今天或许可以知悉,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大概有700万,和香港人口总数相近,印尼甚至更多。


新加坡,我经常拿这个国家“开玩笑”,我每次演讲的时候,总是提到我们Chinese在这个世界建立了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另一个则是新加坡,那里的九成人口是华人。这是华人建立的一个国家。这说明了华人这个族群,它不一定拥有我们平时是想象的一种政治的连锁关系。


我们总是以为,所谓的中国人,仅仅是同文、同种,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政体、同一个国家。其实,我认为,华人可以跟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有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华人理论上可以这样,于是我们有了新加坡。新加坡人的主体是福建人。


从中国的东南亚海开始,我们的整个南方最北可以扩展到冲绳,一路下来,台湾、福建、广东、海南,在往下,则是越南的几个大城市、菲律宾和吕宋岛,再往南,几个重要的城市(槟城、太平、吉隆坡、马六甲),再往南,文莱、泗水、万隆、雅加达,而印度洋附近,普吉岛,华人甚至还去到了马尔代夫、毛里求斯。


在印度洋沿岸的一些港口那里,我们遇到了葡萄牙人、阿拉伯商船,甚至是罗马贸易商人,开始跟土耳其人、威尼斯人打交道。在这整片海域里,有大量的华人,他们构成了一个南方海洋中国的世界。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没有清晰的民族界线、没有明显的国家观念。或许有乡土的观念,但缺乏民族国家的感情,因为在那个年代还不存在民族国家。


我们的语言、生活很有弹性。我们常被认为是一群罪犯。比如倭寇,他们并不全部是日本人,日本人仅占其中的一小部分,他们的主体是华人,就是中国人,要不然,根据历史记载,人数仅为一百来人的倭寇能够登陆浙江之后杀入内地,绕了一座城三天而官兵却对他们无可奈何,最后还让他们逃走了,因为他们太熟悉这个地方了,他们本来就是这里的人。


后来有很多海盗,比如民族英雄郑成功,他家就是一个“海盗家族”,他的父亲郑芝龙是一个海盗船长,母亲是个日本人。郑芝龙的船队曾经护卫了整个中国沿海区域,所有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都很惧怕他,这是因为这支船队非常国际化,内部人才很丰富,他们知晓如何对付各种气候、国家、文化上的问题。他们其中除了华人、日本人、琉球人、朝鲜人之外,还夹杂着马来人、印尼人、印度人、波斯人、新几内亚人,还有大洋洲大溪地岛上的居民。



荷兰人眼中的郑芝龙(穿绿色衣服者)

郑芝龙(1604年4月16日-1661年11月24日),福建南安人,在17世纪世界海权勃兴的时代与明朝封闭海疆的背景下,以民间之力建立水师,周旋于东洋及西洋势力之间,并且在台湾海峡抗击及成功击败西方海上势力的第一人。


这样的故事我们鲜有听闻,因为我们听的都是《河殇》给我们讲的黄河文明,我们是从黄土高原上发源起来的人民,这不是我刚才所描述的世界。一个长期被压抑的、被中国史学和传统文化观念紧紧压在脚下的、被排除在外的、装作不存在的海洋中国,它是切实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海洋中国至今为止,经过清朝的冲击后,已经仅剩下南方世界了。就在它备受打压的阶段,它反扑了。


正如我经常形容的,辛亥革命是南方中国的北伐。我们回想清末的变革,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党,它们都源于广东,都源于一些最早结识外国人士、学习外来知识的人。为什么这些变革不是源于北京、天津、西安,而是在广州?这是有迹可循的。过去一百多年里,南方海洋中国不断向北方输入各种各样的观念、想法、关于典章制度所该有的构想,构成一浪接一浪的升级。我觉得,我们是时候重新认识这样的一个南方,进而重新认识香港。


那我们要怎样重新认识香港呢?无论是对于大陆人还是香港人,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扣上我一开始说的南方的帽子。



“香港人”的身份意识直到70年代末才出现


香港直到70年代之前,都仍然没有十分明确地意识到“香港人”这个身份。


在我小时候,香港人在形容自己所在的地理空间的时候,往往会如是说道,“省城”、“香港地”、“澳门街”,这些说法说明了香港人在空间概念上是把自己放到珠三角这个三角形的其中一端,另外两端分别是省城广州以及澳门。当时,香港的很多品牌会标榜自己是“省港澳湛”,很多餐厅美食会标榜自己为“凤城美食”。


在70年代的时候,香港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跟大陆,尤其是广东会有如此强烈的不同,他们更多地会觉得自己是一群幸运的人。那个时候香港对待外地人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此排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多人跨过罗湖逃到香港,当时有很多香港市民自发跑到边界的山上,带上维他奶和面包,一看到内地有人逃过来,尽管是不相识的人,都会先将他拉过边界,再给予食物。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因为他们了解这些逃过来的大陆同胞,正如自己当年为什么要南下香港一样。这是过去的香港。


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才真正开始觉得自己跟大陆不一样,才真正开始意识到自己是“香港人”。很多人以为,香港被英国殖民多年,会出现一个与大陆系统的本质的差异。其实是没有的。


第二,香港人在本土运动中强调自己有一些核心的根本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不容易界定的。我们可能会很难界定出香港是什么,但是我们会容易说出香港不是什么;我不能说香港人要什么,但是我可以说香港人通常不喜欢什么。也就是说我们通常不能系统科学地界定香港的本质,但是我可以说为什么不喜欢今天的某些状况,这是跟它自身的某些状况有关的。


这时候,我就会联系到常见的大陆人对香港人的误解。一般大陆的朋友谈到香港的时候,最令香港人气愤的一个想法是:香港人过去长期被英国殖民,所以他们习惯被殖民,习惯为奴,因此有了奴性,不能翻身做主人,而现在回归祖国,反而轻视中国,这是洋奴心态的缘故。


为什么说这样的讲法其实是对香港人的误解呢?很简单,首先我们先谈一下什么是奴,什么是主?一个人是奴,就是他将自己放在一个很卑屈的地位,并且要听靠一个在上位者的权威,从而形成了一个主奴关系。香港人过去和英国人有没有这样的主奴关系呢?从理论上来讲,香港被英国殖民,应该会有这样的关系。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香港与英国的殖民关系是非常奇怪的,英国人一开始来香港的时候,在港人数并不是很多,华人陆续逃到香港正是在这之后,也就是说后来移民到港的这些华人,他们不是被英国人压迫而去的,而是,让人感到可怕的是,他们是主动过去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这样不是洋奴吗?被他们管还这么爽。而事实确实是,这些华人觉得很爽。他们喜欢被英国人统治,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为奴,而恰恰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为奴。他们觉得如果留在当时的中国,他们更觉得自己处于下位,服从权威,过着一种听命指示的生活。在香港,他们感觉能够稍微地喘口气,相对自由。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却是事实。


我要说的是,在这几年里,香港人改变得让人可拍的地方是,不是香港人的奴性不去,而是香港人多了一些奴性。在最近几年,我见到很多香港的商人、官员,他们的态度与以前有所不同了。


香港的商场、官场更多地强调个人的头衔了,这才是香港可怕的变化。他们开始在意个人的身份,开始在意个人的权力,他们要听这些人的话,要和他保持一定的关系。香港也开始称呼他人“x总”、“x董”,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大家认为香港人崇洋的一点,就是因为香港人都会有一个英文名,然而,这样的崇洋却出现了一个效果:当我看到唐英年的时候,我在与曾荫权见面的时候,我就直接称呼他们的英文名,Henry、Donald,我从来不叫他们“曾特”(曾特首)、“唐局”(唐局长)。香港人使用英文名的这个特点就表现在这种时候。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反映出一种,或许看起来浮于表面,却并不是不重要的关系。我们与人打交道的时候不会太在意对方的职位、身份、级别关系,但是最近几年却开始讲究了。所以我说,现在香港人终于有点奴性了。


那么过去为什么与英国人相处的时候却没有这种奴性呢?这并不是因为英国的宽大,英国从来都不像那些香港本土论者所描述的那样美好,英国对香港统治是非常可怕的,曾经也是非常功利的。


我并不赞成过去英国把香港治理得很好的说法。在我看来,今天香港所享有的相对的自由、开放、公平不是英国的恩赐,而是香港人向英国人争取得来的。


很多人以为香港在回归之后才开始讲民主,我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我所经历的是,香港人如何在80年代开始示威游行、集会,来争取民主运动,这早就开始了,只是过去向英国人争取,现在向自己人争取罢了。这是一个用自己的方法拼抢回来的局面,不是来自任何人的慈悲统治。


当然,英国人在香港的统治有它自身的特点使得它和大陆有所区别,但是我们不应该过分地夸大它,认为这是一个完善的、相对好的统治,也许大英帝国作为一个殖民帝国会比一些殖民帝国,比如说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要好得多,这是事实,但我们不应该过分地赞美它、称颂它。


而香港人过去对英国人的态度是,在80年代或更早的时候,一般的香港人从来是不知道英国的内阁成员是谁,这样讲是因为香港人从来没有意识到香港是一个英国人统治的地方。


我们有港督,但是女王是不存在的,她不过是马会投注站上的画像而已。所以香港人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崇英”、“洋奴”,他们恰恰是瞧不起英国人,或许他们会向英国学习一些东西,但是他们却从来不投入。香港受英国殖民多年,没有出现过用英文写作的好作家,不像印度和新加坡,他们有非常出色的英语作家。



香港从来都是华人世界的一部分


说了这么久,我想要表达的是,香港这个地方,它从来都没有那样英国,也从来不那样独立,它从来都是华人网络世界的一部分,但它也从来不像我们所理解的大陆、内陆。那它是什么?它就是我一开始所讲的南方海洋中国的一个据点。这个据点,今天的香港,它仍然保留了一部分原有的属于海洋世界的特色:它一方面非常保守,它所保守的也许是它自身的生活方式、传统价值,甚至是性观念。


这样的一个社会,它维持得那么旧,有旧社会的意蕴,是整个海洋南方世界的一部分,这些部分本身就包含着这方面的要素,它讲究的是以乡土关系、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这也是今天中国,为什么传统的宗族会在华南保存得比较好,甚至有复兴的气象。


这样的东西,正是南方世界的特色。在香港这样一个南方世界中,它当然不是与大陆截然对立的,我们知道,曾经发生过一次工人罢工运动,可以说有史以来历时最长的罢工,就是省港大罢工。这场罢工,是香港工人罢工,逃到广州,广州工人同志们接济他们,使得他们可以罢工几个月,不用上班不用工作,那时可谓“广州香港一家亲”。



1925年6月19日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此次罢工历时1年零4个月,是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


我们还可以看到历史上有多少次在中国的关键时刻,香港都被卷了进去。“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有一半人是经由香港上广州的,又再有二十多人是香港人,还有一些是南洋华人。香港一直都在这个圈子里面。


在这里,我并不是要强调香港人的爱国情怀,我不想往这个方向讲,因为他们并不一定是因为爱国而加入这些行动,他们有很多的理由想要来北方、影响北方、发展北方,但这些理由背后并不一定有很强的民族国家观念在,或许是很古怪的各种想法。


当时很多被认为是爱国华侨的人,他们有的是为了个人的事业,有的是为了个人的信仰,有的是为了乡情,有的是为了同窗之谊,当然也有很多是具有真正民族主义色彩的人了。不过这才是南方的本色。


南方人不仅要参与中国的改变,他们还卷进了周边地区的政治局势。


越南共产党的第一次党代会就是在香港召开的,菲律宾地下共产党的第一次党代会还是在香港召开的。香港不仅是辛亥革命的源起地之一,也是东亚反动革命基地。这是以华人为主体,香港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香港确实是充满着一群机会主义者,他们或许可以很爱国,或许可以背弃国家,他们可以为了更好的生活去接受英国的管治,也可以为了更好的生活去接受一种他们过去不喜欢的政治方案,但是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如此。


我不想替香港讲任何好话,也不想过分地夸耀南方海洋世界,我只想说这个地方有一些东西存在,这些东西,依照传统的价值观,我们会鄙视它、看不见它,但是我们重新认识它的好处是,我们可以重新看到,身为华人,身为中国人,你还有什么样的其他可能性在,这样的可能性或许不会更美好,但是它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一些灵活的思路,让我们去用一些不同的方式去做实验,我们不一定都要这么做,但是有几种可选择的方案总是一件好事,它给予我们一些不同的可能性。



南方海洋可以把中国带到不曾想象的境地


南方海洋中国可以把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带到一个过去北方不曾想象过的境地,甚至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回头思考什么叫做中国,什么叫做华夏。中国真的像我们今天以为的这样,是一个自古以来这么地独立的,跟世界无关的,有一个核心点,比如说河南,往外扩散,慢慢发展成今天这样吗?当然不是。


商朝的马车上的轮子就是印欧人发明,商朝皇家的战具、家具其实是来自于印欧草原上的一种器具,甚至我们今天讲巫术的“巫”,甲骨文上常常讲的“巫蛊”、“巫曰”、“巫占”,“巫”他作为一种人,他不仅是我们所讲的巫师那么简单,他甚至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河南帮助国王做占卜,甚至国王本身就是巫。


那么这群人是什么人呢?今天的考古学家认为,巫的相貌应该是像欧罗巴人。在我们以为中国独自发展起来的世界里面,其实我们早就跟世界在一起了,我们凭什么说我们有自己一套那么独特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的在发展呢?


所以文化从来是杂种的,纯种不可能有文化,因为只有杂交才有交流,我用这么强烈的字眼想说文化从来都是杂的,只有杂,只有交流,只有不同地方的相遇才会出现文化的发展。这一点,我们过去便是如此,我们今天南方人知道的比谁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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