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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平:香港的政党与政党政治

作者:周 平

来源:天下边疆

来源日期:2019年09月09日

本站发布:2019年09月09日

点击率:982次


摘 要:在港英政府20 世纪80 年代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中, 随着选举政治的兴起, 香港的政党破土而出, 并逐渐发展起来。香港进入特区时代以后, 政党的格局趋于稳定。随着政党的形成和发展, 香港的政党政治也逐渐稳定下来, 形成香港特有的政党政治。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发展, 又改变了香港的政治生态, 使香港的政治发展出现新的面貌。

关键词:选举;政党;政党政治;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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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港英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政党形成

香港长期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 可是, 香港却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 在政治生活的演进中自然地形成政党。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阻碍了香港政党的形成。由外部强加的殖民统治, 政治统治的权力来源于英国女王的授予, 全部权力集中于港督,并且封闭运行, 不受社会力量的制约。这样的殖民统治是不需要政党这样的政治组织的。虽然, 香港社会实现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以后, 社会走向成熟的同时, 社会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 并形成影响政府之势, 但社会中至多也就是出现压力集团而已。

然而, 这样的局面在20 世纪80 年代以后逐渐地改变了。英国在无法将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延续到1997 年以后的情况下, 开始了对香港的非殖民化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港英政府逐渐地对香港政制进行了代议制改造:首先, 在20 世纪80 年代初推行了旨在加强地方(基层) 管理的地方行政改革,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将全港分成18 个区, 在每个区建立了管理委员会和区议会。区议会是一个基层民意机构, 民选议员的数量逐步成为绝大多数。区议会实行直接选举, 由此便打开了一道社会力量进入政治权力体系之门;随后, 港英政府继续推行进一步的代议制改革, 选举机制被引入中央层面的立法局。1985 年9 月, 港英政府通过选举团和功能组别的间接选举各产生了12 名立法局议员。用民选的方式选举立法局议员, 这在香港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由此便在香港的中央政治层面上打开了一道政治权力向社会开放之门;后来, 在1991 年9 月的立法局选举中, 港英政府采取双议席选区制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了18 名立法局议员。这是香港立法局历史上的第一次直接选举, 在香港政治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次选举, 将政治权力向社会开放的大门开启得更大了;接着, 在具有重要影响的1994 、1995 年选举中, 港英政府进一步扩大了直接选举的范围。其中, 1994 年9 月的区议会选举取消了委任议席, 实行全面直选。1995 年3 月的两个市政局选举, 除保留全港18 个区议会间接选举的议席外, 其他59 个议席都由直选产生。1995 年9 月的立法局选举, 全部60 个议席由直选和变相直选产生。至此, 香港的政治权力之门便在立法局、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区议会等三个层次上向社会全面打开了。

随着港英政制代议制改革的推进, 香港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对政党的需求, 港英政府也不再拒绝政党政治, 甚至为压力集团向政党转化创造条件,对政党的形成采取支持的态度。在这样的条件下,香港开始了自己的政党形成过程。

香港的政党形成于港英政制因为代议制改造而逐步开放的过程中, 是代议制改造的产物, 它经历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过程。由压力集团转化为政党, 这是香港绝大多数政党形成的途径。这些压力集团转变为政党, 香港便由一个无政党的社会转化为有政党的社会。在此基础上, 政党形成的其他方式也逐步出现。

香港的压力集团, 是伴随着香港社会的本土化和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在港英政府对香港政制进行代议制改造以后, 一些压力集团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港英政府推行地方行政模式以后, 随着区议会直接选举的进行, 政治权力的大门逐步向社会开启, 从而为压力集团进入政治体系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于是, 一些压力集团便改变了从外部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方式, 努力通过选举的途径进入政治体系内部, 企望从内部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样,它们便从政府的对立面转向了政府一边, 从一种反建制的力量转化为建制力量, 从而使自己由压力集团转变为政治团体。这些政治团体, 在参加区议会和市政局选举的过程中, 培养了人才, 积累了经验,逐步地发展壮大起来, 具备了向政党转变的条件。1991 年的立法局直选, 对香港政党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既是政党形成的一个契机, 也是压力集团政党化的一个门槛。只要在立法局直选中胜出,就能进入香港的政治权力中心。因此, 这次选举对于那些已经壮大了力量、积累了经验而且又不满足于仅仅在基层政治中发挥作用的团体来说, 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对于那些胸怀志向并且图谋已久的政治精英们来说, 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的机会。然而, 在这次选举中, 参选的工程浩大, 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为了增加在这样直选中的胜算, 一些政治团体对自身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改造, 它们制订了政治纲领, 加强了组织化程度, 甚至祭起了意识形态的大旗, 制订候选人的提名程序, 推出自己的候选人, 并对候选人进行必要的约束, 对候选人提供财政支持, 推动选民登记。经过了这样的自我改造, 一些有影响的政治团体完成了政党化的转变, 成为了西方意义上的政党。

此外, 在当时政党形成的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有一些论政团体为了在1991 年立法局直选中谋得利益, 也迅速地组成了政党, 从而壮大了香港政党的队伍。在1991 年的立法局直选之后, 由于政治生态的改变, 选举政治逐步形成, 而政党背景和政党支持成为胜选的重要条件, 所以一些政治精英也积极地组成政党, 参与政治角逐。香港有的学者更认为,随着政党在政治舞台上变得活跃, 香港的政党政治已经开始。

香港的1994 年、1995 年选举, 是在中英就选举问题的谈判破裂以后由港英政府单方面举行的,由这次选举产生的三级架构将随着港英政府对香港管理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 但这毕竟是一次涉及三个层次的全面的选举, 而且是取消了委任议席以后的全面的直选, 它为各个政党和各种政治力量提供了显示力量、施展才华的舞台, 也是对各个政党和各种政治力量的一次大检阅。当时的各个政党都十分重视这次选举, 进行了最为广泛的动员和极大的投入, 为了三级议会的议席而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从而形成了明显的党争。

在1994 年、1995 年选举中, 香港的政党已经变得比以前更加成熟, 已经在香港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政党已经成为香港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香港的政治走势已经与政党的力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由政党控制的三级议会, 尤其是立法会, 对香港政府的运作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都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从总体上看,香港的政党政治已经初步形成, 并且已经成为香港十分重要的政治生态。

需要说明的是, 以政党的方式活跃于香港政治舞台的各个政党性质的组织, 往往不是以政党的名义注册登记的。因为香港没有专门规范政党组织的法律, 政党性质的组织只能以社团或公司的名义注册。有些政党性质的组织, 也不称自己为政党, 而是称为政团。另外, 一些非政党组织静悄悄地实现了政党化, 转化成为了政党。如工联会(全称为香港工会联合会)、职工盟(全称为香港职工会联盟),它们原本是工会组织, 但它们却采取政党的行为模式, 参与选举, 争夺选票, 日渐加深了政党的色彩,最终转化为政党组织。投身选举, 争夺议席, 是政党最主要的政治活动。凡是以争取议席为目的的组织, 不论其称谓如何, 都可视为政党。

但是, 香港此时的政党政治还不成熟, 尚未发展成为西方类型的政党政治。从政制的层面来看,香港的政制并没有为香港的政党提供完全执政的机会。尽管彭定康对香港的政制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使香港的政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但是, 香港殖民地政制的性质并没有改变, 掌握香港最高权力的港督是不经选举也无须选举的, 是由英国政府任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香港的所有政党均是在野党, 而非执政党。各个政党之间的角逐, 都是在野党之间为争夺议席的竞争。即使在竞争中取得优胜地位的政党, 也无法控制香港的政坛。

此外, 在香港特区成立前夕, 又有前线和民权党等两个政党成立并登上香港的政治舞台。这样,在香港政坛上活跃的政党就有:民主党(其前身,是创立于1990 年4 月的香港民主同盟。1993 年10月, 该党与汇点合并, 组成民主党), 自由民主联盟(简称“ 自民联” , 成立于1990 年4 月), 民主民生协进会(简称“ 民协” , 成立于1986 年10 月), 新香港联盟(简称“ 新港盟” , 成立于1989 年3 月),自由党(成立于1993 年2 月), 民主建港联盟(简称“ 民建联” , 成立于1992 年7 月), 稳定香港协会(简称“ 稳港会” , 成立于1991 年5 月), 香港协进联盟(简称“港进联” , 成立于1994 年7 月), 前线(该党是香港民主派中的一些激进分子于1996 年8月组建的), 民权党(成立于1997 年5 月), 此外,还有前述的工联会和职工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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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特区时期的政党架构

香港行政特区成立以后, 政党政治趋向于稳定。如果说, 香港在基本法颁布以后至回归前的后过渡期是政党的形成期的话, 那么, 进入了特区时代,香港的政党便步入了稳定期。首先, 政党的结构基本固定。香港特区政治舞台上活跃着的政党, 都是特区成立以前便存在的。活跃于香港政治舞台的主要政党是:民建联、民主党、自由党、民协、港进联、前线、民权党、工联会、职工盟。香港政党尽管还不成熟, 但政党的格局已经基本稳定。

从政党的总量来看, 香港的政党并不如西方国家。不过, 香港只是一个人口不到700 万人的城市,与其人口数量相比, 香港的政党着实不少, 甚至算得上是政党林立。但细观香港的政党, 规模都不大,最大的政党民建联也才2 000 多人, 多数政党只有数百人, 小的政党仅有100 多人。而且, 绝大多数政党的组织都十分松懈, 缺乏组织性, 只有民建联的组织纪律性比较强一点。香港多数政党的规模不大, 但稍微大一点的政党, 内部的派系却很多, 而且充满明争暗斗。其中, 尤以民主党最为突出。“ 在成立之初, 就有前汇点和港同盟之不和;而后来`少壮派' 和` 主流派' 的冲突尤为激烈” 。

其次, 政党的政治取向较为明朗。香港的各个政党, 在香港特区建立以后政治形势明朗化的条件下, 自身的价值取向和政治态度也日渐明朗。民建联主要代表香港社会中下层人士的利益;自由党和港进联主要是代表工商界的利益, 其中, 自由党主要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港进联偏向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民主党、民协、前线、民权党,有浓厚的激进民主色彩, 反映着香港市民中要求尽快实现民主的情绪;工联会和职工盟, 虽然有着浓厚的政党色彩, 但基本上是工会组织, 前者是左派工会组织, 后者为右派工会组织。另外, 各个政党对政府的态度也不一样, 民建联、自由党、港进联、工联会等, 对政府采取了支持的态度, 尤其是民建联, 支持中国共产党及政府的立场十分明显和坚定,常常被对手骂为“ 保皇党” ;民主党、民协、前线、民权党、职工盟等政党, 则常常采取反对政府的立场, 尤其是民主党, 几乎是一味地反对政府, 甚至是为反对而反对, 政府提出的政策很难得到它的支持。

再次, 政党的行为方式基本定型。香港的各个政党, 都是在香港特定的政治条件下开展政治活动的。随着政党历史的延续和相对稳定, 政党的行为也相对稳定下来, 形成基本的行为模式。总的来看,各个政党都注意开展基层工作, 争取市民好感;进行政治动员, 开展政治活动;进行宣传和游说, 争取议会席位;开展议会政治, 影响政府决策;引起政治争论, 影响政治舆论。其中的最后一点显得特别有意思:香港的各个政党, 尤其是政党领袖, 总是利用香港言论自由和媒体十分发达的条件, 就各种问题发表政治意见, 影响社会舆论, 制造明星效应。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常常胜于开展扎实的基层工作。也正因为如此, 一些规模不大的政党, 常常有很响亮的声音, 由此来制造政治明星, 扩大本党的影响。在这方面, 民主派政党的表现尤其突出。这些党的领袖, 大都不甘寂寞, 总要不时地制造一点动静, 其中的有些人甚至成为“ 抗议专业户” 。对于那些只有激进的口号, 没有可行的政策, 基层工作不扎实的政党来说, 如果不能引人注目, 它的生命力也就完结了。因此, 制造影响, 成为了他们的生存之道。

最后, 政党的政治影响较为稳定。与政党规模较小的状况相适应, 绝大多数政党的群众基础都不宽厚, 社会认知度低。即使是联系着若干个独立工会组织的工联会和职工盟, 如果仅仅从这个政党性组织自身的情况而言, 他们直接的群众基础也不宽泛。在香港, 政党的影响更多是靠本党政客、靠党内政治明星去达到或制造。有的政党, 甚至就是政客集团。另外, 香港政党的社会认知度普遍不高。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的一项电话调查, 市民对政党在代表自己利益方面的认同度都不高。在2003 年8 月就“ 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 问题进行的一项调查中, 民主党、民建联、自由党、民协、港进联、前线、民权党、工联会、职工盟获得的认同分别是15.6 、4.3、5.3、0.2、0.0、0.7、0.0、0.1、0.2 。政党自身的规模不大, 再加上香港特区政制本身并没有为政党发挥作用提供太大的空间, 所以, 香港特区政党的作用都十分有限, 没有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能够从根本上影响香港的政治形势, 更没有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有能力左右香港的政局。

香港特区成立以后, 政党及政党政治并没有显著的发展, 这是由于特区成立以后, 政治形势已经稳定了下来, 特区成立以前那种政治格局和政治形势迅速变化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另外, 特区政制并没有为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环境条件, 在港英时代就存在的那些限制政党和政党政治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

在所有的限制性因素中, 历史文化环境的限制是一个最深刻的限制。尽管香港回归前的政治形势催生了政党, 但香港的历史文化环境却不利于政党的发展。香港人口中年长的部分, 绝大多数遭遇了新中国成立以前那种政党间的斗争, 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政党开展的政治斗争而带来的痛苦, 政党往往与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和悲剧纠缠在一起, 所以, 他们对政党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香港的年轻一代, 大都执着于经济利益, 香港高度自由的经济环境也没有使他们感觉到要通过一定的政治组织来获得和保障其经济利益, 所以, 他们对政党普遍不感兴趣, 甚至对政党有一种负面的认知。这样一种历史文化环境, 无法普遍地激发起人们对政党的兴趣和热情。

香港特区的政制, 也未为政党发挥作用提供有效的空间。1999 年底, 特区政府撤销了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 由选举产生的代议机构就是区议会和立法会。香港的18 个区议会都被定位为区域咨询机构, 这就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限定了区议会的作用。尽管每个政党都力争区议会的席位, 但毕竟作用有限。在立法局中, 60 个席位中开放给直选的议席十分有限:2000 年为24 席, 2004 年为30 席。到2008 年, 立法会的议席有增加的可能, 但直选议席仍然只能占一半。因此, 从总体上看, 政党能够通过选举获得席位的空间并不大。另外, 在香港, 执掌最高行政权力的行政长官, 也是非政党化的。到目前为止, 行政长官不是直接普选产生的, 这便使政党无法推举和支持自己的候选人竞逐其位。香港的“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 , 还要求行政长官的当选人声明与任何政党脱离关系。行政长官不能有党派色彩的规定, 不仅割裂了政党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而且暗示着具政党背景的人士有不站在社会整体利益的立场上行使权力之嫌。

香港的法律并没有为政党的发展提供便利。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 法律制度十分完备, 法律享有高度权威, 市民自觉守法。但在香港的法律体系中,并没有专门处理政党问题的法律。团体和组织注册只有按“ 社团条例” 和“ 公司条例” 进行, 所以,“ 目前还未有任何机制可以让政党正式注册。相反,现行法例却有不少限制政党运作的条文。” “ 政党法的真空带来不必要的混淆, 助长公众的误解, 也可能导致行政滥权, 如镇压政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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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香港政党政治的主要内容

随着政党格局的基本定型, 政党行为模式的确立, 香港政党参与政治的内容也逐步稳定了下来。从香港政党政治的实际情况来看, 政党政治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推动选举, 争夺议席。选举是民主政治的第一要义, 没有选举便没有民主。但是, 在社会日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条件下, 选举的真正实现,又有赖于政党的介入。香港的情况也是如此, 一方面, 政党是伴随着选举的推行和政治的开放而出现的, 选举催生了政党;另一方面, 政党的形成和介入, 又促进了选举的发展, 政党支撑着选举。在这样的形势下, 参与选举, 推动选举, 也就成为香港政党政治的最主要的内容。当然, 政党参与和推动选举, 是有强烈的目的性的, 这便是争夺议席。正如一位香港学者指出的那样:“ 本港各大主要政党成立的基本目的, 便是希望在选举中胜出并赢得政治权力, 因此选举胜负对于政党来说可谓生死攸关的问题。”各大政党间为争夺选票的战争,往往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政党对选举的参与, 又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动员选举登记。香港的市民对选举的热情一般都不高。单靠政府的一般性发动, 选举的参与登记率并不高。在这方面, 香港的政党往往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能够有效地渲染气氛, 并鼓动起市民参与选举的热情;二是提名候选人。到目前为止, 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 是由一个800 人的选举团选出来的, 政党基本上没有介入。但是, 立法会和区议会的选举, 绝大多数的候选人都是由不同的政党推荐的, 只有少部分是独立候选人(其实, 有些以个人身份参选的政治明星, 也有政党资源的支持);三是发表政纲。香港的每个政党, 政治主张都不相同。在选举到来的时候, 为了赢得选票, 每个政党都会提出自己的政纲, 并努力用自己的政纲去宣传民众,吸引选民。

香港特区成立以来所进行的每一次开放式的选举, 都是由政党在选举的舞台上唱主角的。政党在其间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选举产生的议席也主要是由政党人士获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在香港政治中影响巨大的立法会的绝大多数议席为各个政党所把握, 立法会成为了各个政党角力的主要场所。而各个政党把持的议席在面对争议性问题的时候, 均采取一致性的政治立场, 表达同一种政治态度。所以, 政党的态度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明显地增强了。这样的形势也导致了各个政党在立法会内的联合或分裂, 形成不同类型的政党联盟。占据多数席位的政党联盟能够左右政府的政策自不待说, 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 拥有少数议席的政党也往往扮演关键角色, 成为决定性的少数。政党政治的如此态势,对特区政治生态造成了根本性的影响。

第二, 整合利益, 反映民意。不论是从社会结构来看, 还是从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香港都是一个多元社会。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社会利益的分化十分严重。这些多样化并相互纠缠的利益要求需要进行必要的利益综合, 才能成为政策选择或影响公共政策的因素。在香港社会的多元并存的情况下, 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各不相同的政党, 恰恰扮演了整合社会, 反映民意的角色。首先,它们将复杂多样的社会利益要求加以综合和整理,形成不同的利益诉求, 通过媒体加以传播, 并通过这种传播来进一步地影响民意, 所以, 香港的政党往往扮演着民意代表的角色。其次, 他们将这些民意要求传达至政府, 努力影响政府的政策。再次,他们将民意通过本党的立法会议员, 带进立法会,进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订。

在这个方面, 香港的绝大多数政党都十分努力,尤其是民主派的几个政党, 如民主党、民协、前线等, 都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表现。许多政党还不时地进行民意调查, 及时掌握在若干现实问题上的民意动态。这些政党的领袖, 尤其是民主派政党的领袖,在影响舆论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他们能够敏锐地把握政治形势, 及时把握香港政治生活中的敏感问题, 甚至不失时机地挑起政治争论, 进而影响政治舆论, 搅动香港政坛。因为他们缺乏雄厚的政治资源, 在政治舆论风起云涌的情况下, 他们往往通过影响舆论而成为政治明星, 并通过舆论领袖的途径博得民众的支持, 从而获得政治资源。他们是一些不甘寂寞的人, 他们敢于也善于作秀, 他们要制造影响, 从而引人注目。但他们中的许多人, 常常是挟民意为自己。所以, 在香港的任何一个关于政治问题的公开争议中, 都能看到政党领袖的身影。当然, 政党反映民意的过程中, 也会反映一些抗议政府政策和政府作为的民意。政党提出的抗议, 只要能够得到市民的支持, 也是反映民意的表现。

第三, 监督和制衡政府, 影响政府政策。香港特区政制, 延续了港英政制中行政主导的架构, 政府拥有和行使着相当大的权力。而立法的权力则处于弱势, 难以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在这样的条件下, 香港的政党在监督和制衡政府方面, 就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政党通过本党议员在立法会针对政府政策发起的动议辩论, 往往给政府造成很大的压力, 从而对政府形成有效的制衡。

在香港, 没有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能够掌握政权, 控制政府, 所有的政党都是在野党。但是, 决定政党地位的立法会和区议会席位, 又主要是通过选举途径获得的。因此, 每个政党都要争夺民意。而能够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衡, 往往是获得民意的重要途径。所以, 各个政党在监督和制衡政府方面, 都发挥了作用。在这方面, 民主派各个政党的表现尤为突出, 它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反对党。对于民主派的主体——— 民主党在这方面的作用, 有专家作了这样的分析:“ 香港人民需要民主党, 实质上就是需要一个反对党, 用以监察、制衡政府, 从另一个角度去维护香港和香港人的利益。民主党并无其他本钱, 唯一的本钱就是` 反对' 两字。”这样的分析是针对香港回归前的民主党而作的, 但放在香港回归后的民主党身上, 也仍然是恰当和中肯的。

另外, 虽然香港的政党在影响政府政策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政党本身的政策制定功能并不突出, 几乎没有一个政党设有专门的政策咨询和政策制定机构, 在政策方面都缺乏建树, 不能向政府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 因而没有有效发挥政党在这方面的功能。

第四, 培养政治精英, 制造政治明星。香港这个地方, 是典型的商业社会。“ 盛产” 商业人才, 不乏商界精英。有人曾戏言, 在香港的街头随便抓住一个人, 都可以让他做经理。但香港在政治人才和政治精英的“ 生产” 方面, 却存在着严重的“ 产能”不足, 需要建立专门的机构来“ 生产” 。香港的政党恰恰就担负起了这个任务。

事实上, 香港的绝大多数政党都把握住了香港政治人才不足的现实, 并十分重视政治精英的培养。香港的政党在发挥自己的政治功能的过程中, 就在不断地造就政治精英, 并制造了不少政治明星。“ 政党作为一个有志投身政坛, 并以政治为事业的人才平台, 正正是培育政治领袖的好环境。” “ 政党有吸纳和培训政治领袖的重要功能, 为不少政见相同、志同道合的人提供了论政、合作以及磨炼政治技巧的好机会。”此外, 有的政党, 还开辟专门的渠道来加强政治精英的培养。民建联和民主党在这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 如民建联, 就在2000年初, 开始实施“ 政治专才培训计划” , 专门培养政治人才。

第五, 进行政治动员, 引导市民参与。自从权回归问题出现以后, 香港市民的政治热情就不断升温, 政治文化也在静悄悄地发生变化。即使如此香港市民政治参与的自觉性并不高。但从现实情况来看, 香港近年来的政治参与却并不落后, 甚至比起发达国家也不逊色, 常常发生大规模的市民参与运动。这一切, 都要归功于政党的动员和引导。且不论港英政府时期, 就是在香港特区建立以后, 也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市民参与的政治过程, 大的如2003 年7 月1 日有50 万人参加的大游行, 小的如2004 年4 月1 日发生的反人大释法烛光集会(该集会曾冲击了香港特区政府总部), 都有政党在动员和发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没有政党的发动, 尤其是民主派的各个政党的发动, 就不会有香港近年来大大小小的游行和集会。

第六, 传播政治文化, 实施政治社会化。近年来, 香港政治文化变迁的速度很快, 快速地完成了由地域型政治文化到臣属型政治文化, 再到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转变。香港的政治文化如此快速地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社会结构的迅速变动和民众受教育水平的快速提升等, 都是基础性的原因。但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 这便是政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香港的许多政党都是由论政团体发展而来的,这些政党在传播新的政治观念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它们传播的新的政治观念, 往往能够有效地改变香港政治文化的结构, 促进政治文化的变迁。与此同时, 它们也努力地将这些政治观念在市民中传播, 用变化了的新的政治文化去影响香港民众, 尤其是年轻一代, 从而为香港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注入了动力, 推动了政治社会化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 香港的市民和社会也迅速地政治化了。香港社会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殖民地时代长期存在的“政治冷感”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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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党发展与政治生态的改变

随着政治的形成、发展和政党政治的兴起, 香港的政治生态也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生态的改变, 又使得香港的政治发展出现了新的面貌。首先, 政党的形成和参与, 改变了政制的运行模式。传统的港英政制, 是一种绝对的“ 行政主导”,港督的权力具有绝对性和至上性。港督拥有最高权力, 集行政、立法大权于一身, 兼任行政、立法两局主席, 行政局和立法局只是港督的咨询机构,港督有权任命法官, 从而形成一种绝对的“ 行政主导”模式。但是, 港英政府在非殖民化过程中推行政制改革以后, 随着政治权力的开放和选举的兴起,民间力量进入了区议会和立法局, 立法局中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 形成了并不听命于港督的力量。政党形成以后, 具有不同政治主张并代表不同阶级和集团利益的政党通过选举进入了立法局, 进一步加强了立法局对港府的制约, 使“ 行政主导” 政制模式受到很大的挑战, 不可能继续按原来的模式运行并体现本来的意义了。

香港行政特区成立以后, 对港英时代的立法局选举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 将其更名为立法会,但仍然保持了“行政主导”。然而, 在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影响之下, 立法会形成了制约行政长官和政府的能力与相应的制度化机制。尤其是2004 年9 月的立法会选举将直选议席提升到30 席(另外的30 席为功能团体选举), 民主派政党很有可能在立法会中获得一半或一半以上的议席, 这将使行政长官和政府受到立法会相当程度的制衡。在这样的形势下“行政主导”的体制受到了重创, 一种立法权制衡行政权的格局逐步形成。

其次, 政党的形成和政党政治的发展, 加剧了政治社会的分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香港都是一个传统的、单一型的移民社会, 政治色彩淡薄, 但随着香港在20 世纪50 ~ 70 年代的经济快速发展,以及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信息中心, 香港社会自身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迅速地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从移民社会转变为本土社会、从单一社会转变为多元社会。在香港回归问题出现以后, 香港社会一步步地政治化了。一个原本政治色彩极其淡漠的社会被抹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 一个原本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群生长出了敏锐的政治触角, 形成了高涨的政治热情。与此同时, 社会的政治分化也日渐明显。

政党的形成和日趋活跃, 则进一步地影响了这种政治分化的进程。香港的政党是在香港社会分化和政治化的基础上形成的, 各个政党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 既要将这些政治主张上升成为党的纲领,也要将党的基本主张与形势的变化结合起来提出具体的政治主张, 并且为各自的利益展开激烈政治争斗。于是, 政党的形成和政党政治的发展, 反过又进一步加剧了香港社会的政治分化。因此, 在政党形成以后, 政治生活中的党派争斗就成为了香港政治中的常态。在这样的形势下, 香港的政治关系的复杂性大大地增加了。

最后, 政党和政党政治, 推动了香港的民主化进程。香港的政党, 形成于港英政制的代议制改造以及相应的选举政治兴起的过程中, 是选举政治的产物。政党产生以后, 又积极地介入和推动选举的发展。没有政党的积极参与和积极的活动, 便不会有选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所以, 政党成为了选举发展的推动力量。选举是民主政治的第一要义, 选举的发展本身, 就标志着香港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另外, 政党在参与选举的过程中, 为了获得选票而积极地进行政治动员, 从而促进了香港市民的政治参与。而市民的政治参与的发展, 又为民主政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 香港的政党也积极地发起争取民主的运动。在港英时期, 香港的民主运动基本上都是政党或政党性的政治组织发动的。香港行政特区成立以后, 各种民主运动也是由政党或政党性的政治组织发动的。去年年底以来, 香港各种要求进行政制改革的运动, 便基本上都是民主党、前线等民主派政党发起和推动的。在民主运动不断掀起的情况下, 香港的政治生态中出现了许多活跃的因素, 相应地也增加了保持政治稳定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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