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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靳庄的30年巨变

原标题:--凡与江青相关的痕迹都已湮灭

作者:

来源:原载《小康》

来源日期:2007年10月21日

本站发布:2007年10月21日

点击率:648次


        在中国打问上年纪的人,很少有不知道小靳庄的。

  上个世纪70年代,海河之滨那个普通的小村庄,不幸被江青看中而成了她的“点”。1974至1976两年间,江青8到天津,竟3去小靳庄,把小靳庄树为“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模范”,《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69篇有关小靳庄的新闻、通讯、诗歌等。粉碎“四人帮”后,小靳庄的“经验”被批判,相关人员被处理。政治的巨浪将小靳庄推向潮头,也把它卷入谷底。

  30多年过去,那原本无辜的小靳庄,是否有了沧桑巨变?

  想像中的小靳庄应该与其他村庄有所不同,可直到汽车开过一里多地才恍然发现,这个当年“闻名”全国、“蜚声”海外的村庄,已经普通得连一个明显的标志都没有。

  2007年9月9日,汽车驶出了天津市宝坻城区,向东南奔驰,一排排即将成熟的玉米向后倒去。

  据史料,曾有“京东第一集”美誉的宝坻,早在4000多年前就被开发利用了,因其经济发达,文化昌盛,赢得“宝地”之称。12世纪,因人烟繁庶,贸易兴旺,盐产收入占到了全国盐利的1/10,就立了县。其隶属关系,几经变化,1949年8月,宝坻隶属于河北省天津专区;1958年6月,改属河北省唐山专区;1960年3月,改属河北省天津专区; 1973年8月,改属天津市。

  在宝坻城区东南25公里,是京东名镇林亭口。清朝时,林亭口人李菡官至工部尚书,李氏家族共出举人和进士34人,为官者多达78人,故有“李半朝”之说;那名噪一时的小靳庄,就是林亭口镇的一个村庄。

  在牧羊人的指点下,驶过一座小石桥,就到了庄口。

  车子在一溜沿墙根而坐的十几位老人面前停了下来。记者蹲下询问小靳庄当年的支部书记王作山老人的住处。

  “他就是!”一位收辣椒的商贩手指墙根的一位老人笑着说。

  年已73岁的王作山,身材瘦挑,满脸皱纹,两只奇大的耳朵,似乎说明着不同寻常的过去。

  记者就地坐下,跟他闲聊起来。一支烟过去,王作山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而来,我看你挺实在的,就告诉你吧。”随后,他打开了话匣子。

  记者:从“四人帮” 被粉碎到现在,已经30多年,小靳庄有什么巨大进步?与邻村有什么不同吗?

  王作山: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解决了,但还说不上忒富,这些年也没啥太大进步,原来的钢管厂和部件厂,也在市场经济中倒闭了。跟邻村比较,差不了多少。村南头建了很多新房子,那是年轻人结婚住的。1976年大地震时,小靳庄的房子全部倒塌了,后来,年轻人另辟房场,建了高大宽敞的房子。

  记者:村民主要经济来源是什么?

  王作山:年轻人出外打工,老人和妇女在家种地。

  说到村里的具体情况,王作山说村主任王孝恩比他更清楚。

  在王孝恩只有几床棉被和简单家具的家里,他告诉记者,现在小靳庄有200多户人家700多口人,以种辣椒大蒜大葱这“三辣”为主,还种玉米。今年卖大葱一亩地可以收入2000多元。现在,个人状况还都可以,但是,村里没有钱。

  “你怎么看待小靳庄那段众所周知的历史?”记者问,王孝恩像接待大葱大蒜贩子一样坦然简单地回答:“我没琢磨过。”

  在江青“垂青”之前,小靳庄的情况怎样?也如某些典型那样,小靳庄是吹红捧红的吗?

  资料显示,解放前的小靳庄,水灾频发,民不聊生,是宝坻黄连一样凄苦的佃户村。“大水吞门白汪汪,土地不收颗粒粮。锅盖长在锅台上,妻离子散奔他乡。”这是在当地广为流传的歌谣。建国后之初, 有101户582人的小靳庄大队,粮食亩产也只有一百斤左右,每到饭炊之时,妇女经常被急得团团转。

  经过土地改革,走合作化的道路,村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谁知,1958年“大跃进”,虚夸成风,使得每人每天只能分得一二两粮食,百姓饿得摇摇晃晃,甚至还有老人被饿死。“是刘少奇搞三自一包救了这一方人”王作山告诉记者:“吃返销粮,是大跃进造的孽,而不是象某些媒体所说的是因为文革”。

  惨痛的教训,让小靳庄人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粮食只能用汗水来换。

  从1959年开始,担任了10年生产队长和8年书记的王作山,带着小靳庄人喊出了“河挖三尺,地长一寸”的口号,生生把箭杆河河床挖深了1米多,而村里的土地,也“长出了”一层厚厚的河泥。同时,他们还养猪积肥、科学种田,“旱收蚂蚱、涝收蛤蟆”的盐碱地,终于变成了米粮仓。

  “那时大伙觉悟就是高。干活都自觉,不用吆喝,平时下地干活玩儿命,粮食成熟后根本不用护秋,棒子和麦穗落在地里,社员捡后就送到队里,连小学生都如此。冬天挖河泥改良土壤,天不亮大家就到齐了”,回想当年,王作山感慨万千:“苦干了几年,粮食产量提高了。

  粮食亩产甚至破天荒上了“纲要”, 人均口粮也上升到400多斤。 当时,中央对农业生产规定了三个目标:亩产粮食400斤“上纲要”; 亩产粮食600斤“过黄河”; 亩产粮食800斤“跨长江”。而北方农村能够“上纲要”的凤毛麟角, 加之小靳庄的基础太差,于是,小靳庄“上纲要”就引起了轰动,在宝坻县“农业学大寨”的光荣榜里,小靳庄的大名赫然醒目。

  “到了1974年,小靳庄的粮食亩产一举跨长江,全村1300亩地一年就向国家交20万斤公粮,人均还分得口粮450斤,我们多次登上河北省、天津市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的领奖台,”王作山,狠吸了一口烟之后说:“那时,国家多么缺粮食啊,我们仅仅留够吃的,其它的全交给了国家,一斤苞米才七八分钱啊,我们就交了那么多公粮,我们小靳庄的农民有多么爱国呀!”

  尽管小靳庄已声名鹊起,但在江青到来之前,这个村庄即便在宝坻县,也不是最突出的,其命运的转变,始于江青的到来,而这种改变,有着让人希嘘的偶然。

  1974年6月17日晚10时,江青乘专列到津。

  听完“批儒评法”运动的汇报后,因为天津市没有抓出什么新典型,江青大为不满。一天,当她听市委副书记吴岱汇报说小靳庄不仅办政治夜校,学唱革命样板戏,还比赛诗歌时,就睁大了眼睛,决定亲赴小靳庄看个究竟。

  王作山边吸烟,边回忆着当时的情景。

  6月22日9时许,在天津市委书记谢学恭等人的陪同下,江青一行一二百号人浩浩荡荡地开向小靳庄,乡路上,尘土飞扬。

  事前村里人接到通知,不论大人孩子,要着装整洁,欢迎时要有秩序,还要热烈。如到其它地方一样,江青照例说着“是我们的主席派我来的”和“我带来了毛主席的问好”这两句话,于是大伙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当时没有什么接待室,只是在一个小学校里临时搭了个台子。原定由王作山主持,谁知江青往中间一坐,拽过话筒就说:“我来主持会议”,接着就讲起了儒法斗争史。

  往下她突然地给大家改名。

  江青问妇女队长于瑞芳:“你叫什么名字?”于瑞芳立即作了回答。 “这个名字不好听,名字也要精兵简政,”江青说:“就改为于芳吧”。

  在得知周福兰姓名之后,江青要周福兰马上改名叫周克周; 接着,江青还把女社员王淑贤的名字改成了王先,把男青年王孝岐改成了王灭孔。

  改过名后,江青问于瑞芳:“你会唱样板戏吗?”于连忙点头说会。

  就在于要唱《红灯记》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时,被江青叫了停。 “你们知道吗?所有样板戏统统是我搞的!” 江青转脸又喊随行的那位闻名全国的李玉和的扮演者,“你来和她一起唱”!说着递给他一杯水,那位演员接过来昂首挺胸一饮而尽,丢下杯子,高喊一声:“谢谢妈!”接着就唱起了“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于瑞芳还作了题为《实践出真知 斗争长才干》的发言,并为江青朗诵了诗歌。中午江青让她一起吃了饭,从此,江青就记住了于瑞芳,每次来小靳庄,她都问于芳在不在。

  江青的午休,被安排在大队会计王锡恩家。此前,王家已被天津宾馆的服务员彻底消了毒,也换上宾馆的被褥枕头,王家左邻右舍的鸡鸭鹅狗等一切可能干扰江青睡眠的家禽牲畜,统统被关了紧闭。

  下午3时许,睡醒的江青把天津市委领导叫到身边说:“小靳庄社员能批林批孔,又能作诗,又能唱样板戏,以后这里就是我的点。你们要经常来,不来我就敲打你。”

  临行前,江青告诉天津市委领导,要尽快搞个小靳庄经验的总结材料,送到她那里去。

  下午6时30分,江青一行离开小靳庄。

  1974年8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大篇幅地报道了小靳庄的“办政治夜校”、 “农民写诗”、“农民唱样板戏”等“十件新事”, 小靳庄被塑造成“文化革命”或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型,从此,小靳庄经验风靡全国。

  1974年9月24日,江青二到小靳庄,她带来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

  1975年底,“四人帮”搞起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江青要求中央派记者去小靳庄采访,而且要出稿。1976年2月26日,大标题为“十二级台风刮不倒”,副标题为“小靳庄大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前进”的稿件,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显要位置上刊出。

  1976年8月28日,唐山大地震后的一个月,江青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小靳庄。村民们站成两排,夹道欢迎。江青开始对小靳庄人讲话。她先问候了几句,就开始批邓了。

  之后,江青到村子各处转了转,碰见已经改名王灭孔的王孝歧,就说不仅要灭孔,还要灭邓。见妇女队长于瑞芳头上没有发卡,就送了她一支。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1976年10月6日,一举粉碎“四人帮”,江青锒铛入狱,小靳庄人陷入了惶恐与迷茫之中。

  在小靳庄“名”扬天下之时,王作山风光无限。他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还曾参加四届全国人大会议,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被提拔为宝坻县委书记。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罪行时,王作山被隔离审查,宝坻县委书记和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一齐被撤。

  有人还举报王作山“交20万斤公粮”是虚报,经过调查,结果被推翻。

  就在要开除王作山党籍时,他忍不住了:“小靳庄的老百姓,最朴实最能干,是江青毁了小靳庄,咱农村基层干部,对上边也不了解,江青是毛主席夫人,谁敢慢待呀?还有各级领导陪着,我是个村支书能怀疑县委还是能怀疑市委?不是你们把江青领来,小靳庄能被毁了吗?”他还说:“我们农民有什么错?我们能有那么高觉悟?江青动不动就打着毛主席旗号,谁能不听?为了需要四人帮他们让小靳庄唱戏赛诗,不弄怎么行?”

  后来,王作山直接给万里和帅孟奇写信诉说自己的苦衷。在他们的过问下,本着“对党有利,对个人有利”的原则,解除了对王作山的审查。

  回到小靳庄后,王作山重新得到了小靳庄人的信任,又当上了党支部书记,直到退休。

  “那段历史已经过去,现在庄里是否还留有当年的什么遗迹?比如江青曾下榻过的王锡恩家,比如唱戏的台子,比如来宾接待室以及政治夜校等;被改了名字的于瑞芳、王淑贤、周福兰、王孝歧,还有接待过江青的副支书王杜,给江青朗诵过诗歌的于怀哲等人,现状如何呢” ?

  “遗迹?”王作山反问记者:“留下有啥用?”

  村民王庭云和霍凤岐说,凡是与江青相关的痕迹,都没了,于瑞芳那些人,出嫁的出嫁,走的走,死的死。

  王作山告诉记者,于瑞芳、王淑贤、周福兰都嫁到了外乡;周福兰随军远走他乡当了工人;王孝歧于怀哲和王锡恩相继去世,王杜在外搞企业,情况不祥。

  “1976年地震,小靳庄被震平了,什么都找不见了。” 王作山又点了支烟,蹙着眉头说。

  在季庄子,记者寻到了16岁参加劳动,17岁当妇女队长,年已53岁的于瑞芳。

  当时,她推着独轮车从地里回到了家。洗过手,她平静地接受采访。她告诉记者,1978年前后,她离开了小靳庄,经常有人来了解过去的情况。说罢,她搬出了镶有当年老照片的镜框。

  其中有她与王淑贤、周福兰以及日本客人的合影,还有她与陈永贵之子以及李玉和扮演者的合影。照片中的她,颇具豪迈之气,而现实的她,已经两鬓染白,她手指身边的两个二十多岁的女性告诉记者,她俩是她的女儿,都结了婚,大女儿还生了孩子。

  “抚今追昔,有何感慨?”,面对记者的提问,于瑞芳说,当初为江青朗诵的究竟是哪首诗歌,已经记不清了,江青送的发卡,早不知扔到哪里去了,过去的,已经过去,现在,只知道干活,吃饭。

  “那是一段被人利用的历史,是我们伤心的往事儿,还提它干啥?就让它过去吧,”王作山语调低沉地说:“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靠搞阶级斗争不行!”

  “您怎样看待当时那段历史?现在,小靳庄人又如何看待那段历史?”记者关心地问。

  “那是一段被人利用的历史,是我们伤心的往事儿,还提它干啥?就让它过去吧,”王作山语调低沉地说:“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靠搞阶级斗争不行,要搞好生产发展经济,这是根本,生产搞不上去,农民没饭吃,一切便无从谈起。”

  王作山还告诉记者,只有五六十岁以上的人,才知道那段历史。

  在小靳庄的大街上,记者随机采访了5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提起过去,他们均摇头说,不清楚。

  “好端端的一个村子,偏偏就让江青看上了,没有她掺和,村里早就搞起来了”虽说不愿提及,王作山还是向记者倾诉着他的感伤:“粉碎四人帮之初,外出的小靳庄人都不敢自报家门,抬不起头啊!”。

  老人还解释说,早在1971年小靳庄就办农业科技夜校,“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政治挂帅,就只能讲政治课了,后来干脆就叫政治夜校了。小靳庄一共250名男女整半劳力,全都参加了学习。

  对于农民写诗,老人告诉记者,历史上的小靳庄,就有编顺口溜的风气,在 “批林批孔”运动中,顺口溜和政治结合了,后来就变成了大批判的政治工具了。小靳庄也成了诗乡,全村100多人参加了写作。贫下中农于哲怀一家7口,人人能写诗,不到一年的工夫,小靳庄就写出诗歌1000多首。 

  说到农民唱样板戏,王作山叹着气告诉记者,小靳庄人本来天性开朗,爱唱旧京戏。加之,“文革”中,普及样板戏,会唱样板戏的人就多了,全村整半劳力250人,有220人会唱样板戏,江青还派北京戏校的人来排练样板戏。后来,村里把唱得好的组织起来,成立了“业余文艺宣传队”,经常演出,这本来没有什么,江青却说这是射向敌人胸膛的子弹。其实,百姓很反感,外地来人参观,五六十壮劳力,不种地,却不是唱就是跳!

  王作山还告诉记者,江青定点小靳庄之后,他3次亲自或者派人去大寨取经。“当时我们很担心啊,大寨是毛主席树的点儿,江青又树了小靳庄,我们就去跟大寨学经验,我们不能跟大寨发生冲突,”他解释说:“我去大寨那一次,陈永贵副总理特意从北京赶回了大寨。”

  三间空旷的房屋,是王作山老人一个人的“老巢”, 屋里没有电视,炕上摆着一个破旧的收音机,老伴已经去世,他自己做饭自己吃。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务农,一个儿子在县城工作,女儿出嫁外庄。几年前,年届70高龄的他,去塘沽开发区松正电子公司打工,每个月有800元的收入,回到老家后,那公司每月还给他400元的生活费,这也是他生活的主要来源,村、镇以及区里,没有一分钱的待遇给他。手指夹着旱烟,王作山说,旱烟便宜,烟卷少说也要2元钱一盒呀。

  30年前的“辉煌”,似乎已成压在箱底儿的《天方夜谭》,那么,在环渤海的区域经济振兴与发展中,小靳庄会有怎样的前景呢?

  从宝坻区委宣传部记者了解到,宝坻区作出了如此规划。

  把宝坻区融入国际国内宏观发展的大背景中考量,置于京津乃至环渤海经济区域中定位,从实现科学发展的战略高度对全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项事业进行谋篇布局,到2011年地区生产总值比2006年翻一番以上,实现180亿元;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5%以上,达到36亿元,争取40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年均增长20%以上,五年累计突破400亿元;农民年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0%以上,达到1.2万元。

  问到小靳庄,宣传部的一位领导说,小靳庄的振兴与发展,不能独立进行,只能在林亭口镇的规划之内。

  采访得知,林亭口镇不仅是全市的优质粮基地,经济作物以“三辣” (五叶齐大葱、红皮蒜、天鹰椒)最为著名,如今种植面积达5万亩,产品漂洋过海,远销日、韩和东南亚各国。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三辣”经济,林亭口镇政府投资500万元,建成了占地8万平方米的“三辣”市场,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林亭口,包括小靳庄的明天,是灿烂的。

  站在小靳庄庄口的桥头回望小靳庄,小靳庄已没入沉沉的暮霭之中,身边不时有汽车和摩托车飞驰而过,记者感慨:政治所催生的浮华与虚妄,必然转瞬即逝,当尘埃落定,我们的双脚回到大地之上,才最为踏实而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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