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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史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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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谶语:“乱只乱了敌人”(一)

作者:forthelys

来源:CND

来源日期:2008年03月16日

本站发布:2008年03月17日

点击率:1909次


        1966年1月29日,毛泽东在给×××的信中说:“……我已衰落得多了,如之何?如之何……”(见《毛泽东文稿》十二,第6页,以下简称“文稿”)。这时毛泽东73岁了,他已经产生对死亡的恐惧感,连说了两句,怎么办?怎么办?在自然规律面前他已惶惶然,不知所措了。按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不应发此哀鸣的,强健与衰弱不是矛盾的对立吗?事物总是要走向他的反面的吗?毛泽东不正是如此教育别人的吗?

2月6日、12日,毛泽东在关于重新印发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内容是大谈特谈民主集中制问题)的批语说:“……看来此问题很大,要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见文稿十二,第9页)。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了许多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话,只不过是为了掩盖他自己违反民主集中制的恶劣行为,只是说说而已,哪知道真有人要求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了,而且要求把毛泽东的讲话传达到基层。那还了得,赶快急刹车,大吼一声“此问题很大”,究竟大在哪里呢?大在人们已经普遍感到大跃进、人民公社那样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就是因为只有集中,没有民主,才造成令人痛心的损失。所以七千人大会上,有人追问“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是天灾因素多还是人祸因素多?这问题原来严格保密,虽以绝密文件印发过,但范围很小,现在有人认为这样重要的问题,应该传达到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干部。毛泽东慌了神,忙叫笔杆子们修改他的讲话,考虑发不发,限制地区,先试点,充分暴露了他“叶公好龙”,嘴不对心,弄巧成拙的丑态。

3月4日,毛泽东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批语和修改中,他自己加写上“毛主席的这四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见文稿十二,第24页)。按原文为“几百年”,毛泽东把他改为“一个长时期。”这一改,活了,几百年太限制了,太死了。一个长时期,要它多长就多长,直至万岁、万万岁也未尝不可。

毛泽东还把“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见文稿十二,第29页)。毛泽东请出马克思与列宁做陪客,既显得他谦虚,又可以狐假虎威,高哉。

4月14日,毛泽东在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中说:“……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缺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外,其他一样也不会。”毛泽东还引用唐人诗句:……“刘项原来不读书”,就是说刘邦、项羽未曾读书也能干农民起义那样的大事。他还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见文稿十二,第35页)。毛泽东这个批语,是他几十年间恶毒地践踏、侮辱中国知识分子的总汇大作。他肆无忌惮地、片面地歪曲知识分子的形象,“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虽然恶毒,却是荒谬已极。例如:说“书读多了是害死人的,”请问就中国而言,从有文字记载以来,能举出因为书读多了而“致死”的有几个人?占百分之几?他们的死是自害还是被害?毛泽东能答得上来吗?说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四不会”(打仗、革命、做工、耕田),那得问问他们为什么不会?是不是他们智商不高,肢体残疾?不是的。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不能选择家庭出身和出生的时机,没有出生于劳动人民家庭,造成他们的出身“先天不足”,不去务工务农;没有出生于动荡的年代与地带,使他们“后天失调”,所以不会打仗、干革命。这正好是留给毛泽东抓的小辫子。简而言之,他们没有毛泽东那样的社会经历,他们既投错了胎,又没有名师益友的扶掖、启迪,在毛泽东(也可算知识分子吧?他自己对这点是含糊其词的——引者)这位创下丰功伟绩,扬名世界的大英雄面前是够寒碜的了。其实毛泽东的身边始终也离不开知识分子,他们助了毛泽东几臂之力。假如毛泽东的心胸稍稍开阔一些,他满可以用它的成功的经验去感化原本属于同类的知识分子,做他们的良师益友,估计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会感恩戴德跟着走的。遗憾的是毛泽东选择了完全相反的策略,他自始至终从心眼里嫉恨知识分子,把他们列入资产阶级、革命对象。他有时也说几句知识分子重要的话,但甚少,而且转眼就不认帐。为什么这样?归根结底就是统治知识分子没有统治劳动人民那么驾轻就熟,他们不肯盲从,不愿做“驯服工具”,人云亦云,对事对人总要问个“为什么”,这对个人英雄主义那么强烈的毛泽东来说,就是不能容忍的了。现在革命胜利已经十五年,又有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知识分子已经好象贼船上的乘客,他还对他们张牙舞爪,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这不仅是侮辱,而是诬陷,是血口喷人!至于知识分子不会做工、种地、打仗、革命,这也不是攻克不了的难关,不可逾越的天堑。当知识分子被毛泽东趋赶上山下乡之后,经过短短的一个时间,在广阔天地里,就出现过大有作为的人物,有些典型人物,到现在还很风光的嘛;身在工厂的科技人员,不深入生产第一线,不示范操作,还能指挥生产吗?至于打仗,要像毛泽东那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知识分子,确实是少有的,更重要的是要有实际战争的锻炼,不能靠纸上谈兵。没有战争的时代,参军的知识分子也在学打仗,假如发生战争,上了战场,他们的表现,未必就不如别人;至于革命,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已经胜利成功,你还要知识分子去革谁的命?有了,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是有很多知识分子很革命的吗?那么多的批判文章,不都是知识分子的贡献吗?从这方面说,好象要知识分子干革命也不难。倒是从事“两弹一星”那样工作的脑力劳动者,没有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苦功夫是不能济事的。再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是一般意义的工人或农民,列宁和斯大林大体上也与马恩近似。像毛泽东这样片面夸大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要他们“自惭形秽”,那么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除了毛泽东一人之外,都要无地自容了。再看看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又何尝不是知识分子的功劳,没有李大钊、陈独秀这些人的先知先觉的引导,你毛泽东也不知是啥样子呢!再说社会分工是历史发展所决定的,到了二十世纪,还要求工农商学兵备于一身,那是荒谬的,甚至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要是从劳动人民与知识分子的依存关系、互补关系的角度出发,号召双方互相了解,取长补短,平等相待,那样双方是不难亲近的。而毛泽东一定要人为地制造矛盾,把知识分子放在被专政的地位——接受工农的再教育,制造两个阶级的对立,结果两败俱伤——知识分子荒废了原来的知识,浪费了不少时光,而工农分子也以领导阶级自居,不大考虑向身边的、远道而来的知识分子学点什么,在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依然貌合神离,各有各的盘算,闹到后来,还是分道扬镳了。而中国的建设发展就滞后了多少年。再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条规律,也被毛泽东曲解了,好象学问少的年轻的是天兵天将,是“外星人”,他们和学问多的年纪大的地球人之间,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的牵连,这是绝对错误的。对这条“多大少小”规律,有人做了很形象的比喻——如同码放柴薪,先来的总是在下层,后来的总是在上面,“后来居上”要靠先前的铺垫做基础,不是空中楼阁。华裔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对他们恩师的崇敬之情,在莘莘学子中,广为人知。毛泽东的误导,坑害了多多少少的年轻人!毛泽东死后,中国人才得以从高度的麻醉状态中慢慢地清醒过来,我们不但比不上发达国家,连台湾都比不上了,实在丢人!从自始至终与知识分子为敌这点上说,毛泽东也是有罪的。直接受害最大的是知识分子,但劳动人民也间接受了害,国民经济不发展,生活得不到改善,封建专制思想又毒化了许多群众,只会盲从附和,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用毛泽东的话说,“干了许多蠢事”,最后是害了自己,他毛泽东才不管你死活呢。你死上成千成万,也不过“一个或一个都不到的指头”,何足为贵?

6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播发《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的批语中说:“……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见文稿十二,第62页)北京大学曾经被北洋军阀查封过,是因为那里出了李大钊、陈独秀……;也被蒋介石诬为窝藏“职业学生”的场所,视同眼中钉肉中刺,是因为那里有人要求民主,反对帝国主义。如今又被毛泽东封为“反动堡垒”,扬言从此打破它!北京大学何以如此招统治阶级之恨?鲁迅先生曾经哀叹:“逃掉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缧绁之忧’”。(见《而已集。通信》)恕我冒昧,把鲁迅的话篡改一下,变成逃掉青天白日旗下的缧绁之忧,而在五星红旗之下又有‘牛鬼蛇神’之祸,未知是否恰当。时代不同了,而大学(知识的代表)的罪过也更大了。也是鲁迅先生说过:“智识太多了,不是心活,就是心软。心活就会胡思乱想,心软就会不肯下辣手。结果,不是自己不镇静,就是妨碍别人的镇静。于是灾祸就来了。所以智识非铲除不可。”(见《准风月谈。智识过剩》)简而言之,北京大学的师生要独立思考,不甘心盲从,不肯人云亦云,他们的信条是民主与科学,这和封建专制与个人迷信是格格不入的,恰巧这又和毛泽东的政治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大学曾经自作多情,把毛泽东当校友看待;开辟了他曾经在北大工作过的纪念室;他给北大学生会的信函也十分珍惜地保存下来。这一切都感动不了这位上帝,在他眼里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耍的反革命花招。所以“文革”一开始,他就聚焦于北大,大做文章,要从本质上整体上打倒这个学校,摧毁民主科学这个“恶魔”,使它丝毫也不能有碍于毛泽东的一统天下!回想在蒋介石政府统治时期,民穷国破,不仅劳动人民大部分谋生无计,就是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也难逃冻馁之虞,已经走投无路,所以当共产党毛泽东来解放他们的时候,大部分知识分子是惊喜交加,在半信半疑中,欢迎毛泽东给与的解放;加上建国初期的、短暂的新气象,更使他们认为选择了毛泽东是选对了。但是,当时知识分子们思想上没有充分准备的是,共产党内的成分,也并不是十分纯洁的,有的人在夺取了政权之后,革命性逐渐减少,腐败之风,官僚习气,也逐渐毁坏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形象。这样不满情绪也在逐渐增长。这不只是知识分子,劳动人民也不例外。终于爆发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其实猖狂进攻的不只是知识分子,工农中早已有人闹事。毛泽东用他的阴险、狡猾的手段,唆使劳动人民反对知识分子,胡说知识分子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要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叫劳动人民起来反击知识分子。右派分子中是否真有要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呢?可能有野心家、阴谋家,但那是极个别的,绝大部分人是对具体事、具体人有意见,而且是被请出来提意见的,结果是给整体知识分子闯下弥天大祸。这除了毛泽东等少数人之外,谁都是始料不及的。总之,毛泽东看准了当时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都是“丧家之犬”,除了依附他外,绝无出路,所以即使对他们多么残酷无情,生杀予夺都可以,而知识分子也只有逆来顺受。这就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一点也不言过其实。

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见文稿十二,第71——75页)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乱可以转化成治,大乱变成大治,好得很。这对一生以争权夺利为目的政客们来说,确实有好的一面,比如毛泽东同蒋介石打了二十几年的内战,毛泽东胜利了,爬到权力的顶峰,对毛泽东来说,真是天大的好事。但是在那二十几年的内战中,饱受战争之苦的老百姓呢,他们只有牺牲,他们决不会歌颂动乱。有所谓“乱世人不如治世狗”,普通老百姓不是“乱世主义者”。对毛泽东来说,在乱中取胜已成了他的秘诀,一次、两次、多次的乱,他绝不满足,他盼望的是“过七、八年又来一次,”他过七八年就可以再飞跃一次,最后不知道要达到多少个“万万岁”。

毛泽东说:“……我的朋友(指林彪,不称同志称朋友,意味深长——引者)的讲话,中央(谁呀?——引者)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林彪研究了世界上许多政变的案例,大讲特讲,一再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发动政变,这本身对毛泽东来说是心领神会的好事,为什么使毛泽东会感到不安呢?是因为他没有讲这个问题,而让林彪抢先了吗?还是害怕林彪在“贼喊捉贼”呢?都有可能。

毛泽东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把。”不对,“历来不相信”应改为“历来就相信”,证据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你自己说的在毛主席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如何如何……;既然吹“那几本小书”的是林彪,又怎么能说你毛泽东自卖自夸?实际是他卖他夸,正中你的胸怀,所以甘心“被逼上梁山”而不加制止。不同意他们不行,真有点赵匡胤被部下黄袍加身的味道,美滋滋的不说,反说在原则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而且这是第一次。紧接着他又说,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只好逆来顺受。实际是说这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毛泽东引用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的话,“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他又说“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晋朝的阮籍是“竹林七贤”之一,以狂妄自大出名,也因此而不得善终。他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场,藐视了刘邦那样的君主,也算有点骨气吧。而毛泽东是以党和国家的最高权位身份,貌视几亿中国人,这有本质的区别。他把鲁迅引为同类,也不大顺畅,鲁迅是个文人,他的杂文受到一些人的攻击,在他反击自卫过程中,说了些气话。这与你毛泽东能拉在一起吗?

毛泽东说:“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这段话是前面一段话的补充,说明毛泽东刚刚说过他是猴子称大王过谦了,你们看,我在少年时代就已经是自命不凡了,以后的事实更证明了我毛泽东是以凶猛的老虎气为主的人物,当然也有点机灵狡黠的猴气,没有这点就算计不了别人,挑明了说给你们听,凶猛的老虎气与狡猾的猴子气在我身上结合得天衣无缝,要知趣噢。毛泽东说:“我曾举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毛泽东是写文章的高手,善于正反对衬、欲纵故擒等手法,他在这里说他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是把他的虎气猴气毕具一身的自白的收敛,使他的形象更加丰满,既有高傲,又有谦虚,相得益彰。其实搞这种文字游戏,掩盖不了他的政治意图。

毛泽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对,虎气加猴气就是自知之明嘛。毛泽东说,一九六一年四月,在杭州会议时,他就表示了对于林彪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但到了北京五月会议上,林彪“还是那样讲了,报刊上更加讲得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假如毛泽东真的不同意林彪的讲法,为何不直截了当加以制止?毛泽东是甘心叫人牵着鼻子走的人吗?谁能相信他是被逼的!其实要说神乎其神那没过于“万岁,万万岁”了,既然“万岁”都可以接受,任何其他的恭维就没有不可以接受的了。对不?

毛泽东说:“我猜他们(首先指林彪——引者)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打什么鬼?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吧?林彪要打的鬼,在那时应该正是毛泽东要打的鬼。他俩即使只是“不谋而合”,也能证明林彪不愧是毛泽东的高徒,他们师徒之间灵犀相通,十分默契。

毛泽东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说来说去,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你林彪捧我可能使我走向反面,就是你不捧我,我也要走向反面的。这么说,还是受捧比不受捧上算了。

毛泽东说:“……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毛泽东在这里已肯定了江青,“偶尔露峥嵘”(“文革”期间流传过江青的一首诗:“江上一峰青,隐在云雾中。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就取得了胜利,毛泽东要她防止因胜利而骄傲,骄傲是会坏事的,这是从政治上对夫人的关心,是最大的关心。

毛泽东说:“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不打自招——引者),有些反党分子不就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那样说的(何时做的民意调查?——引者),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实际是希望“左派和广大群众”替他永远掩盖他的累累罪过——引者)。也许在我死后一个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毛泽东这段话不是他所说的“近乎黑话”,而是地地道道的黑话,黑在哪里呢?黑在他活着时候不许人说他的缺点错误,不许人染指他已经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黑在他口是心非地“批评”林彪,表面上他反对个人迷信,实际是欢迎所有的肉麻的吹捧;黑在他装出是事前诸葛亮,慧眼看破了林彪。说到这里,人们自然会怀疑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时间应在林彪出事之后,毛泽东为了洗清卖白,为了消除林彪事件的冲击力而写的。假如他真的早已不同意林彪的观点,怀疑林彪的政治品质,为什么在九大上确定林彪做接班人,为什么这些话不对自己身边久经考验的战友说,而对他的夫人说,退一步讲,他的老战友、老同志都信不过了,那么新战友中的王、张、姚也不能说,而只能当枕边话?特别是这封信的公开时间也选在林彪出事之后,这就更说明这封信是毛泽东迫不及待,为了他自己错看林彪的失误而炮制的,只能证明他惯于欺骗群众,不择手段。毛泽东的骗人伎俩虽高,但他依然当心,总有一天会被人识破,所以事先就用恶毒语言和诬陷威胁手段企图封死后人的嘴,什么要搞横扫牛鬼蛇神啦,揭穿他的人是高举黑旗啦,他们一定要倒霉啦,不一而足。但是,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开这封信的正是他的爪牙、亲信“四人帮”,真是笑死人了。

毛泽东说:“中国自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毛泽东早晚都得死,这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毛泽东实在是死不甘心,所以他对继承人(不是他心目中的接班人)大肆诅咒,预言毛泽东的信徒一定要打倒他们,并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做了演习。这就足以证明搞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处心积虑的万年大计。可见毛泽东是惟恐在他死了以后天下不乱的!他死后,谁要是改弦更张,有什么新举措,那就是右派夺权,肯定长不了,要被死守他的教义的“左派”所打倒,还是由毛泽东的阴魂来统治,中国才有出路。毛泽东的这篇黑话确实也起过一些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凡是”派对真理标准讨论的阻拦,和对改革开放的非议。但是,黑话在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当中根本没有什么感召力,凡是派只落得向隅而泣。毛泽东已死了近三十年,后继者的许多举措并没有跟着他的脚印亦步亦趋,甚至是背道而驰,而中国的面貌,变化甚大,比毛泽东时代富强多了。假如那个“左派”势力要推翻现在的政权,肯定是不得人心的,不能得逞的。国外的政治家、政客们免不了对中国说三道四,那是他们的衣食之计,这与毛泽东的耸人听闻的预言与恶毒的诅咒一样,无聊!

毛泽东自认他在此信中所说的话是“近乎黑话”,已经无处可说,只有讲给夫人听,可见再亲不过夫人了。毛泽东认为他的身边再也没有可亲可近,可信赖的人了,把“文革”重担也交付与夫人,而且使他旗开得胜——“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更大的胜利还在后头呢。

7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请示,其中有一项是:“今后最根本的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宣传毛泽东思想。”(见文稿十二,第76页)毛泽东对请示的批示是:“同意你们的意见。请中央常委最后决定”。毛泽东罢黜百家,独尊毛术,由来已久,中宣部请示正合孤意,但晚了几年,难怪前中宣部的领导人倒了大霉!

8月5日,毛泽东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中国搅得天昏地暗。如今把他对“资产阶级司令部”及这个司令部的首要人物所加的一切罪名,倒转过来,用在毛泽东及其亲密的门徒“四人帮”身上,是最恰当不过了。应当补充指出的是,毛泽东很记仇与爱耍赖,对过去冒犯了他的人,他都刻骨铭心,只要一有机会,就要翻出陈年老帐,新帐旧帐一齐算,如对彭德怀;他说1962年右倾,是指当时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反对国民经济建设中的浮夸冒进;1964年形左实右,是经过他同意了的四清工作方针,他不顾事实倒打一耙。……这些伎俩,“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8月5日,毛泽东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上加的批注说:“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1966年8月5日注。”(见文稿十二,第93页)呜呼,毛泽东教导中国人(首先是共产党员)要坚决抵制错误的领导,然而对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党内外所做的抵制实在太微弱了。在记忆中“二月逆流”是几位老帅顶了一下“四人帮”,没有形成气候,就被毛泽东轻而易举地扼杀了。顶得有点劲的,只有大人物“接班人”林彪,还有一个小人物张志新。林彪要搞武装起义,又被老谋深算的毛泽东所制服,落得死无葬身之地。张志新被迫害,由毛远新亲手批示枪杀。毛泽东总算命大,落得“寿终正寝”,到如今还陈尸“纪念堂”,让人瞻仰,这是对中国人,尤其是对他所欺骗、凌辱的善良的中国人来说是光荣还是羞辱?

此前,7月19日,原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在“文革”中被打成“三家村黑头目”、“叛徒”、“地主分子”,被开除党籍。他在百般无奈中写信向毛泽东求救,毛泽东在他的信上批了“××同志阅后,转××同志阅处。”(见文稿十二,第98页)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某某接到批示后,立即批示:“即送××同志。”毛泽东不表态,叫下面酌处。书记处书记更不表态,迅速批转出去,“尽了责任”。到8月24日,即李达给毛泽东信后三十五天,李就被迫害致死。层层下推,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既负责任又不负责任,这就是毛泽东一类人物对人民群众(李达是知识分子,难怪)的“关怀和爱护”。

8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关于第九次大会(指党代表大会——引者)的问题,恐怕要准备一下。……八大二次会议到后年就十年了。……”(见文稿十二,第100页)据毛泽东说,召开党代会是实行党内民主的重要形式,那么,快十年不召开党代会,既破坏了每五年召开一次党代会的八大党章的规定,又把党内民主置诸脑后了。

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不过是占多点,少点的问题。”(见文稿十二,第101页)毛泽东所统治的党只有凡是派与非凡是派。毛泽东开展的党内斗争就是对付非凡是派。

8月18日,毛泽东在首都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同林彪谈话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应为煽动起来了——引者)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应为思想混乱、倒退化——引者)有很大的意义”。(应为有很大的罪恶——引者)

8月26日,关锋、戚本禹、给江青的反映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情况报告中说:“北京市的红卫兵在八月十八日百万人大会后有了很大发展,各大、中、学普遍建立了组织,当前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但也有些缺点,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例如捉人、打人的现象很多(没有说打死人——引者),特别是捉了,打了一些好人和中间群众,抄家的范围宽了一些(认为抄家是对的——引者),对群众日常生活的习惯干预得多了一点。北京新市委的一些领导人对红卫兵活动采取消极观望态度,不敢积极出来领导运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别人利用某些学校红卫兵对抗‘十六条’,破坏‘文化大革命’;(二)有些院校红卫兵的领导权落到了保皇派手里,……”(见文稿十二,第113页)这个报告准确无误地向世人宣告,什么是红卫兵运动?用当前的话说,红卫兵组织是地地道道的恐怖组织,红卫兵的活动就是地地道道的恐怖活动。他们自己的口号就是“红色恐怖万岁”,他们的基地就在北京,毛泽东就是他们的红司令!

9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引用毛泽东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见文稿十二,第115页)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毛泽东也不能例外,假如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灵魂的邪恶就不能暴露无遗,恐怕永远也只有少数人知晓了。毛泽东口头上号召文斗,实际上是“文攻武卫”,宜文则文,宜武则武。文化大革命的号角一响,他就身着军服,其用意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被抄家的情况,信说:“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最要紧在不发生重复搜索”(意为多次抄家——引者)。毛泽东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大家看,毛泽东也发起慈悲来了,那是因为红卫兵们搞了“水淹龙王庙”,他们不知道毛泽东与×××的关系非同寻常啊。

8月31日下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的五十万师生和红卫兵,林彪在会上的讲话稿中说:“……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这讲话稿送审时毛泽东加写了“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行动好得很!”(见文稿十二,第118页)毛泽东对讲稿批示:“退林彪同志:这样修改很好”。这是毛、林二人沆薤一气的铁证,他俩就是红卫兵——恐怖组织的正副司令,他两都戴“红卫兵”袖标,给红卫兵摇旗呐喊,击鼓助威。

8月28日,全国政协常委、卫生部副部长×××给毛泽东写信,说他自己在“文革”中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分子,”所有政治待遇都被取消,请求给予保护等等。毛泽东批示:“送××同志酌处。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又有批示:“×医生:前后送来各件都看到了。政治安排问题,很多人同样现在还谈不到,等将来再说”,又有批示:“对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只见优点,不见缺点。”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所发的第二次慈悲,因这位医生曾经长期给毛泽东看病,非寻常人可比。

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文稿十二,第143——148页)中说:“……鉴于斯大林一死,……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你看,毛泽东早有戒心,害怕权力分散。——引者)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当初是迫于斯大林死后的形势,韬光养晦,玩了以退为进,诱“敌”上钩之计,现在时机成熟了,独立王国出现了,可以擒王了。毛泽东一句话就改变了一线、二线,夺回了所有的权力,锁定了敌人——引者)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们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这是什么意思?红卫兵娃娃过问政治,居然过问到政治局成员的职责分工,也算史无前例吧。毛泽东是否说红卫兵们不知道他已经夺回了一度失去了的部分权力,所以还在那里为他过分操了赤子之心,他们在政治上好象过分成熟了,又好象十分幼稚,使毛泽东高兴之余也依稀产生一丝隐忧?毛泽东说:“我也有责任,……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毛泽东引蛇出洞之计已经见效,正是心花怒放之际,却来一个检讨自己的责任,还说什么他过于信任别人。是别人辜负了他的信任,不要错怪他翻脸无情。何其奸诈。

毛泽东说:“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那是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泽东欺人太甚,他明明说了“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还不够早警觉,早有预谋了吗?

毛泽东说:“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假如毛泽东不点出批判吴晗的事,人们还不知道他在第一线不能有所作为,难怪他牢骚满腹了。至于北京没有人出来批判吴晗,一是因为1958年毛泽东在长沙看过湘剧《生死牌》,欣赏剧中人物海瑞这个角色,并特意查阅了明史有关海瑞的事迹,还指示中央办公厅翻印了《海瑞传》,发给出席八届七中全会的领导干部,号召学习“海瑞精神”,还说要找几个史学家研究海瑞,霎时间党报党刊都纷纷刊载这方面的文章,人们不能不信以为真,吴晗的《海瑞罢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二是北京人的政治嗅觉和观察力迟钝,闻不到、看不见毛泽东的风向变了;三是北京少了些政治投机商,使毛泽东大为失望。不要紧的,有毛泽东的授意,北方不亮南方亮,“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自有大大小小刀笔吏大露锋芒,会刮起阴风阵阵,会使血泪涟涟,甚至会使人头滚滚落地!至于说北京出修正主义怎么办?警告谁,又暗示谁呢?修正主义是什么东西?谁说清楚了?有人说赫鲁晓夫就是修正主义。他反了斯大林,中国人不痛快,但苏联人能接受,怪哉!又说赫鲁晓夫要使苏联人吃上“土豆烧牛肉”就是修正主义。的确,土豆烧牛肉这个生活水平不算高,但要是不改革斯大林的那一套,这么低的生活水平也难以保证。所以土豆烧牛肉是符合苏联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中国人有什么权利去讥笑人家呢?至于苏共搞什么“三和一少”之类被认为是违背了国际主义,是投降主义云云。这个么,你毛泽东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搞“三战一多”就是了,各国共产党满可以各行其道,走着瞧嘛。可恶的是苏共要强迫别人接受他们的主张,要服从他们的指挥棒,这就坏了事了,把话把交给别人了。

毛泽东说:“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不对,权力虽然夺回来了,但修正主义分子、最大的走资派等等还没有被置之死地,后患还没有根除,怎么能说基本上解决了呢?毛泽东又在施诡计。

毛泽东说:“我闯了一个祸(正话反说,本意是我又创下了丰功伟绩——引者),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发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活见鬼,鬼话连篇,没有发出去的信,竟有人知道了,传出去了。谁传出去的?该当何罪(功)?——引者)……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这是毛泽东就是恐怖组织——红卫兵的缔造者的铁证。毛泽东被他的“德政”——“文化大革命”和他的得意之作——三张大字报陶醉了,忘乎所以了,他对他自己的魔力和无限权威的再感觉是何等的深沉!

毛泽东说:“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前一阶段有人还不理解毛泽东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后一阶段经过毛泽东的循循善诱,步步深入,有些人就思想变化了,顺毛泽东的意了,可喜可贺。

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是一言堂的又一铁证。当然,“史无前例”嘛,破例的是我毛泽东,将来要上黄卷青史的,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要影响全世界的,谁也不许出来争功。

毛泽东说:“……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这一冲,我看有好处(抄家灭族,打、砸、抢,很好呀!——引者)无非是犯了一些错误,(对干部说的。什么错误?是不是听了党中央——刘少奇的话?——引者)那有什么了不起呀?……改了就是了。(说得轻巧,只有揪着不放的,没有允许改正的,特别是无错之错,何改之有?——引者)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毛泽东——引者)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鬼话,欲擒故纵——引者),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不对,在毛泽东的支持、纵容、保护下,有些红卫兵有恃无恐,他们不只要在政治上打倒人,还要置人于死地,直至掘墓鞭尸,残暴已极。

毛泽东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我看小接触(指与红卫兵接触——引者)很有益处。大的接触,一百五十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指在天安门广场上接见红卫兵——引者)这也是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毛泽东把红卫兵煽动起来了,有排山倒海之势,红卫兵称呼他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欢呼万岁,万万岁,正在志得意满,威震全国,甚至说已威震世界,处于这种最佳状态下的毛泽东,当然谈不上怕红卫兵了。但是物极必返,当红卫兵们到了目中无人(除了毛泽东和几人帮以外),横扫一切的时候,毛泽东是否已经意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呢?我看是有的,办法也产生了,请这些当了枪杆子使唤的无知青年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专别人的政转换到接受贫下中农的专政,有多少青年从此断送了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连林彪都说是变相的劳改。现在你可以问问那一代人——红卫兵,他们共同的认识就是受骗上当了,毛泽东如不早死,保不住他的红卫兵们会用“扫四旧”的扫帚把他也扫了。毛泽东夸口对一百五十万红卫兵只用“一个钟头就搞完了”,妙在这个“搞”字。他用一个钟头对付一百五十万个钟头,不愧为“一句顶一万句”,还不止呢,林彪说对了。可见其运用之妙,能不得意吗?那些挥舞着“红宝书”,热烈盈眶的“革命小将”们,当你们满怀幸福的心态的时候,你们的红司令却在戏弄你们,你们不过是他暂时的打手。当“走资派”已经彻底被整垮之后,“兔死狗烹”,该轮到你们去劳动改造了,当年红得发紫的红卫兵,结局好像没有一个是好的,是毛泽东无情,也是历史无情。后人能不以史为鉴吗?

毛泽东说:“……你们(指一些老干部——引者)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谁原谅谁?——引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不对,毛泽东就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搞极左路线,诬陷别人搞修正主义——引者)……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老干部被打成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内奸、工贼……都恶贯满盈了,要过你毛泽东的诬陷关,好不容易,你稳坐钓鱼台,坐山观虎斗,着什么急?真心也许有几分,那就是因为党政军工作都陷于瘫痪状态,指挥逐渐失灵,一大群大大小小野心家、什么什么分子冒出尖来了,他们比那些被打倒的“坏人”还要坏,麻烦还在后头,所以说毛泽东着急是可能的。至于说不能全怪刘少奇、邓小平这些话,是多么的虚伪,其用意还在引蛇出洞,好抓“刘邓集团”分子。这种阴恶阳善的做法,在“文革”之前很有些人上了当,到“文革”后期,才把人们教育过来,“听其言而观其行”这句话,不能只用于一般人,对毛泽东更不能例外!

11月4日,7日,毛泽东审批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稿,其中有一段:“……毛主席无论在实践经验方面,在马列主义的理论方面,个人的天分方面,哪一方面都是不但比我们强,而且在世界上,现在还找不出第二个”。毛泽东把这句话,改为在世界上“也是有影响的”。毛泽东不愿意被抬高到世界第一,只说“也是有影响的”。人们可以思考,毛泽东在世界上到底产生了那些影响?正面的反面的都可以想一想。他的革命理论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建党学说,统一战线等等,在一些国家被移植采用过,结果如何呢?与他自己的估价有多大的差距?

11月,毛泽东对江青在文艺界大会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有江青说:“……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以下是毛泽东加写的——引者)毛主席则在二十多年前,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出了推陈出新的问题。推陈出新就是要有新的、人民大众的内容,喜闻乐见的形式。”(见文稿十二,第164页)毛泽东没有赶在鲁迅之前搞文化革命,失去了首倡的机会与荣誉,很有些不甘心,现在用他的笔,借江青的嘴,向世人宣布: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旗手,而如今则舍我毛泽东谁能领此风骚?就是鲁迅在世他也要甘拜我的下风。

江青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派工作队这个形式是错误的,……据说我们的毛主席早在今年六月间,就提出过不要急急忙忙地派工作队的问题,可是有的同志没有请示毛主席,就急急忙忙地派出去了……。”(见同上)这些话都是毛泽东在江青讲话稿上加写的。手段十分卑劣,谁都知道派工作队是经毛泽东同意了的,有中共中央文件可查。为了栽赃陷害别人,利用他夫人出来矢口否认,毛泽东的政治堕落竟到如此地步。12月2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串连问题的通知稿和补充通知稿的批语中,删去了“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即人们常说的四个“伟大”。(见文稿十二,第160页)毛泽东为什么突然谦虚起来,一个伟大都不保留了呢?且待后面分解。

25日,毛泽东在请示要不要公开引用《炮打司令部》等文件的批语是:“××文革小组成员同志:都不要引用”。(见文稿十二,第176页)怪哉!毛泽东的大字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牵引器,推进器,是一颗政治原子弹,毛泽东为之踌躇满志,为何不许公开引用?不公开引用就可以不负责任了吗?还是怕帝、修、反、牛鬼蛇神们说三道四呢?毛泽东不致如此心虚胆怯吧?玄机出在请示的人身上,好像此人预感到炮打这个,炮打那个的气氛有点过分恐怖了,所产生的后果不好说吧?

1967年1月5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说:“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来信,要我在一月七日四时以前到该学院作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作公开检查?请主席批示!”(见文稿十二,第184页)毛泽东对此信的批示是:“总理: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红卫兵把矛头直接对准刘少奇是预谋好了的,毛泽东又为何不同意刘少奇去向红卫兵作公开检查,去接受群众斗争,去丢人现眼呢?是要保护他吗?决不是,主要是怕刘少奇讲出“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东西,使毛泽东陷于被动罢了。

1月8日,毛泽东对《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的谈话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见文稿十二,第185页)后来的事实证明,夺权是对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强烈推动,使它的破坏性更深化、更严重了。

1月21日,毛泽东在沿边自治州党委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去电制止冲突报告上的批语说:“总理:应当把延边反革命派手中的权力夺过来,请你部署一下。毛远新去延边工作一个月,那里大有起色。他今天去哈尔滨,如尚未走,可找他谈一下。”(见文稿十二,第195页)动乱局面正好是毛泽东放手让他的亲属大显身手的机会,请看亲自推荐他的侄子的才干,示意周恩来,大做文章。以后还有外孙子、女……一齐上阵,共保毛氏江山,这是不祥之兆。就是这个毛远新,于1975年4月亲自下达了对革命烈士张志新的屠杀令:“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话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见马沛文:《以张志新烈士为榜样,坚持不懈地解放思想》)有了这样出色的“革命”后代,毛泽东可以宽慰了。

1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并中央军委报告说:“顷接安徽军区报告,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向安徽军区提出,廿日到廿三日,在合肥召开15万到20万人大会,”“要求安徽军区派出三百到五百名部队警卫会场。他们提出,如派部队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军区廿一日十四时前答复。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见文稿十二,第197页)请看,现在不是毛泽东指挥红卫兵,而是红卫兵牵着毛泽东的鼻子走了,物极必返,可见一斑。毛泽东的批示是:“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又说:“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好嘛!毛泽东的真话出来了,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是假的,现在就需要公开化,军队可以支持真正革命派,当然也就可以镇压假革命派。遗憾的是那些响应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号召的人,都自认是最最革命的,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可以从“红宝书”中找到根据。怎么办?支左的解放军面对这个大难题,绞尽了脑汁,结果也跟着地方造反派犯了“路线错误”,解甲归田,有些人又有了排斥异己的机会。何等的错综复杂,钩心斗角,这都是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

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作出了五条指示:“(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二)积极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三)坚决镇压反对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五)在全军深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见文稿十二,第199页)这个指示的发布早在人们意料之中,大家还记得“文化革命”开始之后,毛泽东在群众中露面时,都身着军服,他早就准备发动一场真刀真枪的“文革”,由于刘、邓没有抵抗,俯首就擒,所以早期没有动用军队。现在据说军队内部就有走资派并与地方走资派勾结,毛泽东就睡不稳了,晚下手不如早下手,借着造反群众要求军队支援的机会,及时撕下伪装,理直气壮地镇压反对派,不管什么人,只要被定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就可以镇压,可以坚决武力还击?那时谁拥有武装,只有军队,叫军队支左,支来支去,就让军队自己打起来了。有的人就乘机浑水摸鱼,有的人则栽了大筋斗。

1月29日,原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妻子×××给毛泽东写信说:“……×××病重垂危,现被揪斗,不知去处,朝不保夕,请求给予治疗。”(见文稿十二,第217页)毛泽东批示:“林、周阅后,叫文革小组商处。”又批:“我意应说服红卫兵,让他就医。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第三次发仁慈,可贵。

2月7日、8日,毛泽东在西藏军区党委一份电报上的批语:“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有些问题处理太慢了。新疆问题应当快点解决。”

“另又有一些重大问题处理太快,不经常委从容讨论,似乎不妥。又及。”(见文稿十二,第218页)毛泽东下令要人们在一二日之内就要给西藏军区党委的领导人定性——好人、坏人。多么轻率,刚说有些问题处理太慢,接着又说有些问题处理太快。慢不对,快又错了。伺候毛泽东实在不容易。

2月8日,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的一段谈话:“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见文稿十二,第220页)毛泽东以为阿尔巴尼亚的朋友不会了解中国的情况,所以他的嘴上不设防。事实上过去每次政治运动都说取得伟大的胜利呀!毛泽东说一切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究竟他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真是他所说的揭发黑暗面的问题吗?不对,人们不会忘记“三反、五反”那样完全针对黑暗面的运动吧,那一次不是很解决问题的吗?也许毛泽东指的是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斗争的问题,但谁都知道,自从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就掌握中共的命运,新中国建立以后,又掌握了国家的命运,党和国家的一切重大举措、决策,都是在他的领导之下出笼的,假如中间有什么路线之争,也叫他一一克服了,还有什么没有解决的老问题,使毛泽东成了心病,为此煞费苦心?我看,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终生制与世袭制没有确定下来,没有找到形式,方式,又不便明说,就只有玩权术、斗心计、动用一切手段,包括卑鄙、无耻、狠毒、残暴的手段,把可能威胁到他的权力的人一一打下去。

2月9日,毛泽东对《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稿的批语和修改中说:“……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了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总结经验,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见文稿十二,第221页)怪哉,毛泽东亲自缔造、统帅、指挥的军队,叫他们去支左,居然支起右来了,而且不是个别,而是许多。但你要问支左支错了的军队,看他们是否承认错误,而且是否口服心服的呢?不可能,因为人人都怀揣“红宝书”,天天读,无论大小事,都请示了“红宝书”或红头文件,也就是请示了毛司令的,这不叫人哭笑不得吗?是的,毛泽东的经典著作都贯穿了辩证法,既是这样,又是那样;既可这样,也可那样……。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的结合。除了毛泽东,谁也不会运用自如,也不可能运用自如,因为当你也掌握了辩证法时,他就会来个否定之否定,随时可以否定你。比如先同意派四清工作组,随后又加以否认;先说言者无罪,又说有罪之言任何时候都有罪……。等等,不一而足。军队啊,你们支左的苦衷,有谁知晓?看来上当受骗的不只是青年、老百姓,还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以及其他领导人共同拟出,支左军队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共六条,经过毛泽东精心审改后发出。其中第(三)条是“诱敌深入,迂回包围”,……这还有什么对待革命群众的气味?本来,在“文革”中,左、右之分,不是客观存在,而是人为地挑拨起来的,对立双方都自封是左派,都斥对方是右派。现在又叫他们自己本身就难分左右的军队去镇压所谓的右派,如此践踏群众,只有毛泽东能干得出来。

2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登载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材料:“一、根据当地的具体斗争情况,鲜明地体现党的方针政策,团结省委内部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和军队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二、在夺省委的领导大权之前,首先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喉舌报社、电台和专政机关公安局掌握在左派手中,为最后夺取省委大权做好舆论准备,坚决镇压反革命,保证夺权斗争的顺利进行。三、坚决地依靠被夺权单位内部的左派力量,团结中间力量,打击反动力量,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四、夺权斗争的根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左派队伍,左派队伍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了夺权斗争。”(见文稿十二,第225页)毛泽东看了这篇材料,批示:“伯达同志:请与小组同志(指文革领导小组——引者)研究,此文可否公开发表,并予广播?是否有要修改的地方,也请酌处。”1967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份材料。中国历史上夺权的事并不少见,但都没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夺权经验留存下来,现在有了,就是《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他总结出四条,其实只要第四条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只要是自认、自封为毛泽东思想的正宗嫡传者,都可以自封左派,擅判右派,然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请问毛泽东,这说错了吗?还要陈伯达等研究、酌处,走这过场有何必要。

2月18、22日,毛泽东在审阅《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一文时,删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奇怪,这些口号一天二十四小时都通过广播电台和高音喇叭向全国各个角落高呼高叫,人们已经把它当做祷告文一般的对待了。为什么毛泽东突然不要了呢?仔细一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要进行一万年,那就是等于说它不能胜利结束了,不妙,所以毛泽东拒绝了;同样,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绝对真理,他要战胜邪恶何需万年,真要一万年那这条路线就值得怀疑了,所以毛泽东不要;至于“四个伟大”,毛泽东这是第二次拒绝它,到底为什么?据说是他“因恨和尚罪及袈裟,”他讨厌林彪,所以也讨厌林彪首唱的“四个伟大”,真假有待研究。

2月25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快报》第一三三二号登载了《北京政法公社在天津小站公社支持了谁》的材料说:“一月二十六日,北京政法公社燎原长征队在天津小站公社坨子地大队,支持以四清运动中下台干部为背景的‘燎原红色战斗队’,抢走大队的大印,从此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实行反攻倒算。”陈伯达把这期《快报》报送毛泽东时加写了“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见文稿十二,第247页)毛泽东批语:“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请看,夺权、夺权、反夺权、反反夺权;革命、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陈伯达毛泽东等就这样给人定性,实在是轻而易举。但也看出,“文革”局面的热闹非凡,好戏还在后头呢。

年初,澳共推荐来中国的大卫·库普反映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题为《让我们“治病救人”》的一张大字报,“分析了西安当时出现的两派对立,有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打、砸、抢、游街等一系列情况,认为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并受坏分子操纵,他提出,“要把那些存心要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然后我们才能搞造反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三结合”。(见文稿十二,第272页)这位大卫·库普如实地记录下了“文革”中的一小部分“左倾机会主义”现象,全面情况,当然远不止此,西安和全国都一样。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左倾机会主义就是毛泽东炮制的。说是左倾机会主义,那太笼统了,明确地说,它是不折不扣的“红色恐怖”主义运动,当时人们对这点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一些“最最……革命”的红卫兵则不仅高呼“红色恐怖万岁”,而且滥杀无辜,无法无天,横扫一切了。

4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稿中加写的一段话:“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见文稿十二,第305页)冲中南海不受斥责,不算犯罪,乃理所当然,因为那是精心策划的革命行动,人们要去中南海捉拿睡在毛泽东身边的赫鲁晓夫,对这些人记功授奖还来不及呢,哪有斥责治罪之理。

4月4日、6日,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十条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中说:“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行、罚跪、等等。”(见文稿十二,第306页)感谢毛泽东罗列了他的恐怖组织的部分恐怖活动内容,但最残暴的部分,他回避了!人们不会忘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一个阶级打倒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还有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实行群众专政,……等等,已经如雷贯耳,而且都已见诸行动,“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了。何以毛泽东现在突发慈悲,不许他的好学生们太放肆呢?简单说:玩够了,腻味了,决不是什么心慈手软的温情主义。

毛泽东把“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的教育”一句中的“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等文字删去了。(见同上)是毛泽东不想打倒刘、邓了吗?绝不是!他在玩欲擒故纵之计。不让刘、邓过早绝望,死不认“错”,日后使毛泽东没有台阶可下;尤其是他们还没有做自我批评和揭发别人,那些内心里同情刘、邓的人也还没有自我暴露,抓不住刘、邓同党,怎能一网打尽?所以,毛泽东在这里不点刘、邓的名是故意迷惑敌人,是一招毒计。

4月,毛泽东对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有:江青讲道:“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毛泽东删去了“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几个字。江青不打自招,既泄露了毛泽东蓄意制造事件,谋害别人的面目;又不给毛泽东留下回旋的空间。江青真是“孺子不可教”也。

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司令员×××给中央文革小组写报告说:“……四川地区截至4月19日止,已释放逮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共二万七千八百六十五人,占总数的85%,……”(见文稿十二,第315页)毛泽东对这个情况报告的批语是:“……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些严重,……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毛泽东原想靠枪杆子来收拾“文化大革命”的乱局、危局,结果适得其反,军队公开介入地方“文革”以后,局势更糟了。人们看毛泽东这个批语,好不糟心!毛泽东明明是自毁长城——军队,却反而责怪群众的批评。

5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给济南军区并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等的电报说:“山东地区目前的斗争锋芒指向了解放军,越来越明显,已波及各地区。主要表现是:一、到处张贴、散发攻击解放军的大字报、标语、传单、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武装部参加‘三结合’的领导干部,几乎都被公开点名,成为打倒的主要对象。二、冲击军事机关、围攻、绑架部队人员。三、侮辱、殴打解放军干部、战士。以上情况正在向基层发展,使许多军分区、县市武装部无法进行工作,严重影响了战备等工作的进行。各地‘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已有不少处于瘫痪状态。……”(见文稿十二,第329页)毛泽东的批示是:“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看来山东学生、工人出事地点(就全省说,占少数),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大都可能有些问题。此事应如何解决,请你们研究出办法,告我为盼。”呜呼,毛泽东的杀手锏——军队不灵了,不但救不了火,反而引火烧身,闹得乌烟瘴气,到处告急。“曾几何时,而江山之不可复识”,毛泽东玩不转了,叫别人拿办法。

4月30日,经刘伯承转报的一封署名“济南军区机关全体革命群众、济南驻军全体支左工作人员”的来信中说:“目前济南反对解放军的大风已经刮到十二级了,我们天天挨骂,任人逮捕、扣押,干部家属也被殴打,辱骂,军区的干部子弟也天天挨打。我们支左的工厂、企业单位,都一个个被砸了。革命群众已处在少见的白色恐怖之中。我们难以相信这是左派夺权之后发生的事情。……也许是我们解放军未跟着他们那样做,他们就怀恨在心,欺骗中央,掀起这股反对解放军的大风。……到底是在专谁的政,是谁在专政?……”(见文稿十二,第337页)唉,红色恐怖已转化成白色恐怖,毛泽东是怎么搞的?没有亲身经历如信中所说的那种情况的人,不能妄加评论谁是谁非了,只有毛泽东说:“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应当沉着镇静,……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显示了毛泽东超凡的领袖风度。“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绝对正确,世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就看如何解决。他又说:“这是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未到济南时学生、工人们表现的情况。其实不是那样严重。”啊,那就是说经过钦差大臣的处理了解,解放军反映的情况不实了!奇不奇?怪不怪?毛泽东绝对信任、依靠的左派、革命派,竟是如此这般。

5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一七八期上登载了《济南、山东两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的材料说:“济南军区政治部、山东省军区司令部两位干部来信,反映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存在许多缺点错误’:(一)认为济南军区‘在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中,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承认围绕在省革委会周围的革命组织是革命派,另一方面又承认一些保守组织也是革命派,或明或暗地支持他们,打击革命派。(二)说济南军区一些干部对山东省革委会主任×××有‘错误议论’。(三)说济南军区机关正在积极准备‘打官司’,赴京告状。(四)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至今没有揭发×××(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引者)。(五)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已由过去对造反派感情不深,发展到目前的公开对立。”(见文稿十二,第339页)。在短短几天之内,大家看到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的人,对同样的问题,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而且是势不两立的。毛泽东看材料后,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很值得一阅,……同样情况在全军内,在许多人身上都存在,当然不是多数”。毛泽东说“许多人”但“不是多数”,他还在吃“定心丸”,给自己壮胆子,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惊慌失措。“同样情况”指的是什么呢?是支左变成支右吗?我看,不全是。还有什么呢?简而言之,地方干部也好,军队也好,警惕性提高了,谨慎小心,避免再上当受骗,因此手法上不得不使出对上阳奉阴违,对外(造反派)耍两面三刀,这是被残酷的现实“逼上梁山”的。毛泽东说:“在全军内,在许多人身上都存在”,既然如此,这个“文化大革命”(支左工作)还能进行得下去吗?会是什么结局和如何收场?林彪、恩来有何想法,当然只能心照不宣了。

5月14日,毛泽东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中,有一条“(三)(军队领导干部——引者)不要动动摇摇,犹豫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见文稿十二,第347页)毛泽东怎样判断部队领导干部只会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她们(他们)就注定不会从左字号那里带来正确的话吗?使人大惑不解。

5月18日,毛泽东对《伟大的历史文件》(指“5.16通知”——引者)的批语和修改中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临死的前一年……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见文稿十二,第351页)这是毛泽东的自大狂发展到登峰造极的一次最露骨的表现,他认为马恩列斯没有解决的伟大问题由他一人解决了。在他的亲笔修改补充的文字中,连续用了“伟大著作和指示”、“伟大的历史文件”、“伟大的实践”等三个伟大,仅仅比林彪喊的少一个,在这里可以反思一下,毛泽东拒绝林彪的“四个伟大”真是谦虚吗?

毛泽东还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决不可丧失警惕。”(见文稿十二,第352页)毛泽东是真的当心资本主义复辟吗?不可能,也可能。革命胜利后,他持续不断地搞政治运动,整人,借口都是阶级斗争,以迷惑不明真像者的视听,实际都是为了巩固、扩大他的权力。但是到了“文革”时期,他似乎已经发现,从国际到国内,社会主义的那一套不大受欢迎,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他就借题发挥,危言耸听,吓唬老百姓,迫使他们拥护搞“文革”,要搞好多次“文革”,即使毛氏江山如磐石般的巩固,他也未必就放心。

5月26日,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办事组编印的《要事汇报》(2)说:“据云南省公安厅报告,二十二日晚,十七个自称红卫兵的人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机和现款存折,在取款时被抓获。参与者都是中学生,其中有六个是北京学生,其余十一人,除两人外,都是高干子弟。”(见文稿十二,第358页)毛泽东的批语是:“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革命小将”都是生在红旗下,“吃蜜糖”长大的,他们所受到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不至于成为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吧?毛泽东为何丧失了自信?至于搞打、砸、抢、抄、抓,无恶不作,那也是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不信,请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假如当年毛泽东不搞打、砸、抢(对象是土豪、地主),他干革命的本钱、基础就没有了,贫下中农也未必就那么积极地跟着他走了。所以,也对,高干子弟(此时此刻他们的高干父母正被打倒)如果尝到打砸抢抄抓的甜头,也可能要搞反革命复辟,到那时毛泽东就会是他们首选的革命对象,因为他是新中国的第一富豪,不说别的,他积存的稿费就多达多少百万?知情者可以透明一下,不会戴上“恶毒攻击”的帽子了吧?

5月27日,外交部翻译×××,办公厅干部×××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社会上和外交部内部都在炮打周恩来,写信者认为这是错误的,决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见文稿十二,第359页)毛泽东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毛泽东的批语,貌似公正,其实不然,他泛泛而谈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但闭口不说,周恩来不应该被炮打,居心莫测!满腹经纶的周恩来能不感慨系之吗?

6月19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信电快报》第二三四期上,刊登了陕西师范大学文革筹委会×××等四人的来信说:“……最近西安有几个学校的造反派庆祝成立革命委员会,其规模之浩大,场面之豪华,实在令人惊讶。他们不是节约闹革命,而是大搞铺张浪费。……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学校一个地区的问题,它带有普遍的倾向,若不予以纠正是很危险的。……”(见文稿十二,第364页)怪哉,毛泽东所殷切期盼、十分欣赏的革命委员会竟是如此这般,太令人失望了!毛泽东批示:“建议此件公开发表。是否妥当……。”6月29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节约闹革命、防止铺张浪费的通知,将这封信转发到各军区、各级革委会、军管会和群众组织。通知中说:“……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每个同志都面临着新的严峻的考验。必须懂得,当权以后,地位发生了变化,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滋长和发作,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灰尘也迎面扑来。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高度自觉不断地用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武器,改造自己的思想,坚决抵制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通知的作者有些疏忽,他忘了革命群众实现“革命委员会好”的理所当然的高昂的喜悦心情,所以不支持革命群众,尤其是“革命小将”的革命热情。其次,他也忘了造成铺张浪费的原因,在客观上是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入侵之外,还有地富反坏右的趁机破坏,这个主要的敌人是时刻不能忘记的。革命委员会中的革命家是因为他们高举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才进了革委会取代那些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保守派甚至是叛徒、内奸、工贼的,为何地位一变,立即丢盔弃甲,向阶级敌人投降了?是敌人十分强大,毛泽东思想抗拒不了吗?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也战胜不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了吗?值得想一想。

6月25日,《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6月21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按语中,引用毛泽东的话:“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见文稿十二,第365页)毛泽东早就说过,小资产阶级思想本质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小资产早已高升为大资产了。为什么现在又重新拣起了小资产来呢?答曰:遮羞。原来闹得天翻地覆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出来的革命委员会,居然还是资产阶级思想在起作用,那岂不是“文革”白搞了吗?太不光彩了,所以赶紧给它定性——小资产阶级思想。用心良苦。

6月、11月,毛泽东对八三四一部队支左工作的指示中和支工情况报告等的批语中有:“……要关心群众生活,组织个医疗队,给他们看病”。(见文稿十二,第366页)好行小惠,那一套方法已经过时,“红宝书”的教育还不管用,看个病就管用了吗?如果那样行,岂不是在搞变相的“物质刺激”,向“最大的走资派”看齐了吗?岂不是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贬低了吗?

7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的《群众来信摘抄》第五十五号上,摘抄登载了“江西赴京控告分团,七月四日的电话汇报,反映赣州武斗,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要求中央立即派部队前往制止武斗。”(见文稿十二,第370页)文革十年,武斗不绝,战场遍及全国,究竟死伤多少人员,迄今未见权威数字。毛泽东对上述来信的批示是:“赣州问题严重,涉及整个赣南十多个县,……是否可以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南,……待面商。”这材料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地区“文革”中的武斗的情况,用毛泽东抓典型推全面的办法,对全国的情况可以略知一二。

7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的主要内容是:“一、任何人和任何组织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更不能为了武斗,发动农民制造凶器,发给枪支弹药。二、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在铁路、公路、水路沿线设置关卡,拦阻车船,破坏交通运输。三、已经进城参加武斗和破坏交通运输的社员,立即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所发武器一律收回。四、对参加武斗的社员所做的各种‘优待’,例如工分补贴等,一律无效,不准实行。因进城参加武斗,而造成的伤亡事故、生产损失、误工补贴,一律由挑动者负责。五、从本通知下达之日起,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应立即改正错误,立功补过,如坚持不改,一再违反上述各条,要严肃处理,其首恶应依法惩办。”(见文稿十二,第378页)这个指示稿开头说到“最近一个时期,江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的坏人(坏人,毛泽东修改为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引者)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见同上)从这个通知,后人可以看到毛泽东所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把中国搞成了什么样子。

7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党委常委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电报,并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的公告。公告说:“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毛主席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和×××住处的‘严重政治事件’。这一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见文稿十二,第381页)毛泽东对此文的批示中有:“中共武汉军区党委:……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毛泽东认为武汉军区党委的立场、政策都是正确的。然而,到了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中说:“经过长期调查,证明‘七·二○’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他们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事件发生后,林彪、‘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把‘七·二○事件’说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利用所控制的一切宣传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对武汉地区广大军民实行反革命围剿。他们栽诬×××、×××同志是‘七·二○事件’的‘后台’,把一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八二○一部队诬蔑为‘叛军’,……许多部队同志的家属也被诬蔑为‘叛军家属’,把‘百万雄师’诬为‘百匪’、‘反革命组织’……连同情八二○一部队和‘百万雄师’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也惨遭迫害。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有的被长期关押,还有的被打伤、打死。”报告说:“省委、省革委和武汉军区党委对‘七·二○事件’做了多次研究,一致认为这个事件……是完全歪曲事实,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应公开宣布彻底平反。……”啊!如此说来,原来是毛泽东直接支持了林彪、‘四人帮’来反对他自己,是吗?当然,现在就可以说毛泽东受骗上当,没有他的任何责任了。扑朔迷离,云遮雾障,谁又能相信谁?好在写这个报告时,所有的当事人,几乎都已不在人世,不妨随意说了!

7月至9月,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见文稿十二,第385——389页)其中有:

“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好不好,不同立场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持毛泽东观点的人是以乱为乐的,他们从乱中得到刺激,从乱中捞到实惠,自然觉得乱了好!至于那些在乱中受害受苦的人,他们也能说形势大好吗?

毛泽东说:“有一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全国都乱了,全国的敌人知多少,得到锻炼的内容具体指什么?要说得到真正的锻炼那是到了“文革”后期,大大小小的政治骗子们表演到黔骡技穷的时候,群众知道了要谨防上当受骗,他们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毛泽东说:“再有几个月时间,整个形势会变得更好。”错了,几个月后没有变好,变了几年,越变越坏,直到毛泽东与他的革命派和恐怖组织,就是那些自封或被封为革命的人物和组织一个个原形毕露之后,也就是毛泽东死了,大大小小的“四人帮”垮台了之后,形势才真正一天天好起来。

毛泽东说:“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毛泽东分析了革命的群众组织分裂的原因,三个原因都是客观的,想当然的,并没有说出真正的原因,在于他所依靠的这些革命群众的思想里脏东西太多了,不客气说,有点像阿Q要革命一样,开头很“威风”了一阵子,发了点小财,引起许多人的羡慕,连赵太爷(被打倒的人有点像)也要拍他们的马屁呢?但阿Q毕竟还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要求不能高了。至于说无政府主义吗,对了,毛泽东不是高呼“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吗?”阎王都倒了,小鬼也撒野了,一时还收拢不起来,先让他们搞“群众专政”吧,专对了,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专错了,那是群众干的,毛泽东不负任何责任。

毛泽东说:“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愚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结果垮台了。”不是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吗,自己提以我为核心,并不愚蠢嘛。毛泽东把张闻天与王明、博古并提,足见他记仇很深。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促使毛泽东上台做出了贡献,也不能将功补过。庐山会议上整了他,羞辱了他,还不够,现在“文革”中又点他的名,还要打死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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