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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史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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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周立波的不同命运

作者:朱忠康

来源:中国律师观察网供稿

来源日期:2010年04月14日

本站发布:2010年04月14日

点击率:1074次


  上海又出了个大红大紫人物,他既不是政界领袖、工商界大腕,也不是什么歌星、影星、球星、明星之类人物,而是一个靠耍嘴皮子窜红的“上海活宝”,名叫周立波。上海是出产名人的地方,在我的印象中光是体育界就出了朱建华、姚明、刘翔走向世界级的人物,但是靠一张嘴窜红的大人物还不多见。

  这里我丝毫没有贬低周立波先生的意思,更没有贬损耍嘴皮子事业。因为人活在世上,靠的就是两片嘴皮,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地进行着耍嘴皮子的事业。婴儿呱呱落地时的一声啼哭,说明他来到人世间就开始用上了嘴上功夫。孩子稍许大了点就天天与父母和兄弟姐妹耍上了嘴皮子,上了学就与老师同学耍上了嘴皮子,找到了工作接触社会更是如此,即使你到商店买东西问价侃价都得动嘴。而且耍嘴皮子有何不好,歌星、影星不就是通过两片嘴窜红的吗。而在央视上做节目主持人的大多是名嘴。看看美国,名嘴更是吃香更是风光,美国的名嘴称为“脱口秀”,据说美国第一女名嘴奥普拉拥有2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4亿,在《福布斯》黑人富豪榜上稳占榜首。耍耍嘴皮就能赢得钵满盆满,发财致富,可见靠耍嘴皮子的人都是不简单的人物。

  周立波就这样凭着他所谓的“海派清口”,一张嘴,一台戏,神侃胡聊,在120分钟节目里,从《笑侃三十年》到《笑侃大上海》,让上海人笑痛了肚皮,笑得下巴脱了节,笑得人人前仰后倒,笑得晚上睡不着觉。这诺大的大剧场大舞台,只有简简单单的道具,一块放稿子的板,上面立着一根棍。用他的现身说法,就达到了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的地步。据说看他演出每张票价280元,但是黄牛炒到800元一张,还是有人抢着要,有人甚至还不肯脱手卖。

  如今他红遍了全上海,影响半个中国,他在剧院的舞台上也像三级跳一样,从只有200个座位的戏剧沙龙演到了有600个座位的兰心大戏院,又跳到900个座位的逸夫舞台,最后跳到了拥有1200个座位的美琪大戏院,一路走来,越演越火。2010年春节,他更跳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上,《凤凰卫视》特地为他量身打造了一套节目,既不叫“过年七天乐”,也不叫“过年乐翻天”,而是叫《壹周立波秀》。他的名字嵌在节目标题中,该是何等的妥贴。此时的周立波鸟枪换炮,队伍壮大,由孤单孑然一个人,发展到让节目主持人周瑾小姐来配合搭档,更由一大群美女舞蹈队参加开场戏的序幕演出,于是红花配绿叶更加有看头了,《凤凰卫视》收视率在春节期间也节节上升,全国电视台都转播插播,成了周立波的舞台,连上海的《东方卫视》也不得不向《凤凰卫视》购买播放权,这一播全国就有数亿的观众!

  周立波的所谓“海派清口”,其实就是北方人的单口相声,上海人叫独脚戏,而现在的独脚戏很少是一个人演的。周立波神侃胡聊的内容大都贴近老百姓的生活,都是人们日常经历过的或是身边正在发生着的故事,这些极其平常的素材,经过他的提炼加工,再通过两片嘴唇向观众提供笑料,所以受到上海观众的热烈欢迎,迅速在上海窜红。本来这些日常小事,生活中的鸡毛蒜皮事,如果写成文章,也比不过任何网上的精彩段子,但是周立波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不管是国事家事,大事小事,不管是过去时现在时进行时将来时,不管是正话反说,反话正说,他都能把不起眼的事变成笑料包袱,抖出来后产生发噱效果。就连美国欠了中国八千亿债的这样大事,在他的短短几句侃和聊中,就成了捧腹大笑的佐料。

  如今的周立波更是牛气冲天,中央电视台请他在春节晚会出演节目,却没有请动他。要知道央视的平台都是人人想往里钻的地方,哪怕到台上稍许露露面,就能一下子撑起半边天来。像这样一炮能打响的权威性媒体,别人想挤都挤不进去,而周立波先生却不想参加。是因为他谦虚还是什么?可能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立脚点在上海,与全国相比他只是小菜一碟,却把赵本山大爷当作他粉丝偶像了。想想也是如此,他这个“海派清口”如果一上北京的央视,可能会和平演变成了“京派清口”,这一变动就串了味,“海味”可能串成了“京味”,甚至变成了不三不四的“海京味”了。为了不使“海派”变成“京派”,“海味”不串成“京味”,所以周先生谦虚谨慎没有在央视的春节晚会上露面。不过令人纳闷的是北京的爱乐乐团本来与“海派清口”不搭界,一个是上海,一个是北京,一个是耍嘴皮的,一个是拉弦吹号的。他却风风火火地去参加了,而且从排练到演出都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这就会让人多少有点拎不清搞不懂。

  说过现在的周立波,就得说说过去的周立波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也出现了一个大红大紫人物,他就是作家周立波,这前后两个周立波,同名同姓,既不是亲眷又不是朋友,也可以说是完全不搭界的,但是这两个周立波,却有着两种不同的命运。

  现在的“清口”周立波生活在改革开放红红火火的火热年代,这是一个炒房热炒股热引发的火热与火爆;而五十多年前生活下的作家周立波也是生活在一个红红火火的火热年代,不过当时盛行的却是革命热和斗争热,而斗争热主要是斗人热。

  中国从1949年解放之后,这斗人热是一场接着一场,一场高过一场。本来蒋介石的800万军队被打垮、被消灭、被赶到了台湾,大陆就应该进入到了一个和平发展经济建设的时期,但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却不这样看,不这样干,他发表了惊人的高论:“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 ,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想不到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之后,竟还有不拿枪的敌人,而且这些不拿枪的敌人比拿枪的敌人更危险更凶恶。毛泽东指的不拿枪的敌人是谁呢?就是地主、富农、资本家,还有拿笔杆子的知识分子。怪不得毛泽东把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战犯都宽大释放了,原来中国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和知识分子,比这些拿着军刀拿着枪杆子屠杀中国同胞的日本刽子手还危险还凶残啊!

  所以新中国成立不久,立即掀起了一场场斗人的高潮。那些国民党残存下来的蟹兵虾将们虽然是早已高举双手乖乖地投降了,但他们深感日子不好过,处于如丧家犬那样惶惶不可终日之中,一解放就当作反革命给镇压了。而起义投降的部队都被拉到朝鲜战场上去了,所谓的“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其实大部分是被毛泽东当作炮灰组成的国民党的改编部队。到了土改运动就是斗地主斗富农运动,六十年前的斗地主不是像今天人们玩的“斗地主游戏”,而是各乡各村开完斗争会后活生生地把人拉出去枪毙了。到了“三反五反运动”斗资本家了,那时陈毅是上海市长,他每天在统计数字,问下属“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所谓降落伞就是指跳楼自杀的资本家。在那个时代,有钱的人都是活不下去的。

  1949年后的第三年,不但盛行着斗活人,还斗死人,不但斗富人,而且斗乞丐斗要饭的。有一个叫做武训的乞丐,生活在100多年前的清朝。因为出身贫寒,苦于不识字而受人欺骗,就下决心用行乞讨饭的方法来筹集资金兴办学校,让所有穷人的孩子都有书读,都能识字,过上好日子。他的行为连当时的皇帝都感动得五体投地,也感动了后来的革命者。于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拍了一部电影叫《武训传》,电影拍成上演后,一片叫好声,连中央各个大首长看了都为之感动。但是有一个人不但不叫好,反而说坏,甚至说坏到了极点,此人就是毛泽东。这个刚刚成为中国人民伟大领袖的毛泽东为何他对于全国的大事不操心,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不操心,却对生活在清朝的一个乞丐操起心来,要大动干戈对他进行毁灭性的围剿呢?谁也不清楚,可能老毛的嗜好就是斗人吧,不管是活人死人,只要从斗中找到乐趣他就会什么都干的。于是这个专做好事的乞丐武训在毛泽东眼里变成了一个“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全国进行大批判。此时坟墓中的武训,早已尸骨一堆,而毛泽东更要把他批得体无完肤。到了文革,红卫兵更是掘坟刨尸,把武训碎尸万段。拍这部电影的人也都遭了殃,电影事业也遭到了疯狂的摧残。1950年新中国拍摄了29部国产故事片,而大批武训的1951年,全国只拍了1部故事片。从1951年至1954年4年中,只拍摄了16部电影。

  那个时代,除了斗活人、斗死人外,生活在国外的境外的人士也要斗。现代著名学者、哲学家、文学史家、诗人,新红学的创始人之一的胡适,解放时他去了美国,又去了台湾。他还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毛泽东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校“湖南自修大学”,就是因为胡适的提议和倡导而建立起来的。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不管是老师朋友,只要能斗人绝对不放过,所以不见人影的胡适,隔着太平洋隔着台湾海峡也遭到了批斗。

  毛泽东批了这个批了那个觉得不过瘾,批胡风、俞平伯、梁漱溟,批丁玲、陈企霞都是零敲碎打,于是他来耍了个把知识分子一锅端的“阳谋”,发动了一场反右运动。这场运动官方公布的受害者人数为55万,但是许多学者和国外人士的统计数字高达300多万人。

  可以想象在这样险恶环境下,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周立波他的处境是如何的糟了。但是作家周立波却一路走好,跟在毛泽东后面步步紧跟,所以躲过了一场场灾难,但是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歼灭的命运,在文革中落难。

  作家周立波生于1908年,是湖南益阳人,他从小就投身革命,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抗日期间,他到过前线作过战地记者,先后曾任《抗战日报》、《救亡日报》、《解放日报》编辑。他还翻译过苏联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书,抗日胜利后他在东北参加了土改运动,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荣获斯大林文学三等奖。全国解放后,他担任过全国文联、中国作协、湖南文联要职,当选过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毛泽东的合作化运动掀起之后,他来到老家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十年磨一剑,写出了一部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这是他描写农村题材的小说《暴风骤雨》的姐妹篇。在此期间他写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乡土和泥土味,大量使用当地农民的方言和土话,创造了当代文学新流派——茶子花派。作家用乐观的眼睛看待生活,以幽默的笔调反映生活,在笑声中告别落后,在欢乐中受到精神陶冶。他还写过反映工业建设的《铁水奔流》和《万里征尘》等作品,看看名字就知道都是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写的。

  想不到这个步步紧跟的作家,因为写了一篇只有4000字的歌颂毛泽东的散文,在文革中被打成了反毛的叛徒,遭到了毒打和折磨。引来杀身之祸的这篇散文叫《韶山的节日》,是写毛泽东在1959年6月25日阔别了32年后重返故乡时的情景的。这一天傍晚,毛在罗瑞卿陪同下来到老家,观看了父母和自己与弟弟的卧室和住房,看了看照片,当天他吟了一首《七律·到韶山》的诗:“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第二天他去看了看已经被茅草遮掩了的双亲坟墓,接着又来到韶山学校,看望了这个学校的师生们,晚上他就到长沙去了,毛在老家只耽了两天一夜时间。

  周立波在益阳时,曾先后六次来韶山参观、采访,当1965年广州的《羊城晚报》复刊时,编辑来找周立波约稿,周就把这篇《韶山的节日》寄了去,编辑很满意,副刊作家秦枚更是赞不绝口;“文章写得相当精彩,形象饱满,栩栩传神,在政治意义和艺术感染力方面都很出色。”由于涉及的领袖活动,为此编辑部还把打印稿分别给党政领导审看,甚至还打电话询问过中央,在得到了“可以由你们自己处理”答复后,于1966年1月21日在《羊城晚报》上刊登出来。刊登后,韶山毛泽东故居陈列馆的人员对文章中的细节提出了意见,周立波把文章修改后,又在原来的版面上重新刊登一次,1966年4月23日 见报。此时正是文革运动序幕已经打开,一场大浩劫即将开始之际,而党内高层中的斗争早已处于白热化阶段。周立波文章一开始写道:“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傍晚,毛泽东同志在罗瑞卿同志和其他同志陪同下,来到了自己的故乡,湖南湘潭韶山冲。……”而这个曾是新中国第一任的公安部长后来担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此时早已被揪出打倒,这个曾是毛泽东的贴身保镖被打倒时,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都不知道,而罗自己更是蒙在鼓里,当他在昆明视察部队时被紧急召回到上海,一下飞机就被隔离软禁起来,这时是1965年12月10日。1965年12月8日到15日毛泽东亲自在上海主持了召开中央政治局党委扩大会议,把罗瑞卿置于死地。后来又揪出了北京市市长彭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还有一个叫杨尚昆,统称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1966年初这场党内高层斗争还没有扩散到社会,但《羊城晚报》的编辑们已经风闻了罗瑞卿不利的传言,就把文章中的罗瑞卿名字略去了。当《韶山的节日》第一次在《羊城晚报》发表时,江青正在上海,看了报纸后,她大发雷霆,要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打电话给中央宣传部,予以指责,称这篇作品很坏,是丑化毛主席的反动作品,勒令全国报刊一律不得转载。接电话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他找来文章一看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毛夫人又不敢得罪,只好打电话通知六大区的宣传局:不得转载这篇文章。结果阴错阳差恰恰是主管《羊城晚报》的中南宣传局没有接到电话,那份更正性的文章第二次又在《羊城晚报》刊登了出来,这下子就惹下了大祸了。中南局负责人陶铸接到了张春桥的信,信中气势汹汹地问道:已经通令全国下了禁令,为什么还要刊登这篇文章?是不是为罗长子翻案?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谁叫罗长子。

  当文革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之后,《韶山的节日》这篇作品被当作“反毛泽东思想”“丑化毛主席”的大毒草进行批判,周立波更是罪责难逃。有知情者还责问周立波与罗瑞卿有什么关系。可是在文章中早已经略去了罗瑞卿三个字了,为什么还要捕风捉影上纲上线?后来事关刊登这篇文章的部门:中南局宣传局,《羊城晚报》社和同意发表此文章的人都被扣上了不同程度的罪名。但是所有的人都“百思不得其解”,这歌颂毛泽东的文章也要遭到鞭挞封杀,这算哪门子的道理啊?

  那时候就是这样无法无天——说你有罪,无罪也有罪;说你无罪,有罪也能无罪,不容许申辩和反驳。周立波更是大会斗小会批,挂着牌子戴着高帽游街示众,在益阳体育场接受万人批斗后,再拉到县剧场看演员的表演,表演的第一句话就是“打!打!打!打倒周立波!”据说在一次批斗时,造反派的枪走火,子弹从周立波耳边擦过,险些丧了命。

  经过这一番折腾和批斗,还是作家秦枚拆穿了这其中的秘密。原来周立波的文章把中国的一只大醋缸给惹翻了。文章里曾有一句提到杨开慧的名字,只有短短的几十个字:“他的夫人杨开慧同志,1930年就义于长沙,那时候,她只有29岁。”而且周立波在引用了毛泽东两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后,又写道:“诗人歌咏的是一切革命的家庭,一切殉节的同志,自然也包括了他的壮烈牺牲的可爱的家人。”周立波所写的都是对骄横不可一世的江青女皇来说是特别忌讳的,这个毛夫人是不容许其他人把杨开慧当作毛夫人颂扬的,谁要是这样做了,她就要恨之入骨,在江青的一次讲话中曾六次点了周立波的名字。但是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又不能当面说明,所以只好东拉西扯无中生有乱咬一番,什么写了毛泽东去看望先人的坟墓啦,什么要为罗长子翻案啦,统统都是为了掩藏她的这只野心的发臭的醋缸而已。因为这样,沈阳军区文工团根据毛泽东的《蝶恋花》诗词排练的舞剧也遭到了禁演,这就毫不奇怪了。

  可见在毛家王朝统治下,中国人民的生活是何等的艰难,不但不同的声音,有异议的声音被禁止,即使是歌颂这个毛家王朝的声音,稍许有不慎,或是得罪了哪路神仙,都有打翻在地的可能。

  1979年9月25日作家周立波因病在北京逝世。数十年后,他在美国的孙女周仰之为祖父写了一部传记,想在国内出版,托朋友找了许多出版社,开始听到周立波的名字都很感兴趣,但一了解此周立波非那周立波后,都婉言谢绝了。经过许多周折,总算找到了团结出版社并于年初出版了此书,现在问题是谁肯化“清口”周立波票价的九分之一来买这本书,即使有人买了,谁又会去认真的读和啃呢。如今在谷歌的搜索引擎上输入演员周立波几个字,就有45万条结果,而输入作家周立波几个字,17万条结果。而这17万条可能也是借了现代周立波的光才有如此丰硕成果吧!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看看现在生龙活虎潇洒自在的清口演员周立波,再想想曾像个犯人活着受罪的作家周立波,真是时代不同,人的活法也不一样了。

  为此我还想对上海的周立波先生说一句,以后你在台上作清口表演的时候,请别再说“六十年的辉煌”,因为在新中国建国六十年中,起码有三十年是不辉煌的,甚至可以说是人祸三十年,中国人苦难三十年,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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