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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史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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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贤与上海写作组

原标题:文章原标题:靠上海写作组“造反起家”的徐景贤

作者:朱通华

来源:《党史博览》

来源日期:2010年09月21日

本站发布:2010年09月21日

点击率:848次


   “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市委写作组和北京两校大批判组,是“四人帮”的两支反动笔杆子,臭名远扬,罪恶滔天。正如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所点名定性的:它们“连篇累牍地炮制反动文章,宣扬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充当‘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

  江青曾经声称:“林彪有舰队,我们有炮队!”上海的这个写作组,就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支“炮队”。它由张春桥、姚文元一手培植起来,并始终置于他们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

  上海写作组正式成立于1971年7月,但它同以徐景贤为支部书记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同以朱永嘉、肖木、王知常为核心的《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因此,当我们翻开上海写作组的兴亡史时,必然会看到徐景贤、朱永嘉、肖木等这些人是如何走完造反起家——大乱上海——自掘坟墓这个历史过程的。

◇ “徐老三”造反

  1967年以后的10年,上海滩有谁不知道有个徐老三?徐老三,即徐景贤,上海奉贤县奉城人,解放初期在南洋模范中学读书,1951年被抽调到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前担任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

  1966年11月,正在埋头为当时的顶头上司——市委宣传部长代写检查的徐景贤,在张春桥、姚文元(此时两人均已进入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指挥下,一夜之间杀将出来“造反”,向上海市委夺权。从此以后,徐景贤步步高升,直到做了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成为位置仅在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的上海的“老三”。这就是人称“徐老三”的由来。

  徐景贤的“造反史”,从复旦大学红卫兵揪斗朱永嘉、姚文元深夜打电话开始。

  朱永嘉,原来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系党总支委员,那时被借在上海市委写作班,用“罗思鼎”的笔名发表文章。1966年11月25日,复旦大学红卫兵将朱永嘉揪回学校,勒令他交代在学校里的修正主义言行,交代在上海市委写作班炮制的修正主义文章,并勒令写作班交出文章底稿。

  “文革”之火烧到了上海市委写作班,如果让它烧下去,就将烧到张春桥、姚文元头上。写作班负责人徐景贤急急忙忙打电话给中央文革小组,向张春桥、姚文元告急,表示要起来“造反”。

  张春桥接到电话后说:“很好。”接着说:具体做法,我们要研究一下。

  张春桥、姚文元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另外几个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密谋以后,在11月29日由姚文元出面给徐景贤回了电话。

  姚文元在电话里说:复旦大学的造反派“要追查罗思鼎的后台吗?后台就是张春桥!后台就是姚文元!来揪好了!”他还说:“戚本禹听到了这个消息也很吃惊,他要送大字报到复旦大学来!”这个电话,徐景贤当时记在了笔记本上,是这样记录的:

  宣读(在左派中宣读)姚给丁(即丁学雷,徐景贤常用的笔名)电话:

  (1)听说复旦党委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罗(思鼎)小组,揪朱(永嘉)。姚(文元)、张(春桥)惊讶!关(锋)、戚(本禹)气愤……(2)根本是:根本问题,话要讲得硬,本单位、本校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朱的问题为什么要突然批判?要追根子,就是要追张春桥。

  姚文元电话的口气是严厉的,意图是明确的:(一)中央文革小组坚决保朱永嘉。揪朱永嘉,就是要追到张春桥头上,不能允许。(二)火要烧到复旦大学党委的头上去,给它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

  很快,形势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朱永嘉被救出来了,罪名完全落到了复旦大学党委的头上,并且连累了市委教育卫生部和宣传部,统统被造了反。

  张春桥、姚文元并未就此善罢甘休。12月12日,姚文元又打电话给徐景贤,问:“市委写作班是继续写文章,还是上第一线?”所谓上第一线,就是要写作班起来造反,不仅要造复旦大学党委的反,还要反上去,反到上海市委的头上去。徐景贤得到了这么个“大气候”,心花怒放,觉得这回造反的“苗头”是越造越大了。

  12月14日晚,徐景贤召开写作班全体会议,传达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示”,并讨论怎样造反。当时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写作班的人各回自己的原单位去造反,第二种意见是造市委宣传部的反,第三种意见是造上海市委的反。讨论了一个通宵,取得了一致意见:全体造反,直攻市委。

  徐景贤向大家表态说:革命更觉北京近。我们要紧跟春桥、文元同志,紧跟中央文革小组,造上海市委的反。春桥、文元同志这样关心我们,我们不能辜负春桥、文元同志的期望。

  在他的煽动下,有人站起来大喊:“春桥、文元同志叫我们造反,我们不能再拖了,不能再做上海市委的奴隶了!”有人出谋献策说:“写作班是个堡垒,战壕可以通到各个单位去,如通到办公厅、教育卫生部去,串联他们一起造反。”还有人说:“我们要抛材料,拿出真枪实弹,里应外合”,“要同中央文革小组直接联系”。

  写作班杀出来造反以后,立即同上海市委的机关刊物《支部生活》造反队合并,成立“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这个造反组织,在后来的“一月夺权”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姚文元一步连着一步。在写作班决定全体造反后的第二天,即12月15日晚上,他又给徐景贤下达了进一步的指示,着重指点了造反的策略和前途:“曹荻秋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现在,态度肯定是非常顽固的。你们在策略上要比以前更多考虑,以求效果更好。”

  姚文元点出要害说:“大方向还是先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不能停留在仅仅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还要准备挖得更深,准备把陈丕显、曹荻秋挖出来,把上海市委打倒。”

  有了姚文元的交底,徐景贤等人的胆子更壮了,放手大干了起来。12月18日下午,“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在文化广场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当时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负责人,都被揪到会场批斗。大会提出的口号是:“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这些口号,是徐景贤同北京大学的造反头头、当时正因造反串联在上海的聂元梓,按照姚文元的口径商定的。张春桥后来曾多次表扬说:“这个口号很有策略!”

  徐景贤在大会上作了《造反方知主席亲》的发言。这个发言,实际上是个“三突出”的发言:突出吹捧中央文革小组,突出吹捧张春桥、姚文元,突出吹捧他自己。此外,大会还宣读了《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以下简称《声明》),进一步亮出了他们的决心,也公开亮出了写作班与张春桥、姚文元之间的关系。《声明》这样说:

  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

  《声明》还说,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以来,他们就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领导和带领下,在革命小将造反精神的教育下,进行战斗了。

  大会以后,这份《声明》贴遍了上海的街头巷尾,颇引人注目。张春桥对此举十分赏识,一再说:像徐景贤、朱永嘉那样,才是真正的造反派。

  这次大会以后,以徐景贤为头头的“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实际上成为张春桥、姚文元操纵上海市的“文化大革命”并向上海市委夺权的一个工具;在张春桥、姚文元“一月夺权”成功以后,又成为他们身边的工作班子。徐景贤也就此跳进了上海政治舞台的中心,成为一个在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操纵下舞大刀的重要角色。

◇ 张春桥委托徐景贤为他“找个伴”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从北京回到上海,把“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作为他们的工作班子,徐景贤越发感到脸上光彩,身价提高。

  造反造到1967年底,“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中形成了两派。有一派反对徐景贤,一度使徐景贤的地位岌岌可危。关键时刻,张春桥提名徐景贤为上海市党章起草小组的负责人之一。这实际上是张春桥发出的信号,表明他是信任和支持徐景贤的,从而使徐景贤的地位转危为安。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徐景贤扶摇直上,升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从此,徐景贤看得更加清楚了,张春桥、姚文元是他能够站住脚并得以高升的大后台、大靠山。

  当然,张春桥也有批评徐景贤的时候,有两次还批得很凶。但批评也无非是为了让他站住、站稳,少出纰漏,更加俯首帖耳而已。徐景贤与张春桥的关系究竟有多深?张春桥对徐景贤的信任达到了什么程度?这里举一件具体事例,足以说明问题。

  1976年2月下旬,中央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2月26日晚,张春桥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时,提出要他们替他找两个秘书。徐景贤回上海以后,就物色了两个男干部,整理成两份材料,经马天水、王秀珍看过后寄给张春桥。

  3月,张春桥寄给徐景贤一封“亲收”信,内有两张信纸。在第一页上,他说:收到两位同志的材料后,觉得他们去了以后,可能没有太多的事情,还不如在外面多干一些事情为好。第二页是单独写给徐景贤的,张春桥在上面写道:

  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

  信的末尾写明:上一页可以给其他同志看,这一页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张春桥是一个阴鸷、深沉的大野心家,居然能把“找伴”的事委托给徐景贤来办,可见对徐景贤的倚重和信任了。对这件事,徐景贤后来这样说:

  我收到信后,想起1974年王洪文来上海时,专门和马、徐、王谈了张(春桥)要和他的老婆文静离婚的事,理由是文静有历史问题。我觉得这是张春桥的一块心病。但不知道他要找的对象是什么条件,想有机会去北京时和他面谈,因此耽搁了一段时间。后来我根据我的了解,物色了政治上较好、又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对象,想当面征求张的意见是否合适后,再和女方谈。一直到(1976年)9月21日我去北京卫生部开会后见到张,我向他介绍了对象的情况。他当时听了说:以后再讲吧!到了10月1日,他忽然在我写去的关于电影《反击》问题的一封信上,批了一句话: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单位的那位同志的材料,能否送来一阅?于是我就积极把材料在10月6日寄去了。

  真是无巧不成书。“四人帮”在1976年10月6日垮台,徐景贤正于这一天给张春桥寄去了“伴”的材料。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徐景贤被审查期间,这件事始终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 批判《中国画》,矛头指向周恩来

  1973年前后,周恩来总理为了把对外贸易抓上去,针对那些极左思潮,明确指示: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黄色的、丑恶的东西,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出口,要内外有别。并指出:把这些东西卖给外国人,我们换回外汇,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不好?因此,周总理亲自过问了宾馆布置画和外贸出口画的问题。到了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时,“四人帮”出于攻击周恩来、篡党夺权的需要,就杀气腾腾地向宾馆布置画和外贸出口画开刀了。

  江青首先发难,张春桥、姚文元紧紧跟上,文化部的于会泳赶紧给徐景贤打电话通气。1974年1月初,姚文元在上海对马、徐、王等人发表口头“指示”时,忽然拿出一本《中国画》的画册要大家传阅,自己还指指点点,一幅一幅地横加批判,什么“这是黑山黑水”啦,“这只公鸡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啦,“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复礼的画册”啦,咬牙切齿,杀气腾腾。

  徐景贤得了风就扯篷。3月6日,他用市委办公室文件的形式,抛出了“市委领导同志对《中国画》的意见”。徐景贤写道:

  这个《中国画》的画册,集中暴露了我们外贸工作和美术工作中的严重问题……

  总之,在外汇面前,我们的某些同志右倾投降,拿出这样的作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题为《中国画》,作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人的气概跑到哪里去了呢?

  3月20日,上海两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由徐景贤定稿的题为《一本地地道道的复礼、翻案的画册》的长篇文章。3月28日,徐景贤又给两报下批示:“批判《中国画》的版面还要继续搞几版,版面可标通栏:‘深批克己复礼,击退美术领域的复辟逆流’,以和北京即将展开的批判相衔接。”嗣后,上海两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批特批,篇篇都经徐景贤审定。徐景贤还组织了“坏画”展览,开了几千人的批判大会,紧锣密鼓,热闹非凡。

  在《中国画》这本画册里,有一幅名为《迎春》的画被他们骂得最凶。在徐景贤亲自授意炮制、修改定稿的一篇文章中,专门有一段文字批《迎春》:

  这幅画突出地描绘了一只怒气冲冲的公鸡。这只公鸡喙紧闭,冠高竖,颈羽怒张,双爪抓地,翻着白眼,怒目而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这哪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所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的极端仇视。

  在这只公鸡身上,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

  徐景贤和这篇批判文章的作者,不仅给这幅画定上这么吓人的政治罪名,而且给画家戴上了“复辟狂”的“反革命”大帽子。那么,《迎春》画的作者是谁呢?是南京艺术学院的陈大羽教授。陈教授是一位政治上、艺术上都很过硬的老画家。徐景贤有什么权力,事先根本不同江苏省的有关组织打任何招呼,就采用突然袭击的卑劣手法,把棍子打到邻省的一位党员教授的头上?徐景贤的恶毒用心,当然不止是针对陈大羽教授个人,还有着更大更多的目标,无非就是想通过打击兄弟省市的文艺作品和作者,进而用“揪后台”之类为借口,达到稳住上海、搞乱全国的罪恶目的。

  上海写作组从1971年7月正式建立开始,到1976年停止活动为止,在紧跟“四人帮”的道路上走了五年有余。它的手伸得很长,伸到上海的各条战线,还伸到全国许多地方;它的毒放了很多,从历史到经济,从宣传到文艺,包罗各个方面。它办帮刊,写文章,抓文艺,作调查,修党史,编课本,搞翻译,无所不包,样样插手。刊物办了8种,计有:《学习与批判》杂志、《朝霞》月刊、《朝霞》丛刊、《自然辩证法》杂志、《教学实践》杂志、外国文艺《摘译》、外国哲学经济历史《摘译》、外国自然科学《摘译》。文章发表了800篇左右,其中《红旗》杂志上发表了76篇,《学习与批判》上发表了774篇。其范围之广,能量之大,危害之巨,是相当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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