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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史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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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是中国特色的人权

作者:贾立安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年12月06日

本站发布:2011年12月06日

点击率:688次


    人本主义是中国的正义民主,是中国特色的人权,是中国政治文明的核心,是中国政治思想最精彩、最主流的部分,是历代王朝政权合法性的终极依据、制定国策的理论基础,是中国曾经保持了上千年世界领先地位的基本缘由和奥秘。

  早在三千年前,中国人就发表了“人权宣言”:人为万物之灵,“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在《尚书》里的句子,是中华人本主义的源头。

  随着武王伐纣,周人君临华夏,周公制礼作乐,人本主义得到制度化的落实,“人权宣言”化为礼乐文明,开始了“文质彬彬”的先进时代。

  但到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人本主义和制度的联系中断了,人权已无托身之所,已是没家的游魂。恰好这时,中国出现了圣贤大哲:孔子和孟子。

  孔子是人类历史上,倡导人本主义的第一大师。“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他的为人,“自强不息,仁者爱人”是他的两大主张。孟子则是孔子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发展者。他们的人权思想既有人格独立,又有共同富裕,还有持续发展。而在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才完成“人格独立”,经过十月革命、罗斯福新政和世界人权宣言,才确立“共同富裕”,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环境恶化,核子威胁,资源枯竭,人类随时有灭顶之灾,才萌发“持续发展”。如果说孔孟的人权思想一步到位,是因为圣贤的个人创作,那么西方的人权观念分三步行走,是因为历经五百年的血雨腥风,才逼上梁山,是人民大众的能动,集体反省和检讨的结果。

  在人权上,孔孟意见一致,但在主权上,孔子语焉不详,孟子则明确主张“主权民授”。在中国历史上,孟子第一个站在人民立场以求政治问题的解决,第一次亮出主权合法性思想,认定只有人民才是政治的发动力,才是国家主权的根源,才享有同意权、罢免权和革命权。

  按照孟子的意见,禅让该是中国特色的“选举民主”。孟子反对政权的私相授予,坚持“荐人权”在天子,“同意权”归百姓。虽说“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但“天子能荐人于天,暴之于民”。因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以名为“天与”实为“民归”。“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是人民同意的消极表现;“欧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是人民同意的积极表达。

  对过而不改的君主孟子主张罢免,对桀纣之类暴君孟子主张诛伐。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诸侯危社稷,则变置”;“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孔孟之后,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以法家思想为治国方针,唯我独尊,漠视民生,轻用民力,迷信严刑峻法,招致天怒人怨,二世而亡。

  汉承秦制,继续专制主义政体,但鉴于秦朝“不施仁义,短命而亡”的教训,孔孟的人权思想得到广泛认同和创造性发展。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绝大多数王朝,以人本主义为指导思想和治国方略,逐步建立宰相、科举、朝议、监察、谏议、封驳、太傅教育、史官实录和御前讲席等制度,以限制君权,选贤举能,集思广益,补偏救弊,贯彻执行人本主义。

  以“四书”为基本教材,举行大规模科举考试,知识分子和帝国官员深深受到儒家价值的洗礼,成为孔孟的信徒,“人本之声,遍于国中”,人权成为人民和政府心照不宣的“隐性”契约。

  当幸遇贤能之君,选出贤能之相,贯彻人本主义,就出现“雄汉盛唐”,就开创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人民共富的时代,就产生绚烂的乐舞,优美的诗歌,灵气飞动的壁画石雕,从容、舒缓、闲适的生活情调。

  当遭遇不肖之君,重用斗筲之徒,皇家主权集团和士大夫治权集团双双退化,就出现“五代十国”,就陷入暴君恣意、奸相妄为、外戚干政、宦官弄权的危机,于是污吏横行、民不聊生、兵戈四起、生灵涂炭、田园荒芜、人口锐减,甚有亡国灭种之虞。

  接着旧王朝覆灭,新王朝取而代之。这每隔两三百年就发生一次的改朝换代,伴随着周期性的社会大动乱,无情地摧毁掉生产力的积累。

  究其原因,是孔孟的人本主义受到尊重、得到实践,而孟子的“主权民授”思想虽抽枝发芽,但未能开花结果、发扬光大,没有制度化的具体落实,没有程序化的操作细则。

  中国历代皇帝扮演两种角色,一是主权的所有者,二是人权的保障者与推动者。两千多年,专制政体和人本主义总是爱恨离合,反复纠缠。忽而高度统一,血脉相连,忽而尖锐对立,恩绝义断。结果,华夏河山,可以是熙来攘往的乐土,也可是横尸遍野的郊原;可以任凭志士仁人,挥洒自如、把生命点燃;也可听便魑魅鬼怪,放纵恣肆、纵情合欢。

  当君主蜕变为“人民公敌”,不再代表人民的利益,不再谋求公共的福利,异化为自身利益的追求者与协调者,成为人权的阻碍者与践踏者,由于皇权世袭制和皇帝终身制,无知决策不能及时纠正,无耻行径不能及时指控,傲慢偏见不能及时降温,“懒汉色鬼”不能及时撤换,“独夫民贼”不能及时罢免,直到发生动乱,被迫以流血的革命改朝换代,一治一乱,在所难免。在政权转移问题上,中国文化总是一次次交白卷。这是中国文化的漏洞,也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要突破中国式的治乱循环,结束暴力革命的流血局面,唯一出路,是复兴孟子的“主权民授”思想,放胆的引入异域“选举民主”,具体的落实“人民同意”的主张,实现人民不流血推翻政权。只有人民来监督政府,只有人人起来负责,“过七八年”,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选举运动,使“不肖之徒”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始终处在人民的精神气压下,使“有为之君”居安思危、聚精会神,始终处在忧患意思中,不断消解政府的主体性,突显人民的主体性,保证基本人权的贯彻落实。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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