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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史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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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兴衰

作者:项小凯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年12月08日

本站发布:2011年12月08日

点击率:1483次


  英国历史学者汤因比,在研究了世界26个文明之后,自认为发现了文明兴衰的规律,那就是,文明的兴盛,源自群体中的少数分子的创造力,而文明的衰亡,则伴随着这些少数分子创造力的停滞;这种创造,是对外界挑战的一种回应。在适度的挑战下,文明由创造而生,因不创造而亡,这其实是一种有关文明的进化论。

  人类的历史是由少数精英所创造,这种叙述看起来多少有些武断。不是吗?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但是,只要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初始的创新只可能来自少数人的实践,因为这正是创新的本质。

  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创造一种全新的,当下还未存在的东西;它可以小到一个车轮,也可以大到一套社会制度;在创新之前,没有人会真正了解它的内容;而对于创新者来说,一开始不但不会受到社会的尊敬与承认,反而注定会受到各种打击与威胁,甚至面临被消灭的危险;因为创新,本质上是一种革命,是对现有某种秩序的挑战。

  为什么要创新?汤因比解释为,创新是为了迎接来自外界的挑战,如马其顿为了迎战波斯,之后罗马又为了迎战马其顿。当然,外界的挑战因素或许不可缺少,但是,创新的冲动同样来自于人类的一种近乎本能的审美,正如罗曼罗兰借克利斯朵夫之口所说,创造,是人类最大的乐趣。

  常常会有所谓的智者说,不用再去试了,要是能行早就有人做过了。这大概是我所听过的最愚蠢的智者之言:如果这是真理,那任何创新都不会产生,甚至也不会产生人类历史。创新,是人类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

  仅仅有外界挑战,还不能促成创新成功;最明显的例子之一,莫过于19世纪后半,满清与日本同时受到西方殖民力量的挑战。其中,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终成东洋一霸;而满清则洋务不成,变法无功,满目疮痍,最终王朝覆灭。个中原因,恐怕可以归结为满清政治精英已经腐化太深,缺乏足够的勇气和担当,无法完成创新的使命,也就无法挽回失败的命运。

  满清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承明制,复孔孟,十代皇帝大部分也算得上励精图治;但是,在西方文明的挑战面前,满清的政治精英,并没有以国家民族立场,担当起中华文明的命运,而是仅仅着眼于维护满清皇权;维护少数政治精英的利益;当然,在当时很多中国人看来,大清即中国,中国即大清,保大清也就是保中国。

  然而,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人只有以当代视角来解读历史,才会每每有新的发现。今天再看满清的覆灭,我们可以说,正因为大清是大清,中国是中国;政权是政权,国家是国家;二者是不可混淆的两个概念。满清的政治精英走向衰落,无法应对外界文明的挑战;而中国社会救亡图存,不愿随之衰落,所以满清政治精英的命运,就是最终被中国社会所抛弃,革命最终替代了改良。

  中国有历史记录的王朝,最长的两宋也只有300多年;所有的朝代都在重复汤因比的叙事:少数社会精英领导大众,创立了国家政权,成为政治精英登上历史舞台;而随着政权的延续,政治精英逐渐腐化,社会矛盾逐渐积压,终于不堪内外的压力而走向崩溃;正如黄炎培的周期律所描述的那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精英必然会走向腐败?这是因为,在传统的政治延续方式中,存在着一个致命缺陷;和所有物种一样,人类也毫无例外,背负着基因传递的物种使命,很自然,政治精英也选择沿着血缘或者亲缘传递权力;这样,无论政治精英们初登上历史舞台多么富有创造力,在权力延续的游戏中,政治精英逐渐演化成为一个亲缘集团,从而把社会力量排斥在体制之外。

  缺少了社会力量的补给,封闭化的权力体系必然会走向腐败衰落。虽然,中国历史上也出现了科举,为权力体制从社会知识精英中选拔人才,算得上一大制度创新;但是由于权力缺乏限制,所有的朝代末年,几乎无一例外的让科举形同虚设,门阀、世袭、裙带,亲缘政治的潜规则代替了社会权力流动显规则,政治精英与社会力量亦趋于割裂。

  权力与社会的长期冲突张力,是所有亲缘政治体系的本质矛盾。尤其是,在传统社会中,经济水平有限,随着人口的增加,边际生产力下降,资源趋于紧张,又激化了这种矛盾。起义,动乱,几乎是所有朝代奔溃前夕的征兆,无论中外。

  看看欧洲的历史,基本上也逃不过这种兴衰的周期律,国家的兴盛,衰落,坍塌,重建,多次重复。只不过,与中国大一统的皇权社会周而复始不同,欧洲由于复杂的地理环境,民族构成,碎裂为多个国家,它们之间的此消彼长,又比中国多了几分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欧洲产生了一件最终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东西:科学。

  科学的影响,只能是被低估;正是由于科学的兴起,引发了技术进步,导致产业革命,从而彻底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结构;人们第一次发现,大部分人都有了机会受到足够的教育,密切的社会经济活动,又让人们普遍产生了参与政治的冲动;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欧洲传统的政治精英在社会的巨大压力下,逐渐向社会敞开了政治权力的大门。现代民主,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

  现代民主,或许是偶然产生的,但是它包含着某些必然的因素,那就是人类对内在平等的要求;政治权利上的平等,只有在一定经济权利、文化知识平等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实现;而这种政治权利的平等,反过来又能保障基本的经济、文化权利平等,保障个体的自由。

  民主是一种制度创新,民主是一种制度审美。民主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政治亲缘传递;绝大多数公民,不但获得了充分监督权力的手段,还获得了进入权力体制的机会;并且,在民主制度下,如果还有人试图通过血缘亲缘传递权力,这种行为不但在道德上被唾弃,而且也会依照法律而被处罚,因为这直接违反了政治权利机会均等的民主原则。

  作为现代民主的标志性事件,英国光荣革命结束于1689年,美国独立宣言发表于1776年;在分别经过了300多年和200多年之后,虽然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仍然要接受各种严峻挑战,然而英美两国社会仍然生机勃勃,充满活力;是民主,打破了亲缘政治的周期律,使得政治精英与社会力量不再割裂,并接让权力受社会大众的监督,不再腐化。

  从族群结成社会,是人类区别于动物,从低级组织发展到高级组织的一个标志;而从非民主社会走向民主社会,则是人类社会从低级发展到高级的另一个标志;因为,民主打破了亲缘政治按照物种基因传递权力的方式,而让政治权力按照社会基因传递,避免了社会的物种退化,让文明保持青春与活力。

  腐化的,就是要衰亡的。所有的非民主国家,都无法逃脱政治精英走向腐化,政权趋于崩溃的宿命;这是亲缘政治的宿命。但是,这并非是唯一的宿命,社会还可以选择,必要的时候,如果政治精英已经腐化的无可救药,那就毫不怜惜的抛弃它们,就像曾经的中国社会抛弃满清那样,把它们扫进历史的垃圾桶。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完全同意李泽厚先生的告别革命。革命能不能被告别?这需要我们认清革命的本质;如果社会力量无法找到合适的出路,而只能以革命的形式,来实现制度创新的话,那么,这个革命,不但不应该被告别,反而应该被社会所拥抱。革命就是创新,创新就是革命。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没有公民的时代,历史只能由少数精英来引领,随着精英的兴盛而兴盛,随着精英的衰亡而衰亡;而公民社会的诞生,又产生出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让社会基因来代替物种基因,让社会力量来推动历史,让社会力量来迎接历史的挑战。

  历史从来都不是坦途,断言告别革命也许为时尚早。让公民社会站起来,让民主制度站起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革命;让公民社会承担起历史的命运,摆脱政治精英腐化衰亡的历史宿命阴影,让中国走向民主,让中华文明迎接世界的挑战,这或许正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或者数代人的使命。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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