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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史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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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1913:革命、国家建构与日常政治

作者:高全喜

来源:新浪历史

来源日期:2013年03月28日

本站发布:2013年03月28日

点击率:1460次


  1913年3月,沪宁铁路车站的三声枪响击杀了正欲问鼎民国政坛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暗杀激起的二次革命及随后的政治压制,宣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的失败。民初鼎沸的议会政治与政党活动,如昙花一现,终归于沉寂。

  从此往后十几年间,是所谓军阀的时代,袁世凯之后,原本在表面上还算是被捆缚在一起的大大小小诸多军阀,一跃成为中国政坛的主角,互相攻伐以争权势,国家四分五裂,政治保守无为,外交仰人鼻息。中国近代政治,走入最为混乱黑暗的一节。北洋军阀时代的终结,要等到十四年后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北伐。但军阀,并未随之而去。整个民国,北洋军阀时代培植并成长起来的军阀与及新崛起的军阀,犹如青天白日之下的幽魂,始终没有散去。

  重回百年前的1913年,寻找历史线索。这一年,为何新生的共和国(中华民国)刚刚一年,就遭遇了政治上的大动荡,最终使得共和体制难以运转。新浪历史1913年系列访问,从这一年年初大选开始。本期,我们访问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全喜教授。高教授认为刺宋案应该放到1911~1913年这个古今之变的长时段语境中去考量。

  采访嘉宾简介:高全喜,1962年10月生,哲学博士(师从贺麟先生)。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哲学、法哲学和宪政理论。著有《理心之间--朱熹和陆九渊的理学》,《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休谟的政治哲学》,《论相互承认的法权--精神现象学研究两篇》、《立宪时刻》等。

  1913与2013:百年轮回依旧十字关口

  新浪历史:在中国百年历史中,1913年可以说是关键时刻,您能先做一个简单的概括吗?

  高全喜: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其古今之变的第一个阶段,表现在建国时期转入正常时期的逻辑还未完成,这一点在1913年比较凸显。1911年武昌首义,1912年民国肇建,按照常情,国家建立起了以后,有一个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的修缮补葺,从而构建现代国家的正常机制,1913年面临的便是这个问题。

  新浪历史:这个时刻至今恰逢100年。1913年所面临的问题,与2013年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有哪些关联性?

  高全喜:100年等于一个轮回,我们又回到原点。1913年与当下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甚至具有逻辑的同构性。这里包含着两个命题:一是100年后的今天有两个共和国: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是中华民国。台湾的中华民国,也是一种体制,虽然它不具有全部的代表性,1949年,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华民国北狩台湾,经由蒋经国改革,再到今天的国民党和民进党轮流执政,它其实也面临过这个问题,面临从非常政治向日常政治的转变过程。当然,不是在2013年,而是最近三五年,完成了转向常态国家运作的过程。关于台湾的选举,民进党和国民党的矛盾,选民对这两个政权的过渡过程中,会产生多少的问题--那些对决性、分裂性、崩盘性的问题,并没有多少信心。等到轮流执政以后,第一次选举,还有各种事情,但到了国民党第二次重新执政以后,它已经是常态了。当然,民国的法统不具有全中华的代表性,只能说是一个小政治体从非常政治成功转向日常政治。

  新浪历史:另一个命题是?

  高全喜:另一个命题是就主体中国而言,我们也面临着转型政治的问题。一个现代国家基于宪法如何真正的构建起来,构建起来以后,如何完成向一个常态国家的转向。我们最近三五年的问题,等于是把民初三年的问题--三个分阶段的问题,叠加在一起了,但是这种叠加并不是高效有机的叠加,而是非常矛盾纠结甚至是张力性的叠加,隐含着重大危机。十八大的召开,意味着中国到了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转型时刻,其所面临的问题,某种意义来说,和100年前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是同构性的。在转型时刻,我们是否能完成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是否会引发社会的震荡、分裂甚至崩盘?在转向常态国家这个过程中,在100年前是失败的。如今重临转型时刻,我们也不敢轻言成功,而且现在面对的拷问更深,挑战更多。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追溯100年前的转型时刻,并不是在回望一段逸闻趣事,而是在寻找以史鉴今的经验与教训,这种历史语境与当下态势有着密切的关联性,甚至一种不幸的重复,属于同一个逻辑的自然延续和扩展。所以我觉得1913年中国,尤其是以宋教仁为标志的那个时刻,不仅仅是历史的考量,还是意味着现实的政治决断。

  新浪历史:你说的“拷问更深,挑战更多”表现在哪些方面?

  高全喜:现在我们常说大国崛起,崛起了什么?当下的国人充满了无知的傲慢。官僚傲慢,资本也傲慢,他们以为经济发展起来了,其实这种发展本身就有问题,一边是透支未来,一边是剥夺百姓。从政治上来说,也是无知的傲慢。中国两岸四地,没有统一的人民共同体、统一的宪法,内政问题都没有解决,连常态国家都不是,何言大国崛起?显然,现在不是谈大国崛起、中美对抗的时候,而是要解决作为最基本的国家共同体的构建问题。国家共同体的构建,包含了政治学和宪法学的双重概念,构建是非常时期,大部分是通过革命来实现,即便“光荣革命”,也是一场革命。我们来构建第三共和,第一共和是中华民国,第二共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共和则赓续两个共和的传统。

  新浪历史:假设国家的构建这一步完成了,从非常时期转向日常时期,需要哪些要件?

  高全喜:如何从非常时期转向日常时期,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良好的制度架构。从理论上来说,我挺英美,英美这个民族有政治智慧。他们都经历过非常时期,都有过革命和战争,但是英美是政治成熟的民族,能够把非常政治成功转化为日常政治。英美有一套宪法制度,还有一批伟大的领导者和人民,这就能够在非常时期建立起统一的国家政权,继而转入日常的法治社会。法治社会中的官员,并不需要有多优秀,干几年选下去就完了。而非常时期需要伟大的政治人物,我们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的时期。我们现在面临着构建一个政治学和宪法学意义上的完整国家,然后再从非常时期转向日常时期。

  新浪历史:在第二个命题中,您提到了一点,“近三五年的问题,等于是把民初三年的问题--三个分阶段的问题,叠加在一起了”,您可以详细谈谈民初三年的情况吗?

  高全喜:中国当下的问题,在100年前也面临过,宋教仁恰恰处在这个关口。从这样的大逻辑来看,有相似性,相似性是指三个时期的节点相似。一是特殊时期,即革命发动和运作的时期,二是构建时期,标志便是建国构建,或建国时期,三就是从建国时期到日常政治时期的和平转型。这三个时期,我们目前在逻辑上似乎正处在第一个到第二个时期,形象上我们似乎处在第二个时期,实际上我们还停留在第一到第二个时期,因为第二个时期是虚假的,两岸四地,国家还未完成构建。第三共和建立起这个国家后,才会出现转向日常政治的这个议题。这三个时期在100年前也存在,三个层面的问题叠加在一起,错综复杂。现在我们梳理出来,路径就比较清晰了,民初的三年分别面临三个层面的问题: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2年的国家肇建、1913年的政治转型。我们现在看来,前两个层面的重大问题,较为圆满的解决了。当然,只是相对的,不能说解决得很好,如果解决得很好,第三个层面的问题就会自然解决了。前两个层面的问题的解决之道,当时人民和领导者的担当,还有内外部的环境,发展演变的结果或者说天命,使得第三个层面的问题,基于1913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如果是按照正常的逻辑演变,可能会有一个较为良好的路径,但是由于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以及应对失措,使得当时中国,虽不能说走向了歧路,但确实扭曲了正常的路径。

  1911~1912:革命与“革命的反革命”

  新浪历史:民国元年,也就是1911年--第一个时期,发动和运作时期,应该怎么去看待它?

  高全喜:虽然说1911年的革命并不完美,武昌首义是建国时期的一系列武装暴动中的首环,其地域性、参与的人群和革命的方式,都有局限性。但它确实有重大的历史作用,武昌首义充满了创造性,开启了中国的古今之变的大闸,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家--中华民国,是经由它的手促成的。武昌首义还掀开了历史的新帷幕,后来作为资料因的各色人都参与到这个舞台上。作为革命党人的一系列活动,尤其是军事暴动,激发出了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巨变,这是动力因。1911年主要是开启了现代政治,打开了一扇门。

  新浪历史:1912年是民国肇建,您怎么评价这一年的“大妥协”?

  高全喜:1911年底到1912年初,南北双方通过和谈的方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关于“南北和谈”我在《立宪时刻》这本书里谈了很多。和谈双方具体可分为四股力量,南方革命党、北方政府、满清的王族以及立宪派。在革命党人和北方政府之间,又是朦胧的,南方党人中有一部分立宪派,北京政府有一些军阀和立宪派,其中有叠加,有歧变。南北妥协是协商建国的一个过程,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但是一个现代国家确实是肇建起来了,中央政府也产生了,大总统也产生了,清帝也退位了,作为宪法的临时约法也已经发挥作用了,虽然其中隐含了很多的矛盾和问题,但是作为形式上的一个现代国家,是构建起来了。这是1912年的关键点。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从1911年到1912年实际上是相当成功的,假如没有1913年以后的情况,1912年可以说是古今之变的典范转换形式,其成本和社会代价并不高。首先,《清帝逊位诏书》为中华民国的构建提供了一定的法理依据,使得中华民国相对完整的继承了清朝的版图。这可以说是清朝的贡献,要不然民国就要崩盘了,内有东北、新疆、内外蒙古分离,外有日俄英法夹击。其次,在立宪派的积极参与下,经济方面也没有多大的动荡,社会是很有生机的,而且各地士绅参与维护社会秩序。再次,革命党人的贡献是最大的,他首发了革命,倡导了一种革命的新理念,推动了社会的进展。最后来说,各地的军阀也是有功劳的,基本上都能够维持社会稳定。中国古典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大变革,采取这样的形式完成了非常时期的转换,旧的制度退却了,新的民国立起了,这是很成功的。

  新浪历史:就古今之变非常时期的转换而言,您是否谈谈其他国家的情况?

  高全喜:其他国家无论是新发的国家还是后发的国家,都经历了腥风血雨和反复。英国的古今之变持续100年,国王被杀头了,后来王室又复辟。法国就不用说了。美国也是经历战争的磨难,甚至美国有人说,他们直到南北战争才算真正地建立起一个现代国家。南北战争死50多万人,是美国历史中死人最多的。至于后发国家更不用说了,土耳其、俄国这些国家,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更是曲折,经济崩盘、社会败坏。传统的帝国,只有中国存活下来了,其他都灰飞烟灭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11年到1912年是很成功的。

  新浪历史:1911年到1912年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临时约法很大一部分是为袁世凯量身定做的,袁世凯肯定不想受其束缚。可以说这给1912年的“大妥协”终将走向分裂埋下了伏笔。

  高全喜:民国肇建后,内在的深层问题并没有解决,累积下来,再加上新因素的介入,到1913年就步入歧路了。南北和谈之后所面临的问题,从宪法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宪法,并没有创制出来。临时约法主要是为了制约袁世凯的总统权力。在袁世凯之前,孙中山想当总统,就搞一个总统制,后来孙中山一看总统之位要让给袁世凯了,就希望通过临时约法来限制总统的权力。这么一来,就变得很纠结了。1914年袁世凯为什么要制定新的宪法?就在于即便是经过1912年的二次革命,甚至二次革命失败了以后,袁世凯也没法把北方的国民党赶尽杀绝,不但没有给予袁世凯相应的,和实力相当的总统的权力,甚至还是把内阁的权力放到很大。袁世凯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只好重新制定宪法,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用尽各种办法,拉拢国民党议员,最后不得已才解散了议会,重新制造《中华民国约法》。那时孙中山因二次革命失败逃亡日本,袁世凯在那个阶段,还是能容忍国民党的,对国民党有较大的期许,他希望国民党能顺他的意思,给他相当的宪法权力。

  新浪历史:当时南方革命党希望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限制袁世凯的行为,与他们的实力并不相匹。

  高全喜:1912年民国建立起来,孙中山当上大总统后,按照计划就要制宪,以宪建国,但制宪过程一直就不顺利。到1913宋教仁被害,就一直没有制定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国之宪法。为什么没有制定出?关键在于临时约法与袁世凯作为大总统的诉求没有达到一个妥协。从政治宪法学的层面来看,任何政体,它的宪法之所以被遵守,首先在于该宪法与现实的政治力量相匹配,其次在于该宪法具有规范性,这是任何宪法都必须具备的两个因素。民国肇建,在各种政治力量组合分化的复杂过程中,临时约法并没有体现各种力量调配的形势,就不符合实事求是了。

  新浪历史: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1911年到1912年还存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您是怎么看待这点的?

  高全喜:当时的中华民国,面临着几重任务。从形式上来说,要建立一个国家,要制定一部宪法;从内容上来说,他需要一个改造旧制度,创建新制度。制度变更涉及到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当时畅行地方分权,包括县治、省治,其主要治理或者说管理人员包括地方军阀和士绅,地方分权意味着社会多元分权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中央集权,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必须要有整合的力量,税收问题、军事问题、外交问题,尤其是海关问题等,必须要求一体化的国家权力的构建。国家的分权和集权,这是一个政治体中必然具有的两种权力的分配机制。至于在什么地方需要集合权力,在政治学中是有内在结构的,当时的1912年就有许多地方需要处理好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问题。但在当时,很多地方上的军政势力,以政养军,他们是很不愿意纳入到整个国民军的构建中的。地方政府也会担心,中央集权把地方的各种资源都吸纳走,像中国当今的北京,变成一个托克维尔笔下的超级巴黎,地方社会的活力都吸纳进去了。中央必须在其他方面,能够充分放权,让社会自治,提供它自身的发展空间和制度支撑。但这些,当时是难以把控的。

  新浪历史:这种“难以把控”是出于哪些原因?

  高全喜:不同的党派或者不同的群体,对集权与分权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中央希望都能揽上,而军阀和南方革命党,他们希望地方上要有一定的财政能力、军事能力和税收能力等,士绅也是希望地方能有经济发展的空间。中央何种方面集权,何种方面放权,地方在何种方面交出权力,在何种方面自己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因为涉及到自身的利益,各个党派各种阶层难以达成妥协。在国家建设过程中,没有找到一些平衡点,投射到制宪的问题上,就是不可能出现一部真正的宪法。1911年的“南北和谈”是留下了伏笔,但不能说这个伏笔导致了1912年的问题,1912年有它自身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被1911年这个伏笔所激化。

  新浪历史: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这个问题延展得更远。

  高全喜:现代中国的构建,基本上走的是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双头并进的路径,不只是建立统一性的国家政权,地方自治也是非常重要的制度性支撑。民国构建的路径,无论是在辛亥草创时期,还是国民党后来的党军时期,都有地方自治。1945~1947年国共三年内争,共产党也是强调地方自治的,因为这样能够保护延安边区的自治性。现代中国的构建,1949年之前基本上是从地方自治到中央集权这么路径,而不是先建设一个完全的中央政权,然后在朝下推,这与苏联模式、法国的模式不一样。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地方自治之争,其背后是党派之争,没法真正制宪也就毫不奇怪了。即便是这样,这种路径还是有成果的。任何国家都会呈现各种各样的问题,18~19世纪的英国、法国,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都是一样的,不可能没有问题,中国在那个时期产生这些问题是很正常的。

  新浪历史: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它的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都会产生类似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似乎解决得比较好。

  高全喜:美国之所解决得比较好,是因为美国的中央政权的权力,完全是地方政权赋予它的,它的宪法逻辑完全是让渡式的。一般来说,现在国家的合法性来自于国民的共同契约,国家分成不同的地方政权,地方政权有它的主体性。美国颠倒过来了,美国是先有州政府,然后州政府是让渡出部分权力给中央政府。在国家权力之外的,就归于州政府。中国是中央政府让渡给地方政府部分权力,这些权力之外的,便全归中央政府。二者之间的差异是由历史传统造成的,其延伸到制度的差异,便有了各自的法理逻辑。

  新浪历史:我们回到1912年,你刚才说的1912年的“大妥协”,能不能理解为短暂的,它不是长时段的,它只是压制的,也就是各方面力量达到妥协平衡之后的一个短暂。

  高全喜:我赞成1912年的“大妥协”是短暂的,但这里有两点需要梳理清楚。一是当时的军队并没有完全国家化,这必然会打破这个“大妥协”,二是民国的战争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惨烈。从第一点来说,军队完全国家化之后,便能维持国内的基本的和平了。国家化后的军队,职责在于抵御外辱。但是我们要知道,现代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军队的国家化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基本和平都是短暂的。1912的民国,军队还是半私人的、半地方的、半军阀的,在这个过程中的和平肯定是有限的和平。这种情况,在前现代西方国家很常见,国王有军队,封建主有自己的军队,一旦发生战争,往往乱象丛生。

  从第二点来说,民国初期即便是打仗,也只不过是宣示一下,打一小仗,底下马上就谈判这个那个的,真正的死伤比较多的一仗,也就是后来冯玉祥和张作霖的那一战。军阀混乱似乎被人描绘的非常惨烈,实际上完全是象征性的开几枪,要么倒戈,要么谈判。还有,就是军队打仗较少扰民,相对来说没有破坏社会治理的正常结构。阶层职业分工,警察治理秩序照常,甚至正常的行政长官的一些任命,军队并不干涉。老百姓该交多少税照常交,无论是交给张军阀还是吴军阀,反正都要交。所以军阀开战往往不彻底,比较惨烈的地方在四川贵州一带,那里被小军阀占领了,而且还是地域性的占领,攻下来太难了,这是由于地理环境造成的,这样的话,战争比较惨烈,社会破坏比较大。至于中原地区的军阀混战,它的政治含义很有限,因为社会的治理结构基本上很少变化。

  新浪历史:就你刚才的论断,民初的战争,包括后来的军阀混战,都是打打停停谈谈,这种很奇怪的情形,与1912年是否存在某些隐秘的联系?1912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确实中止了激进主义的路线,繁衍出了政党政治的雏形,也延续并推进了晚清以来的司法传统。

  高全喜:我们先谈第一点,和平这一块。霍布斯认为和平是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构建的基本秩序。何况民国的构建比现代民族国家更为复杂,因为民国更像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1912年的大妥协至少遏制了农民起义也罢,革命造反也罢,至少中止了激进的逻辑,使得社会有了相对平稳的秩序,百姓、士绅、官吏各司其职,军阀也各有各的地盘,而且有一套行政体系了。1912年至少开了这样的一个好头。

  第二点,政党政治出现了。无论是宪法层面的制宪建国,还是政治层面的集权分权,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至少繁衍了政党政治的雏形。大家可以坐下来谈判,代表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党派的一群人,能够在这里就一些问题谈判。至于有没谈出结果,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还有就是构建了一套制度机制,至少有一套制宪的程序在那边摆着。另外就是有一套行政体系在进行社会治理。

  第三点,延伸了晚清以来的司法传统。1913年宋教仁遇刺案,从庙堂到民间,大家都呼吁由司法来解决。这就说明法治观念得到了较好的普及。司法能够承担政治上的案件。还有,当时的杀人抢劫等刑事案件,基本上由司法来管辖,而不是嫌疑犯直接让军阀给抓去枪毙了。由司法来维护社会正义才是正常的,如果让军队维护社会正义,那么这个社会太可怕了。另外,当时的司法也能够承担行政上的诉讼,这更具有现代司法的意义。

  1912年的这些情况,对后来的局势还是形成了一定影响,哪怕只是细节上的辐射。

  新浪历史:关于1912年的政党政治,你能详细谈谈吗?

  高全喜:1912年更加值得关注的就是政党政治这一块,政党政治进入到国家制度层面,这个很关键,因为它是古今之变中最核心的一环。孙中山袁世凯这两个人,一个是极端革命党,一个是拥有军权的旧北洋,他们都能够容忍政党政治来参与立法院,由他们来创制宪法,由他们自由组党和参政议政。1912年这点,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在1911年武昌首义的时候,还不存在政党,只是执政院参与了变革,甚至参与革命军和新政府的创建。完成这个步骤后,也就诞生了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就是在和平民主的选举机制下,构建一个新国家。虽然后来没谈拢,但是给你谈,而且没有任何限制,甚至自由程度比我们现在还高,你可以组党,可以自由发言。结社自由,组党自由,有这样的一个制度,真正的致力于在政权构建,宪法的构建,甚至主导内阁制的形成。我觉得政党政治的形成是1912年的最了不起的一点。

  1913:重启革命与失败的日常政治

  新浪历史:1913年3月,宋教仁在沪宁车站遇刺。您是如何看待这个事件的?

  高全喜: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1913年应该把1911年和1912年两个时间段里的好的方面进一步发扬,结出一个更好的果实,因为当时按照临时约法的时间表是一年左右制出宪法,然后组建内阁,这两块安定之后,1912年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矛盾应该在这个新的框架下来解决。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事件,就是宋教仁遇刺了,民国的社会政治演变就面临着一个关口。这对当时中国的现代政治的参与者,尤其是参与者中的担当者,提出了重大的考验。宋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包含了司法和政治的双重意义。如何处理宋案,这是考察这个时段里政治成熟与否的一个标志。谁是凶手,我们暂且不去深究,每一种推断也有一定的理由。我觉不可能追求一种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司法正义。当一个事件对当时的政治和法律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对现代国家的构建产生重大影响的时候,那么如何解决,则是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现在关于宋案有各种解读,谁是元凶,其实并不重要。

  新浪历史:您的意思是说,在现代司法草创时期,某一个具体事件的实质正义,或许远远没有程序正义这么重要?

  高全喜:大致是这个意思,而且这个程序它已经超出了司法本身,它是为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塑造提供了支撑性。宋案不仅仅是个体案例,一个普通公民的司法案例。像宋教仁这样一个在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他被刺事件的处理,面临着一个抉择--是司法解决,还是政治解决?当时是举国上下都希望通过司法来解决,仅仅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刺宋的一案大概就弄清楚了,上海法院也在5月初给赵秉钧发过传票。宋案的的处理结果,尽管差强人意,但至少是通过了司法来解决的。但我认为孙中山没有给予司法解决政治问题以高度的尊重和信任,孙中山没有看到通过司法解决宋案为构建现代国家所沉淀的意义--司法塑造政治制度的意义。这是孙中山认识上的一个偏颇,他光强调宋教仁遇刺这个政治事件的本身,司法问题政治解决,这恰恰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司法纬度与政治经度是有交差点的,但是司法本身是独立的,它有支撑政治制度的意义。司法作为一个制度,首先是在政治之外,它通过程序正义追求实质正义,在这个层面,它是非政治性的。第二个层面,正是因为司法的这种非政治的独立性,它又能为现代政治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审视和制衡利益群体中的政治博弈。否则政治就没有正义性了,最后变成谁军事力量大,谁经济力量大,谁就说了算。孙中山的失误在于,他没有利用好刺宋案,把它作为司法政治来搞下去,再通过这个司法政治来重塑现代司法的形象。

  新浪历史:我们把这个问题反过来看,1913年5上海法庭曾经传召过赵秉钧,但是赵秉钧没有出席,赵是属于北洋的人,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是北洋先弃司法不顾。

  高全喜:按照你这个逻辑来推,即便赵秉钧违法了,但法庭照常缺席审判。并不因为他违法了,就能反证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不尊崇司法具有正当性,这是两个逻辑。就是袁世凯这一方他再怎么违反司法,并不能证明你孙中山违背司法就是对的,这完全是两回事情。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没有问题,你可以找无数的例子或者更多的例子,不但赵秉钧,甚至是其他的一系列违背当时建立起来的司法程序正义,或者司法的一系列审查制度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但是司法制度它有一套解决问题的机制,你缺席了我可以缺席审判,并不是说你缺席了这个案子我不审了,它有既定的时限,它有一定的程序,你缺席了我有缺席审判。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事件上,以宪建国,但制宪过程一直就不顺利。到1913宋教仁被害,就一直没有制定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国之宪法。为什么没有制定出?关键在于临时约法与袁世凯作为大总统的诉求没有达到一个妥协。从政治宪法学的层面来看,任何政体,它的宪法之所以被遵守,首先在于该宪法与现实的政治力量相匹配,其次在于该宪法具有规范性,这是任何宪法都必须具备的两个因素。民国肇建,在各种政治力量组合分化的复杂过程中,临时约法并没有体现各种力量调配的形势,就不符合实事求是了。

  新浪历史: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1911年到1912年还存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您是怎么看待这点的?

  高全喜:当时的中华民国,面临着几重任务。从形式上来说,要建立一个国家,要制定一部宪法;从内容上来说,他需要一个改造旧制度,创建新制度。制度变更涉及到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当时畅行地方分权,包括县治、省治,其主要治理或者说管理人员包括地方军阀和士绅,地方分权意味着社会多元分权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中央集权,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必须要有整合的力量,税收问题、军事问题、外交问题,尤其是海关问题等,必须要求一体化的国家权力的构建。国家的分权和集权,这是一个政治体中必然具有的两种权力的分配机制。至于在什么地方需要集合权力,在政治学中是有内在结构的,当时的1912年就有许多地方需要处理好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问题。但在当时,很多地方上的军政势力,以政养军,他们是很不愿意纳入到整个国民军的构建中的。地方政府也会担心,中央集权把地方的各种资源都吸纳走,像中国当今的北京,变成一个托克维尔笔下的超级巴黎,地方社会的活力都吸纳进去了。中央必须在其他方面,能够充分放权,让社会自治,提供它自身的发展空间和制度支撑。但这些,当时是难以把控的。

  新浪历史:这种“难以把控”是出于哪些原因?

  高全喜:不同的党派或者不同的群体,对集权与分权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中央希望都能揽上,而军阀和南方革命党,他们希望地方上要有一定的财政能力、军事能力和税收能力等,士绅也是希望地方能有经济发展的空间。中央何种方面集权,何种方面放权,地方在何种方面交出权力,在何种方面自己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因为涉及到自身的利益,各个党派各种阶层难以达成妥协。在国家建设过程中,没有找到一些平衡点,投射到制宪的问题上,就是不可能出现一部真正的宪法。1911年的“南北和谈”是留下了伏笔,但不能说这个伏笔导致了1912年的问题,1912年有它自身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被1911年这个伏笔所激化。

  新浪历史: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这个问题延展得更远。

  高全喜:现代中国的构建,基本上走的是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双头并进的路径,不只是建立统一性的国家政权,地方自治也是非常重要的制度性支撑。民国构建的路径,无论是在辛亥草创时期,还是国民党后来的党军时期,都有地方自治。1945~1947年国共三年内争,共产党也是强调地方自治的,因为这样能够保护延安边区的自治性。现代中国的构建,1949年之前基本上是从地方自治到中央集权这么路径,而不是先建设一个完全的中央政权,然后在朝下推,这与苏联模式、法国的模式不一样。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地方自治之争,其背后是党派之争,没法真正制宪也就毫不奇怪了。即便是这样,这种路径还是有成果的。任何国家都会呈现各种各样的问题,18~19世纪的英国、法国,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都是一样的,不可能没有问题,中国在那个时期产生这些问题是很正常的。

  新浪历史: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它的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都会产生类似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似乎解决得比较好。

  高全喜:美国之所解决得比较好,是因为美国的中央政权的权力,完全是地方政权赋予它的,它的宪法逻辑完全是让渡式的。一般来说,现在国家的合法性来自于国民的共同契约,国家分成不同的地方政权,地方政权有它的主体性。美国颠倒过来了,美国是先有州政府,然后州政府是让渡出部分权力给中央政府。在国家权力之外的,就归于州政府。中国是中央政府让渡给地方政府部分权力,这些权力之外的,便全归中央政府。二者之间的差异是由历史传统造成的,其延伸到制度的差异,便有了各自的法理逻辑。

  新浪历史:我们回到1912年,你刚才说的1912年的“大妥协”,能不能理解为短暂的,它不是长时段的,它只是压制的,也就是各方面力量达到妥协平衡之后的一个短暂。

  高全喜:我赞成1912年的“大妥协”是短暂的,但这里有两点需要梳理清楚。一是当时的军队并没有完全国家化,这必然会打破这个“大妥协”,二是民国的战争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惨烈。从第一点来说,军队完全国家化之后,便能维持国内的基本的和平了。国家化后的军队,职责在于抵御外辱。但是我们要知道,现代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军队的国家化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基本和平都是短暂的。1912的民国,军队还是半私人的、半地方的、半军阀的,在这个过程中的和平肯定是有限的和平。这种情况,在前现代西方国家很常见,国王有军队,封建主有自己的军队,一旦发生战争,往往乱象丛生。

  从第二点来说,民国初期即便是打仗,也只不过是宣示一下,打一小仗,底下马上就谈判这个那个的,真正的死伤比较多的一仗,也就是后来冯玉祥和张作霖的那一战。军阀混乱似乎被人描绘的非常惨烈,实际上完全是象征性的开几枪,要么倒戈,要么谈判。还有,就是军队打仗较少扰民,相对来说没有破坏社会治理的正常结构。阶层职业分工,警察治理秩序照常,甚至正常的行政长官的一些任命,军队并不干涉。老百姓该交多少税照常交,无论是交给张军阀还是吴军阀,反正都要交。所以军阀开战往往不彻底,比较惨烈的地方在四川贵州一带,那里被小军阀占领了,而且还是地域性的占领,攻下来太难了,这是由于地理环境造成的,这样的话,战争比较惨烈,社会破坏比较大。至于中原地区的军阀混战,它的政治含义很有限,因为社会的治理结构基本上很少变化。

  新浪历史:就你刚才的论断,民初的战争,包括后来的军阀混战,都是打打停停谈谈,这种很奇怪的情形,与1912年是否存在某些隐秘的联系?1912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确实中止了激进主义的路线,繁衍出了政党政治的雏形,也延续并推进了晚清以来的司法传统。

  高全喜:我们先谈第一点,和平这一块。霍布斯认为和平是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构建的基本秩序。何况民国的构建比现代民族国家更为复杂,因为民国更像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1912年的大妥协至少遏制了农民起义也罢,革命造反也罢,至少中止了激进的逻辑,使得社会有了相对平稳的秩序,百姓、士绅、官吏各司其职,军阀也各有各的地盘,而且有一套行政体系了。1912年至少开了这样的一个好头。

  第二点,政党政治出现了。无论是宪法层面的制宪建国,还是政治层面的集权分权,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至少繁衍了政党政治的雏形。大家可以坐下来谈判,代表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党派的一群人,能够在这里就一些问题谈判。至于有没谈出结果,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还有就是构建了一套制度机制,至少有一套制宪的程序在那边摆着。另外就是有一套行政体系在进行社会治理。

  第三点,延伸了晚清以来的司法传统。1913年宋教仁遇刺案,从庙堂到民间,大家都呼吁由司法来解决。这就说明法治观念得到了较好的普及。司法能够承担政治上的案件。还有,当时的杀人抢劫等刑事案件,基本上由司法来管辖,而不是嫌疑犯直接让军阀给抓去枪毙了。由司法来维护社会正义才是正常的,如果让军队维护社会正义,那么这个社会太可怕了。另外,当时的司法也能够承担行政上的诉讼,这更具有现代司法的意义。

  1912年的这些情况,对后来的局势还是形成了一定影响,哪怕只是细节上的辐射。

  新浪历史:关于1912年的政党政治,你能详细谈谈吗?

  高全喜:1912年更加值得关注的就是政党政治这一块,政党政治进入到国家制度层面,这个很关键,因为它是古今之变中最核心的一环。孙中山袁世凯这两个人,一个是极端革命党,一个是拥有军权的旧北洋,他们都能够容忍政党政治来参与立法院,由他们来创制宪法,由他们自由组党和参政议政。1912年这点,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在1911年武昌首义的时候,还不存在政党,只是执政院参与了变革,甚至参与革命军和新政府的创建。完成这个步骤后,也就诞生了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就是在和平民主的选举机制下,构建一个新国家。虽然后来没谈拢,但是给你谈,而且没有任何限制,甚至自由程度比我们现在还高,你可以组党,可以自由发言。结社自由,组党自由,有这样的一个制度,真正的致力于在政权构建,宪法的构建,甚至主导内阁制的形成。我觉得政党政治的形成是1912年的最了不起的一点。

  1913:重启革命与失败的日常政治

  新浪历史:1913年3月,宋教仁在沪宁车站遇刺。您是如何看待这个事件的?

  高全喜: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1913年应该把1911年和1912年两个时间段里的好的方面进一步发扬,结出一个更好的果实,因为当时按照临时约法的时间表是一年左右制出宪法,然后组建内阁,这两块安定之后,1912年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矛盾应该在这个新的框架下来解决。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事件,就是宋教仁遇刺了,民国的社会政治演变就面临着一个关口。这对当时中国的现代政治的参与者,尤其是参与者中的担当者,提出了重大的考验。宋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包含了司法和政治的双重意义。如何处理宋案,这是考察这个时段里政治成熟与否的一个标志。谁是凶手,我们暂且不去深究,每一种推断也有一定的理由。我觉不可能追求一种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司法正义。当一个事件对当时的政治和法律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对现代国家的构建产生重大影响的时候,那么如何解决,则是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现在关于宋案有各种解读,谁是元凶,其实并不重要。

  下文链接:1911—1913:革命、国家建构与日常政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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