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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峰:一战爆发的国际背景

作者:慕峰

来源:钝角网

来源日期:2019年07月08日

本站发布:2019年07月08日

点击率:659次


       今天西方学界一般认为,以两次大战为界,近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可分为了1914年之前和1945年之后两个阶段。一战中断了19世纪以来的第一阶段全球化。一战结束后,因战胜国对战败德国严厉而没有任何实现可能的赔偿要求,导致纳粹上台,二战爆发。二战的各国战时政治经济模式对全球主要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工业卡特尔联盟的兴起,以及在此经济集中基础上的战时投入,使科技创新大爆发成为可能。二战结束后,军用转民用使这些科技成果得以广泛扩散,形成了今天全球高科技的雏形。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得知,人类经济从来不是自由市场自生自发的产物,尽管对历史可能存在不同解读,但对历史事实本身的了解和理解是极其重要的。认为从一个观念出发,不需要了解政治经济的历史背景,从而期待以某种观念为依据,形成对各国经济制度的具体指导,这种脱离历史的认知模式,带来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了解一战史,有助于让我们从欧洲国家视角去理解第一阶段的全球化,去理解欧洲先发国家眼中的全球曾经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也可以使我们从这些历史细节中去思考今天欧洲国家与其他非欧洲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基础。

  今天人们谈论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否终将“注定一战”,从这些历史细节中,其实也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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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由慕峰 节译自 Tragedy and Hope, 1966, by Carrol Quigley

  由俾斯麦实现的德国统一从政治上打破了局势,1871年后德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又改变了经济局势。长久以来,英国未经此变,却欣然接受德国的崛起,因为这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英国在政治和殖民地方面来自法国的压力。直到1890年后,也少有人察觉此变,概因俾斯麦的外交智慧,亦因他国普遍未能欣赏到德国人在工业领域那令人惊叹的组织能力。1890年后,俾斯麦熟稔之权柄让于优柔的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liam II)及其傀儡宰相之手。此等无能之辈因在商业、殖民地,尤其是海军事务方面发起的挑战,警醒和疏远了英国。在商业方面,英国人发现,德国销售及其代理,以更优的服务、条件和更低的价格,提供至少同等质量的商品,并在度量上采用公制而非英制。1884年后,在殖民地方面,德国自非洲取得的从东至西的殖民地,几乎将大陆横切,也由此挫败了英国建设从好望角到开罗铁路的野心。这些殖民地包括东非(坦噶尼喀,Tanganyika)、西南非、喀麦隆和多哥。再因德国人对葡萄牙所属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算计,更由于,德兰士瓦的布尔人(Boers of the Transvaal)和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在1899-1902年与英国发生战争前,德国予以的鼓励,使得德国的威胁愈发严重。在太平洋地区,1902年之前,德国已经取得了卡罗林(Caroline)、马绍尔(Marshall)和马里亚纳(Marianas)群岛,新几内亚(New Guinea)和萨摩亚(Samoa)的一部分,并在中国山东半岛的胶州建立了海军基地和商业要冲。在海军事务方面,德国以1898、1900和1902年的海军事务开销展现出最大威胁,这是用以威压英国。1900-1905年间,14艘德国战舰下水。由于上述情况,英国在1907年前加入了反德联盟,欧洲列强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一系列危机就此开始,一步一步,走向1914年的灾难。

  1871-1914年的国际事务,能以下述四个题目加以检视:(1)三国同盟的建立,1871-1890年;(2)三国协约的建立,1890-1907年;(3)消除两大阵营隔阂的努力,1890-1914年;(4)一系列的国际危机,1905-1914年。这些题目正是以下我们将要述及的。

  1、三国同盟的建立,1871-1890年

  建立一个由普鲁士国王统治的德意志帝国,从政治上令俾斯麦感到满意。他没有意愿将额外的日耳曼人并入新帝国,渐长的殖民地和世界帝国野心令他心凉。作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家,他将精力集中于已所获得,并且确知,被恐惧和复仇所驱使的法国,才是主要威胁所在。因此,他的直接目标是孤立法国。这就包括了更为积极的目标,即,维持德国与俄国和哈布斯堡帝国(Habsburg Empire)的友好关系,以及通过放弃殖民地和海军方面的冒险,去维持与英国的友好关系。作为上述策略的一部分,俾斯麦与俄国和奥匈帝国两次签署了三方协定:(1)1873年三帝国联盟(Three Empire’s League of 1873)和(2)1881年三帝国同盟(Three Emperor’s Alliance of 1878)。上述都因奥地利与俄国在东南欧,尤其是在保加利亚的对抗所阻断。三帝国联盟在1878年柏林和会(Congress of Berlin)时瓦解,因为哈布斯堡反对俄国试图于1877年俄土战争(Russo-Turkish War of 1877)胜利后,在保加利亚建立一个大卫星国。1881年三帝国同盟瓦解于1885年“保加利亚危机”。该危机源于保加利亚与东鲁米利亚(Eastern Rumelia)的合并,俄国对此反对、奥地利却支持,因此颠转了这些列强在1878年柏林和会上的态度。

  俄奥在巴尔干的对抗,使俾斯麦清晰的认识到,试图建立三个帝国间外交前线的努力,仅有脆弱的基础。因此,他为他的弓,搭上了第二根弦。也即,三国同盟。要在奥地利与俄国之间做出选择,俾斯麦选择了前者,因其更为脆弱而易于控制。在三帝国联盟瓦解后,他在1879年建立了德奥同盟(Austro-German alliance),并在1882年扩展为德意志、奥地利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Triple Alliance)。此同盟最初订约五年,不时续约,直到1915年。1885年三帝国同盟瓦解后,三国同盟成为德国主要的外交武器,尽管,为了孤立法国,俾斯麦不许俄国完全游离于德国影响之外,通过一份友好而中立的秘密协定将德国和俄国捆绑在一起,也即所谓《复保条约》(Reinsurance Treaty,1887)。这一条约,执行了三年,在新皇威廉二世(William II)于1890年解除俾斯麦职务后,未再延续。德皇认为,与俄国的《复保条约》跟与奥、意的三国同盟无法调和,因为俄奥之间并不友睦。由于未能续约,威廉二世置俄国与法国处于孤立。当此情形,法俄自然走到一起,形成了1894年两国同盟(Dual Alliance of 1894)。其后,再因对抗英国,德国政府终将此两国同盟演化为三国协约。德国犯下这些错误的一些原因,将在后章有关德国历史部分进行检视。

  2、三国协约的建立,1890-1907年

  外交上对俄国和法国的孤立,连同其他更为积极的因素,导致了1894年两国同盟的建立。德国拒绝延展《复保条约》,及早前对1891年三国同盟的续约,

  增强了俄国与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对抗,以及法国对德国莱茵一线的担忧。因1890年《赫里戈兰条约》(Heligoland Treaty)和德皇1891年访问伦敦所展现的盎格鲁—德意志友善的信号,俄国和法国都为之警醒。最终,俄国需要通过外债修建铁路和工业设施,而这只能从巴黎才可最快获得。因此,在1894年庆祝新年时,以军事协定的形式达成了一致。其中约定,若法国受德国或德国支持下的意大利所攻击,俄国应攻击德国;若俄国受德国或德国支持下的奥地利所攻击,法国应攻击德国。

  俄法两国同盟成为三角之基础,各自的其他方为“协约方”,即,1904年法国与英国的友好协定,以及1907年俄国与英国的友好协定。

  回头来看,英法协约看似必不可少,但就当时而言,直到1898年,都是极不可能之事。因为长期以来,英国奉行外交孤立政策,通过将其权重加于欧洲争端弱势一方,来维持大陆均势。因其与法国在非洲和西南亚殖民地的对抗,以及与俄国在近、中、远东的争端,英国直到1902年,都对三国同盟保持友善,而对两国同盟保持疏远。英国在南非的布尔人之困,俄国在近东和远东势力的增长,以及德国对布尔人明显的同情,导致英国与日本于1902年形成同盟(Anglo-Japanese Alliance of 1902),以获取后者在中国对抗俄国。大约同时,英国确信,有必要也有可能,与法国达成协定。此种必要,源于德国1898年提尔皮茨海军建造计划(Tirpitz’s naval-building program of 1898)对英国多数敏感地区造成直接威胁。此种可能,出现在现代史上英法最严重的危机,即1898年法绍达危机(Fashoda crisis of 1898)。在尼罗河畔的法绍达,一队法国军人在让·马尔尚上校(Colonel Jean Marchand)的带领下,已从西至东跨越了撒哈拉沙漠,此时他们与英国将军基奇纳(General Kitchener)的部队相遇,后者为制服苏丹部落,从埃及向尼罗河进发。他们相互令对方后撤。情急势危之时,双方皆向各自首都寻求指示。法军奉令后撤。

  待情绪冷却、尘埃落定之后,双方均意识到,各自利益并非不可调和,因为法国的主要利益在于大陆,所面对者乃德国;而英国主要利益在殖民地,也愈发发现,所面对者乃德国。法国拒绝与英国一道参与殖民地战争,而德国陆军正横陈于莱茵对岸,这使法国清晰认识到,它能与英国达成一份殖民地协定。在将所有争议陈于谈判桌,并逐个权衡利弊后,英法于1904年达成协定。法国承认英国对埃及的占领,英国支持法国对摩洛哥的野心。法国放弃了在纽芬兰(Newfoundland)的传统权利,换来了在非洲加蓬(Gabon)和尼日尔河(Niger River)一线的新边界。法国在马达加斯加岛(Madagascar)的权利得到承认,进而认可英国在暹罗(Siam)的“势力范围”。因此,长久以来盎格鲁—法兰西之间的敌意,因面对德国势力的崛起,而得到缓和。1906-1914年间,英法协约(Entente Cordiale)通过一系列的英法“军事对话”得以加深,最初是就假设与德国的战争而约定了非官方对话,数年间,又难以察觉的强化为一种道德约束协定,即当法德开战时,英国远征军会覆盖法国左翼。这些“军事对话”在1912年后因一份海军协定而扩展,英国承诺从北海保护法国,以此使法国军舰能够用于在地中海对抗意大利海军的行动。

  英俄1907年协定的订立过程,与英法1904年协定的订立并不相同。由于在近东的对抗,英国对俄国已存疑多年。到1904年,这些质疑因双方在满洲和北中国的对抗而加深,更因俄国修建跨西伯利亚铁路(1905年完工)而尖锐。1904年的多格滩事件(Dogger Bank incident of 1904),引发暴力危机,俄国军舰正从波罗的海驶往远东,在北海,因将英国渔船认为是日本鱼雷艇,而对其发起攻击。之后,因俄国军舰被日本人摧毁,以及作为英国盟友的日本紧接着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使英俄双方都意识到,它们之间达成一致是有可能的。德国海军与英国的对峙,以及因俄国对日战败进而缩减其在亚洲的野心,使1907年协定成为可能。通过此协定,波斯(Persia)被划分为三个势力区域,北部归属俄国,南部归属英国,中部保持中立。阿富汗被承认为英国势力范围;英国还表示其愿意修改《海峡协定》(Straits Agreements)而使之直接有利于俄国。

  建立和强化三国协约的一个影响力来自国际银行界(international banking fraternity)。很大程度上,德国经济发展被排除在外,但对法国和俄国的联系得以发展。苏伊士运河公司(Suez Canal Company)、罗斯柴尔德矿业公司(Rothschild copper enterprise)、西班牙力拓集团(Rio Tinto),以及摩洛哥众多新兴合资企业,在三国协约之前,就已建立大量不为人知的联系,后又强化了协约。英王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和法国的密友,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巴黎荷兰银行(Banque de Paris et des Pays Bas)这家法国投资银行,有密切联系。反过来,这对1914年前在法国发售90亿卢布俄国国债,产生了主要影响。一位伟大而神秘的人物,伦敦银行家中最具影响力者,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Sir Ernest Cassel,1852-1921年),17岁时从德国去往英格兰,积累起巨额财富,又行慷慨之事,与埃及、瑞典、纽约、巴黎和拉美,都建立了密切联系,成为爱德华国王的密友之一,同时还是当时最伟大的幕后操纵者、无所不在的间谍,伊舍勋爵(Lord Esher)的雇主。围绕爱德华国王周围的反普鲁士力量,作为建立三国协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04-1912年德国愚蠢的挑战他们在摩洛哥的利益时,得以进一步强化。

  3、消除两大阵营隔阂的努力,1890-1914年

  最初,甚至直到1913年,两大阵营在国际舞台上都不是那么僵硬死板或势不两立。连接两大阵营成员国的纽带是多变而不明的。三国协约之所以被称为协约,乃是因为其两两相连,而非形成同盟。三国同盟决非铁板一块,尤其对意大利而言,最初加入,只是为在罗马问题上寻求支持以对抗教皇,但很快,又为在地中海和北非实施其侵略性政策而寻求支持。因未能获得德国在上述方面的特别支持,又与奥匈帝国在亚得里亚海持续嫌隙,意大利与同盟国(Central Powers)的关系相当脆弱。

  应当提及的是,为了消除隔阂而付出的至少十几项努力,逐渐形成了欧洲“大国协同”(concert of the Powers)。从时间顺序看,首先是1887年《地中海协定》(Mediterranean Agreements of 1887)。英格兰、意大利、奥地利和西班牙在一系列照会中,同意维持地中海和毗邻海域的现状(status quo),或者,只能基于共同协定,才能改变。这些协定,针对的是法国对摩洛哥的野心,以及俄国在海峡的野心。

  第二份协定,是1890年《英德殖民地条约》(Anglo-German Colonial Treaty of 1890),德国就此提出了对东非,尤其是桑吉巴尔(Zanzibar)的诉求,而英国以此换来了对波罗的海赫里戈兰岛(island of Heligoland)的权利。随后,为就世界事务达成关于共同阵线的协定,德皇及其臣属,与英国的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一方,付出了很多失败的努力。这导致达成了一些小的协定,例如1898年一份关于可能处置非洲葡属殖民地的协定,1899年分割萨摩亚(Samoa)的协定,以及1900年维持中国“门户开放”的协定,但建立联盟甚或协约的努力,因德国的海军计划、对非洲殖民地(尤其是摩洛哥)的野心,以及德国延柏林-巴格达铁路一线对东非的经济渗透,而破裂。德国垂涎英格兰的世界霸主地位,尤其是德皇毫不掩饰对其叔叔,英王爱德华七世的愤恨。

  德国和俄国也进行了类似的协商,几无结果。1894年《贸易协定》(Commercial Agreement of 1894)终结了长期的关税战,这只是更多的惹恼了德国地主,因为他们此前得益于将俄国谷物排除在外,但试图达成任何实质性政治协定的努力都失败了,因为德国与奥地利结盟(这在巴尔干针对的是俄国),而俄国与法国结盟(这在莱茵一线针对的是德国)。尽管德国能够通过将波斯北部放手于俄国(1910年)来获得俄国对巴格达铁路的认可,但上述这些障碍破坏了所谓的《比约克条约》(Björkö Treaty),这是一份1905年德皇与尼古拉斯(Nicholas)在游艇上会晤时所签署的私人协定。

  其余四条线的协商,起因于法国取得摩洛哥的野心,意大利获得的黎波里(Tripoli)的愿望,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Bosnia)的企图,以及俄国为其舰队打开海峡的决定。所有这些,都与土耳其权力的衰落相关,为欧洲列强相互支持各自的野心提供了机会,代价则由奥斯曼帝国付出。1898年,意大利与法国签署了一份贸易条约,继而,两年之后,通过一份政治协定,法国承诺支持意大利在的黎波里的野心,换来了意大利对法国经略摩洛哥的支持。意大利人在1902年向法国承诺,当法国遭受攻击,或者不得不为“守护其荣耀或安全”而动武时,意大利将保持中立,这就进一步削弱了三国同盟。

  类似的,俄国与奥地利也尝试进行相互协调,俄国渴望通过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进入爱琴海,而奥地利渴望控制巴尔干的斯拉夫民族主义并在萨洛尼卡(Saloniki)到达爱琴海。1897年,俄奥达成协定,维持巴尔干现状,如若不然,将巴尔干相关国的领土分割出来,增加形成一个新的阿尔巴尼亚国。1903年,俄奥两强,为动荡不安的土耳其马其顿省,达成了一项警察和金融改革方案。1908年,俄奥各自的外交部长,亚历山大·伊佐沃斯基(Aleksandr Izvolski)和雷克萨·冯·埃伦塔尔(Lexa von Aehrenthal),达成了非正式协定,即,以奥地利同意俄国军舰有权穿越海峡(Straits),换来俄国同意奥地利吞并土耳其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省,这短暂的掩盖住了奥地利努力建设通往萨洛尼卡(Saloniki)铁路使双方产生的争议。所有这些试探性的善意,正如我们将要看到,在1908年波斯尼亚危机热潮中,都将烟消云散。

  1905年后,周期性的国际危机和联盟的团结一致(意大利除外),使得消除隔阂的努力越发稀少无果。然而,两段插曲仍值注意,即1912年霍尔丹使命(Haldane Mission of 1912)和1914年巴格达铁路协定(Baghdad Railway agreement of 1914)。关于前者,英国陆军大臣霍尔丹勋爵(Lord Haldane)前往柏林,试图制止提尔皮茨海军计划(Tirpitz’s naval program)。尽管德国海军被寄以希望,能以此将英国带上谈判桌,且并没有在对英战争中动用海军的真实意图,但德国人未能抓住机遇。德国人希望获得一份附条件的承诺,即在欧洲陆战中,英国将保持中立,并以中止新的海军法案来作为对价。由于这将导致德国在欧洲大陆获得霸权,霍尔丹不可能接受。他返回伦敦,确信学生时期他所衷爱的歌德与黑格尔已被德国军国主义者所摒弃。伦敦与柏林最后的桥梁看起来已经垮掉,但在1914年6月,两国草签了一份协定,英国收回其对巴格达铁路的反对,以换来德国人维持巴士拉北部的承诺,以及对英国在幼发拉底河和波斯湾优势地位的认可。上述对长期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在6周后因战争爆发,也落空了。

  4、国际危机,1905-1914年

  从英法协约(Entente Cordiale)到战争爆发的十年,见证了一系列政治危机,它们周期性的将欧洲带入战争边缘,加速了军备、民众歇斯底里、民族沙文主义的发展和联盟的坚固,所有事件汇聚起来,通过1914年的微小事件,将世界卷入范围和强度都未能预期的战争中。在此必须提及9次危机。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1905-1906年 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及阿尔赫西拉斯会议(Algeciras Conference)

  1908年 波斯尼亚危机

  1911年 阿加迪尔(Agadir)及第二次摩洛哥危机

  1911年 的黎波里战争

  1912年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1913年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1913年 阿尔巴尼亚危机

  1913年 李曼·冯·桑德斯事件(Liman von Sanders Affair)

  1914年 萨拉热窝

  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源于德国人反对法国在摩洛哥的计划。在法国通过秘密协定获得了意大利、英国和西班牙的默许后,德皇在丹吉尔(Tangier)发表演说,亲自表达了上述反对。这些协定,是建立在法国人有意愿将的黎波里(Tripoli)让与意大利、将埃及让与英国,以及将摩洛哥海岸让与西班牙的基础之上。德国人坚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期望他们的好战能够瓦解协约国并孤立法国。然而,1906年会议在直布罗陀(Gilbraltar)附近的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召开时,德国发现支持它的只有奥地利。会议重申了摩洛哥的完整,但建立了一个国家银行和警察机关,两者都由法国势力控制。危情紧迫,但在关键时刻,法国和德国好战集团的领袖(泰奥菲尔·德尔卡斯(Théophile Delcassé)和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Friedrich von Holstein))被解职了。

  1908年波斯尼亚(Bosnia)危机源于同年的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起义。由于担心新的奥斯曼政府可能巩固帝国,奥地利毫不迟疑的决定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Herzegovina),自柏林和会(Congress of Berlin,1878)以来,两地就已处于奥地利的军事占领下。由于合并将会使塞尔维亚永久的与亚得里亚海相分离,奥地利外交大臣埃伦塔尔(Aehrenthal)与塞尔维亚的保护国——俄国,进行了协商。沙皇的外交大臣,伊佐沃斯基(Izvolski),同意奥地利的计划,条件是奥地利满足伊佐沃斯基向俄国军舰开放海峡的渴望,这与柏林和会相悖。埃伦塔尔表示同意,前提是伊佐沃斯基成功获得其他列强的同意。当伊佐沃斯基离开德国前往罗马和巴黎试图取得同意时,埃伦塔尔立即吞并了两地,将伊佐沃斯基的海峡计划抛在脑后(1908年10月6日)。他很快明白,该计划已无法实现。与此同时,奥地利赢得了土耳其关于吞并波斯尼亚的同意。因塞尔维亚拒绝接受合并,乃至于已准备好开始一场全面战争加以阻止,战争危机继起。由康拉德·冯·霍岑多夫总参谋长(Chief of Staff Conrad von Hötzendorf)领导的奥地利军事集团,希望一劳永逸的解决塞尔维亚的纷争,这就加剧了战争的危险。在对俄国的一次强硬照会上,德国坚持俄国放弃对塞尔维亚的支持、认可合并,因伊佐沃斯基的屈从和塞尔维亚的跟随,看似误会澄清了,但对未来而言,却因此产生了非常糟糕的心理状态。

  当德国人派遣“黑豹号”炮艇(the Panther)至阿加迪尔(Agadir),迫使法国人从菲斯(Fez)撤退时,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发生了;法国人先前为了镇压内部动乱占领了菲斯,违反了阿尔赫西拉斯协定(Algeciras agreement)。危机变得尖锐,但当法国将在刚果(Congo)地区(1911年11月4日)的领土转让给德国,换来了德国不再反对法国在摩洛哥的计划时,危机平息了。

  意大利刚看到法国在摩洛哥的胜利,就立即攫取了邻近的的黎波里(Tripoli),引发了意大利和土耳其之间的的里波里战争(1911年9月28日)。所有列强都与意大利达成协定,不反对其取得的黎波里,但他们不赞成其所采用的方式,意大利在爱琴海占领多德卡尼斯群岛(Dodecanese Islands)以及轰炸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1912年4月),不同程度的震惊到了列强。

  巴尔干各国决定将土耳其彻底驱逐出欧洲,以在土耳其的虚弱中渔利。因此,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黑山(Montenegro)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攻击了土耳其,并获大胜(1912年)。三国同盟反对塞尔维亚向亚得里亚海挺进,建议在阿尔巴尼亚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以防止塞尔维亚邻海。当俄国再次放弃对塞尔维亚领土的诉求,并且奥地利得以迫使塞尔维亚和黑山从都拉佐(Durazzo)和斯库台(Scutari)撤兵后,短暂的交火危机渐渐平息。基于《伦敦条约》(Treaty of London,1913),土耳其放弃了在欧洲的绝大部分领土。塞尔维亚愤恨于未能取得亚得里亚海岸,尝试以保加利亚从土耳其的所获为代价,在马其顿找到补偿。这导致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和土耳其攻击了保加利亚。通过其后签订的布加勒斯特和君士坦丁堡条约(treaties of Bucharest and Constantinople,1913年8-9月),保加利亚割让了马其顿的大部分给塞尔维亚和希腊,多布罗加(Dobruja)的相当部分给罗马尼亚,以及色雷斯(Thrace)的一部分给土耳其。保加利亚记恨斯拉夫人及其支持者,迅速的投向了三国同盟。

  来自奥地利以及意大利和奥地利联合发出的最后通牒(1913年10月),迫使塞尔维亚和希腊撤出了阿尔巴尼亚,从而得以在伦敦大使会议(Conference of Ambassadors at London)确定的边境范围内组织该国。这段插曲未能酿成危机,因李曼•冯•桑德斯事件(Liman von Sanders Affair)使其不受关注。

  李曼•冯•桑德斯(Liman von Sanders)系受奥斯曼帝国之邀重组土耳其陆军的德国军事任务首领,根据帝国在巴尔干的历次战绩,显有此必要。当李曼逐渐成为君士坦丁堡第一集团军的实际总司令及土耳其事实上的总参谋长后,俄国和法国表达了激烈的反对。1914年1月,李曼放弃了在君士坦丁堡的司令职务,成为土耳其陆军的总督察(inspector-general),危机得以消散。

  从1911年4月至1914年1月的一系列危机,几乎毫不间断。相反,1914年春,是一段相对平和安静的时期,至少表面是这样。然而,暗流涌动。表面之下,每个大国都在集聚自身的力量,强化与盟国的关系,以确保在人人都知晓即将到来的下次危机中,取得更大成功,至少,不能更差。1914年6月28日,当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cis Ferdinand)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的极端主义者刺杀时,危机,令人震惊的到来了。其后的一整月,经历了恐惧、优柔和歇斯底里,终在1914年7月28日,奥地利攻击了塞尔维亚,一战爆发。

  关于1914年7月危机的文章,早已汗牛充栋,自然也无法期待用若干章节就能讲述这个故事。事实本身犹如一团乱麻,好在历史学家已将其抽丝剥茧;但比事实更为重要的,同时也是更难捉摸的,是围绕这些事实的心理状态。历经十年危机之后的紧张虚脱气氛;无数不眠之夜后的精疲力竭;骄傲爱国和恐惧颤栗之间的情绪转换;19世纪的乐观主义和进步却导致巨大灾难所带来的潜在恐怖感;对敌方开始所有这一切的短暂愤怒;如可能,做出紧张的决定以避免战争,但当战争到来时又不会措手不及,转而尽可能的让敌方措手不及;最后,深深确信整件事就是一场恶梦,最终会有人能终结它——在长达五周的日趋紧张的情势中,上述心理感受在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心中翻江倒海。

  战争爆发前夕,若干势力使各种危机比上一代或之前更加危险。其中我们需要提及大规模军队的影响,联盟体系的影响,民主的影响,通过威胁以达到外交目的的尝试,政治家之间的悲观情绪,以及最后,帝国主义日益增长的影响。

  大规模军队的影响在下章会进行更深入的讨论。简而言之,在交流靠电报、行进靠铁路的时代,大规模军队是极其不灵便的,只能通过僵硬死板的方式加以指挥。如德国人所研究,并成功运用于1866年和1870年战争,这种作战方式,需要在战争开始前很长时间,就制订详尽的作战方案,从得到最初的指令就开始执行,而每个士兵,就像一架巨大精密机器上的固定部分,被组织起来。如同德国人在1914年之前的战争中所采用和发展,并被其他国家所复制的,每个士兵从初上战场开始,就根据给定的指令行动。当他们行进时,时时刻刻,日复一日,士兵们都需要装配军备,组织规模越来越大,先是排、连、团,再是师和军。当士兵集结时,将根据很早之前制订好的进攻策略列队行进,很可能,先头部队已经深入敌后,整支部队尚未集中完毕。理论上讲,整个战争机器的完全集结,只会短暂的出现于整支军队攻入敌方的短暂期间,而此时,敌军只是完成了部分集结。这种动员方案的巨大缺陷在于不灵活且复杂,这两个特性过于突出,一旦最初指令被下达,在敌国内部任何缺乏对敌军能够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地方,几乎不可能使整个集结部队停止前进。这就意味着,动员令几乎等同于宣战;也就意味着,在敌国发出最初指令之后,本国就得尽快发出指令;还意味着,政治家的决定需要从属于将军们的决定。

  联盟体系从两方面恶化了上述情势。一方面,它意味着每个地区争端都可能成为世界战争,因为欧洲任何地区下达的动员令,都将启动各地的战争机器。另方面,它鼓励了极端主义,因为结盟国家比非结盟国家更加强悍,联盟内部长期来看也不会相互约束。这或是由于他们担心,如果对盟国的争端疏于支援,那么今后在自己遇有争端时可能会得到更加冷漠的对待;或是由于在争端初期如相互约束,会削弱联盟,进而在其后的争端中还需要给予不受限的支援,以在未来保存联盟。毋庸置疑,俄国为了补偿在1913年阿尔巴尼亚争端中它对塞尔维亚的辜负,在1914年的糟糕争端中给予了塞尔维亚过度的支持;以及,德国为了补偿在历次巴尔干战争中对奥地利的克制,在1914年给予了奥地利更大的支持,尽管德国其实对事件本身缺乏同情。

  民主的影响足以增加危机的紧张程度,因为民选政客感觉有必要迎合选民非理性而愚蠢的动机,以确保未来获选,这或是利用对强邻的仇恨与恐惧,或是利用对领土扩张、国家荣誉、“显耀之地”(a place in the sun)、“出海口”以及其他真实或臆想利益的诉求。与此同时,大众媒体为了售卖报刊,利用同样的动机和问题,唤起他们的人民,驱使本国政客走向极端,乃至当邻国急于以自卫的名义采取类似行动时,加以警告。并且,民主使得据实审视国际争端不再成为可能,而是将任何琐碎的争议都转化为事关荣誉或国格,因而没有争端能够据实得到审视,或基于简单的妥协加以解决,因为此类通情达理的方式,会立即被某些民主意义上的反对派称为丢脸,乃至不合高尚道德原则的妥协。

  俾斯麦铁血政策的成功,使在国际事务中采用武力和恫吓趋于正当化,并扭曲了外交的角色,因此,旧式的外交开始消失。不再是通过绅士间的沟通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外交成为向反对者展示一方有多强大的努力,旨在阻止对方利用自己明显的弱点。梅特涅(Metternich)曾经所定义的,“外交家绝不允许自己是获得胜利喜悦的人”开始完全丧失,尽管直到1930年后,外交才变成在敌人面前擦亮钢枪的活动。

  在1904年后的一段时间里,漫延在政客间的绝望情绪使国际危机更加严重。绝望的原因我们已有所讨论,尤其是来自大规模军队的压力,以及来自阅读报刊的选民压力。但也受到了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认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信念。当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例如,庞加莱(Poincaré)认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他会像战争必然发生那样去行动,也就让战争无法避免了。另一种与此密切相关的绝望情绪,是“现在”打比以后打更好,因为时间站在敌人一边。法国人,梦想收回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在审视了德国实力和人口的增长后,感到在1914打仗比在此后更好。德国人,梦想“显耀之地”或惧怕“协约包围”(Entente encirclement),在观察了俄国的重整军备计划后,确定与1917年军备重整完毕后相比,在1914年更有希望取得胜利。奥地利,作为王朝国家,有其自身的绝望情绪,它相信,由于斯拉夫人掀起的民族主义风潮,如果它什么都不做,就会必死无疑,在战斗中死去,好过在和平中解体。

  最后,帝国主义的影响,使1905-1914年间的危机,比此前更加严重。自1914年以来,这个话题产生了诸多争议,最粗暴的是出现了将战争归结为“国际银行家”、国际军火商阴谋的理论,或认为战争是欧洲资本主义体系走向成熟后不可避免的结果。所有这些理论将在后面加以检视,我们将会看到,从最坏来讲,它们并非事实,从最好来讲,它们是不完整的。然而,有一个事实看起来超出了争议。该事实乃是,在1914年之前的阶段,国际经济竞争更多的需要政治支持。南非的英国黄金和钻石矿主,近东的德国铁路修建者,西南太平洋的法国锡矿主,墨西哥的美国石油勘探者,近东的英国石油勘探者,甚至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塞尔维亚猪肉商,都在寻求和期待从本国政府获得政治支持。也许事情总是如此。但在1914年前,这些外国企业家的数量远甚以往,他们的需求更为急迫,他们自己的政治家更为专注,结果就是国际关系恶化。

  在此氛围下,1914年6月28日,维也纳收到了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人被刺身亡的信息。尽管没有证据,但奥地利人确信塞尔维亚政府系属同谋。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塞尔维亚政府的高官已知上述图谋,基本未加阻止。塞尔维亚未采取行动,并非因为弗朗西斯·斐迪南在哈布斯堡帝国内对斯拉夫人不善,正好相反,是因为他与满足斯拉夫人诉求的计划有关,即在哈布斯堡领域内向斯拉夫人做出允许其政治自治的让步,以及甚至考虑过将奥匈二元君主制(Dual Monarchy of Austrian and Hungarian)变更为奥匈斯三元君主制(Triple Monarchy of Austrian, Hungarian, and Slav)。塞尔维亚人担忧这项计划,为了阻止奥匈分裂,该计划将推迟塞尔维亚成为“巴尔干的普鲁士”的梦想。该计划也招致了匈牙利人的反感,他们不愿意接受从二元统治到三元统治的降格。在哈布斯堡内阁内部,该对塞尔维亚如何采取行动,也充满了疑虑。匈牙利不愿打仗,因为担心胜利会导致并入更多的塞尔维亚人,加重帝国内的斯拉夫人问题,进而使建立三元统治的可能性加大。最终,他们再次得到承诺,不会有更多的斯拉夫人并入,而塞尔维亚在被击败后,将被迫在帝国内停止煽动斯拉夫民族主义风潮,如有必要,还可能将其部分领土转让给保加利亚。在获得德国对其支持的承诺后,奥地利在上述不负责任的基础上,向贝尔格莱德发出了48小时最后通牒。这份7月23日发出的文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要求塞尔维亚对反哈布斯堡的出版、社团和教育进行压制;要求撤掉塞尔维亚的官员,其后由奥地利进行任命;要求在逮捕和审判那些与萨拉热窝阴谋有关的人员方面,允许哈布斯堡官员在塞尔维亚内部与塞尔维亚人进行合作;要求塞尔维亚官员对若干反奥地利言论提供解释。

  塞尔维亚,自信于俄国的支持,对奥地利的答复部分赞同、部分推托,至少还对一项表示反对(即在塞尔维亚的审判席上要有奥地利法官)。塞尔维亚在做出上述答复前就进行了军事动员,奥地利则在7月28日收到答复后,立即进行动员,就此宣战。俄国沙皇在将军们的严峻压力下,签发、收回、修改,又再次签发了总动员令。由于德国的双线战争军事计划表中已规定,在俄国动员完成前,法国必须被击败,法国和德国在8月1日都进行了军事动员,德国向俄国宣战。当德国人的军队开始向西挺进时,德国对法国(在8月3日)和比利时(在8月4日)宣战。英国无法接受法国被击败,此外,从道义上还受到1906-1914年军事对话和1912年海军协定的纠缠。8月4日,英国向德国宣战,强调德国攻击比利时系属邪恶,虽然在7月29日的内阁会议上已议定上述攻击从法律上并不导致英国有义务走向战争。尽管上述问题在人们之间传播扩散,关于1839年条约下,英国有无义务防卫比利时,在其后也充满了无尽的争论,但决策者清晰的知晓,战争的真实原因,是英国无法接受德国击败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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