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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经事件实录》之 打鸡荒中的浮肿病医院与乱葬坑

作者:综合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9年09月03日

本站发布:2019年09月03日

点击率:729次


《荥经事件实录》之

打鸡荒中的浮肿病医院与乱葬坑:

原荥经泗坪公社浮肿病医院看守现场诉说(1) 

(图片:张月清在描述浮肿病人腿肿有多粗)

时间:2012.5.21日上午;

地点:荥经县泗坪敬老院;

采访者:余习广;

被采访者:张月清,68岁,原泗坪公社浮附肿病医院看守、秦永大队第六生产六队社员,大饥荒后调整为第七生产队队社员。

余:大爷,您家土改前是什么成份?几口人?土地情况?

张:我家是佃中农,原先有六口人,自己家没有土地。佃的就是这街上(泗坪的小镇街上)陶克成家的地。

我老家是汉源的,我老汉(父亲,下同——编者)那一辈过来荥经。佃了朱驼子家二十亩地,还租了点水田。交五五租,收下玉麦、稻子,我家一撮箕,他家一撮箕,这个印象蛮深的。要给东家客气些,明年好再租的嘛,所以粮食都是干干净净的。

那时是一季高杆,水稻打四百四五十斤,旱地大、小春打四五百来斤,还要种油菜、胡豆。所以一年收大、小春七八千斤,谷子六千多斤。

交完租后,我家留下谷子、麦子、玉麦五千来斤,有几百斤菜籽打油,日子还可以,过年杀大年猪的嘛,我老汉、母亲在公社化时经常想起那段日子,给我们讲。

父母节俭勤劳,家里六口人,每年吃两千多斤粮,是够吃的,我家没饿过肚子。菜子打油卖了换钱用,多的粮卖钱。种菜子、胡豆地的租子,拿粮食顶帐。

余:你们东家叫什么名字,为人怎样?

张:东家叫陶克成、陶大云两弟兄,为人不行,不是东西,杀人、流痞,就住在这镇上那边头的。他们的妈和我妈关系好,认干亲的,他们就不敢碰,欺负别家,对我家不碰。但我家也按规矩做,杀一根(条,下同——编者)猪,送人家半根。

余:您还记得民国时期交捐税的情况吗?

张:民国时候,上面摊派下来烟金,我老汉当这片的头,甲长。到各家收烟金,就是鸦片烟税,收不起来,自己拿钱顶帐。

他是信佛的人,心好慈善,看到哪个没吃的,有困难,总要救济,所以大家推他出来,应付政府交捐税。乡长派狗腿子下来收烟金,收不到烟金,就撮一口袋谷子搭起走。这个事现在我还记得清楚的。

他自己说是为子孙积福,我家里的粮食,就这么掺进去不少,我老汉替乡亲们抗起的。

泗坪乡的乡长杨三幺,歪(坏——编者)得很,捐税逼得凶,旧社会就是捐税那一套。

余:土改你家分了多少土地?

张:土改把陶家打垮了,把陶克成、陶大云他两兄弟抓了,枪毙在那边河滩上的。

我家分了二亩三分田,三亩多地,打千把斤谷,千多斤苞谷、小麦、油菜籽,日子勉强够吃的。交完公粮后,比以前租人家的田来说,日子不大好过。

余:还记得统购统销交粮情况吗?

张:说起统购统销就恼火嘛,国家征购下的任务重哦,农民活不了啰。

当时上级规定的,农村人口每个人留口粮。遇到积极点的干部,他要超额完成任务,给农民留的口粮还要少。

记得我家里水田的任务要交四口袋谷子,一口袋一百二三十斤,要交五百斤谷子;还要交旱地的,要交五百斤玉麦(玉米,下同——编者),五十斤豆子。当时我家没种豆子,买豆子交,比交地主地租高得多,逼得农民买的法子想。

我家留点谷子,小麦不多,剩下的留玉麦。玉麦只能打出一半粮(50%出米率——编者)的嘛,磨粗点出的多,家里就吃玉麦馍,不够吃的。

我家老汉以前做生意,也攒下些钱,就自己掏钱买粮食吃。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所以那个时候农民闹粮、闹退社的人多嘛。

余:实际上当时的产量,水稻四百五十斤左右,玉麦产三百多斤,你家二三亩水田,产千多斤;三亩旱地,产苞谷九百多斤。交五百斤谷子,五百斤玉麦,这个征购就厉害了。

张:交征购的,粮食不够就交钱。那时候干部狠喽,没粮食,干部逼着拿钱!我老汉还有些存钱,抵粮食任务,家里多留点粮,春荒就开始饿肚子了。

余:那统购统销以后,农民的日子是不好过了。那你还记得公社化是怎么搞的吗?

张:公社化时候,我家是最后入社的。入社就要一切共产的嘛,他舍不得这个家,舍不得钱财,不愿意一家人打散搞集体生活,不愿家里的粮食、油料、锅盆碗盏,连桌子、筷子都共产。

我老汉顽固,干部动员他,他死活也不入社。最后犟不过,东西都交给生产队,喂的一根猪都让生产队赶走了。老汉难受,也没得法,家也没有了,东西和钱都没啰,全共产啰,他咋不难受嘛。

他是老实肯干的农民,没土地,没有家,那些年自己劳动好不容易攒点粮食度荒的,也让生产队挑走了,日子咋过下去嘛?农民只有自己的家,啥子共产主义人间天堂,他是不相信那些虚的。

我家是架子屋,大办钢铁,屋子都拆去烧了的,木架子,木板壁,烧了炼钢铁嘛,老汉咋不伤心呢?啥子都没有毬啰!

我队好些户人家的架子房,都拆去铁厂炼钢铁和食堂烧锅啰,人都没住的。

余:讲讲过你们那个地方吃食堂的情况?

张:吃食堂,开始是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杀猪,共产来的社员家养的猪。巴掌大块的肉,社员吃的流油,敞开肚皮吃。

食堂做的馍馍,一个半斤,火灶蒸出来,蒸笼里大馍馍,社员也高兴,放开吃,吃不完的就扔,吃了再拿,浪费的多,山坡上,水沟里都扔的馍馍头。

没好久,我们食堂的粮食吃完啰,食堂断粮。当时喊共产主义天堂,国家调拨嘛,一个公社的,这里没粮啰,就从那边队里调。调的粮也吃完了,就恼火啰。调来调去,都调完了,都没得吃的,一起挨饿,死人也是一起死,哪里的粮食都共产吃光了,哪里都跑不脱的。

后来就没粮啰,到58年底就饿肚皮了。59年秋收下来,就过细粮关了,那个时候,到处死人!

余:59年秋收,粮食收下来哪里去了?为什么秋收后马上断粮?

张:我那时十五岁,看到队上的干部他们报粮的嘛。

收粮前,公社干部就下来了,公社干部带大队干部、积极分子组成工作队,他们带队上的干部到地头喊产量,队上报这块田三百斤,他说是“右倾”,喊产量七百斤,边上拿本本的干部就记下来了。实际上一亩只打的两百多三百斤。

那时候的干部,也蛮认真的,真的把一块块田土转下来,把产量记下了再一汇总,那就不得了!

收粮时候,公社和管理区的干部到生产队来再开会。今天只打得四千斤谷子,开会时队干部就喊打了五千斤谷,公社和管理区的干部不干了,说你是“右倾保守”,“瞒产私分”。他喊到把千斤,逼队上干部认账。然后按田块算帐,把你生产队交粮的任务一下定下来。

收下来的粮食,先国家、后集体,先交定了国家征购任务,集体才能留粮。当时粮食不准留队上,要交到管理区。国家任务定得高,管理区也没得那么多粮食,完不成任务。

所以哪个队都是割下粮食,晒干就背到粮站了。

交来交去,总交不够任务,还差一大截。公社压管理区,管区干部压生产队。粮食交完了,任务没完成,就搞“反瞒产”,各个生产队开展“算帐”运动,逼队上交“瞒产私分”。搞不出来就找社员要算“偷青”的粮食,抄家搜粮,好恼火哦。

余:泗坪公社哪个管理区交粮任务最重?

张:整个泗坪公社,粮食任务最重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我们秦家大队,一个是民胜大队。这两个大队,也死人最多。

余:你把食堂断粮的情况讲一讲。

张:我们食堂断粮有几个月,一点粮食都没有,食堂的灶头还不准断火。就是天天烧一大锅水,放一点盐。开饭时候社员打一点咸水喝。

余:没粮食,为什么要烧盐水?社员为什么还来食堂打这点盐开水?

张:食堂烧水,表示公共食堂没有断火,断不得火哦,断火就是诬蔑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攻击“三面红旗”。那时候,人饿病了不准喊饿,病了不能说是饿得病的,要不然就挨批斗,抓坏分子。

余:社员完全没有粮食吃了,那他们吃啥子嘛?

张:哎,讲起来就伤心哦!那时候政策是最不好的时候!

食堂断粮了,社员家里还不准冒烟。干部看到家里冒烟,就进来把砂罐端走,砸啰,那时候没得锅的,大连钢铁砸了,

死的就死了,活的人就接着遭罪。人饿不过,爬出去搞点猪鼻孔、野芹菜、鹅香草、蕨鸡根回来煮吃,干部发现就打。没吃的,人就只有饿死,得病的人就多。

余:公社化的时候,秦家管理区有多少人?大饥荒饿死了多少?

张:秦家管理区有七百多人,我们那个食堂是六队和七队两个队合在一起的,当时有三百多人。

我听袁忠如讲过,他现在八十多岁了,就住在桥边的,他记得很清楚。他和汤玉华,对大队的事清清楚楚,有时候还在摆龙门阵的。

他说两个队饿死了三百多人,饿死的人一半还多。62年分地,队上有活着的人数,大队一汇总,就晓得死了多少,活的多少。

我自己知道的情况,我原来是六队的,公社化的时候,六队有两百人出头,到散食堂,饿死了一百几十人。

七队原来是二百八十几块人,解散食堂时还剩了一百二十多人,死了一百六十多人。

人死了都没得人埋,就甩在沟沟、坑坑里头。我屋后头有一个大红苕窖,光那个窖里就甩了七八十人,河滩上也甩的是死人。

余:队上食堂断粮,人饿死那么多,为啥子不出去逃荒呢?

张:逃荒?旧社会穷人没吃的了,还有逃荒讨口的,走到哪家,别人多少要施舍点,施舍行善积德,我自己来世结个福缘,为子孙求个平安。上门讨口都不舍,那别人背地是要骂心狠作恶的。新社会不时兴那一套了。过细粮关的时候,天下的食堂,哪里都是一般黑,哪里都是没得粮嘛,你走到哪里,又讨得到一口吃的?比旧社会都不如哦!

那些老人带娃儿出去讨吃的,老的小的一齐饿死在路上,摊在那里没人埋,发臭。河滩上多的是死人,近前不得,好臭呵。

我还看到路上一个小伙子,死了趴在地上,手往前摊起,手里还捏一把鹅香草,好惨哦!

余:过细粮关,你家死了几口?

张:我老汉是饿死的,他叫张绍堂,是59年下半年死人最凶的时候饿死的,死时不到六十岁。我妈叫张啥子氏,名字我忘了,也是59年底饿死的。

大妹丁丁,当时读三年级,也是饿死的。小妹才七岁,是饿死的。父母饿死了,家里没一点吃的,她们搞不到吃的,饿死了。

我姐嫁到新建,活下来,我是调到公社,才保条命。

余:你父母饿死的时候情况你还记得吗?

张:记得哦!那时喝面茶汤,清水一碗,没啥子粮食的。饿得大人喊,小人哭的。实在没办法了,我父亲做生意的时候,买了块野牛皮,摆在家里好看的。这皮子“共产风”没有没收。过细粮关时候,我家就今天割一块,明天割一块,悄悄地煮在砂罐里,煮软了就吃。牛皮吃完了,人就饿得抗不动了,父母都肿了。

那天我母亲喝了半碗面茶汤,就倒床了。我出去偷点玉麦,搞点猪草回来煮吃,不煮吃不得,煮了又怕干部发现。一冒烟,干部就来了,捉到要挨打,吊起。家里不敢冒烟,我母亲倒床十来天就饿死了。

我也是搭帮荥经县公安局的高德民,他在区武装部,我跟他关系好。高德民是志愿军,入过朝鲜打美国兵,转业下到荥经县公安局。60年他见到我,要我不要在生产队,说在屋头命都要掉,劝我出来。

我先到区里,发我一枝枪,十发子弹,我说玩不来,他说我教你,在河坝那边教我打枪。后头回公社,公社把我调到到病号医院,去当看守,那时我16岁多,是基干民兵。

余:你到哪个肿病医院?

张:是泗坪公社办的肿病医院,肿病医院又办了两个,一个重病医院,一个轻病医院,叫泗坪公社肿病医院。

熊家那边是轻病医院,死好多人呢,死了一百多个。重病医院在桥基,也死了两百多。

余:你怎么那么清楚肿病医院的情况?

张:我当然清楚嘛,当时要我在肿病医院当看守,天天死人的情况我都要报公社的,那些人是我埋的,我的任务就是干那个。一个红薯窖里头就埋了两百多块!

余:那地方在哪里?你能够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

张:可以嘛,我带那么去。

余:好,一会我们就去。再说你们队上,社员没有吃的,饿死人,那几年怎么活下来的?

张:主要是挖野菜、吃草根,还有就是偷青吃。社员偷青吃,干部捉到就要挨打,有的人没有饿死,却被打死。我队上就有人偷麦子挨打,打得死去活来。

余:哪个偷青挨打?

张:打人的干部叫张贤分,这个人现在还在,在荥经,老得路都走不动了,那就是原先作恶作多了的报应,瘫子了。

晚上他自己在伙食团煮东西吃,社员偷青他就打,哪家冒烟也打。

王万章的老丈母是七队的。她在菜籽田里扯鹅香草,打点黄菜叶,豌豆巅吃,逮住了,张贤分就把她的头发挽住扎起,绳索穿过去,吊到屋梁上打,脑壳上的头皮都扯掉了碗口大,血淋淋的,人摔在地上,当时摔半死,脸上都打得紫皮红烧的,干部拳打脚踢扯头发,脑壳顶上的头发都揪完了。

还有谷朝平,饿得实在受不住了,晚上的地里偷麦子吃,被干部发现了,挨打,打得他瘫倒起不来,后来饿死了。

好惨哦!狗日的日本鬼子整中国人,也没这些干部整得狠。

姜文仪是区上的干部,在我们队上当工作队,捉住偷麦的人就打,那个人打人下毒手。

三合乡的陈业周,是公社武装部的,我们两个斗过把(斗气,——编者)的。

一个农民到公社,顺手拿一个小玻璃瓶子走了,可能是想装啥子东西吧。陈业周把他逮住,打过后抓来交给我,要我处理小偷。

我那时候是管专政的。我说他偷啥子东西呢?他说偷的瓶瓶在这里。我说哎呦,一个瓶瓶值几分钱嘛,打成小偷要关起的,不值当嘛。

他恼火了,抡起枪来砸我一枪把。我解下背着的枪来,也给他一枪把,两个人都火了,把枪口对准对方的脑壳,子弹都上好了的。高登云看到了,赶紧把我们拉住,就算了。这个事才过去。

余:你队上有饿极了吃死人肉的吗?

张:有噢,袁光福,当时三十岁,他是杀猪匠。过细粮关,他饿极了,把死人的屁股、大腿肉割回去煮吃。

工作队看到屋头冒烟,进屋看他煮吃的,切成一坨坨炖在砂罐里。姜文仪进去闻到是煮肉,先吃了两坨。还说他是偷集体的,要他交待。

袁光福没得法子了,交待说:这是死人肉,我这也是饿得没办法的,吃的死人,也没犯法。

张文仪听到,心里太难受喽,跑到墙角吐半天,吐也吐不出来,不过已经吃下去了,就把他的砂锅扔了。

余:你队上有杀牛的吗?

张:有,是两个小伙子,王和兴和吴劲治。他俩个饿很了,想搞吃的,把个半大公牛赶到岩坝上头,推到山沟里头摔死了,剥皮割肉煮吃。这两个人是我亲自抓住的,逮到公安局去法办了的。

队上牛不见了,吃过牛肉的身上有气味,我闻到一起做活路的吴劲治身上有牛气味,当时没做声。我回队上去,找到工作队周绍云汇报,就把他两个抓到队上,我审的他,那时候我的枪还没交。我说:你赶紧老实交代,今天不说你要受罪。他交代了。后来就抓到公安局去了,罪名是杀牛。那是62年,不大饿了。

余:你们那里大饥荒闹到啥子时候?

张:饿死人到62年上半年,上面政策下来,生产自救,允许社员自家种地、开荒了,那年收小春就好得多。不过,年底反私开乱占,把社员的地和收的粮食没收了。搞阶级斗争了,农民的生活,一直难过。

余:六七十年代,公社时,你家粮食够吃吗?分多少口粮?

张:一个人口粮三百几十斤,不够吃的。

余:你家是啥子时候粮食才够吃的?

张:82年,我们队上搞承包,分田到户了。我家分了一亩多地,七分田,打了两千多斤粮食。我就一个人,打的粮食吃不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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