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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史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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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香港问题的由来和当前运动的性质

作者:杨锦麟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9年11月15日

本站发布:2019年11月15日

点击率:114188次


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大陆研究香港民进党问题最早的人。1988年我出席了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台湾问题会议,会后给中央写了报告。我也因此被上边借调到香港新华社并且留下来工作。后来又在香港媒体工作了三十多年。

香港到了历史的岔路口

这些天以来,大陆流传香港的情况已经非常混乱,到了人人自危,逼得居民要买枪了,遇到危险好拔枪自卫。虽然没到这个程度,但可以说香港确实到了一个历史分岔口,它可能影响香港今后的走向。现在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历史上,香港的地位没有这么重要,两次鸦片战争英国人争夺的并不是香港而是东印度群岛。但是几经变迁,香港由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成了与伦敦、纽约并驾齐驱的国际金融中心。

历史上,中国大陆有三次差点就收回香港。一次是1945年抗战胜利,第二次是中英街短暂的炮战,第三次是1967年文革中准备提前收回香港,大陆军队已经进入了新华社。这三次都因各种原因终止了。

最后收回香港跟英国驻港总督麦理浩有关。当时,英国人从港人“反英抗暴”斗争吸取了教训,允许在政治、经济上做出一些改变,比如成立廉政公署、实行居者有其屋、恢复并扩大六合彩、开了赛马场、建了交友公园和几百公里的步行街,等等。加强了惩治腐败(还发生过港警砸烂廉政公署事件),实行一周三次赛马和六合彩,使一些人实现了暴富的梦想。另外,韩战、越战中一些人来到,大陆偷渡的一批人来到,给香港留下了一批强壮的劳动力。这些人学历低,能吃苦,有一些后来成了企业家或者演艺界名人。据统计,香港每100位百万富翁中就有40位是偷渡客。靠这些,麦理浩管治十年,奠定了香港进入“四小龙”行列的基础,使香港抵抗住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的冲击。

收回香港的缘起也是麦理浩。当时要跟大陆签新界大规模地产契约,大陆派去的是廖成志、鲁平,与华润集团合作。这个契约一旦签了,就跨越了1997年,等于1997年后英国仍有治权。廖、鲁二人同意,回北京向邓汇报后被邓回绝了。在当年国庆节观礼时,邓告诉麦理浩,主权问题不能讨论,但是请在港的投资者放心。麦理浩回到英国后没有讲邓的前一句话,只讲了后一句,当天英国股票大涨。后来,赵紫阳在书记处会议上说:“英国人太坏了,如果麦理浩晚讲十年,我们的情况会好很多。”当时外交部讨论此事,说如果再签一个契约,我们就成了第二个李鸿章。谈判方案是廖成志、鲁平、李灏拟定的。后来邓分十四批接见了香港各界代表。黑社会的人也来过,是陶泗驹见的。那时香港黑社会兴风作浪,再加上台湾势力极力破坏回归,麦理浩又释放出“民主”的招数。早在周恩来活着的时候就坚决拒绝港英当局搞“殖民地公约”,说如果实施民主选举,就提前收回香港。但是1967年的“反英抗暴”把反共电台的人烧死,香港普遍对左派反感,左派没有发言权了。

一国两制,最早是邓设想解决台湾问题的。对香港问题,政策的主轴是用赎买来换取英国人的配合。比如发行钞票,是英国人严格控制的汇丰银行发行(中资在汇丰有股份但是比重很小);再如空调机和燃气市场由英国人经营,每年拿走40到50个亿港币的利润。这些都是为了换取他们不破坏一国两制。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香港仍是一只下金蛋的鹅。只要不出状况,大陆需要香港为我们下金蛋。应该说邓处理香港问题,是比较有格局、有眼光的。在英方承认中方主权的前提下谈判,但要给英方面子,让他们下台阶,就是让他赚钱。除了经济上退让、赎买,还有法官继续让他们当。但英国还是给我们挖了坑。1989年风波,全球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英国趁机抛出新机场方案,选址最烂,靠填海填出一个机场,而且那里风切面发生率最高;1997年回归时,留给中方的外汇储备非常少。回归后过渡期十四年,由于中方两任秘书长的叛变,又让英国占了很多便宜。

即使如此,我们立下的三个战略目标非常有意义:一,垂范台湾;二,是开放的管道;三,是资金的来源。在改革开放的进程里,这些目标发挥了重大作用。改革开放之初的绝大多数资金都来源于香港,远多于美国和台湾。今天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香港已不再能垂范台湾了;开放也不需要通过香港了,国内的资金也很充裕了。

但是,中方的人员部署没有适应这种变化,而今天这位未必清楚这一点。前年,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他去了,表示非常高兴。在回来的飞机上,他对身边的人说:第一,港澳办、中联办在香港处理得这么好,要给100分!第二,香港搞得再好也是资本主义。

香港是怎样一座城市?

在近、现代史上,香港人的特征:

(一)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门户。最早的赴美留学生是从这里出去的;洪秀全受西方影响,创立的“拜上帝会”发源于香港。

(二)在历史上香港具有“逃城”的性质。此语出自《旧约》,里面记载了六座逃城。被判了死刑的人潜逃至此,等待机会,或者就此叛离了母国。太平天国、几次民运、孙中山、国共合作时期都有这样的例子。南昌起义失败有120人逃到香港,后被港英当局押送回大陆;1949年后历次运动,土改、反右、大饥荒有很多人逃到这里;张国焘在港一直住到文革才转到加拿大;红军“叛徒”龚楚在港定居四十年后回到内地,邓还给他盖了小别墅(这是那一代人的处理方式)。

(三)历史上香港是颠覆政府的基地,策动反叛,尽管从来没有一次成功。香港只扮演逃城的角色。

(四)香港是在华人世界里一座特殊的城市。有某种革命传统而且有不可替代性。比如抗战时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再如解放初期一批年轻人回国投身于建设(可惜下场都很惨,比如容国团文革中被逼自杀)。香港曾经是颠覆旧中国的基地,为中共保留了人员和资金,有家国情怀。即使受压,也保留着浓厚的感情。大饥荒时往家乡寄面粉、衣物。改革开放之初,港资像潮水般涌入内地,“六四”几十万人聚集,关切着局势发展,内地地震、水灾,港人慷慨捐款。

而这一切,断了,断得非常彻底!

香港经济地位是多种因素决定的

香港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主要有几个特征:

1)有国际认同的法制结构。

2)可以自由兑换货币,港币同美元挂钩。

3)有自由、畅通的信息传播。

4)有以信用和契约精神为内容的价值体系。实行普通法架构。

5)有与世界自由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体制。

正因为如此,所谓“再造几个香港”纯属扯淡。上海徐匡迪说过一次后来再也不说了。“把澳门变成另一个香港”也是天方夜谭,正如拉斯维加斯取代不了纽约一样。澳门的社会治理最原始、最落后。那里是马万祺、何鸿燊等四个帮派体系操控的社会,人民收入都与赌场有关,社会结构牢固。它扮演不了示范的角色,无法向世界宣示中共能管理好现代化大都会。

关于台湾统一

历史上有三次统一的机会,可惜都失去了。

一次是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国民党花了相当大的功夫,工作细到了街道、村,写了5000多万字的报告,培养了两万多名台籍干部,成立了接管委员会,准备把台湾建成“三民主义模范省”。蒋介石甚至做到了拒绝党务系统,接受了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陈沂,其本意是不希望再像大陆时期那样统治,但那个政权母体的腐败必然导致高压。后果就是引起了台湾人民的剧烈反弹——“二二八”起义,蒋采取了残酷屠杀,死伤两千多人。此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至今还左右着台湾社会的政治分野。

第二次是香港九七回归。这个事件有举足轻重、承前启后的作用。

第三次是九九澳门回归。

如何看待近期香港的事件?

(一)有人说是“颜色革命的香港版”。从形式上看有这个痕迹。比如美国驻港办事处有一千多个编制,做工作非常细,物色一个人,预判他将来有利于美国,可以把工作做到人、做到家。相反,回归后中国大陆在港编制有增无减,数以千计甚至上万人,工作却是无所作为。二十二年了,港英殖民政府没做到的都让中共做到了!

(二)也有人说是“暴乱”。的确出现了这些现象,所以才有“止暴治乱”。

(三)但是,与历次街头运动不同,这次没有领袖人物,群龙无首人有首。采用的是新的方式,有人说香港引领潮流,非常前沿。这是用“颜色革命”无法解释的,所以那些人只好说“黑手隐藏得很深”。街头也有人想扮演“大佬”,可是年轻人根本不鸟他。没有站在前台的领袖,包括黄之峰也不是。但这次运动的动员组织能力非常突出,有超强的迅速集结效率、后勤物资供应、心理辅导,可以说是组织有序。他们有联络方式,上百万人井然有序,前方缺什么,一个手势马上送到了。

这些,法国“黄衫军”没有,同各国的颜色革命无关。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做到这个程度。它是2000年以来各国街头运动的范本,网络时代的范本。是因循守旧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有人说是香港民主党(即李柱明、黎智英、陈方安生等所谓“新四人帮”)在背后支持。其实民主党根本无法有效地操控,也没有任何证据。还有人说运动的参与者多数是无业游民,不然,事实上有许多是高学历的人,有楼有车,甚至有公务员。

外国确有介入。驻港CIA,军情五处等。但香港警方、廉政公署仍为英国军情六处把控。

台湾这次介入甚深,很直接。用“夏令营”的形式培训一周左右。情势紧张时,曾有500人进入香港三个月。大陆有4000人的武警进去。

所谓“港独”。最先是梁振英把这次运动说成港独,因此人们称梁为“港独之父”。实际上真正主张港独的是极少数,没有什么影响。(正像最先讲出“台独”的是一个共产党人叫史明。)具有组织形态的“港独”没有发现,但有不少人对大陆有疏离感。一类是祖上是“黄世仁”、“周扒皮”的,二是受过完整的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三是“去共产党化”的新一代。李登辉、陈水扁在台还是要“去中国化”,而香港青年连中国教育都没受过。《政治通识》,中国大陆完全是另一种解读。美国民主基金会赞助的,在香港回归前,我写过十几篇文章不断提醒大陆要注意,无人理睬!

长期以来港人有恐共、拒共情绪。港人离祖国最近,接触信息最多,恐共在媒体时代感触最深。“六四”、“逃犯条例”,董建华被五十万人“不认识”,静默地走到集合地点,互相不说话,渴了自己买水喝。用这种方式表达诉求。2005年迫使董建华提前下来。

香港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今天这样的打砸抢,而港人抱着容忍的态度对待。而且秩序恢复得非常快,地铁瘫痪了,人们就默默地换乘其他交通工具。多数人遵守法律的习惯没有改变,政治沉默没有改变。

有无外来的支持?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台湾蔡英文给钱,虽然不多。

导致乱象的原因

我个人想说,不是外部势力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一)四任特首都不是大陆培养的人。董建华是美国共和党亚洲支部的,又是大西洋协会的理事,与布什家族关系密切。董通过美国内阁的华人赵小兰认识的他们,而赵小兰最擅长搞外交。董是霍英东推荐给大陆的。第二任曾荫权在哈佛读书,曾在港英当局政治部担任负责人。第三任梁振英一贯以左的面目出现,其实也是英国人培养的,惊人介绍给中方。梁全程参与了“基本法”的起草。这种人在体制内很左,到了体制外有极右。第四任林郑月娥是个不靠谱的人。四任特首没有一个是中方培养的,与大陆的价值观格格不入。

(二)18万特区公务员,没有一个对祖国有感情。百年殖民统治,公务员只是执行者,“基本法”就是这么定的。公务员里只有两个共产党员(地下的),但都没有保留住。一个毛钧年,1987年大陆让他参加党的十三大,自己暴露了是共产党;另一个马力,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文笔口才都是一流,但得了肝癌去世了。这两个人没有留住,才有了梁振英的机会。

有人问:一国两制,香港那一制怎么保证?这不是一两个共产党员能保证的,需要敢讲真话的人。再也没有徐四民了!他是香港《镜报》月刊的创办人。

要知道,所谓的“革命”捍卫的是自己的自由,没有更高的期望,从来没有别的想法。自由对香港普通人是最高的价值观。这次,由于一个人的做法不当,使更多的人失去了对合法手段的信心。白纸黑字的“中英联合声明”说不作数就不作数了,怎么还有信任呢?现在,香港所有的媒体被大陆收购完了,只剩下黎智英的《苹果日报》这一份了。新媒体对大陆来说是完全的空白。《大公报》、《文汇报》、《香港商报》三家报纸在港销售不超过500份,《凤凰卫视》在港收视率为零。

自由,还不是民主,自由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是最基本的需求。香港除了“逃城”之外,还是一座商人的城市,几乎无人不逃税。最近流传李嘉诚逃税5.3万亿港币的税,真罚起来要把他罚光了!就是说,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逃犯,每个人都会想:我经常去大陆,去赤腊角机场,我安全吗?

香港又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最成熟的城市,与任何发达国家处在同一个水平上,经济、社会运行中的矛盾、贫富悬殊等问题,也都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

(三)关于中英联合声明。英国人放弃了原来的长期布局,只着眼有限时间内的有限利益。在同一时期,台湾实行转型,把眼光投向了高新科技,1995年规划了航运中心。而英国人却在香港搞“前店后厂”,形成经济空心化,此举导致100万人的低收入群体,每人每天的工资买不起一个盒饭。为此,政府每年要拿出100亿港元给予补助。

另一方面,大陆的权贵利益集团与香港的资本相结合,实施资本转移,就是洗钱。我女儿在港买不起房,而贾庆林的外孙女在香港半山(富人区)有整整一层楼,据说价值30个亿。不仅贾家,几乎所有高官都在港有一席之地,这些并不是新闻。香港的年轻人知道后,会爱这个党吗?连我都不爱!

香港经济受到某些财团的裹挟。回归之初,董建华提出“数码港”的方案,受到地产商的反对,又加上SARS来袭,转型失败。而当初“数码港”的提出早于其他地方至少20年。

台湾一位企业家曾经提出要在香港发展芯片产业,也被阻挠,结果台商到了上海发展。总之在这里什么都不能干。嘴上说“经济结构调整”,实际上20年无所作为。培养的人才被新加坡、台湾拿走了,本地实业空洞化。人们调侃说:香港最优秀的人才集中三个行业,一金融,二地产,三地产金融。这个状况不仅是负担,实际上是潜在的火药桶。今天香港新的支柱产业还找不到北,没有方向。

(四)关于香港的教育。香港是二文三语,即中文、英文,普通话、粤语、英语。殖民地100年,英国人拒绝承认新中国的法律和台湾的法律,只承认清朝的法律,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男人还可以娶小老婆。日本占据时期实施粤语教育,600百万港人只能在两广与内地人沟通。回归后开始学普通话,不普及。大学教育还是英文为主。回归后22年无大变化。

港人的祖国认同其实是有的。回归的过程很平稳,18万公务员里只有4人离开香港。中英两国政府交接后无任何骚动,平静得让外国人失望。回归后在港的第一场足球赛,升国旗奏国歌时,有三分之二的观众茫然不知所措。但到了第二场,全体起立,右手抚在左胸前肃立。而现在呢?国旗被烧!这是共产党教出来的,教出了自己的掘墓人。

对港人的国民教育,教材是北师大专门给香港编写的,里面居然讲中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没有一个贪官。连爱国人士看了都摇头!

传统教育被与港人父辈迥异的教育所取代,这是回归后暴露出的问题。教育同他们经历的恐共、拒共、反共的历史相抵触并持续发酵。在“占中”运动中,一个女孩说她的父亲就是从大陆偷渡来港的,身上还有偷渡时被打的枪伤。大陆驻港干部只跟资本家交朋友,每天吃喝玩乐、捞钱做生意,没有鱼翅、鲍鱼的饭局不出席。直到最近才开始学习粤语。这一点比美国人做的差远了,人家能够熟练地用粤语对话,形成鲜明对照。国内这个母体的腐败不可阻挡。

最近香港的动荡真的到了“逢中必反”的程度,这个现象只有在当年“二二八起义”时才有。而市民所表现出来的容忍才是最可怕的,他们在捍卫自己的尊严和自由。

另一方面,大陆官员和西方许多大财团在港都有利益,所以目前局面还是可控的。现在已经有“暴力不能再玩下去了”的声音发出来。年轻人缺乏“止损”的训练,最终的结局,现在还看不到。“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说是这么说,最后还是要有所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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