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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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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化同步”,县域统筹与社会管理

原标题:徐勇在云浮农村改革专题讲座

作者:徐勇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年10月07日

本站发布:2011年10月07日

点击率:908次


  今天就三化同步、县域统筹与社会管理,从全国的情况、从理论的角度跟大家谈谈一些粗浅的认识,供大家参考。

  一、三化同步是“十二五”期间的重要任务

  大家知道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这个建议里面首次提出了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这是“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我国科学发展一项重要任务。三化同步不是偶然提出来的,而是我们党“十六大”以来关于解决三农问题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延续。大家知道“十六大”我们党提出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十七大”提出的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要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一次提出来的三化同步就是统筹城乡发展方略的丰富和发展,也是中央立足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和三农实际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应该说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完整的发展链条,环环相扣,从世界发展规律看,三化同步是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我们说的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就在于它实现了三化,这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标志。我们说我国现在是发展中国家,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三化同步。发达国家有高度的工业化,同步的城市化和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就是工业化起步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大概都是几十年时间,不像老牌的工业化国家都经历了几百年时间,所以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特点就是工业化起步晚、进度快。所谓工业化就意味着人口、资本、技术和需求高度集中,就由此带动了城镇化。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发动机,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又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类型是人口城镇化快于土地城镇化,在工业化过程当中大量的农村人口涌进城市,造成了所谓的贫民窟,城市难以消化这些人口,像印度、巴西就是典型的代表,城镇难以承载迅速涌进的大量农村人口。第二种类型的城镇化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这个典型的代表就是我们中国,大量土地变为城镇以后,人口没有及时的转化为城镇人口,我们现在的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以下,但是农村人口高达一半。世界的一般规律是GDP、财政和人口三个指标是一致的。我们农业的GDP占了10%左右,但是我们的农村人口占到将近一半,这就造成了所谓的“农村病”,现在经常看到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等,农村出现了一种空心化的趋势。现代化过程最难处理的就有两大问题,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农民,现代化过程就是土地消失和农民消灭的过程。这个消灭不是人的主体上消灭,而是要怎么消化,消化这么多农村人口,这是一大难题。所以我们说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农业现代化,发达国家农村人口少,农业发达,农业生产率高。我们经常说美国最发达是高科技发达,其实不然,美国人认为它最发达的是农业。美国农业部是最大的部,是雇员最多的部,美国粮食如果出现问题,世界上将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会受到饥饿的冲击。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三化是不同步的,或者是脱节的,工业化先于城镇化,城镇化先于农业现代化。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文明古国。新中国建立前基本属于农业国家,当时有三个“85%”,这是我们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一个基本国情:85%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85%以上的财政收入、85%以上的人口都在农村。新中国建立后前30年我们实现了第一次工业化,初步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用洋货、用洋油的时代结束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进入了第二次工业化,第二次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85%以上来自于非农产业。我们现在成了三个世界之最:最大的制造国、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这是第二次工业化的巨大成就。这是很不简单的,我们把美国100多年的制造大国霸主地位掀下来了,这个很不简单。但是我们现在制造大国的两头不行,第一头就是高科技,我们还没有成为一个原始、自主创新国家,我们现在谈中国发明还是谈四大发明,当代世界我们能拿的出手的创新型的产品很少;第二个就是农业现代化落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大家知道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标志,但是这个全会的原来的议题就是讨论农业、农村问题,后来我们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这就是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吃饱饭问题。大家知道几千年来中国就是农业大国,就是民以食为天,天不是皇帝,而是吃饱饭。这个天大的问题是靠我们农村改革解决的,这个成就是我们现在还很难理解的,现在大家吃饱饭了,没有饿饭的经历。我到俄罗斯去过几次,俄罗斯有一个社会科学院院士陪我,有一个院士几次都问我这个问题,他说:徐教授,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每天40亿顿饭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说:什么叫40亿顿饭?他说:你们不是有13亿人吗,每天吃三顿不就是40亿顿饭吗?因为我们是身在其中的人没有这个数字概念,但是俄罗斯人有。他们现在吃一顿饭都发愁,俄罗斯的国土面积比我们大,人口比我们少的多,还不到一个零头,但是它到现在还没有真正解决吃饱饭问题,还是以石油换粮食。中国靠改革一举解决了13多亿人的吃饱饭,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我们国家现在在世界上唯一不受争议的成就就是这一项指标,就是让这么多人都有饭吃,这在其他国家难以想象。在这个巨大成就的背后是深层次的矛盾,这就是我们的三农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大家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三分之一以上的一号文件都是涉农的。我们国家的目标是依法治国,实际上还是政策治国,实际操作当中是政策治国,政策又体现在文件,文件又以一号文件为最大。三分之一的一号文件都是涉农的,这就是古代打仗的令牌,令牌一甩你就要冲上去,十多道令牌都是涉农的,可见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但是这个过程中是不同步的,不平衡的。

  我们国家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不同步的,甚至是脱节的,主要标志就是农业的现代化水平还不高,农产品供应体系还不牢固,农业靠天吃饭的格局还没有改。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是有关水利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的基础水利设施还很脆弱,用农民的话讲就是我们现在还是吃的邓小平同志的饭,用的毛主席的水,水利设施还是改革开放以前的。我们的基础设施不牢就很难抵御自然风险,稍有风吹草动中央高度紧张。去年我们的一个调研报告就是涉及水利的,这个报告送上去以后得到副总理的高度重视,专门批示到水利部,在整个水利部传达我们的这份报告,说明水利在解决三农问题当中的重要地位。这个基础不牢固照样会地动山摇。

  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家庭经营。家庭经营是我们的生产细胞,我们整个农业肌体还不强健就是因为家庭经营细胞活力不够、能力不强,它的生产能力还很低下,生产率还很低,务农收入低,精壮劳动力就不得不在农业以外去寻找生存发展机会。从整个国家来讲,我们的农民家庭的收入还是基本处于吃饭靠种田、用钱靠打工的格局,还没有做到以农致富,农民没有办法以农致富,就只能跳出“农”门。最近几年大家注意到小岗村颇受争议,为什么受到争议呢?小岗村一夜之间脱贫,将近30年没有致富,讲小岗村的第一书记的电影非常值得一看,怎么样使小岗村摆脱贫困、走向小康。小岗村受争议不在于小岗村本身,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我在全国去找以农致富的典型没有找到,现在所谓的致富村都是工业村,都是以工致富、以商致富、以矿致富,找不出来一个以农致富的村。华西村是中国第一富,但是华西村没有一寸耕地了,没有一个务农人口,这个村只是历史的记忆。我找来找去找到大寨。农民当中流行这样的话,毛主席个子大,他就喜欢大,什么大跃进、大寨、大庆,邓小平同志个子小,喜欢小岗、小康等,这是老百姓的一些流传。只是我们看到农业学大寨中的大寨也不是靠农业致富的,农业的产值只占很小比例,他们是靠旅游、靠矿产致富。

  如果农业无法致富怎么可能把农民留在农田里呢?现在也不能回到人民公社时期,通过户籍制度把农民牢牢的限制在土地上,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最深层次的矛盾。1996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学者叫布朗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谁来养活中国》,根据他的推算,到2015年左右,我们的务农人口大量减少,种田的人少了,吃粮的人多了,这样会造成世界粮食危机,最后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个话有一点危言耸听,但是也不是没有道理。现在不是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而是谁来种田的问题。“80后”的年轻人基本没有愿意种田的,根本原因就是务农的比较效益低。农业现代化在整个三化发展链条中是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而这个薄弱环节是农业、农村、农民自身难以解决的,不像工业化和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通过高收益的牵动实现自运行。最初的工业化是靠从农村拿来农业剩余,剥夺农民,第二次工业化是拿廉价的土地和廉价的劳动力,是第二次剥夺,现在进入到信息化,新型工业化阶段,就可以自运行了。而且这个自运行是加速运行,现在为什么欠发达地区要去招商引资,发展工业呢?就与这个有关系。城镇化也因为城镇文明程度的提高而自行发展,人往高处走,为什么人愿意进城,而不愿意下乡?因为城镇化是自然趋向,在这个过程当中农业就会因为它的收益低而被抛弃,所以特别需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扶持。我们国家提出三化同步正是从整个发展战略的高度提出的一个重大举措和重要任务。

  我觉得广东省和全国情况也相似。过去广东省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用珠三角遮盖了广东全省,在外人看来广东省就等同于珠三角,以为广东省就是一个富的流油的地方。其实广东省的情况和全国是一样的。与发达的工业相比是相对落后的农业,与迅速发展的城镇相比是相对落后的农村,它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不同步就造成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农村和农业是整个发展链条当中一块短板。我们都知道木桶定理,木桶能装多少水不取决于长的那一块,而取决于短的这一块。广东省要达到先进国家水平,率先实现现代化要赶快补短,只有迅速的实现农业现代化广东省才可能实现整体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实现的重大任务主要就在农村地区,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过去的粮仓在珠三角,要在珠三角把厂房推掉建农田不可能,这就需要我们考虑如何在欠发达地区尽快的实现农业现代化。欠发达这几个字也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虽然我们说云浮是欠发达地区。如果比较标尺是珠三角的确如此。但是那里主要是工业化,以工业化为导向的格局。如果是用三化同步这个标尺,在这个总体格局下有可能迅速把劣势转化为后发优势,你有可能实现三化同步。

  实现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农业、农村问题,农业现代化首先要改变传统的农业观,要建立大农业的概念和理念。现代农业不能局限于传统的农业产业,在产业上是农业、工业、服务业相互渗透、互为支撑的体系。没有化肥、农药、种子等工业就没有现代农业,没有金融服务业也就没有现代农业。说起来美国的纯农业人口只有2%—3%,但是相关产业的人口达到10%—15%,连带产业的人口达到30%—35%,所以它是一个大农业体系。我们现在不能一谈到农业现代化就是农业部门的事,就是农业局的事。除了产业体系以外,还是多个产业形成的链条,离开了工业不能提供现代生产资料,离开了商业农产品的价值无法实现,这是一个产业链条。我们看到现在产业链条越来越长,产业链条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过去产业链非常短,自给自足,顶多是到小集市内卖一些有限的产品,现在的农业产业链条越来越长。社会化大生产将农业纳入到整个社会大生产的体系中。生产资料高度社会化了,不是自己种农家肥,生产过程也是高度社会化了,不是农民自己在那里种田,生产结果也是高度社会化了,生产的产品不是某一个农户的,所以它已经纳入到社会化的大生产中。但是我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作为一个产业的起始点、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地位还比较低下,因为是小农户。小农户在整个产业链条是组织程度最低的。整个产业链条中其他的环节都有组织的行为,组织的集体和团队,而农户是一个能力比较低下的单位,大量的中间利润没有到农户那里。这就是我们最近几年农业增产了,农民没有增收或者增收幅度比较小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需要改变我们对农业生产的看法,要将农户生产作为整个生产过程当中的第一车间。现代农业生产是工业化生产模式,农户生产应该是我们的第一车间,因为它是直接产出产品的,第一车间的利润应该是最高的。要牢牢树立家庭生产经营细胞是整个产业链条的第一车间的意识。

  现代农业还是现代生产经营组织体系。现代农业不是一个简单的农业现代化问题,而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共同构成的现代生产方式,也就是说我们要按照前面讲的整个农业现代产业链条来构造我们的农业经营组织体系,这个组织体系就是公司化。农户应该是公司的一个细胞组成,农户既独立生产经营又依托于公司的组织化,这样就可以实现劳动与资本要素的相加。大家知道我国从1957年、58年到78年,经历过20多年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做出很大贡献的,但是为什么后来失败呢?因为公社这种方式是劳动力和劳动力相加,一加一不一定能够等于二。为什么后来回到家庭经营呢?当时农民讲“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为什么要回去呢?就是因为公社化中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增加,没有增量,是劳动力和劳动力的相加,劳动力相加之后组织在一起需要高度的觉悟,但是人的觉悟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所以就出现了偷懒,所以就出现了“自留地里打冲锋,集体田里磨洋工”,在三分自留地里拼命干活,在集体大田里就偷懒,效益是递减的。公社化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没有现代生产要素的进入。那么公司化的特点就在于通过公司的方式把大量的现代生产要素引入农业,资金、技术、管理,大量的现代要素进入到农业领域中,一加一可能要大于二,甚至乘以二。早在1998年我就提出一个概念叫“资本农业”,资本农业就是把所有的生产要素都作为资本,包括土地、劳动力,通过资本经营的方式来组织农业,这样就使这个农业体系是开放的,不断有大量的现代生产要素进入到农业体系中,节约了成本。但是这个概念提出来以后有过一段争论,主要可能是因为意识形态问题,因为资本很容易联想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肯定是要排斥的。但是我认为资本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一个特点。这次非常高兴我在云浮找到了我这个理论的依据,因为那只是一个构想,没有找到实践的依据,我这次找到了,所以非常高兴、非常激动。我觉得温氏集团就是中国特色现代农业的一面旗帜和一个示范,我们现在讲农业现代化,讲现代农业,前面一定不要忘了四个字。哪四个字呢?中国特色。因为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美国道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农业落后,农民众多,这个原始起点和美国的原始起点不同。美国的原始起点是农业发达,农业人口短缺,农民短缺,所以它才有了大量的贩卖黑奴,大家看美国小说都看到,大量的黑奴从非洲贩卖过去当农民。在美国只有农业问题,没有农民问题。为什么我们叫三农呢?是因为我们不仅有农业问题,更重要的是有农民问题,这就决定了我们国家不可能走美国式的道路,实行大农场。假如我们实现大农场制度,那就意味着大量农村人口必须从土地上流出。我们有一个测算,户均十亩地才能够勉强维护温饱,一百亩地勉强达到小康,一千亩地才能达到小康有余。为什么现在农民不能致富?土地规模太小。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没有效益就没有投入,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你要走美国大农场道路就必须要把990个人转移出去,但一下转移的出去吗?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所以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不仅要解决农业落后问题,而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农民如何从农业产业中就业增收,这是一个大难题。在中国能够解决三农问题恐怕是真正能够成为伟人的,我们国家要修一个城、一个厂,相对比较容易,我们现在的建筑恐怕比秦始皇的阿房宫难度要高,要建一个城市修一条高速公路比较容易,但是要解决三农问题恐怕很难。20世纪三大伟人—孙中山先生、毛主席、邓小平,很大程度在于他们提出了能够解决农民问题的正确主张。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除了要解决农业产业落后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农民增收就业问题。温氏集团确实抓住方向性问题,这种公司带动农户的现代经营模式既引进了高科技,同时又带动了小农户,四万个农户通过这么一个集团能够持续的增收、就业,这就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我们现在一谈农业现代化都是往美国跑,往欧洲跑,近的往日本、韩国跑,最靠边的是台湾,其实那些不一定学的到,好的东西也不一定能学。我们注重的远在天边,还不如关注就在眼前所创造的经验。温氏集团不仅是创造利润,而且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中国特色现代农业闯出了一条道路,实现了劳动和资本的有机结合。资本农业这个概念为什么不被人接受呢?就是因为在现有的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中往往是公司吃农户。为什么我们对资本那么恐慌、恐惧呢?因为资本精明的组织实体天性就是扩张和增值,资本的天性就是不断的扩张增值,在这个扩张过程中为了获得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往往牺牲小农利益。所以公司加农户往往是能够有好处大家能够共享,共享好处,但是有难不能同当,有福同享的过程中,福还是很小一点点,给一点点小利,但是不能有难同当。公司加农户在内地可以说是大多数都是失败的,就是没有处理好资本和农户的关系。温氏集团的核心就是把资本和劳动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共存共赢,有难首先我当,有福更要同享,这才是我们中国要发展的一条道路,中国的道路就在这个地方体现出来。所以我这次非常高兴我的一些理念在这里面找到一些根据,当然做的要比我的理念更好,特别是解决了一大难题――资本和农业、资本和劳动的问题。我们讲和谐社会,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劳资和谐。

  二、县域统筹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支点

  我们知道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统筹发展,这是我们党新时期领导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法。统筹发展的难点是城乡统筹,因为我们三化不同步。而城乡统筹必须找到一个支点,即我们从什么地方着手、着力点在哪个地方?这个支点就是县域。因为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大国,县域发展具有重要的地位。县域是国家的基本和完整的行政和经济组织的单元,县镇以下的乡是不完整的政权,所以国人说“郡县治天下安、郡县丰天下富”。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我们中国是天下富了,就是因为我们郡县还不富。国家有效治理的基础在县。我们的县域覆盖农业总量的90%以上,是农业产品的高密集区;涵盖人口总量的80%,是人口的高密集区;涵盖国土面积的90%,是国土资源的高密集区。同时县是城市的尾、农村的头。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在县。

  我们最近几年特别重视县域经济发展,但是现在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新的战略背景下的发展。县域发展、县域统筹首先就要有一个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最近比较流行的“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新的概念,是借用工程的一个概念,也就是从最高层开始,站在一个战略制高点上,确定目标、自上而下一层层进行设计。顶层设计对我们国家非常重要,也就是我们以往的发展往往缺乏对规律的认识。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国家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也遭受重大挫折,就是因为我们缺乏对规律的把握,对方向的把握,所以不断的“翻烧饼”、折腾。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讲到,我们30年最大的体会有“三不”,其中一“不”就是不折腾。但是要不折腾必须要有一个目标,要有一个科学的目标。现在中央认识到这一点了,我们地方上的发展也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特别是在县这一级,它是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农业是一种自然放任的行为,这样就使我们农村工作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一些地方的领导决策往往是个别决策、感性决策、经验决策。有人讲地方干部是“三拍”干部:要政绩突发奇想拍脑袋,遭到置疑拍胸脯保证,出了事情拍屁股走人。当然这是不恰当的比喻了,但是也说明了我们决策的科学化程度还不高。特别是我们在做县域统筹的时候,统筹的意识更要强化。在三化同步的大格局下,我们做一件事情要考虑到三农的统筹,即在我们国家不仅要解决农业问题,还要解决农村农民问题,你在农字头本身就要统筹。三农怎么统筹?三农以外还有工业,还包括第三产业,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这就需要顶层设计。也就是按照城乡统筹的思路和本县的具体实现战略进行科学论证,给自己的发展定位和定向。这两“定”是非常重要的。“十二五”规划首先是定位。定位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是发展中国家呢?农业现代化短腿。然后定向,定了位以后才能定向,定了向才有目标,所以这“两定”非常重要。在这两定中县委书记就是战略规划师。世界发展有两种变迁的方式,一种是自然变迁,一种是规划性变迁。在农业时代,自然经济是自然而然的一个发展过程;规划性变迁是工业时代。现在我们整个社会进入了工业时代,但是我们人的观念还停留在农业时代。这里面也有一个过程,比如说世界第一个工业化英国最初也没有科学规划,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出现了把城市和农村统筹规划的理论和政策,就是“田园城市”构想,把城市和农村统筹起来规划。

  县域统筹的基础是主体功能区化。主体功能区是专业化、区域化的分工,这个提法和我们党长期实行的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工作指导思想是一致的,但是它又具有更为科学、明确的含义。县域统筹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是由不同的部分构成。现在地方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讲统筹只讲统。有些地方基层干部经常就说统筹统筹,一统就“愁”。所谓统筹就是把下面的资源拿到我手上,我来调控。这种思路是与科学发展不一致的。我们这个系统运行的基础是各个部分的有效运行,充分发挥它的特有功能,所以当今的县域统筹包括不同的产业和领域,需要根据地域特点进行区域性分工,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最后达到百业兴旺。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分工、分业的世界。马克思讲到为什么大工业能够战胜农业,奥秘就在于分工和专业化。一个地方一个人要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这就是绝活。一个地方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绝活,要做到极致化,这样才能实现差异化发展,而不是同质性竞争。这方面我们觉得云浮远远走在全国前列,有很多经验,在各个地方形成了错位式发展,逐步展现出我们县域统筹的基本格局。这里面更重要的是指明了一个理念、确立了一个方向,就是发展农业也是有出路的。这个非常重要。内地现在普遍有悲观情绪,认为农业是包袱。湖南、湖北是三农比较集中的地方。干部往往和广东比,广东靠工业致富了,我们也要搞工业,农业就是一个包袱。所以我看到我们错位发展不仅是推动了农业发展,更重要的是指明了农业也是可以致富的,给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没有找到以农致富的点,我们就要创造出这么一个示范点。这在世界上也有案例。大家知道最典型的是荷兰,荷兰的人均耕地是0.8亩,比我们还少,农业劳动力只占世界的0.02%,耕地不到世界的0.07%,但是他们出口的农产品份额占了世界的9%,这是一个典范,农业是有出路的。它的秘密就在于特色农业。所以我们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是规模化、特色化、专业化的产业区。刚才讲了产业链,还有一个产业区的问题。

  县域统筹的关键是科学统筹,在分的基础上必须要有科学的统,没有科学的统就不可能有合理的分。现在很多地方之所以搞重复建设、村村点火、乡乡冒烟,就在于我们的干部考核标准一个样,财政支付一个样,这样就会形成务农吃亏,谁务农谁吃亏。一亩地用来修厂房还是用来建猪场,产出完全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谁能赚钱谁干什么,当然要往工业化方向发展,往发展工业这一条路上挤。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农业会成为口号农业呢?说起来是重中之重,放下来轻而又轻,就在于考核标准和财政基础。所以没有科学的统你就很难有合理的分。我觉得云安在这方面是做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它开始破解了如何分的机制体制问题,用国土面积极小的工业区的产值补贴其他区域的财政,不要大家都挤在一条路上去。这破解了中国县域发展的一大难题。

  三、创新社会管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发展不平衡。总理的人大报告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讲到发展不平衡问题。这个不平衡就表现为相对工业来讲农业落后,相对城市来讲农村落后,相对经济建设来讲社会建设落后。实行三化同步、县域统筹是解决前两个不平衡发展,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则是要解决后一个不平衡问题。我们讲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在不同的阶段对人的管理有不同的特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有两种职能,一个是政治统治,二是社会管理。历史上的社会管理都是适应政治统治需要展开的,更主要的是“管”字,就是把人管得死死的。从秦始皇开始的户籍制度一直到现在仍然还在实行的户籍制度,它的重要特点就是把人管死,牢牢的限制在土地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管理是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展开的。经济建设是要把物质生产放在第一位,因为没有物质生产就没有人生存的依据。所以我们要长期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经济建设是以物为中心的建设,人跟着钱走,钱在哪个地方人就往哪跑,人跟着钱跑,追逐资本而去。珠三角这些地方,不仅是资本到那里了,人也跟着到那里去了。所以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而且流动性过剩。这种高度流动的社会就需要创新社会管理。流动的社会要成为有管理的社会,流而要有序,活而要有序。现在的人也不同了。我们讲的人跟着钱走。但是人和钱不同,人是有思想意识的。钱不仅不能解决人的需求不断扩大的问题,还会产生制造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社会失范、社会失序、社会失衡。我们现在要研究人,社会建设一定要关注人和人的变化。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国的老百姓是非常善良的,你在世界上找不出有中国老百姓这么善良、朴实、勤劳的人。所以昨天看到温氏集团的董事长,我说你是有农民底色的现代新型农民。他保留了农民底色:勤奋、朴实、互惠,这是好的东西。我记得前几年在广东不是太突出,但是在两湖特别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农民负担问题。农民负担到什么严重程度呢?用朱镕基的话讲是到了民怨沸腾。最后中央由于工业化积累了大量财富以后痛下决心取消农业税。两千五百年以来的农业税取消确实是大得人心,祖祖辈辈农民种田不交钱了,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农业税废除大得民心,但是接下来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和人相比不是一个纵向的比较,而是横向的比较,不是和旧社会和历史相比,而是比现在我处于什么方位下。虽然我的收入提高了,但是我和亿万富翁相比我是一个贫困者,相对剥夺感强了,这就叫大家经常讲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就很容易出现心理失衡,心理一失衡就不惜采取手段,就失序。

  我们现在要加强社会建设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变了,人变了。与经济建设相比,社会建设是以人为中心的建设,它的核心是人,关键是民生。大家注意到经济建设现在是以市场来配置资源的,资本是核心要素;政治建设中权利是核心要素,强调如何配置权利;文化建设是以人们的观念为核心要素的。社会建设的核心要素是什么呢?就是人、民生。与经济建设人跟钱走不同,社会建设要钱跟人走。也就是说你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有这么大一个经济实体了,你要满足人的需求,国强要民富,国强要民安,不仅要富还要安,这是仅有经济建设解决不了的,还要靠社会建设。在这么一个格局下我们原来的社会管理也要创新。我们的社会管理要把对人的管理与对人的服务结合起来,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社会管理要以人为本,服务在先,管理在后。这和传统管理不同,传统管理是管在先,服务在后,甚至没有服务。现代的社会管理服务在前、管理在后,这样的管理才有牢固的社会基础。上次我看到云安之所以创造了平安云安,就在于强化了社会服务,把社会服务作为所有乡镇共同考核的目标。要强化服务就要机制体制保障。中国的基层政府长期以来重要功能是“要”,有人讲基层干部特别是是乡村干部是“三要”干部:“要粮、要钱、要命(计划生育)”。所以乡村干部工作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你老找人家要,怎么会有好的结果呢?所以叫“狗跑熟了,人跑生了”,你老是找人要怎么能有好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呢?税费改革以后就把干群矛盾的根子给解决了,为什么我们说要有顶层设计呢?因为有些矛盾不是基层造成的,不是基层干部有意要这样做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农民调查》,它把基层干部都描绘的非常恶劣,一个个都像南霸天、黄世仁,这个是肤浅的。如果干部都是这样肯定是体制上有问题,个别人是人品上有问题,都是这样肯定是体制上出的毛病。农村税费改革以后解决了管、要问题,但是没有解决服务问题,税费改革以后政府的位置和工作更重要了,这就是提供公共服务。

  中国政府是一个多级政府组成的,政府的职能在不同政府之间是有分工的,越往上层统治职能就越强,越往基层服务职能就越强,所以比重不同。我觉得云浮在这方面应该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有些农村综合改革之后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感了,不知道干什么。我们云浮的农村综合改革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是晚起步高起点。最早起步是湖北的咸安,叫“咸安改革”主要是做减法:减人、减事、减支。由于税费改革以后60%的工作量减下来了,你如果不把人减下来照样会向农民伸手,必须要把人减下来才能减支。所以我们的第一步改革就是做减法,包括后来的合村、并镇,都是为了服务于税费改革,巩固税费改革成果。第二步改革是配套改革,包括农村教育、农村财政等等。农村改革下一步怎么办呢?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讲五年之间要完成农村综合改革,到2013年就结束了。但是农村综合改革还要不断深化,要找到自己改革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提供公共服务,这是符合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大家知道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但经过改革开放30年,我们分得很彻底,分的一干二净,中国人在“分”上面是非常会做文章的,“统”这块还没有破题。我们原来说搞集体经济,以为集体经济就是统,现在看来在农业地区发展集体经济是困难的。怎么在统上面做文章呢?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亿万个分散的小农户,这种分散的经营方式没有办法满足水、电、路、防疫、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一系列公共产品问题,单家独户解决不了,或者解决不好。现在小农户要和大市场对接,要和大社会对接就需要有这些公共产品来对接。所以说我们基层政府和基层组织要着力于、着眼于公共服务。云安体制机制上如何使基层政府眼睛向下,把服务延伸到基层就充分体现了基层政府的发展走向。当然创新社会管理还要注重实现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我管理、政府服务与群众自我服务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现在在强化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当中也有一种偏向,就是大政府的概念出现,政府又成了新的“保姆”。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就是一个保姆,无所不包,全能政府。但是在现在强化社会管理当中又出现一种新的倾向,就是这种大政府,把什么时都包到政府手上,最后吃力不讨好。如何发挥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是我们创新社会管理重点关注的一项工作。因为政府包办包不了,而且也包不好,你今天给这个村,明天给那个村,反而会制造新的矛盾。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调动基层的积极性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的两个基本方针,恐怕还是要在创新社会管理中体现出来。

  创新社会管理还要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现在提社会管理比较多,怎么样找到这种机制,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恐怕还是一个难题。我们简单理解社会管理就是管理社会,但是管理社会要有方式、有手段,或者用干部的话讲要有抓手。这种方式手段无非就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对我们这个社会而言,军事管制肯定是不能用的。我国的军管是在文化大革命出现的,那是一个特殊的时候采取的一种特殊手段,是非常态的,不是常态的。政治领导是我们的优势,但是不够用。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尽可能的使用经济手段,以经济手段来促使社会管理创新。我昨天看了我们云浮市郁南县的信用管理。我觉得是非常有前瞻性的、有眼光的,通过金融创新来达到社会管理创新。社会信用不仅是中国经济领域也是整个社会领域、国家发展当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日本大地震以后大家都成了“盐黄子孙”,都去抢盐?说到底就是信用问题。现在的人富了,但是心理上很脆弱,经不起一点点风浪,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如何强化人的信用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要有一种手段。通过金融创新带动社会管理创新是我们郁南县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文化方式要尽量使用。文化实际上是凝聚力、软实力。现在社会发展了,人们已经吃饱了,更关注的是精神需求、文化的归属,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实际上对社会管理发挥的作用更重要,是一个柔性的社会管理。我们现在的管理大量还是刚性的,采取政府高压的势态来进行管理,这种管理成本高,效果不一定好。怎么样通过文化的实力来创新我们的管理是一个新的问题。特别是在乡土社会,乡土和城市不同就在于乡土是有文化的根,是一个熟人社会,特别讲面子,不像城市人都是陌生人社会。乡土社会让人们对乡土有一种归属感,让他们按照乡土礼数规范来约束自己,这需要文化。文化方式要尽量使用,我们现在使用的还不够。

  现在大家提顶层设计比较多,但是也不要误解,什么都等着中央,认为最顶层就是中央。顶层设计不是说中央设计好了,地方和基层照做就行了,恰恰相反,科学的顶层设计来自于地方和基层创造性的工作和所取得的实践经验,否则就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云浮积极实践勇于创新取得重大成就,获得了丰富经验,这些经验为顶层设计提供了良好的材料和依据。我在这里想再重复一下我当年给中央领导人集体学习担任讲解的时候,胡锦涛同志在总结中的一段话。他谈到中国改革的路径是先有好的经验,先在实践中探索经验,大胆的闯,大胆的实践,有了好的经验以后中央再加以总结提升,形成好的政策,这个政策实行几年,再观察几年,如果觉得好,然后上升到法律,形成好的制度。中国改革就是在这么一个良性的循环当中不断的深入发展。我们云浮在农村综合改革、破解三农难题和科学发展难题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形成了云浮的品牌,我希望这个品牌像云浮石材一样,能够走向全国、扬名世界。

  最后我想用一句打油诗结束今天的讲解:

  基层通往顶层,云浮走向幸福!

  (稿件来自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广东云浮的调研项目)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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