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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永伟:政治局会议首提“体制性”因素

作者:蔡永伟

来源:联合早报

来源日期:2019年04月28日

本站发布:2019年04月28日

点击率:822次


中国官方上周三(17日)公布的今年首季经济数据普遍超出市场预期,让一些人乐观认为增速拐点已到,预计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接下来可能触底反弹,甚至加速。

中共两天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在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与部署相关工作时,也对首季经济表现予以肯定。会议认为“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市场信心明显提升,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实施,改革开放继续有力推进”,“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好于预期,开局良好”。

不过,政治局会议也随即警告,“经济运行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外部经济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这其中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为此“必须保持定力、增强耐力,勇于攻坚克难”。这样的判断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拐点论”言之过甚。

与此同时,这也是中国官方首次提出经济下行存在“体制性”因素,引起市场不小的关注。有分析认为,这是政治局本次会议的最大亮点,甚至是整个会议最重要的一句话,预示今后的政策重点将发生转变。

有观察家梳理中国官方近年对经济发展提出的表述后发现,在2015年以前,官方的判断是经济下行主要来自短期的“周期性”因素,例如房地产市场的波动。从2015年起,官方研判经济放缓主要是受到中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影响,包括产能过剩、人口老龄化等。前者可以依靠财政货币政策缓解;后者则需要调整经济结构,包括去产能和去杠杆。

近年来,官方的评估则是这两种因素交织叠加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去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指出,2018年的“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

四个月后,官方的判断已然出现变化,首次将经济下行也归咎于“体制性”因素,而且认为“体制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更大。如是金融研究院认为,这其中的内涵很丰富,简而言之就是许多制度已过时,亟需彻头彻尾的体制性改革。

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看来,体制性因素可以理解为经济制度性原因,主要是没有界定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

虽然市场人士对于刺激与宽松政策到底会否告一段落的预期存有分歧,但一般相信,官方后续推进改革的必要性将加大,其力度也会增强。

事实上,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要求结构性政策“强化体制机制建设,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并且定下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为今年的重点任务之一,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推动相关改革走深走实。具体工作包括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及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等。

政治局的本次会议也首次要求“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稳增长的重要依托”,“引导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做强做大新兴产业”,表明高层推进改革并发展新经济的决心。本月22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则进一步要求“善用高水平开放倒逼深化改革”。

可以说,近段时间以来,官方一直承诺要推动的改革,为了稳增长而基本停滞不前。如今,政治局本次会议不再提及为稳增长而落实的“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政策,显示短期的稳增长将让位给长期的改革措施。

而随着官方推进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应对导致经济下行压力的结构性与体制性因素,可以预见经济增速可能继续放缓。不过,这也将为经济的长足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与体制环境,对整体经济发展应该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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