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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工人贵族”——兼与熊飞骏先生商榷

作者:诚言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年12月12日

本站发布:2011年12月12日

点击率:827次


  出于维护社会公义和高度的责任感、道德感,熊飞骏先生写下了《“为老不尊”多是“文革遗老》(见《新汉族网》)的文字。对熊先生痛感当下社会风气恶化、极欲提振社会道德水准、反对文革死灰复燃的认知和用心,笔者是既赞同又支持。对文中列举的几件“为老不尊”的事例,不少是笔者以前十分熟悉或略有所闻,而且对其中某些事例性质的定义,恐怕比“为老不尊”更为严重。作者的“他们不但不曾为文革期间的‘恶行’反躬自省,相反格外怀念那个人兽不分邪恶无敌的年代,怀念曾经拥有过的‘邪恶风光’,同时憎恨所有美好良善的东西,对自己不能参与分赃的现实满腔仇恨”的大段批评,如果所指对象十分准确的话,笔者也会举双手赞成。但是——十分遗憾的但是——,可能由于作者较为年轻,对历史事实的掌握不是十分清楚,对社会现实的看法把握得也就不一定本质和全面。由于这两点缺憾的存在,恐怕会大大降低文章的社会效果,使作者良好动机的达成徒添不应有的障碍。现谈三点,看作者以为然否。

  一是中国“工人贵族”从来不存在。文中说“毛领袖造就了一个‘工人贵族’阶层”,认为这个阶层在“在文革期间拥有不劳而获,任意欺凌弱势群体不受惩罚的特权。这批人在改革开放时期因为德能退化,在有限的市场竞争中日益被边缘化,由高高在上的“红五类”坠落为被主流社会忽视的下等人”不公允。解放初期“工商业公私合营改造”的短暂时间中,执政者操纵貌似独立的工会助威,剥夺了原业主,实现了“国营”。这个特殊阶段一过,企业的工会马上变成了官办,不仅原企业高管靠边站,广大工人也完全听命于官派的书记、工厂,连工会主席工会干部也是官方选派。工会性质完全蜕化和变异,工人合法的政治、经济权利都难以正常维护,何来“贵族”一说?随着以后“思想革命化”、“反修防修”,推行“鞍钢宪法”,不少工厂取消了奖金,工人正当福利劳保的待遇也大大下降。到了“文革”时期,工人或“只抓革命,难促生产”,或迫于派性武斗工厂关门,或被推到“领导一切”的吓人高度去“占领上层建筑”。他们要么是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要么是迫于领袖“祝贺全国全面内战”的无奈,要么是充当最高权威掌控局势的提线木偶。总之,作者“毛领袖造就了一个‘工人贵族’阶层,在文革期间拥有不劳而获,任意欺凌弱势群体不受惩罚”的判断,用于文革中一时被“三结合”进入“班子”的少数群众头头尚可,若用于广大工人则实在冤枉。因为在十年文革期间,企业未涨过工资,30—40岁的工人大多是月薪30几元的“二级工”,咋有资格称为“贵族”?至于这些“群众组织头头”在文革中期或文革刚结束,除“保皇”有功者外,几乎全部被清洗出领导班子。在企业改制前,淘空了“庙”的是“富方丈”,在改制中获利的是老“方丈”及新权势者,大多数老工人纷纷下岗自谋职业。现在在企业干活的,基本上以“农民工”为主体,他们谈不上能获得特殊利益。中国有贵族层不假,若说有形成于文革、延绵于现今的“工人贵族层”,则失真。

  二是“为老不尊”的现象早已有之,现在出现了几例被救助老人反诬施救者的案例遭众人侧目固属活该,但把“为老不尊”视为普遍现象却大为偏颇。从总体上看,老人们接受的传统教育多一些,怜悯之情、慈爱之心、“好心有好报”的传统观念远比喝阶级斗争狼奶、空洞乏力的“五讲四美”“八荣八耻”说教及金钱至上熏陶的后辈人思想基础扎实,社会责任心道德感或许更强一些。你看,在《炎黄春秋》《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上,作为社会责任心和个人道德标杆的,大多不是老年人么?像正视艾滋病的高洁如、蹬三輪车资助穷人孩子上大学的白芳礼、舍命保护村民产权的钱云会等等,不也是老人么?掀起1976年4.5运动的是文革中人,当年走上街头呼吁反官倒反腐败的,绝大多数是参加或触摸过文革的人,现在的大学生主体还有那种无私无畏的道德勇气么?救助小悦悦的陈贤妹57岁,可能比那从血泊中的小悦悦身边扬长而过的18名路人都老,她与他们相比,谁更有道德?在老年中,当然确实有熊文中所讲的“为老不尊”的人,但远沒有构成一个“阶层”,“不尊”的原因也因人而异,未必都是“文革遗老”。像南京彭宇案中被扶的徐老太,原本对大学生彭宇十分感激,若不是有个当警察的儿子,若不是遇到枉法的法官,后来能掀起轩然大波么?在年青人中,有李刚、李双江等官人为非作歹的孽子,也有倚仗权要巧取豪夺的二代三代后生,还有一大群藉藉无名的“啃老族”,但年长者也不能据此说有一个“垮掉的一代”或哪个“年代后”如何不行。以年龄、出生年代为整体评判对象,向来不科学。

  三是“为老不尊”与梦想再搞“文革”没有必然的联系。从基本概念讲,“为老不尊”是个道德范畴的问题,再搞“文革”虽然与再搞者的道德不无关连,但主要还是政治范畴的事情。从逻辑上推理,“为老不尊”者对再搞“文革”有赞成、反对或中立三种立场,“为老自尊”者也会有这三种可能。同理,中年、青年中的“不尊”和“自尊”者也免不了面对以上三种截然不同观点的选择。熊先生痛斥妄图再搞“文革”的“为老不尊之徒”和“‘文革遗老’不满现状不是出于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而是出于自己被排斥在“分赃特权”之外产生的不平衡心理”,虽然主观上正气凛然,但指向不是很准。据我所知,说想搞文革的人沒有正确的社会道德也许还讲得通,但若说他们个个没有“自尊”的私德会误伤不少人。在当年都拥护文革又相互对立的不同派别中,都不乏个人道德良好、品行端方的“战士”啊!再者,肯定文革理论、为文革大唱赞歌的,未必全然是“出于自己被排斥在‘分赃特权’之外产生的不平衡心理”。恰恰相反,他们有的正位于特权圈子,活得有滋有味,内心很舒畅。倒是有些底层民众,出于对现实腐败贪贿和穷富差距太大的强烈不满和“出于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希望再来一次“文革”。之所以出现这种荒唐的现象,是因为这批草民既有饥不择食的无奈,也是社会长期遮掩文革真相对他们的欺瞒。他们一旦明白真相,自会一哄而散。有些人又为什么刻意隐瞒呢?无非是举旗保权,缺乏公德。怀有这种腌臜动机的,不一定很老,有的还相当年轻,熊飞骏先生可要仔细查辨,紧紧盯住这些人不放。而真正亲身经历过文革的老人,无论当年保与造,无论现在顺与逆,大多数都不会再留恋文革,因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吃过文革的苦头,领教过发起者的厉害。至于那些妄图再园旧梦的“文革遗老”,用一句老话说,虽然人还在,心不死,只是“一小撮”,估计翻不了大浪。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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