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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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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凡:国家与社会关系冲突下的政治选择

原标题:——2011-2012年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

作者:李凡

来源:世界与中国研究所

来源日期:2013年11月26日

本站发布:2014年01月10日

点击率:5964次


  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从2011年7月开始到2012年年底,是中国基层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期。中国基层人大代表五年一届,上一届是2006-2007进行换届的。按照选举法的规定,中国人大代表分为五级,基层的县乡(区)两级实行选民的直接选举,其它三级包括全国人大代表都是间接选举,选民不能直接投票。因此,基层人大代表也就是县乡两级人大代表从法律规定来讲是中国选民可以直接投票选举的人大代表,也是中国选民可以直接选举产生的具有公职身份的人,因为中国五级政府中的政府官员都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人大代表间接选举产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对于中国选举制度的发展以及民主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

  在这一次的选举中,社会出现了空前的选民参选热情,大量的独立候选人在全国各地涌现,和官方提名的候选人竞争。但是在政府方面,却也出现了空前的保守和倒退,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阻止独立候选人的当选。中国的基层政治因此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也引起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要自由、民主和公平的选举,还是要操纵选举,成为这次选举的中心问题。

  一、2011-12基层人大换届选举的背景

  1. 国家与社会矛盾逐渐加大

  2011-2012年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是在国家与社会矛盾逐渐加大的背景下进行的。从上世纪末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社会矛盾逐渐加大的现象。主要反映在基层,也就是基层政府和社会的矛盾在加大。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地方政府侵害群众的事件在大量增加。先是政府给老百姓增加负担,也就是所谓的各种“苛捐杂费”所造成的“农民真穷、农民真苦”局面的出现,这种现象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和反抗,从而产生了基层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的第一轮冲突。这个现象在农村比较多,城市也多少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主要是职工的下岗,但是引起的和政府之间的冲突没有农村严重。之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为了追求政绩,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收入作为地方财政主要来源的趋势越来越强,这样就不断的出现地方政府抢占社会土地,强拆居民房子的事件,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地区也广泛引起了社会的不满。社会公众不断的以各种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地方政府对社会的不满的处理方式是加以镇压,强制社会服从。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年尤其发展的很快,使得基层政治越来越紧张,地方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化解,而且不断在扩大。面对社会公众的不满和社会的动荡,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采取了一系列维护政治稳定的措施,简单称之为维稳。在维稳的前提之下,地方政府不是想办法和社会对话,而是更加强取豪夺,凡是对地方政府抢占土地、强拆民房表示不满的,都被列为政治不稳定因素而遭到地方政府的打击和警察的镇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随着经济的发展,不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没有变好,反而变得越来越不好,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在不断增加。社会在受到不断伤害的情况下,公众的维权意识也在不断提高,他们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组织起来,参与各种各样的维权活动,维护自己的利益,例如到法院申诉、到政府上访、各种抗争和游行示威等。在这些活动中,通过地方选举,当选为村委会、业委会成员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带有更多政治性意义的途径,就是参选地方人大代表。从2003年以来,用参选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方式进行维权,已经是社会维护自己权利一个重要方式。

  中国从1980年开始,就有一些学生以独立候选人的方式参加了高校的人大代表的竞选活动。之后,1982年修改了选举法,限制独立候选人的竞选活动,但是各地仍然不断涌现出独立参选的行为,也陆续有一些独立候选人当选为基层人大代表。从2003年开始,各种积极参选人大代表的现象突然大量增加,这是因为在社会维权背景下,已经有一些社会人士,想通过人大代表的身份,维护社会基本权益。因此在2003年,在深圳就有维权律师、居民、企业家等出来以独立候选人的方式参加区一级人大代表的竞选,这在当时成为全国关注的问题。深圳之后,湖北和北京也都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律师、知识分子、居民、退休干部、大学老师等参加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行动。同样,他们的诉求主要也是维权社会和公众的权益。这样,社会就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号召下开始走向通过参选人大代表表达公众意见、维护社会公益的道路。在2003年的选举中,各地都有一些胜选者,他们在成为基层人大代表之后,积极为社会公众谋取利益,在批评和监督政府上起到了一些作用。当然,这样的活动也招致了地方政府的不满。从总体来讲,虽然2003年的选举总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利用非法的手段操纵和控制选举,但是2003年仍然是社会公众取得选举胜利的一个重要年份,全国众多的媒体和公众对这一年的选举都表示了强烈的支持和鼓励。这样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但政府却不是这样想的,这样多的并非政府满意和事先安排好的人当选为基层人大代表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所不愿意见到的。

  2006-2007年的换届选举是在宪法和选举法修改后所进行的新一轮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受到2003年选举胜利的影响,在全国各地许多地方都涌现出了大量的独立候选人。他们和2003年一样,继续以维护社会权益为基本政治诉求,勇敢地加入了基层人大代表的竞选行列中。如果说在2003年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时候,地方政府因为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应付大量独立候选人涌现和媒体支持独立候选人的现象,从而使得社会公众的参选行为得以进行并取得一些席位的话,那么在2006-2007年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各级政府却是有备而来。他们事先就严格规定,不许媒体报道,并且严令各级政府加强对选举控制,特别是对独立候选人要加强控制,他们将之视为是海内外敌对势力,因此要严加防范。在这样的维稳思路下,这一年政府加大了对独立候选人控制,地方领导亲自坐镇,不许独立候选人当选,甚至不惜出动警察,跟踪、限制和抓捕独立候选人,控制和操纵候选人的提名过程,不惜控制选票、进行选举舞弊,无论如何也要让独立候选人落选。但是即便如此,在全国各地,仍然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独立候选人,他们勇敢地站出来,打破地方政府的封锁和控制,打破媒体限制,进行参选活动并且有一部分独立候选人也最终得到了选举胜利。实际上,从2006-2007年的选举来看,独立候选人出现得比2003年更多,表现得也更为勇敢。他们的参选活动得到了更多的社会群众的支持,这些表明社会公众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其实是在发展中,而不是在衰落中。其实只要社会不公平的事情不断发生,基层政府不断的欺负群众,侵害公民利益,社会的不满和社会的维权意识实际上只会扩大而不会减少。在社会维护权益意识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社会通过选举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和要求也只会增加而不是减少。

  其实,就2011-2012年基层人大代表广泛参选的背景而言,就是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在社会维权意识、政治意识和民主意识持续增加,表达自己政治利益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而增加的原因就是国家和社会矛盾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不是在减少。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国家利用公权力欺负社会的现象是在增加不是减少,而社会公众的不满在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又没有办法找到合适的表达利益的渠道。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内,唯一社会公众可以参加的涉及到政治制度的选举就是基层人代表的选举,因此社会广泛的参加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就是必然的。而通过选举,社会可以直接进入政府体制,可以参加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可以监督政府,制止政府的胡作非为。同时,从客观来看,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处于一个发展的时期,迫切需要组织起来,因此通过选举可以有力地促进社会的组织化发展过程。

  2. 政治改革的气氛在民间

  在国家与社会矛盾不断加大的情况下,社会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和意愿在不断提高,同时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之进行也正值2012年中共十八大准备开会时期,这个中共最高领导换届的时机,让社会产生一些期待,特别是对政治改革的期待。从网络可以看到大量发自民间的讨论政治改革的文章和言论,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甚一日。而基层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中独立候选人的大量产生,实际就成了一个民间版的政治改革诉求。社会希图以参选人大代表的方式来表现社会对政治改革的要求。但是与社会期待政治改革的气氛相反,从党政官方立场看,却令人感到非常保守。这也可以从与选举有关的三个方面看到这样的态度。第一是近年来进行的选举法和代表法的所谓修改是倒退而不是前进。代表法的修改压制了基层人大代表试图和选民加强密切关系和为选民服务的意愿,而选举法的修改也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实质进步,只是玩弄一套空洞的文字游戏,表面上实现了农村选民和城市选民在选举权上的同权,增加了专门的选举委员会的章节,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政府操纵选举和人大代表预先确认的制度。这些都没有丝毫的政治改革的意图。第二,在十八大召开前,各级政府面对着社会空前的不满,就将原来说是一个喜庆的隆重换届,变成一个沉重保守、到处强调维稳为中心、一片肃杀之气的严肃局面,基本看不到任何政治改革的空间。第三,面对社会公众的社会政治改革要求和公民社会的发展,面对社会要求参选人大代表的决心和热情欢呼的局面,国家却是以维稳为第一位来对待社会的参选热情。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面对2011-2012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社会会以实际的参选活动来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实际出现和实验,但是在政府方面,面对着大量独立候选人的参选和对中国人大制度的冲击,政府却采用全面防守、全面控制的方针,从上而下采取控制和压制的办法,坚决实行一步不让、一个不让的方针,一个独立候选人也不能当选。许多官员明明清楚,基层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好处就在于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社会表达意见,也便于社会监督政府行为,这对中国政治的发展来看,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这是现行政治体制完全可以接受的政治改革的方法,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但是在自上而下保守主义的氛围中,地方政府在选举中的态度,却是以稳定为第一位,以敌对眼光看待独立候选人,视之为海内外敌对势力要推翻共产党统治的表现,必须以政治稳定为第一位,将参选的独立候选人全部搞掉。这种不顾法律、不顾社会的维稳态度是与社会的愿望相违背的,在这样的保守主义的以友为敌的气氛下,我们在2011-2012基层人大选举中看到的是,这个政治改革的时机极有可能被错过。

  3. 社会试图组织起来表达意愿

  经过三十多年经济改革发展和对外开放历程,中国公民社会正在逐渐壮大,社会组织化的倾向正在出现,社会试图通过某种合适渠道将自身力量组织起来进行有效意愿的表达或诉求,而在这个努力中,基层人代表代表的选举是一个适当的渠道,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是唯一的社会公众可以在法律框架下真正进行选举而且有效影响政府政策的地方。而从世界民主发展历史来看,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民主发展的历史看,选举是社会可以很好组织起来表达意愿,并且使社会行动起来并得到发展机会的有效途径。在2003年的选举中,独立候选人得到了媒体和公众的大量支持,但是在2006-07年的选举中,大众媒体由于政府的控制而没有支持独立候选人,这对当年的选举影响很大。因为独立候选人没有办法了解其他地方的情况,而自己的选举又被孤立起来,得不到外界的支援。但是在2011-2012年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就必须想办法克服这种交流和沟通上的困难,让更多的选民和候选人可以有机会了解选民的意愿,只有这样才可以打破各地政府的封锁,让社会通过选举组织起来。在这次选举中,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机会,这就是互联网技术的大发展而带来的信息交流的方便,这就是在选举中被广泛应用的微博技术。微博技术在2011-12的选举中成为了社会用来进行意见表达、互相支持乃至竞选的工具。不仅如此,通过选举和大量独立候选人的积极参选,可以有效地将社会组织起来。这种通过独立候选人的参选而进行的社会组织方式可以有几种,一是通过网络,主要是微博方法组织起来,因此在微博上出现了许多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不同群体,他们在网络上表明参选意见,争取选举的技术支持、道义支持,并且在网络上互相交流经验;二是一些维权团体和组织试图将维权人士有效组织起来进行参选,形成参选的某种组织性结构和群体性结构,这两种方式,在以前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并没有看到,这还是2011-2012基层人大代表出现的新事物,也是社会的创新,表明了社会要组织化起来形成有效的政治诉求。虽然,这样的努力并不非常之多,很多人也没有办法上网,尤其是农村的选举人群上网的并不多。但是这些努力在这一次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却可以看到有效作用,这个努力虽然没有让更多的独立选举人取得选举胜利,但是却在社会的组织化努力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为选举后的社会发展做了组织化的准备工作。同时这样的努力也给2011-2012基层人大代表选举过程提供了一个分析和了解的平台。

  二、独立候选人大量出现和他们的特点

  1. 大量出现的独立候选人群体

  2011-2012的选举按照规定应该从2001年7月开始到2012年12月底结束,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一些省在2011年的上半年就提前进行选举,江西省是提前进行选举省份之一。本来提前选举是想悄悄进行的,但是却由于新余市出现了刘萍等独立候选人的参选事件,而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提前引发了一场关注选举的热潮。刘萍是个典型的因为维权而参加选举的独立候选人,她是个下岗女工,曾经多次到北京上访,但都不成功。由于上访无门,又赶上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她决定通过参选方式,一是表达自己维护权利的意愿,二是如果选上就可以通过人大代表身份维护自己和其他人的权益。刘萍等人的参选实际上打乱了2011-12全国换届选举的部署,本来选举如果从7月开始,政府可以将有关不许媒体报道的内容传达下去,但是江西的选举提前和刘萍等人参选,使得政府很多布置没有及时贯彻下去,出现了一些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刘萍等人参选的消息首先在网络上发出,引起网友关注,大量网友在网络上对她参选表示支持。网络上的广泛报道引起了各地官方媒体的关注,在没有得到中宣部有关的规定之前,全国各地的大量媒体赶到新余对刘萍的参选事件进行了地毯式报道。报纸、网络、杂志和电视等传统和网络媒体都对刘萍参选进行了有关报道,这更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于是更多人出来表示,一要像刘萍一样参选人大代表,二要支持刘萍。随着地方政府在限制和控制刘萍参选,全国各地媒体和网络上对新余地方政府的批评也越来越多,一时之间,刘萍参选事件引起全国关注,事情越演越烈。受刘萍参选事件的影响,大量独立候选人在全国各地纷纷出现。于是迫不得已,全国人大亲自出面,宣布独立候选人的提法不合适,实际上是表态对独立候选人参选进行打压。同时中宣部也发出通知,禁止官方媒体对刘萍和其他独立候选人的报道。刘萍等人的参选,虽然在地方上遇到了重重阻力,也不断被地方政府骚扰,但是她们将选举坚持进行下去,在投票日当天仍然得到许多选民支持。2011-12年第一场独立候选人选举就引起了全国关注,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由于刘萍参选事件的出现,引起了社会对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关注。一时之间,许多人都在纷纷表示,要像刘萍一样进行参选。于是许多人在网络上发表声明,要进行参选。其中,有一些网络名人,通过博客已经广为人们所知,例如李承鹏、五岳散人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由于他们是网络意见领袖,社会知名度比较高,而且他们的参选又得到了一些社会名人的支持,在他们的带动之下,一时之间独立候选人在全国风起云涌,他们纷纷在网络上表达意见并要参选到底。以前在2003和2006-07选举时从来没有出过独立候选人的地方也出现了要求参选的人。按照他们的身份,包括有律师、大学教授、媒体人和网络人、居民、学生甚至包括中学生,下岗工人和失地失房的维权人士,以及不少没有上网的人士,主要是农民。而涵盖的地方不但包括了以前独立候选人经常出现的地方例如深圳、北京、上海和湖北,也包括在此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独立候选人的地方,例如广州、西安、天津、杭州、成都等大都会地方,也包括了不少的中小城市,例如温州、邯郸等地的人士。从网络上的统计数字来看,那些在网络上公开表示要参选的有二百多人,但是实际上没有公布名字在暗中准备进行参选的人更多得多。所以对独立候选人参选来讲,此次选举由于刘萍参选事件选举提前出现带动了大量独立候选人的出现,在这些参选人群体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网络领袖,他们的参选,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非常大。

  在以前的选举中,许多独立候选人的出现都与社会维权直接相关,例如律师、城市居民中的业主和农民等。在2011-12独立候选人群体中,有一批人是值得关注的。他们是像刘萍这样的城市维权人士,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失,开始进行维权活动,因此和地方政府冲突很大,经常进行上访、示威和到法院上诉等活动。因此在独立候选人出现的时候,他们也就成了独立候选人中的重要组成人士,例如上海市的维权访民所组成的独立候选人团队,北京出现的以访民为主的独立候选人团队。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第一他们有共同的政治诉求,就是维权的意愿。第二,他们很容易组织起来,形成群体,共同参选,互相支持。第三,为了帮助他们参选,有维权律师等人组成了助选组织,为其提供各种支持。例如在上海有维权律师在帮助,在北京就有公盟等组织的支持和帮助活动。这样就等于成立了独立候选人的竞选团队,帮助策划选举,进行竞选和选举过程的全方位观察。原来分散的以个人为主的独立候选人转变成为群体性的有外界支持和帮助的独立候选人群体。这是独立候选人参选中的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这样的情况在以前的选举中也有,一些地方的独立候选人也有过类似的群体,但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影响大,组织化程度之高也是前所未有。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独立候选人群体是农民。这些农民他们平时上网比较少,也不在网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也没有用微博对外寻求帮助,但是出于自己维权的目的,他们也像以前一样勇敢地站出来进行参选。由于他们的低调参选,他们的行为和活动不以微博上独立候选人的面目出现,因此不为网络所知,也很少为社会所知,一些学者和观察家在统计独立候选人人数的时候,他们的参选也不在统计之列。但是从全国各地的情况来看,实际上他们参选的人很多,分布面很广,影响也很大,由于他们属农村选区,居住集中,政府要操纵他们比较难,因此他们比城市居民容易当选。

  2. 独立候选人的参选目的

  从各种不同类型独立候选人参选情况来看,他们参选目的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也是独立候选人参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权。一些维权律师的参选可能主要不是为了自己权益的损失,而是被卷入了其他人的维权活动,为了社会的权益公正而参选的。但是大多数的独立候选人主要是权益受到侵犯的人士。这次北京和上海出现的独立候选人团体,就是这样的情况,他们是因为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不得已而进行上访,但是上访失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遇到选举,因此组织起来进行选举,试图通过当选为基层人大代表而达到维权目的。除了那些直接失地和失房的人以外,城市的业主、农村的农民,基本都和维权有着直接的关联。他们虽然具体目的不同,但是维权是一致的,因此他们可以走到一起,以独立候选人身份进行参选。

  第二类,带有政治诉求的参选,例如要求实现自由和民主为目的的。在这次的选举中,出现了一些网络的意见领袖,他们高调参选就是强调要推动中国自由和民主的发展。一些知识分子,例如大学的教授、公共知识分子和一些维权律师等,他们许多人参选的目的也是一样,也是以自由和民主为主要参选诉求的。这类参选人的政治诉求很强,但是他们这类独立候选人的实际利益并没有受到多少伤害,他们想通过参选和当选来实现政治民主和法治的目的。

  第三类,参选的目的是进行社会服务,要将社会组织化起来。这些人包括一些律师、社会居民和业主、知识分子,他们公开讲他们参选的目的就是要帮社会做事,进行社区服务,并通过他们的参选帮助社区居民改善公共服务、改善公共政策,以推动民主和法治发展,希望通过他们的服务,让社会可以表达自己的需求,也可以通过当选把社会进一步组织起来,让社会有序的表达自己的意愿,并推动社会的进步。

  3. 独立候选人的竞选

  独立候选人因为不在政府预先挑选的候选人名单上,也没有地方政府的背书,因此,他们要想当选,就必须采用竞选的方式,向那些已经预先设定好必定当选的候选人挑战。中国的选举法中并没有竞选这两个字,因为对于一个已经事先规定好候选人的选举是不需要竞选的。但是对于独立候选人来讲,却必须用竞选的方式才有可能取得选举的胜利。但是由于选举法中没有竞选的内容,同时选举法规定的唯一带有一定程度竞选的程序是规定要在选举委员会的安排下,候选人才可以和选民见面。在这次选举的实践中,从一些地方进行的这种选举委员会安排的“见面”活动的内容来看,也只是候选人各自介绍一番,没有竞选的内容,也不容选民提问,参加的所谓选民也只是指定的选民代表。当然对于那些被政府的选举委员会拒绝列为候选人名单上的独立候选人来讲,根本就不会被邀请参加这样的“见面会”。如果独立候选人举行自己办的竞选活动,选举委员会会以破坏选举的罪名加以阻止。

  但是对于独立候选人来讲,如果不进行竞选的活动,则肯定会导致选举的失利。因此大多数独立候选人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竞选”活动。从此次选举中可以看到,独立候选人在参选过程当中,使用了比较多的竞选方式,但是与此同时,政府也同样使用了许多方式阻止。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独立候选人竞选的方式是印发竞选传单,表达参选意愿和提出社会服务的目的。今年的选举中,独立候选人的传单出现不少,设计很新颖,而且有许多的创意。这些选举宣传品或者叫选举广告通过网络广泛流行,大家互相学习,各地的候选人在这些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候选人的传单一般张贴于社区的公共场所,可以让选民看到,但是由于各种限制,有的地方难于公开张贴,张贴以后会被撕掉,于是一些地方改以送到家门口为主要方式。也有的候选人通过短信方式向选民传递信息。在一般情况下,比较有效的方式是登门拜访,直接和选民见面,让选民了解自己的竞选目的。由于政府控制了和选民的见面会,不让独立候选人和选民见面,有组织的候选人和选民的见面活动不多,所以直接入户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但就是因为有效,这种直接入户和选民见面的方式也遭到了政府的阻止,他们禁止候选人入户。这种阻挠活动在城市社区可以有效,但是在农村选区,政府的阻止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4. 独立候选人选举的结果

  在2003年的选举之中,深圳、湖北、北京是独立候选人参选集中的地方,全国其他地方很少有独立候选人的出现。选举的结果,有一些独立候选人当选。尤其是在北京的海淀区,由于是北京高校集中的地方,学生和教师中参选的人很多,结果也有不少的独立候选人当选。海淀区大概有二十多个教师当选为区人大代表,在他们的努力之下,他们中的两个还被选为市人大代表。在上一届选举中,也就是2006-07年的基层人大换届选举中,全国也有不少地方有独立候选人当选的案例,农村和城市都有。但是由于上次选举时,政府改变了对待独立候选人的态度,利用一切办法阻止他们的选举,因此从全国的情况来看,独立候选人受到的打击非常大,虽然仍然有一部分人仍然当选为人大代表,不过数量有所减少。例如北京海淀区当选的人大代表的数量就少了许多,仅有十多名代表,而且也没有办法推荐他们的代表入选市人大代表。

  但是在本次选举中,从上到下都采取维稳的态度,限制独立候选人参选,采取严格的一个不让、一步不让的办法,一定要让独立候选人无法当选。他们视自己定的法律为废纸,无视法定程序,操纵和控制选举,进行选举作弊,在这样的政治和法律的环境下,独立候选人当选的非常少。从公开的统计中,那些在互联网上公开参选意愿的独立候选人,几乎无人当选。北京市的独立候选人一个也没有选上,海淀区原来当选的独立候选人这次也全军覆没。目前公开报道中知道的只有广东有三个独立候选人当选,而在其他地方的公开参选的独立候选人则全部失败。那些被视之为此次选举代表人物的网络领袖五岳散人这次在北京选举开始以后则无声无息,什么也没做;李承鹏参加了在成都他所在选区的选举,但是在政府的控制下也不可能有所作为。

  还有一些地方的独立候选人没有在网络上公开露面,但是做了不少实际的线下的活动。这些人里面包括城市的人,也包括农村的人,而且农村的为多。他们之所以没有在网络上公开竞选,这是因为他们感觉到,如果公开竞选的话,政府会从一开始就对他们的选举活动加以阻止,从而增加他们选举的难度,而如果在选举开始以后才公开自己的选举意图,则可以让政府方面来不及有所准备,增加他们胜利的机会。而且在农村地区,农民不大上微博,他们的参选意图即使上网,也没有多少农民可以知道,因此他们没有在网络上透漏信息,而其他社会公众也就无从知道。而且从现实来讲,农民居住的地方比较集中,选区也比较单纯,就是农民的居住区,一个村庄的人都很熟悉。政府用来在城市选区进行选举作弊的一些办法,例如将居民选区和单位选区混合划分,便于大单位的多数选民“吃掉”那些小社区的少数“不安分”居民的办法在农村地区不起作用。政府不可能在农村选区中找到那些大的单位,来稀释农村的选民。这样在农村进行选举的时候,政府可以随意作弊的空间要比城市小一些。农村通常采取的选举作弊的方式,比较有效的办法,比如不选举,或是不让农民知道有这个选举,而在选举的时候他们悄悄地关起门来进行投票即可。但是一旦公开投票,农村的独立候选人成功的可能性要比城市地区为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地区的独立候选人相对会容易一点进行选举。从今年的选举来看,各地农村的选举情况要比城市要好,到目前为止,在农民选民比较团结的地方,已经有大约十多个独立候选人取得了选举的胜利。有些个别的农村地区的独立候选人当选为人大代表以后,由于政府施加压力,并施之以利诱,而在当选为人大代表以后,放弃了人大代表的位置。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当然这些都没有公开,农民独立候选人也不希望公开。在以前,农村地区独立候选人参选而取得席位比较多席位的浙江等地,包括温州和台州地区,今年由于政府对独立选举的控制而使得独立候选人当选的机遇非常小,许多原来的人大代表或者没有竞选或者没有选上。

  从选举的情况来看,独立候选人此次当选的很少,原因有很多,例如竞选力度不够,候选人临时宣布参选,没有准备,或者候选人内部竞争引起选票分流等等。但是总的来看,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政府的打压和限制。各级政府今年选举的宗旨就是不让独立候选人当选,这是维稳原则下的必然结果。今年各地政府对独立候选人限制非常多,或者不给独立候选人推荐表、随意划分选区,或者操纵候选人提名过程,不允许进行竞选活动,或者派警察控制、限制和阻扰独立候选人的选举。而在从事这些干扰和破坏独立候选人选举活动的时候,各地政府弃法律于不顾,以不让独立候选人当选为目的,强行搞掉独立候选人。这是今年虽然独立候选人在全国各地都大量涌现,但是当选的人大代表都要比往年少得多的基本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独立候选人本身问题。各地独立候选人的参选目的是不相同的,虽然大多是因为维权的目的参加选举,但是这些选举大都是临时起意,没有准备,这种仓促上场的选举在技术、支援人员、社区了解、选举知识等方面的支持力量都很薄弱。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的甚至完全不了解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是什么而盲目参选;他们中有的以为是要竞选全国人大代表的职位,甚至要知名人士帮他们“站台”,在全国范围内号召选民支持他们的选举;也有的完全以“自由”“民主”为号召进行参选,根本不了解为社区、为选民服务的问题。这些参选人有很好的意愿,也有为社会服务的决心,但是他们不了解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是以社区服务为主的选举,必须要有长期为社会服务的准备,也必须要有社区基层群众的支持,基层支持很多来源基层社区服务。许多独立候选人在选前一两个月宣布要参选,表示在选后要为选民认真服务,要开办个人的选民服务中心,帮助选民表达意见,因此希望选民能够在选举的时候投他一票。但是这种临时抱佛脚的想法,未必能得到选民的了解和使选民满意。独立候选人相比政府提出的一些候选人来讲,可能更愿意帮助选民服务,帮他们维护选民的权益,但是仅仅有这种想法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城市选民来讲更是如此。这从这次选举的情况来看,为什么农村的独立候选人容易取得胜利,而城市的就比较难呢,固然有城市的政府对选民和独立候选人的控制要严,而农村则相对较松有关,但是没有长期为选民服务和为选民维权的基础,也是城市独立候选人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的一个致命的弱点,这是独立候选人必须要牢记的教训。

  5. 网络的作用

  在2011-2012年的选举中,从独立候选人的角度来看,网络起到了非常大作用。基本上,由于媒体受到政府限制,除了在江西刘萍的选举过程中政府的反应不及时以外,其它时候政府的反应都非常灵敏,关于独立候选人的报道都被禁止。只有极个别例外。因此独立候选人从参选到竞选都是通过网络,特别是微博,尤其是新浪微博,和社会各界保持联系。从刘萍的选举开始,这次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的独立候选人就是通过网络起到作用,独立候选人和他们的支持者通过网络或者沟通信息、提供帮助,或者直接进行参选。而在选举过程中,每当一个地方进行选举时候,就有许多网友通过网络直播了解选举情况,候选人也可以通过网络直接把选举资料、照片和他们的行动很快传到网上,让社会各界了解他们的情况,网友们也会通过微博表达他们的支持。

  总的来看,网络在这次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中起到了几个重要的作用。

  第一,表达独立候选人参选的意愿和目的。

  第二,在网络上公布自己参选所遇到的问题,包括选区的划分、选民登记、候选人寻求选民的签名支持和候选人产生的过程、投票的情况甚至公布自己已划的选票,也可以在点票现场公布点票情况,甚至有的可以直播点票情况。

  第三,在网络上进行选举培训。许多知识分子通过网络将一些选举知识和技术转给独立候选人让他们在选举中加以利用,或者一些候选人也将自己在选举中遇到的问题公布出来让其他的独立候选人学习和了解情况。这实际上是一种在网络上的选举培训过程。这个选举的培训包括了基本的法律知识、选举技术和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该如何解决的办法。许多在网络上公布的这类材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培训资料。除了有利于独立候选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以外,这个网络上的空间也让一些本身不打算参选但很愿意研究和支持独立候选人的律师、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人士发挥了很多推动候选人参选的作用。

  第四,在独立选举时候,实地和即时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扩大参与的行动。由于手机和网络的方便,许多独立候选人在遇到问题时候,第一时间在网上公布寻求帮助,其他人则可以通过手机和网络对他进行帮助,这实际上扩大了选举参与范围和空间。在一些地方进行选举活动的时候,通过网络和手机,可以在现场得到有关人士的支持。例如,在广州梁树新所在的选区,在点票的时候,大量的选民从广州各地赶到现场,对梁树新表示支援,而且要对政府的点票进行现场监督。政府不得已在广州就开放了这个选区为唯一的公开点票场所,这样网络不但是表达意见和提供知识的场所,而且成了立即行动场所。这种网络促成即时行动的功能,也引起了地方政府的担心,在梁树新所在选区进行点票的时候,为了避免行动的不可收拾,政府在现场出动了网络信号的监控车辆,对现场网络信号进行屏蔽。

  网络的作用在过去几届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在这次选举中尤其是新浪微博所形成的微博群所起作用最大。在选举中出现的人大代表选举新浪微博群,使得独立候选人以及对此有兴趣人士都可以在新浪微博上交流或者了解选举情况。在其它的几个著名的网络中,也出现了一些讨论选举的零星的微博,但没有形成独立的微博群体。可以说在这次选举中,网络起到了非常大作用,以前无法沟通而必须要通过媒体沟通的信息现在可以通过网络沟通,所以政府虽然规定正式的官媒不得报道选举情况,但是网络仍然起到了报道的作用。这次独立候选人参选过程可以很清楚看到,网络可以在中国的民主和自由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对选举的评判

  一般来讲对于一个选举进行情况的评判,国际上通用两个形容词,自由和公平。好的选举就是一个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所谓自由,就是选民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投票,而不受到外人的干预;而公平则指的是选举的程序是公平、透明、制度化的。但是从对这一次全国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观察情况来看,我们无法将这次选举说成是自由和公平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30多年了,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从80年的选举算起,也已经30多年了,虽然在法律上中国规定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选举是选民直接投票,但是从多年的历史及这次选举情况看,中国的这个直接选举只是名义上的,选举过程仍然既不自由也不公平。

  1. 选举为维稳服务

  对2011-12的选举,政府的基本主导思想是为了维持政治稳定,在面对社会越来越不满的情况下,中国各级政府也很清楚,不满的社会也会通过选举表达他们的意愿,而事实上的大量独立候选人的参选就表明了社会的这个态度。其实社会表达意愿的方式有很多种,包括上访、示威、法律诉讼等。这些都是在体制外进行的活动,只有选举是在体制内进行的,但是社会的广泛介入,会对现行体制产生重大冲突。因此在对社会动态充分掌握后,各级政府2011-12基层人代表换届选举的基本宗旨就是要维持政治稳定。在这种维稳思路下,所有有关选举程序要维持公平的法律和规定就不重要,成了表面的东西,而维持政治稳定的目的是最重要的。

  中国的这次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历时一年半多,但是由于这次选举中心目的是维稳,实现的最主要办法之一就是要保证党和政府内部提名的候选人当选,不允许在组织提名之外的候选人当选,这样才可以保证政府内部的利益分配,也才可以保证党管干部的原则得到执行。在这样预定的利益和权力分配格局的前提下,各地的选举都采用操纵和控制的办法,事先内定好代表候选人,完成政府体制内部的权力和利益的分配,然后让选举的过程为这个目标服务,这就根本就没有让选民自由表达意愿的空间。从表面上看,选举程序似乎意味着可以自由投票也可以自由竞选,但这两者我们这次选举都没有看到。凡是试图打破地方选举利益和权力格局的独立候选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们,在选举中都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在政府看来,只有将这些人控制住了,才可以体现他们的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可以明确讲,在这次选举中我们看到的是,在维持政治稳定意愿下,各地政府不顾选民的意志和要求,限制控制选民选举,甚至是操纵选举。选举的目的是要让那些已经事先确定了的人大代表来当选,一切自己跳出来的独立候选人,不管选民支持与否,也不管是不是“好人”,政府一律采取打压办法让他们落选。在实际上这是一种敌对思维,认为是在对政府甚至是政权挑战。这样,中国老百姓的合理意愿都被忽略。选民们不能自由投票,也不能拥护自己喜欢的候选人,政府把有意为社会群众服务、想表达自己意愿的人视为异端,他们或者被剥夺候选人资格或者遇到一个不公平不公正的选举程序。可以讲,我们没有看到一个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一切选举都是事先已经决定。而这些当选的代表人都是政府事先选定的人。这些人并不一定为选民所拥护,但是选民对于他们的当选无能为力。

  其实,程序和法律在中国的各种选举中从来就是工具,没有人认真对待过它们。从我们了解到的各地选举情况看,也基本如此,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政府真正地将选举的法律和维持选举公平和自由的程序放在第一位考虑,其中心目的是为了维持政治稳定。为了体现政治上的和谐气氛,造成政治稳定的气氛,就要在选举中让反对声音无从体现,让代表不同意见的选票出不来。

  在这样的基本态势下,我们观察到的2011-12的选举是一个无视法律和选举程序的选举,各级地方政府根本不把法律和有关选举程序放在眼里,他们随意安排选举,不按照法律办事,也不准选民和试图参选的独立候选人在选举之后进行法律申诉,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年各地的选举是从2003年以来最为政府严格操纵的选举,也是选举程序最差的选举。面对不满的社会,却用无视法律无视程序的态度操纵选举,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每个环节都充斥着程序问题。

  2. 选举程序中的操纵行为

  中国的2011-12年的选举中,由于独立候选人的大量出现,使得政府对选举进行了空前未有的操纵活动,这也更便于我们了解中国的选举程序是如何被操纵的。

  操纵选区划分。中国的选举法对于选区划分没有明确的规定,基本上是以单位为主。从国际的经验来看,以单位为主的选区划分是多年前苏联的做法,中国继承了这样的选区划分办法。这样的选区划分办法的主要好处就是便于政府的控制和操纵。

  在中国城市的地区,基本采用单位制的划分选区的办法。这就是所有的选民只要有单位的话,都要到单位做选民登记和投票。在城市地区,由于脱离了原单位的居民越来越多,所以出现了一些没有单位的人口,于是以居住地为选区的地方也越来越多。所以也出现了一些纯粹的以居住地为选区的现象。但是相当多的地方采用的是居民区和单位混编的选区。如何划分城市的选区,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没有明确规定,城市选区划分随意性很大,这样为选举中操纵带来便利。在有独立候选人的地方,我们看到的城市选区多是以混编的方法确定。基本模式是将居民区人口数量划小,而配合以一个或几个大的单位,在选举中由大单位提出的候选人就比较容易得到本单位选民的支持,而独立候选人则因为无法得到单位选民的支持而无法当选。这是政府操纵选举的一个主要办法。单位选区的划分和延续,是政府操纵选举的一个主要办法。这是一个延续了60年的办法。在这次选举中对于各地的独立候选人都采用选民必须要回单位投票的规定,这样就将有可能产生的或者已经产生的独立候选人都推到单位去进行选举,而单位已经有了官方事先内定的候选人,在单位的动员压力下,一般的工作人员都不会投本单位独立候选人的票,所以在单位里边一般来讲,独立候选人无法产生,即便产生,也无法当选。对于没有单位的独立候选人,会在居民小区里进行投票,因此在选区划分时候,对这样的居民小区,不作为单独的选区划分,而是要将这样的居民区变得更小,配上比较大的单位。例如有的地方,将一个居民区,配上清洁队这样的单位,而这些单位的人数很多,利用单位内部的压力可以使这些人不去投小区中的人的票,所以这样的独立候选人因为无法得到单位里大量选民的票而无法当选。阻止他们当选的就是选区的划分,不采用纯居民区为选区,而采用居民区和单位相互结合的混合型选区,是对控制选举极为有利的。

  这种选区划分随意性很大,不是按照人口和地域关系来划分,而是用来对付独立候选人和便于政府提出的候选人的当选。我们也看到很多选区,选民数量悬殊,同样的选区可以产生相同人大代表的选民数量是不相等的,尤其是对于机关的选区来讲,一个人数很少的选区,所选的人大代表数会有可能和人数比他大几倍的选区产生的人大代表数量是相等的。这种现象在农村选区和城市选区普遍存在,政府机关所在地的选区通常选民基数少,但代表数量多。虽然在选举法修改的时候规定在2011-12年的选举中,城市选区和农村选区的选民以4比1产生代表数量的规定取消,改成同样基数的代表数量。这样从表面上看,是选民权力平等的进步,但是由于选区划分的不合理,这样的平权实际上没有实现。

  操纵候选人产生过程。我们在这次选举中可以看到,政府操纵候选人的产生过程有几个办法,这个过程也就是政府控制独立候选人产生的主要办法。

  第一是阻止选民提名。按照规定,候选人可以有10名选民联名提名产生,这是一个门槛很低的产生办法。阻止办法有很多,例如规定联名提名的选民必须到居委会当面提名;提名名单只能是10人一张,有人退出即作废,然后政府向其中的人施加压力,威胁恐吓,让他们不要提名。只要有一人退出,10名选民的联名提名即告作废,作废以后不得另提,也不得另补;提名表必须是选民委员会发的,复印无效,让选民拿不到提名表,无法完成提名过程。其它的办法还有一些,但是这些是主要的办法。

  第二是由选民小组来讨论候选人能否成立。用选民小组讨论候选人名单历来就是政府控制选举的一个主要的办法,从实际来看,也是政府控制独立候选人产生的主要办法。当一个选民要求成为候选人时,他要先向居委会或选举委员会申报,要得到至少10名选民联名的支持,再由选民小组进行讨论,官方称为“协商酝酿”。所谓的协商酝酿,就是将选民分为若干的小组,官方指定小组长,由小组长来召集选民开会,什么时候、谁参加、讨论什么内容都由小组长来定。要成为候选人的选民只能参加他所在的选民小组的会,不得参加其它的小组会。一个选民小组只能讨论本小组内的候选人,不得讨论其他小组所产生的候选人。所以每个选民小组的意见只能涉及本小组的候选人产生问题,这样对于一个选区来讲,到底谁能成为候选人,实际上没有一个小组可以做决定,而且一个小组的选民也无法知道其他小组选民的提名情况。对于那些拿到了10名选民联名提名成为初步候选人的独立候选人来讲,只能在本小组的选民里,讲有关他选举的事情,和选民见面的范围被局限在一个小组的范围内,而没有办法到其他的选民小组的会上去和选民见面,这样就把所有的初步候选人都分割独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独立候选人都只能在一个小组里进行他的意见表达,而没有办法在其他的小组里表达他的看法,如果一个选区分成几十个选民小组的话,这个初步候选人就只能在几十分之一的范围内,和选民见面,这样从选举委员会的角度讲就控制操纵了本选区的选举。这样,只有选举委员会可以掌握本选区的提名情况。也可以轻易地将他们原定的候选人提名为候选人,而独立候选人就是在这种“正式”的过程中被淘汰出局,等于在选民小组的协商酝酿之中被绑架。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大量情况就是如此,许多候选人没有办法成为正式候选人,相当大部分是在这个阶段被搞掉。

  阻止独立候选人竞选。在中国的选举法中没有竞选两个字,不允许竞选。原因很清楚,所有的候选人都是内定的,不需要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当选。真正想要竞选的候选人是那些独立候选人,但都被禁止。在上一次选举法修改中,将候选人和选民见面由“可以”改成“应当”,从词汇上有略微加重的语气,但这并不表明中国选举法中有竞选的意义。在这次选举中,有些地方例如广州,展开了由选举委员会主持的选民和候选人的见面会,这表面上履行了新规定,这种有组织的见面会,虽然可能在不同候选人跟选民见面时候会产生一定竞争性,让选民有所挑选,但是我们在广州看到的选举,选举中的这种见面会仍然控制的很严,即严格规定所参加会议的人,并不是所有的选民,而只是选民代表。而选民代表的产生没有明确规定,实际是被政府所指定。在见面会中又不允许候选人间进行竞争,实际上只是陈述简历而已,选民不得提问即告结束。我们也看到在一些独立候选人选举中,开始进行了有意义的竞选活动,例如在社区进行演讲,送选举传单,入户拜访选民,或者用电子邮件或和手机短信向选民传达自己的意见,但是凡是进行了这类活动的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政府的警告和阻止,他们贴出的竞选广告被撕掉,他们的活动被有关方面以破坏选举名义禁止。所以我们看到的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竞选的选举,但是一个没有竞选的选举能称之为选举吗?这不叫选举,实际上只是一个事先预定好代表而由选民演戏一遍的假游戏。

  控制投票过程。在完成了以上过程之后,各级政府就实际上已经控制了选举的结果。但是对一些政府来讲,这还不够,还要进一步控制,那就是在选举的投票和点票过程中的随意性和操纵性。就我们看到的情况而言,这些主要表现在选民进行投票的过程,从出示选民证开始,到领票、划票,到处都有选举工作人员的指引和监视。各地的投票站从选民拿到选票那一刻就有工作人员告诉或指点他在哪个人的名字下划票,有的地方名为公正,设立了三个可以帮助选民划票的地方——领票处、询问处和投票处,这些地方的工作人员都在指点选民该在哪里划票。在许多地方当选民拿到选票后,马上就有工作人员告诉他应该在哪个候选人那里划票,这个候选人就是官方指定的。许多地方候选人名字有差额,但只是陪选而已。他们或者是姓的笔画太多,放在候选人名单中最后一位,或者是身份地位太低,例如下岗工人或退休职工,陪选性质,一望即知。

  秘密投票形同虚设。许多地方没有秘密投票间,或者即使有,也因为不在选民的投票线路上而没有人用。选民领取选票之后,必须要在那里进行划票,然后回来投票,所以没有人用。许多选民在拿到选票之后,都是在选务人员可以看到的情况下划票,或者在选务人员指点下。在北京的投票站比其他地方多的是一个询问处或者代划票处,在这些地方都有选务人员指点在哪个人下面划票,这样的选举毫无秘密可言。这样所有的选举都是公开监视,选民也不可能投那些官方不喜欢人的票,或者陪选人的票。

  不公开点票。在选举结束后,绝大部分投票站都不公开点票,或者转移走,搬到其他投票站,或者封存起来。投票结束以后,马上进行点票的不多,而且即使马上点票的地方也不是立即公布投票结果。北京的投票站投票结束是晚上12点以后,除个别投票站马上点票以外,绝大多数的投票站要到第二天上午进行点票,也不马上公布结果,要等几天之后。公布的结果也只公布某某当选,不公布得票的多少。

  不受理选举争议。在这次选举中,也产生了一些选举后出现争议的案件,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案件都不了了之,没有结果,显然,选举中的争议,无法通过法律的办法加以解决,法院也不受理。

  对于这样的一个涉及到基层政府组成和基层政府公共政策的选举,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不自由而且不公正的选举。选举中的问题,不是偶然的个案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的操纵选举的过程。可以明确地说,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程序上而言,都给这种整体性操纵留下了大量的制度性空间。法律上没有对选举程序做详细的明文规定,留有大量的程序上的漏洞,这就给利用法律和程序的空间来操纵选举提供太多方便。例如我们前面讲的程序上选区的划分,候选人的产生过程,投票点票的过程,都可以看到中国的选举是一个不自由不公平的选举。可以这么讲,在中国选举程序的所有阶段,政府都可以操纵,将那些他们不喜欢的敢于向政府挑战的独立候选人搞掉,即使一个环节通过还有第二个环节,最后得票的数量也可以伪造,因为点票也是不公开的。这样就使得所有政府不满意的候选人从产生开始一直到选举结束都在政府的控制中,这是个虚假的选举。这样的选举必须要进行改革。

  四、选举后果对解决中国政治危机的影响

  从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过程来看,在各级政府的操纵之下,独立候选人几乎全军覆没,各地地方政府可以感到放心了。由于他们的努力,独立候选人不得不失败,他们的“政权保卫战”非常成功。政府官员的确可以高兴,因为他们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但是实际上真的是如此吗?其实,在中国当前基层政治越来越糟糕的情况下,国家与社会的冲突越来越发展的情况下,县乡两级地方人大代表选举是一个非常好的让社会表达他们的声音和意愿的渠道,也是一个改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极好机会。让社会表达他们的要求,让社会监督和批评政府,才是维持地方政治稳定发展的一个好办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人大代表选举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让社会和政府互相了解,互相对话,从而达到消弭矛盾,取得互相信任的机会。但是在操纵选举的情况下,这种社会和政府矛盾冲突的局面无法得到解决,反而有可能使得矛盾进一步扩大,变得更加不可收拾。

  1. 没有表达合适意见的渠道

  其实从独立候选人产生的意义而言,他们起到的作用主要是表达社会的意见,实际上对政府政策的直接影响并不大,但是对社会意见的表达却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国基层人大代表的重要作用。目前中国社会公众表达意见的正式渠道并不具备,他们只好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例如抗议示威,也可以在网络微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些都是公众表达意见的渠道。但是这样的意见表达方式很难直接介入到政府的公共政策中,特别是在基层,这些的意见表达政府可以不听,即便是产生一定的社会压力政府也照样可以不听,可以继续我行我素,按自己的意见办事,即便是损害到公共利益也照办不误。这是因为公众的这种意见表达都是体制外的,对政府的压力不够。

  但是,如果社会公众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在体制内部施加影响,效果会有不同。在参选人大代表的时候,大多数独立候选人是会代表社会讲话的,为他们表达意见。这就是独立候选人和那些政府事先选定的候选人的区别。那些政府选中的候选人,他们不会代表社会的利益,不管他们出自哪一个阶层,本人是什么职业,他们代表的是政府利益,因为是政府让他们当代表的,政府才是他们的主人。独立候选人如果当选,他们就可以将社会意见带到政策决策过程中,和政府面对面讨论和交换意见,甚至对政府形成压力,让政府修改公共政策。借助于人大代表的有力身份,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让社会更好地表达出公共意见,而政府必须要重视他们的意见。作为一个基层的县乡人大代表,他们可以在县乡的公共政策中发挥表达意见的功能,并影响公共政策的形成。由于他们的代表程度,他们的影响范围基本只限在县乡,并没有影响到其他省级或者市级的政策,或者可以说他们对地方的影响也极小。对于中央政策的形成,县乡人大代表的影响微乎其微,应该没有影响。由于他们会影响的只是县乡两级,因此会使得县乡两级政府的公共政策处在县乡公民的直接监督下,其实这只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既不影响中央政策的贯彻,又能监督地方政府,这恰恰是目前所需要的改善地方政治环境的必要办法。在中国特别是基层这样老百姓与政府面对面的地方,就是目前政治危机产生的地方,因此让这些与社会公众直接相对的政府听到公众的声音,对中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否则,基层政治只会恶化,国家与社会关系会更紧张,而如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只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不满意,并且会从对基层政府的不满意而发展到对上级以及中央的不满意。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政府就会遇到全面的政治危机,到了那样的阶段很难有办法加以解决。因此在基层,尤其是县乡两级让公众表达意见,让公众监督政府,让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其实是好事,而公众参与政策监督政府的最好方式就是让他们进入现行政府体制之内而不是之外。因此让社会公众用参选基层人大并以人大代表的方式批评政府并表达意见是最好的方式。但是非常遗憾,在2011-12这一次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可以说由于中国政府的保守和各级政府的操纵错过了非常好的缓和社会与国家矛盾的机会。而一旦公众没有表达意见的机会,他们参与的希望就会走向绝望,那破坏性更大,而一场革命可能无法阻拦。

  2. 政治合法性的缺失

  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早晚要走选举之路,一个自由和公正选举可以给选上的政府带来政治上的合法性,全世界的现代政治就是这样进行的。没有经过选举而执政的政府,需要改变自己政权合法性的来源,那就要进行真正的选举,以取得执政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从战争中取得政权,可以马上得天下,也可以马上坐天下,这是共产党自己的逻辑。当然这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他必须让社会公众生活得到长期的满足,这个满足会从维持基本生活,发展到较高的物质生活需求,再到权力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在经济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得到很大提高,这点使得中国共产党维持住了合法性基础。但是这种合法性不能永远建立在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上,中国的公众需要更多的自由,更多的自己决定自己的权力,而不是由中国共产党给他们做主。随着经济的增长降低和转入平稳,经济增长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随着社会公众权益越来越受到损害,公众对政治权益需求已经越来越高,这样就重新提出了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共产党得天下已经六十多年,这六十多年合法性基础有消有长,此消彼长。经济增长带来的合法性基础正被渐渐用尽,而政治性的合法性基础却远远不够,转换政权合法性基础正当其时。在当今世界90%以上国家都是用选举办法产生领导人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由共产党独家垄断的局面必须要加以改变。

  中国五级政府的官员都不是老百姓选举产生,而五级人大代表只有县乡两级由选举直接产生,但是由于程序被操纵实际无法实现。这是社会发展所不允许的。因此,选举是未来中国政治合法性来源最主要基础的概念,已经开始在中国社会中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在这样影响下已经逼迫中国政府开展了一个执行得并不好的所谓基层民主,又在基层民主下启动了一个过程被严重控制的所谓的党内选举。虽然这两个选举问题很多,无法被称之为公正的选举,但是可以看到,选举带来的政治合法性基础转移已经发展到无可避免的方向,世界如此,与世界有着越来越紧密联系的中国也必然如此。在我们的了解中,尤其是在和广大选民和独立候选人的接触中,我们感觉到社会对于这次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是非常愤怒的,而且表示会将这样争取公众权力的斗争继续下去,绝不会放弃。所以从表面上看,虽然政府操纵了选举,控制了局面,实际上政治合法性散失也很明显,社会批评政府的声音在2011-12选举后已经是更大,社会运动的发展也是越来越大,气势越来越猛。中国政府不会因为控制了选举就会有更大的合法性基础,恰恰相反,中国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正变得越来越小,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越来越高。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在加剧。

  3. 参与与制度化的矛盾

  亨廷顿在关于政治合法性危机的表述中有一个很好的公式就是公民参与程度的高低和制度化程度的水平之间的关系,按照他的公式,公众政治参与的程度越高,而政治制度化水平越低的话,则政治不稳定性增大,政治危机越大,相反,如果公民参与的程度高,而制度化程度也高的话,则政治危机程度就小,政治的稳定性就大。这是一个有名的描述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化参与和制度化程度之间关系的公式。近些年来,在维权的逻辑下,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的要求是越来越高,而不是越来越低,而相比较来看,政治参与的制度条件很差,或者基本不具备。例如中国五级政府的领导人都不由老百姓选举产生等就是一个参与的政治制度化程度很低的标志。其实这样的做法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参与的制度都不存在的标志。而在这种很低的政治参与制度化之中,唯一允许老百姓可以直接选举的县乡两级的人大代表也在实际的执行中被封杀,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水平就是非常之低了。基本上来言,中国没有让公众可以进行参与的政治制度化的渠道。像中国这样政治参与制度化低到如此程度的国家在全世界都是很少的。就这样的制度化程度而言,应该讲中国公民没有制度化参与的空间,因此就政治的不稳定程度而言,在公众参与的意愿和要求不断升高的情况下应该是越来越不稳定。这就会导致政治上危机的出现。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国基层的政治是越来越不稳定。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强调稳定,也加强了维稳的力量,但是成效不大,政治危机已经形成。幸好,中国这些年由于网络的出现,使得中国公民在网络上可以初步形成一个表达意见的地方,这就等于形成了一个参与的渠道,但程度还是很低,而且是非制度化的。虽然中国政府对于网络上的批评很不容忍,也管制的很严格,但是好歹开了个口子,也给了社会表达意见和宣泄不满的空间,虽然空间很小,也算略微有些参与的空间,才使得现在的政治危机没有那么大。但是网络的虚拟空间仍然无法代表实际空间的政治参与,虚拟空间上的政治参与无法衡量公众的意见到底对于政府政策的影响力有多大,也无法真正影响到政府官员的当选或下台,也没有真正能够在实际空间阻止官员贪污腐败的延伸和发展。因此可以讲,尽管通过网络有了一个非常有限的可以表达意见的空间,但是其制度化的程度是很低的。非常重要的通过选举带来的政治参与制度化的空间仍然不存在。换句话讲,就是在中国公众当前政治参与意愿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参与的渠道和制度化空间却越来越窄,越来越无法适应公众参与的需要。这种越来越低的制度化参与程度最好的证明就是最近这些年来,无论是从法治的倒退还是人权的倒退等都表现了制度化参与程度的降低,那唯一的结果只能是政治危机的加剧。目前人大代表选举的倒退和阻止社会公众进入基层人大代表表明了制度化程度的进一步降低。

  亨廷顿公式的解决必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才可以避免政治的不稳定。一是要社会参与的意愿要降下来,二是将参与的制度化程度提高。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当中国人的参与都遇到参与无门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参与意愿的降低,而是由参与的绝望而激发出更高的参与需求。也就是说社会公众的参与意愿和要求在遇到阻力甚至是绝望的情况下,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的意愿会变得更高而不是更低,这恰恰为当前的维稳逻辑提供了反证,越强调维稳,越对社会施加压力,则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并不是社会被压制回去,而是社会的不满反而在加剧,政治参与意愿是在加强而不是降低。但是在社会参与意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依照维稳的逻辑,社会的参与意愿不但不能满足,而且必须压制下来。所以,实际的结果是当社会参与的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而中国参与的制度化程度却反而更低,甚至要把大门关起来,不给公众参与的机会,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政治参与的意愿和制度化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政治不稳定性越来越大,政治危机加大而不是减少。

  其实就2011-12的人大选举情况来看,这本来是一个提高中国政治参与化程度的机会。中国的五级政府官员虽然不能由老百姓选举,但是总算还有五级人大代表中的最低两级是可以由老百姓直接选举产生的,如果真正的实行一个公平和自由的选举,这就可以适当的提供一个参与的制度化结构,虽然程度不高,但是在不断的选举过程当中,可以逐步提高这个结构的制度化水平,并在可能情况下,将选举层次往上提,则可以提供较高水平的制度化程度,这就可以将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有所提高。这样一来,亨廷顿这个公式中的制度化参与程度就可以提高,也就可以相对的降低政治不稳定和政治危机的程度。但是很不幸,从这一次选举中并没有看到这样的结果,而是将原来选举中的不公平问题发展到了“极致”,也就是完全的不顾法律和程序规定,随意操纵选举,随意打压独立候选人,而结果是不给社会以任何机会,这种维稳思维下的选举操作,对于当前的中国政治发展来讲应该说是灾难性的。依照亨廷顿这个参与制度化的公式,唯一能得出来的结果就是政治危机和政治不稳定会加大,而不会产生那些维稳的官员们所想象的给社会以高压,社会就会放弃维权的那种想当然的想法。

  4. 是否会走向对抗

  在中国当前的政治讨论中,对革命还是改良的讨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实际上在中国的社会当中,鼓吹革命和赞成革命的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下层社会。这是理所当然的。当社会对于政治参与感到绝望的时候,由绝望就会引起更强烈的反抗,甚至走向对抗,这就是所谓的革命,这种革命在历史上所见到的很多,不仅外国有,中国也有,历史上多的不可其数,并不是所谓的偶然的事情,而是不断发生的事情。从中国的选举来看,当这次人大选举将社会的参与完全封闭的时候,虽不至于引起革命,但是社会的不满是通过这个选举的失败在增加,而不是减少。这样不断累积起来的不满,总有一天可能会产生一个革命,也就是社会强烈的不满所导致的和国家的对抗如果不能得到缓解的话,政治危机导致社会动乱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中国是一个有天生造反精神的国家,古代的水浒文化是这样教育的,现在的共产党文明也是这样讲的。如果现实中一直维持这样的状况,谁也不能阻挡这样的对抗出现。其实给社会空间,给他们参与的渠道,最好的方式就是选举方式,让公民表达出他们的意愿,并通过他们的体制内的参与影响国家和地方的公共政策这是非常好的参与方式,全世界历史都证明这是现代文明的参与方式。除极个别国家以外,全世界都没有拒绝这个方式,中国为什么要拒绝呢?这是值得社会与国家两面都要思考的。给中国公众一个公平、自由的选举参与的机会,中国只会走得更好,这也体现现代文明的精神,体现现代负责任大国应有的风范。

  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矛盾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本来是一个化解矛盾、增加互相了解的机会。但是,通过这次全国性选举看到的结果是中国的政府选择了放弃这样机会的决策,那么,会给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社会是会顺从呢,还是会更加快地发展起来呢,社会会更加理性呢,还是会更加激进呢?这些目前还是未知数。但是选择既然已经做出,后果就要承担,这是逻辑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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