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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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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改造——中国特色的城市更新运动

作者:杜君立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年09月07日

本站发布:2011年09月07日

点击率:967次


  在中国,人人都是违章建筑。——李承鹏《李可乐抗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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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某种意义上,语言和城市是人类最为重要的发明。前者使人们可以进行交流,后者使人们得以汇聚;前者的衍生物是人类几千年的文化艺术,后者的成果是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蔓延开来的物质文明。但是人类注定要悲剧性地存在,语言无助于人类灵魂的沟通,城市则按照自身的逻辑蔓延。

  误读城市化所导致的现代城市更新运动正在中国狂飙猛进,那些用钢筋水泥浇铸、用玻璃幕墙作招贴纸的“火柴盒”,犹如一块块“压缩饼干”压铸成中国式急就章的现代化。不管这些中国城市如何自以为是,许多新城市仍然只是一座座有城无市的超级堡垒,甚至“鬼城”。如今中国正在步美国上世纪大规模城市更新运动的后尘,可惜中国没有勇敢的雅各布斯。曾经勇敢地为民请命的梁思成林徽因,如今已经被当做一种琼瑶式的庸俗消费。

  城市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使城市文化最早在西方诞生。城市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保持同步。随着现代经济的崛起,蒸汽机时代的城市开始剧烈的变迁,这就开始了席卷欧美的城市化运动。可以说,现代史就是城市进化史。过去的100多年,从欧美波及全球,世界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1900年,全球仅1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当时百万级人口的城市仅12个;20世纪中叶,全球30%人口居住在城市,百万级人口城市数量增至83个。2007年,城市人口第一次占到总人口数量的一半以上。现在,百万级人口城市已超过400个,其中20个都市圈人口超过1000万。据预测,到2050年,全球将有超过7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这意味着每一年地球上都会增加7个纽约。亚洲城市化尤为迅猛,在印度,每分钟有30个人进入城市。到2030年将有11亿亚洲人进入城市。

  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说:“从科学上说,肇始于17世纪的现代,已于20世纪初终结;从政治上说,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世界,诞生于首次原子弹爆炸。”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世界开始了一场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过程,或者说城市更新运动。自美国国会1949年颁布住房法之后的20年内,美国联邦政府在1100座城市推动了2800项城市更新工程,联邦拨款100亿美元,总计20万英亩的改造用地中,贫民窟占8万英亩。美国联邦政府试图以推土机暴政清拆贫民窟,从而根治城市的贫困。

  事与愿违,被连根拔起的贫民窟的居民在城市其他地方继续聚合,形成新的贫民窟。不断的拆迁和驱逐使城市贫民远离城市中心,进一步拉大了他们与城市和社会主流的距离,形成对立、对抗和种族隔离,最终酿成层出不穷的社会冲突。1960年代中后期,因为城市更新运动的歧视政策引发的大规模骚乱席卷美国各个城市。经过尼克松和里根的努力,这场城市更新运动黯然收场。2000年前后的几次巴黎骚乱,实际也是数十年前法国城市更新运动的延后爆发。

  芒福德在《城市的文化》中抨击说,大城市就是暴君、恶魔和行尸走肉的大杂烩,是一个暴力泛滥的丑陋之城。因为二战对城市的破坏,欧洲各国也在战后开始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不过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社区建筑”运动避免了美国式的悲剧。社区建筑运动主张市民参与,维护社区邻里文化传统。“为了所有白人和黑人的家”,专业建筑师、民间组织和政府三方协调,使各个阶层的市民利益都得到尊重和保护。

  在美国城市更新运动的最高潮时,简·雅各布斯出版了著名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者不是以一个政客或建筑师的姿态,而是以一位母亲的目光,走街串巷,打量街道的安全,考量人们的生活舒适度,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权利保障。她认为比起城市规划的危害来,汽车只是一个小坏蛋。城市的拥堵与其是来自汽车,不如说来自城市规划本身,因为城市已经成为一种致力以追求美化的景观,而不是供人居住生活的地方。

  雅各布斯以一个市民的姿态,尖锐抨击政客和建筑师眼里的“花园城市”和“城市美化”运动,她将这种非人性的城市规划斥之为理想主义的“伪科学”。这种城市规划思想忽略城市多样性混合并存的实际需求,按照不同功能对城市进行秩序井然的分区,它们之间除了靠快速道路彼此连接之外互相孤立,建造大面积的绿地花园林荫道,仅仅只是为了视觉美观满足,而从不考虑人们的实际使用。

  城市美化运动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些所谓的城市标志性建筑,所谓大而无当的歌剧院、音乐广场或者文化展览中心。这种规划试图建造一个私家车横行、路人毫无安全感的城市,它认为步行街道是浪费空间,并对贫民窟深恶痛绝。它试图通过发展郊区来缓解市中心的人口压力,并置换土地,把穷人都赶走,实现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居住隔离。雅各布斯把这种城市规划斥为对城市的洗劫,它抽空了城市的精华,损伤了城市的元气,必然导致“城市之死”。雅各布斯以她勇敢的说服力和穿透力,最终终结了美国城市更新运动的乌托邦之梦,挽救了权力和暴力阴影下的“城市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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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不仅是人类的物质积累,也是人类的精神传承。城市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历史载体。城市不仅仅是钢筋水泥的建构,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社会生态的有机体,它同样也有生老病死的生命周期,只不过时间更漫长,过程更复杂,远远超出了一个人短暂一生的视野。城市不仅仅是一个布满街道和建筑的物理空间,它还集合着世代繁衍的生命和由此衍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基因。

  世界历史诞生于城市,并在城市战胜乡村的决定性胜利时刻达到成熟。如果城市的历史是自由的历史,那么它也是专制的历史——国家行政部门控制着乡村和城市自身的历史。城市作为自由而斗争的历史的战场,至今还没有赢得过自由。城市是历史的所在地,因为它是社会权力集中的地方。与城市相反,乡村代表了完全的对立:孤独与分离。现代城市更新运动毁灭了城市,并重建了一种伪乡村,这里既缺少传统乡村的自然关系,又缺少历史城市的社会关系。

  消费宗教对现代人的征服所导致的物欲主义,使我们当下生活的城市环境正在走向自我毁灭。作为商品丰裕第一阶段的示范产品,汽车的专政已经将其标记印刻进高速公路统治的风景中。飞驰的汽车与高大的建筑彻底粉碎了古老的城市中心,促进了城市向郊区的扩张。消费的技术体制已经把城市引向自我消费的程度,而人相对于城市越来越丧失其主体地位——人沦为城市的看客或者观众,城市则成为一种与人无关的“景观”。

  法国当代思想家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说:集中的景观是官僚政治专政的工具。景观的目标就在于它自身。景观是一种表象的肯定和将全部社会生活认同为纯粹表象的肯定。景观是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无论是通过宏大的建筑,还是通过其他影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各种景观,其本质就是对现存体制合法性的认同,无意识地支配着人们的欲望结构。从现实中来说,景观的基础是丰裕暴利的权力经济,权力经济发展的结果最终统治了景观市场。

  阿道夫·希特勒说:“宏伟的建筑是消除我们民族自卑感的一剂良药。任何人都不能只靠空话来领导一个民族走出自卑。他必须能建造一些能让民众感到自豪的东西,那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这并不是在炫耀,而是给一个国家以自信。我们的敌人和朋友一定要认识到这些建筑巩固了我们的政权。”北朝鲜虽然民不聊生,但那里有全世界最宏大的建筑和纪念碑。

  从福特的T型车到乔布斯的个人电脑,张扬的平民精神是美国与古老欧洲最大的不同;所谓“美国梦”就是让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让更多的人享有,而不只是少数贵族的禁脔。1947年,莱维特用大规模生产的方法,在长岛的16平方公里的农场上,为退伍兵建造了17400座房屋。《幸福》杂志说:“没有人会称它们是美丽的、宽敞的或雅致的,……它们基本是相同的,就像福特汽车一样。”这些建筑千篇一律,设计得如同兵营,每座房子都建在一块60英尺宽100英尺长的标准混凝土地基上。因为全面采用电动工具,一个工人一天可以切割出供12套房屋使用的木材。“这等于把底特律的生产线倒了一个个儿。底特律生产线是汽车来回跑,工人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而我们施工是工人在移动,在不同的位置上完成同一种工作。”这些大量生产的房屋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迅速推向市场,将美国带入郊区时代。

  但是在中国,柯布西耶所构想的平民住宅设计完全败给了景观权力。在权力的威逼利诱下,以“后现代”为标榜的设计师热衷于“文脉”、“贵族”、“血统”、“符号”、“身份”、“时尚”、“欲望”。 平民精神在贫穷的中国无从扎根,城市沦为中世纪欧洲建筑风格演变史,从从古典时代到后现代,作为统治权力象征的政府贴满贵重石材,标榜着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或后现代,洗浴场所清一色贴金罗马柱,营造着金碧辉煌的罗马贵族文化。

  景观社会是社会从贫穷走向富裕的一个标志,炫耀性消费与城市美化运动一起宣告富裕社会的来临。加尔布雷斯最早提出“富裕社会”的概念。所谓“富裕社会”可以理解为一个经济不断发展的社会,已经具有消灭贫穷和流离失所的力量,只不过是漠视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以免打击那些创造了大量财富阶层的发展动力。富裕社会将导致私人富足、公共贫困、公共部门建设远落后于私人部门。你开着你的内饰桃木、装有空调、使用自动挡和ABS防抱死刹车的高级汽车,每天都要被囚禁在城市中央的马路上长达数小时。

  如果你受不了城市的拥堵,那你可以驾着你高级SUV出游 。虽然你已经付了燃油税,但你仍要购买昂贵的汽油,支付昂贵的过路费,然后穿过路面坑坑洼洼、垃圾横飞、房屋破败、广告牌横七竖八、电线如同蛛网的城市,最后到达一个充满商业气息的乡村。在这里你买到的都是从冰箱里刚取出来的包装食品。你可以在一条臭水河边享受野餐,但这里的空气与城市一样污浊,四处的树梢上缠绕着塑料袋迎风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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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80年前,被西方现代社会公认为“建筑界圣人”的建筑师法国人科布西耶就已经意识到现代住宅应该是“居住机器”,指出世界的事情就是坏在住宅这个生活工具出了问题。他在60年前设计和建造了著名的“马赛公寓”,被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惊呼为“看到了人类的希望”。现代设计的先驱者勒·柯布西耶认为,“一切活人的原始本能就是找一个安身之所”,而“房屋是人类必需的产品”; “现代的建筑关心住宅,为普通而平常的人关心普通而平常的住宅。它任凭宫殿倒塌。这是时代的一个标志。”“为普通人,‘所有的人’,研究住宅,这就是恢复人道的基础,人的尺度,需要的标准、功能的标准、情感的标准。就是这些!这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一切。这是个高尚的时代,人们抛弃了豪华壮丽。”

  现代城市随着工业化运动而兴起,但社会变革总是滞后于技术变革,因此每一次社会变革不得不付出剧烈的甚至革命的代价。1887年,恩格斯在那篇著名的文章《论住宅问题》中写道:

  当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缺乏’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旧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铺到市里。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缺乏现象。在一开始就作为工业中心而产生的城市中,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几乎不存在。……相反,在伦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这些城市,住宅缺乏现象曾经具有急性病的形式,而且大部分像慢性病那样存在着。

  中国是农业传统国家,工业化过程一直在开放与封闭的政治大盘中断断续续,城市文化的历史极其短暂。19世纪末,随着西方商品经济的强行进入,以租界形式出现了中国现代城市的雏形。在此之前,中国所谓的城市基本是“政治城市”。1949之后,中国在政治城市的基础上大兴工业,许多原有的城市文化基础几乎被毁灭殆尽,如城墙、古建筑等。这场计划经济的工业化过程完全是反城市化的,只有生产而没有生活,大量的城市人因为两地分居而忍受着性饥渴;除过社团高层特权阶层,一般民众的居住都极其局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恶化。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3平方米,到1978年连3平方米都不到。50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成为30年来大多数城市工人阶级的“家”。在炎热的酷暑,在这拥挤、破旧、肮脏的工棚里,做饭的煤球炉都排在1米宽的公共过道里,一些中年妇女脱光了上身,随着炒菜的锅铲掀翻,硕大的乳房在晃动。这是杨继绳和杜润生当年采访时看到的情景。

  温家宝曾经谈起自己在天津的“蜗居”生活:“我从小学到离开家的时候,全家5口人只有9平方米的住房。”19世纪末德国著名的伦理学家包尔生在《伦理学体系》中曾这样说:“过度拥挤的住宅条件危及了人们的生命与健康、幸福、道德和居住者的家庭感情。当一家人只占有一套房屋而与别的转租人和寄宿者合住时,真正的人的生活是不可能的。”这段话可以作为那段蜗居时代的最好说明。

  20多年前中国“回到”地球村,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开始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发展。商品经济的前提是规则和自由,城市使人类走向独立和平等。在英文中,市民和公民是同一个词CITIZEN;CITY(城市)和CITIZEN(市民、公民)也是同一个词根。

  中国与西方的城市发展历程完全不同,因为中国是在西方已经进入现代城市阶段时,才开始城市启蒙的。准确的说,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刚刚开始,正方兴未艾,从农业(政治)城市到现代商品城市这种“跨越式发展”,势必产生许多粗制滥造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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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个农民聚居的村庄到一个市民聚居的城市,这种需要数百年的转变在中国往往被压缩到数十年。甚至许多城市连名字也来源于村庄,如石家庄、深圳等。在这种急就的城市,一些村庄如琥珀般被原封不动地封存其中,形成独特的都市村庄。从深圳的黄贝岭、广州的石牌村、北京的唐家岭到郑州的关虎屯,尽管身处城市的核心,但他们仍是农业时代的村庄建制,当然他们已经无地可种,村民并不是农民。

  因为中国土地不存在私有制,所以中国不可能形成世界城市普遍存在的贫民窟。在中国城市,随意搭建是非法的,甚至露宿街头也为法律不容。都市村庄的“农民”在疾速的城市化浪潮中失去耕地,从而“失业”。借助天然的地理位置,这些农民几乎都转向出租自己的住房维生。

  因为土地自有,仅需建筑成本的农民自建房相对商品房价格极低,所以低廉的房租吸引来大批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和打工仔。都市村庄事实上形成“中国特色”的贫民窟。和世界所有的政府一样,贫民窟都被认为是罪恶的渊薮。“脏乱差”和“安全隐患”的都市村庄,也一直是中国各地政府为缓解安全焦虑感而频繁执法扫荡的重点。

  炫耀性消费常常会增加富人的罪恶感,而城市美化运动则是对穷人的消灭,然后以一个失去生气的景观社会来满足富人的虚荣心和权力感。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大批廉价的自由劳动力,农村的大量富余劳动力自然来到城市就业。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发展。中国城市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收益,想尽办法摆脱其保障“负担”。城市只要劳动者的劳动,而不要劳动者的生老病死,甚至连劳动者本人都不想要。更早一些时候,甚至通过暂住证制度进一步搜刮、伤害这些底层的劳动者。一个农民工背井离乡,把青春献给城市,把生老病死带回农村留给自己。都市村庄给了这些穷人一点暂时遮风避雨的屋檐,但也给城市的脸面带来“威胁”,穷人成为权力和财富眼中的“人类废品”。

  “人类废品(HUMAN WASTE)”出自齐格蒙特·鲍曼的《废弃的生命》:人类废品的产生,既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性不可分离的伴侣。它是秩序建构和经济进步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副产品。在秩序建构中,每一种秩序都会使现存人口的某些部分成为不合适的、不合格的或者不被人们需要的。同样,经济进步必须要贬低一些曾经有效的生存方式。因此,也一定会剥夺依靠这些方式生存的人的谋生手段。

  政府对贫民窟的清理动力在于:花很低的成本赶走那些“人类废品”,将清空的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既增加财政收入,又美化了城市环境,这就是“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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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对贫民窟的清理运动是城市更新运动的典型表现。这种政客和规划建筑师合谋的暴力拆迁一直被民间斥为“推土机暴政”。

  1997年,台北市政府强拆移民自己在废弃坟地搭建的康乐里,强拆导致的老兵自杀事件引发了民间的“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当时的台北市长陈水扁贬斥康乐里:“以台北之富庶,这里可说是都市之瘤、市民之耻,几千人睡在坟墓上,令人无法想象。而一旁却是国际级的晶华饭店。每想起国际巨星迈克杰克逊住在晶华楼上,从窗户一看,就看到台北市竟有这种贫民窟,常觉得无地自容。”这种“老人不搬也会死”的长官论调在潜意识中就视弱势群体为“人类废品”。抗议者在警察支持的推土机声中,只能留下一曲悲歌:“斩断记忆的桥梁,台北是谁的家乡?财团的太阳,穷人的坟场!”

  2006年,香港政府清拆香港市民传统集会的天星码头,引发持续大半年的“天星皇后码头保育运动”。这场运动由民间青年知识分子发起组织,将矛头指向利益至上的财团和不顾民生的权贵政府。这场姿态大于结果的反对推土机暴政运动显示了极大的社会公益性。有力地传播了城市不仅是物理空间,也是多元文化的鲜活生命之概念。

  与这些基于文化与情感的反推土机运动不同,中国当下仍然离文化与情感很远,更多的只是关于金钱的反权力反暴力斗争。2007年,重庆所发生的“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借助互联网,使中国的反推土机运动第一次暴露在国人和世界面前。但2009年唐福珍惨案与2010年钱云会惨案更加血淋淋地将拆迁的残忍展现在人们眼前,这些孤单而悲惨的反拆迁事件其更大意义在于,民意已经完全放弃了对官方和媚体的最后一点信任,因为权力已经与资本合流,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唐福珍与钱云会试图以自己的生命来唤醒人们对政府拆迁暴力合法性的质疑,但事实上人们从鲜血这开始重新审视当下中国官方司法行政的权威与公正。

  中国的城市更新运动正在步半个世纪前美国的覆辙:宽阔如足球场的马路和呼啸而过的汽车使人望路兴叹;富人区和穷人区的分界越来越明显;花团锦簇的人造新城区里找不到一家面馆和小摊贩;城市越来越不像人住的地方;人在城市面前越来越渺小、越来越配不上城市……

  以北京的四合院和大栅栏拆迁为标志,中国城市更新运动以一场推土机运动为发端,对原始社区进行了彻底的摧毁,把多年形成的传统邻里关系离散到城市边缘,彻底切断和瓦解了人与人之间正常的精神纽带和家庭伦理。

  因为政府对民间组织的压制和不信任,民间始终难以形成足以与政府和发展商博弈谈判的基础。一个“史上最牛的钉子户”那幅“孤岛”图像给我们更深刻的印象是,被拆迁者在权力和法律面前,依然是那么无助、孤单和悲情,即使挥舞着国旗,那也绝对算不上胜利的旗帜。而唐福珍与钱云会的血色符号将成为中国永远难以忘怀的悲痛。

  回顾当下中国的城市更新运动,房地产作为政府的小金库重点来源,发展商扮演着急先锋角色。推土机运动正如日中天方兴未艾。因为“中国特色”,不受民间杯葛的官方主导色彩更重,任期制导致的反复改写的短期规划更加严重。城市更新的长官意志情绪也最为浓厚。

  侯宝林有一段相声,说一个病人总被粗心的医生反复“开膛”,这个病人就建议医生在他肚皮上装上拉链。回看眼下许多城市,因为注重表面文章而轻视基础配套工程,导致反复被掘开的城市道路,“拉链门”还会在中国发扬光大的。

  2008年的深圳香港城市与建筑双城双年展上,马运清提出:农业的秩序是理性生活的最高境界,农业的理想建立在未来对现在的删除上。城市应当向农业学习,允许建筑试错和擦改,如果建筑不好,像割麦茬一样再把建筑割掉重来。按他的说法,规划和建筑是城市的唯一价值所在,城市是做规划的长官和做设计的建筑师的,与居住其中的市民无关。

  这种建筑乌托邦思想把城市当成白板和试验田,根据自己的喜恶随意刷改设计,根本不顾城市使用者——市民的感受和死活。这种纯政绩和建筑创意的思路不仅不能延长城市的生命,还可能成为城市的真正杀手。

  城市是否健康、过期、美好和舒适,本来应当由城市使用者——市民来证明,但中国当下只有政府才有发言权。马运清激动地礼赞:“可擦改的规划才是真正的规划。而西方国家的土地私有已经把这种理想完全抹杀了。但中国仍有可能,中国是规划理论和程序刷新的真正环境。因为土地是公有的。”

  作为建筑师,马运清不学习农民村落的居住文化,倒照搬割麦子的农业生产,真是匪夷所思。但中国目前完全秉承长官意志的城市规划模式倒是马运清们的贩卖“麦茬”理想的乐土。这种麦茬理想要比拉链理想牛皮得多,今天割明天种后天又割,城市将成为推土机的运动场。那时马运清们该忙得吐血了。

  说到底,城市更新运动是“死店活人开”还是“活店死人开”的事。根源不在城市而在人,是城市管理者说了算还是城市使用者说了算。人的话语权决定了城市的话语权。

  6

  深圳之所以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与聚居在城中村的“外来人口”有很大关系。2005年,深圳居住人口超过1000万,其中“外来人口”(非深圳户口)占一多半。这些外来人口将贡献留给城市,将保障的负担带回家留给自己。因此算起人均(按深圳户口计算)经济产值,深圳远远超过京沪穗,绝对中国第一,这是因为外来人口比例它是中国第一。在廉租房推进缓慢的情况下,深圳对城中村改造一直比较慎重和克制。城中村给外来人口提供了政府该做却没做的“廉租房”。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广州城中村改造走过了一条坎坷的道路。在很长时间,政府一直不允许开发商插手城中村改造,主要担心房地产商提高容积率,大大增加了城市建筑和人口的密度。但随着拆迁成本日益增加,一个成片改造的城中村动辄就是数十亿,政府只能重新对开发商敞开大门。2007年的猎德项目是广州计划改造138个城中村中第一个。

  整个猎德村以商业地块进行运作,这就是所谓的猎德模式,即由开发商垫付资金、政府出台政策、村委会协助的模式。旧村改造的规划、设计方案,政府都在全程参与,土地拍卖也由政府出面主导。但后来其他城中村项目并没有走采取猎德模式。基本都由村集体直接跟开发企业进行协商谈判,甚至由村集体自己进行改造。只是村集体的身份极其尴尬,它一方面是村民的代表,要体现村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是代表政府意志在村中的延伸,因此村集体往往是矛盾的焦点。

  但总体而言,广州模式比较尊重市场意志,非法暴力尚未泛滥。对土地资源即将消耗殆尽的这个地产时代,广州138个城中村占据广州城市规划面积的22%,而且大都是黄金地段,这不能不成为各种利益群体博弈抢夺的焦点。

  在北京人看来,石家庄本来就是一个“大村庄”。 这两年石市启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中村拆迁改造工程。几乎是将整个城市推到重建。2008年有一个笑话,512地震发生后,国家元首立即坐飞机奔赴灾区。飞机刚从北京起飞不久,元首就看见下面都是一片残垣断壁,惊问:这么快就到了?答曰:这是石家庄!石市政府的大手笔将72个城中村改造了36个,推土机往往比塔吊转动得更快。石市的城中村改造要求取得80%以上的村民同意,以消解群体性的对抗。但对城中村大量的外来务工居民从未见相关安置考虑。

  秦晖先生在《城市化、拆迁新移民和贫民权利》一文中,认为中国的城市更新运动完全是“奥斯曼式”的。1853年拿破仑三世专制时期,警察局长奥斯曼伯爵升为巴黎市长后,大举清理贫民区。他动用国家权力强制性地成片拆迁,据说他“将直尺按在城市地图上,穿过中世纪巴黎拥挤狭窄的街道画出条条直线,创造出了新的城市形式。他推翻一切挡道的东西,让路给林荫大道”。17年内,城市中43%的房屋被强制拆除,“有效地清理了贫民区”。在此期间,第二帝国通过提高税收投入了巨资,为打造奥斯曼的“新巴黎”花了25亿法郎,而这个时期国家每年财政总支出不过14亿-23亿法郎。奥斯曼以其对民权的蔑视而被称为“凯旋了的万代主义”。

  奥斯曼不仅手段强硬,而且生财有道,他使用政府的暴力帮助开发商赶走贫民,规定开发商建造的豪华“新巴黎”房产由投资者特许经营,并以政府的垄断权力保证他们能在短期内收回投资并得到足以诱人的利润,但特许期满后房产必须归政府所有。于是政商合作发财,帝国基建-财政部门的不少官员借之也大捞一把。而被驱赶的穷人所得补偿很少,奥斯曼的改造对他们完全是一场灾难。

  值得一提的是,奥斯曼以后法国重新回到民主共和时代,巴黎城市拆迁和改造比较重视城市穷人的权利。特别是上世纪中期的城市更新运动中,政府不仅不能强行驱赶穷人,反而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要为穷人提供服务。法国先后在巴黎周边如伊夫里、苏瓦希、楠泰尔等地,为穷人建设了大量的福利房。80年代以后建设的第三代福利房基本都是低楼层、低建筑密度,绿地和公共设施配套齐全的街区。事实上,除过中国政府仅仅限于体制内黑领,其他国家都将住房福利扩展到全体公民,特别是穷人。也就是说,世界大多数城市居民都居住在福利房中,根本不需要用一生的劳动去买一个窝。

  7

  从2006年西关虎屯改造开始,郑州拉开了城中村大规模改造的帷幕。2008年以后改造的步伐进一步加快。60多个城中村通过政府审批和招拍挂环节陆续进入建设阶段。郑州市政府计划在3年内基本完成中心城区共计143个城中村的改造。在政府规划中,这143个城中村占地10万余亩,涉及郑州户口居民30万。在过去两年,城中村改造项目所产生的商品房开发量达到1000万平方米。城中村改造导致商品房供应量急剧放大,对目前有价无市空置率居高不下的楼市产生了相当的压力。当然这种压力在地产作为投资品的前提下尚未完全造成销售的困难,但对市民的居住预期将构成一定障碍。

  与参加城中村改造的发展商谨慎疑虑相反,政府对城中村改造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出卖土地及其税费获利不菲;改造可“美化城市”,增添政绩;楼市放量抑制房价。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政府基本保障了城中村“村民”的原始利益:“村民”的安置住房先期建设,并优先保证安置房的资金。政府要求,总价款3亿以下的土地,发展商60天内一次付清地款。在村民安置房移交前,政府对发展商资金进行监管。

  一般城中村的村民自建房多为5~6层,房主之外,一般还有50户左右的租房客。一个城中村一般为40~50户,2000多人,但居住在城中村的“外来人口”则是村民的10倍以上。政府为143个城中村的30万村民提供了安置住房后,用推土机将原村庄夷为平地,最后再建成富人“领袖豪宅”、“贵族领地”。

  我无法得知栖身在城中村的300多万“外来人口”将来如何安身。因为他们作为“外(来)人”,在“人家这里”没有他们哪怕一丁点的发言权,他们是可怜的沉默的大多数。以他们每月30天每天12小时工作换来的那点微薄收入,大概只能租得起阴暗逼仄的城中村,估计很难租得起贵出几倍的“单身公寓”和豪宅,更不可能买得起天价的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只对郑州户口销售,且需要关系。廉租房全市仅300多套,尚在规划中,将来也只针对郑州户口租赁。目前郑州硕果仅存的几个城中村,无论远近均一房难求,租金也翻了一番不止。

  郑州是和深圳很相似的城市,1956年被列为河南省会后才像个城市。近20年,依靠人口的自由流动,使郑州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省份的人口最多城市。官方统计的外来人口占到城市所有人口的1/3,但社会普遍认为外来人口占到一半以上。

  外来人口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北区和东区是外来人口的聚居地,那里也是城市的最繁华所在。随着这场翻天覆地的消灭城中村运动的推进,在廉租房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可以预见,这个城市将发生很大的剧变。在这场剧变中,贫穷的外来人口要么消失,离开城市,要么被驱赶到更远的三环外,把城市留给富人和城市人。1990年代的房地产危机导致了遍及中国的大量烂尾楼。

  目前郑州和石家庄等许多中国城市都正处于城中村改造的高峰时期,整个城市完全就是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2008年的楼市危机后,没有人再坚信房价只升不降。如果楼市提前崩盘,那么摩肩接踵充满市井味的城中村将可能瞬间变成狼藉漆黑的烂尾楼……到那时,政府聚敛猛赚的土地款“横财”要不要吐出来、廉租房建设要不要增加并取消户口壁垒、房地产交易税要不要降低、商品房房屋租金要不要进行政府补贴……等等这些问题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50年前,北京政府为修马路摧毁了永定门(还有西直门东直门等)。50年后,北京政府又花纳税人的大把银子在原地建了一座一模一样的永定门(还要重建地安门)。但真正的永定门其实早已在50年前消失了。今天我扇你一巴掌,然后哪天我再赔你扇我一巴掌,这不是找回正义,而是我俩都挨了一巴掌。50年前,梁思成问道:为什么我们从战争的炮火中保护下来的古城,又在和平时期将它亲手毁掉?这个温和儒雅的良心学者留下了这样悲愤而掷地有声的话:五十年后,你们会后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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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席卷中国的城市大跃进已经固定成一个新词——“跨越式发展”,形象工程、城市品位、地标建筑、利益博弈、商业利润、GDP主义,以及官方的政绩、官吏的面子,这些之后才会考虑到城市中的“人”——中国官方所定义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与生存问题。城市空间的命运和主张向来都是由权力(暴力)最强者说了算。面对权力的猖獗,没有任何权力和权利的民众只好以自己微不足道的原始暴力相对抗,其中很多都将暴力对象指向自身,以自焚来宣告无法摆脱的愤怒与悲催。“权力美学”和“拆迁经济学”已经成为理解中国城市变迁的关键词。面对前所未有的巨大城市化变迁,中国人被迫必须接受千城一面、千篇一律的密集高楼的“石屎森林”,当下对强拆强迁和高房价的愤怒,已经压倒了人们对审美、建筑风格和城市风貌的关注。

  琉璃厂、大栅栏这样的市井被拆迁改造之后,完全丧失了民间性,没有了生趣和故事,甚至比不上潘家园和报国寺的地摊更充满江湖能量。当一个城市开始歧视起脚和自行车来,它已毫无美感。当一个城市无法用脚和自行车来丈量,它已失去道德。“这样的城市非常乏味,它显示的是技术能量,没有灵魂。”皮埃尔·卡蓝默说。

  麦克卢汉说:“汽车摧毁了都市,就像铁路维持都市的生存一样。都市的未来很可能像是世界的交易市场——展示新技术的场所,而不是工作或居住的场所。”我们生活于城市环境自我毁灭的时代。作为商品丰裕第一阶段的示范产品,汽车的专政已经将其标记印刻进高速公路统治的风景中。它粉碎了古老的城市中心,促进了郊区的扩张。消费的技术体制把城市引向自我消费的程度。今天中国的城市建设和发展,面临着与50年前欧美城市更新运动完全不同的境遇和全新的挑战。人类社会似乎超越了在千百年的岁月中缓慢生长、形成各具特色的城市的历史阶段,现实似乎在验证CCTV新楼的设计者、建筑大师库哈斯的预言:亚洲新兴城市在“铲平历史”的超速发展中,被打造成不具备“可识别性”的“广普城市”。

  “一所精美的房子又有何用,如果你没有一个可以容忍的摆放它的星球。”对当下的中国城市来说,空间的定义、形态和功能永远都是服从于权势目标的,城市的生活居住功能已经被完全边缘化。交通拥堵、空气污染、被砍伐殆尽的大树、被焚琴烹鹤的古宅文物、被一次次开膛破肚的马路、失控的填海填湖毁灭绿地、不断加大的距离、稀少而不当的公共设施、割裂的城市空间,这些都成为当下中国城市建设的主要征象。哲学家们说,人是精神的容器。当我们毁灭真正的城市,然后建起一座座“伪城市”时,城市在中国越来越像一个低效率的生产容器,而非生活容器。

  我们的城市就像一辆高速滑行的火车,对大多数普通的城市居民而言,这个溢出的城市正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与他们无关。 正如梭罗所说,“城市是一个几百万人一起孤独地生活的地方”,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到被城市抛弃的绝望与愤怒。他们与城市原有的记忆一起,像一节节被甩下的破旧车厢一般遗落在路边,只能看着城市的车头呼啸而去。这种景象时刻在提醒我们,上紧发条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否则就有可能被淘汰。我们身不由己地被挟裹进社会潮流之中,拥有的物质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丰富,娱乐越来越离谱,心灵却日益疲惫,不见得有多少愉悦,强烈的郁闷和身份的焦虑却如潮水般袭来。

  英国教育家塞缪尔·斯迈尔斯在《品德的力量》一书中说:“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品格之高下。”也许是我们走得太快,灵魂已跟不上我们的步伐。我们只希望能在这失控的城市更新运动中,给未来城市留下可持续发展的自由生长空间,为我们的后代留有余地,让我们在以后能够放慢脚步,真正享受一下温暖而惬意的都市生活,让我们的灵魂能跟上来,在我们的身体里,在这座城市里,找到一处安宁所在。

  主要参考文献

  《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美)简·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5 年

  《溢出的都市》 蒋原伦 史建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身份的焦虑》(英)阿兰·德波顿 著陈广兴 南治国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景观社会》(法)居伊·德波著 王昭风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富裕社会》(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著 赵勇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城市文化》(美)刘易斯·芒福德著  宋俊岭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设计为人民服务》 作者:周博 《读书》杂志 2007年第4期

  《城市化、拆迁新移民和贫民权利》 作者:秦晖 来源《南方都市报》

  《广州城中村,浅水深水慢慢行》作者:甄静慧 来源:《南风窗 》杂志2009年第12期

  《城市更新及其对抗》作者:欧宁 原载《SOHO小报》杂志200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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