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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毅军:参加中央工作组追查“梁效”文章           

作者:战毅军

来源:《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

来源日期:2014年01月23日

本站发布:2014年01月25日

点击率:1059次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当月7日上午,我先后接到二机部秘书组长张兴和政治部副主任赵振清的通知,他们悄悄告诉我:午后在刘伟副部长办公室开会,将被派往驻光明日报社的工作组。在下午的专题会议上,刘伟副部长传达了紧急任务:中央将派出多个工作组进驻新闻单位开展工作。并得知:毛主席逝世后不久,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为“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大造舆论。10月6日,党中央果断采取措施,抓捕“四人帮”。为迅速接管被“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中央决定立即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等新闻单位派驻工作组。暂时由中宣部负责人耿飚协调与指导,中宣部作为办事机构,设在钓鱼台8号楼办公。以二机部刘西尧部长为组长的工作组,将尽快进驻光明日报社。工作组由二机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王介福,政治部副主任赵振清、组织部负责人茅万斌、组织部干事孟连祺、保密委办公室主任张维鹏和我,以及来自中组部及其他部委的孙中范、王维澄等人组成。

  次日,工作组成员在光明日报社集结。进驻光明日报社之后,工作组立即召集报社党组成员和编委会成员开会,传达了中央派遣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社的主要任务,并宣布对报社党组成员、总编莫艾,党组成员、副总编孙关龙采取暂时隔离审查的措施。由报社党组成员、副总编张常海主持工作。第三天,刘西尧部长从外地赶回北京,听取了工作组两天来的情况汇报,传达了纪登奎副总理的指示:光明日报社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一、控制舆论导向,把好关,力争不出问题;二、围绕《光明日报》刊发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开展专案审查工作,查清文章出台的来龙去脉以及相关的人和事。目前,工作组着手进行两方面的工作:一,由孙中范、王介福等带领总编人员,进行报纸版面的审改大样工作。此时,中央尚未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四人帮”仍旧控制着舆论阵地,报纸上大篇幅刊登“按既定方针办”和批判邓小平的文章。根据刘西尧部长的提议,在没有公开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之前,多编辑一些科学技术方面的文章,维持报纸各版面。二,由赵振清、张维鹏和我等多人组成专案小组,开展对《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相关人和事的审查工作。会议结束之后,专案小组立即将莫艾、孙关龙两人分别实行监控,并查抄了两人的办公室和宿舍。将两人的有关资料和工作笔记,以及与《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相关的档案资料,分类封存。同时,派专人做好莫艾和孙关龙的监控工作。

  10月14日,党中央对外宣布已经粉碎“四人帮”。举国同庆。工作组的工作全面铺开。专案组先后多次分别对莫艾和孙关龙进行了审问。孙关龙交代:10月3日中午,由迟群、谢静宜来报社将稿件交到他手上,要求次日务必见报。迟群走后,他当即转给总编莫艾,莫艾阅后安排他去总编室发稿。他们两人承认对签发《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负有政治责任,已铸成严重错误,追悔莫及。但一再申明没有参与过这篇文章的研究和起草,也没有推敲和修改。涉案人员只有他们俩,稿件在报社停留15个半小时,夜班编辑仅仅做了校对,一字未改,并由孙关龙在编辑室盯到开印为止。我们也向当班的几个夜班编辑了解了情况,他们反映:那天晚上,孙关龙值夜班,全程负责,亲自校阅签字,开印后才离开。他们几个人只参加过一校、二校。

  尽管对稿件在报社停留15个半小时的过程,及有关经手人的情况有所了解,但大家分析,一是对孙关龙与迟群、谢静宜的关系尚需进一步查清;二是由迟群、谢静宜转来的稿件,究竟出自何处,包括上线的活动,缺少线索,这是弄清问题的关键。要抓紧对孙关龙和莫艾再做些工作,消除顾虑,进一步揭发上线,了解文章产生的背景;同时,双管齐下,由张维鹏和我去秦城监狱提审迟群和谢静宜。

  迟群和谢静宜由卫戍区收审,关押在秦城监狱。“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多囚禁于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大部分成员,也收审在那里。一审迟群,我们向他说明了需要回答的问题,并重申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面对迟群的歇斯底里,我晓以利害:必须认清大局,识时务,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必须回答三个问题:一是,《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的用意何在?二是,由谁决定发表?三是,为什么选择在《光明日报》发表?我特别指出:必须丢掉幻想,彻底交代这三个问题,珍惜这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接着,我们提审了在押的谢静宜。她的表现不同于迟群,她曾经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被江青器重,受影响颇深。虽然被囚禁,但每天都能听广播、看报纸,粉碎“四人帮”对她震动很大,深感负罪。她回答:《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稿子经过了“文革首长”研究,曾作为“行动纲领”由姚文元组织“清华200号”拟稿。与迟群有联系,当时的召集人是李加宽,我也参加了,参与了传递修改稿和联络工作。她说,《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稿子,经过姚文元最后修改,让迟群和我送去的,指定要次日见报,当时姚文元还询问我们时间怎样?迟群说不会有问题。当问及“文革首长”指的是谁?她回答:一般都称江青、张春桥为首长。

  二审迟群,他依然态度刁滑,不肯说出参与《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见报的具体情况。我们以谢静宜坦白赎罪交代问题的态度告诫他,他才吞吞吐吐地说:只负责联络,没有参加过研究,曾听姚文元说过,中央文革领导在讨论这篇文章时,明确其核心问题在“夺权”,张春桥称其为“行动纲领”,说“按既定方针办”的命题,是画龙点睛,抓住了要领,有动员作用。他一再声明这都是张春桥的话。他说:稿子是姚文元修改后交给他和小谢送到光明日报社的。在回答为何交给孙关龙时,他说:正是午休时间,孙关龙接的电话,知道他是报社副总编,造反派头头,过去为发表“梁效”的文章有过联系,便让他亲自来传达室,将材料交给了他,告诉他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文革首长已过目,一定要安排在次日见报。当我们再次追问:光明日报社是否有人参加这篇文章的研究与起草?迟群立即说:报社没人参加研究和起草。过去在《光明日报》发表过几篇“梁效”的文章,与孙关龙见过几次面,比较熟悉。

  三审迟群,当迟群确认已经把江青也给抓起来了,才陆续交代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最初由姚文元根据中央文革领导研究的意图,组织“清华200号”起草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并亲自做了几次修改。张春桥也参加过审核修改,详细情况可以问“清华200号”的李加宽。至于文章发表的时机问题,迟群说自己不清楚,只负责传送。

  “清华200号”是“四人帮”一个御用写作班子的所在地,李加宽是北大历史系的副教授,造反派头头,“清华200号”主要负责人。这个写作班子的大部分人是从北大、清华的文、史、哲等学科选调过来的教师,有专家教授,也有学生,约近百人,常以“梁效”(清华、北大“两校”的谐音)署名在“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多数是中央文革派任务,也有他们自己选题,经中央文革同意组织撰写。多由姚文元审定发表,也有李加宽审定后发表的。我们在二龙路看守所提审了李加宽。他承认组织写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姚文元曾同他们研究过内容,阐述了江青、张春桥的指导思想及重要性。但是,李加宽不肯提供具体活动的材料。经过我们的劝导,再次重申政策,并用谢静宜、迟群的坦白态度启发他,他才说了具体情况。在唐山大地震后期(约8月初)受命组织动笔,一个多月,三易其稿,送姚文元修改过两次。重点在于如何控制领导权。第二稿才逐步明确“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要求参照9月16日“两报一刊”社论强调其重要性,形成了社评的中心内容。9月19日由姚文元主持修改座谈会,他也参加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个命题,是张春桥提出来的,认为中心突出,醒目易记,用语既隐晦了“夺权”字眼,又使人觉得像“行动纲领”。在这次会上姚文元还提出这篇稿子不是一般的政治论文,是传达重要行动的信号,见报前必须严格保密。何时发表,由文革首长决定。李加宽证实:迟群和谢静宜为这篇文章来过“清华200号”三次,主要是传递修改稿,过问工作进度。

  在多次审问及核实的同时,内查外调紧锣密鼓。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专案组认真分析了提审迟群、谢静宜、李加宽的情况,莫艾、孙关龙交代的情况,以及当日值班编辑及有关人员反映的材料。大家认为:初步查清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出台前后的情况和有关责任人,但还没有能够提供更多的上线活动材料。11月18日,刘西尧部长召开工作组专题会议,分析研究了专案小组对《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有关情况,认为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已初步查清,它配合“四人帮”的“夺权”活动,以所谓传递“启动”信号,动员实施“夺权”行动为任务,故而张春桥称其为“行动纲领”,可见其重要性。按照姚文元的说法:不是一般的政治论文。但这些是根据口供的分析和推论,还应进一步查证。涉及审问“四人帮”核心人物,有待中央决定。会议建议利用钓鱼台碰头会的机会,进一步沟通,为下一步工作做好准备。

  设在钓鱼台的中央宣传组,每周二召开派驻各媒体工作组的碰头会。我和茅万斌随同刘西尧部长参加了碰头会。会议由耿飚主持,大家交流了各组的工作进度和需要研究的问题。光明日报社工作组重点谈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的审查情况。会议认为,经过对迟群、谢静宜和李加宽的提审,以及对报社内部的查证情况,《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的来龙去脉和有关负责人已基本查清,与中央领导的判断大体一致,可以将调查材料转给中央设置的“四人帮”专案组并案处理。至于取证问题,也由他们酌情办理。报社内部涉案人员的调查处理,应将清查情况综合分析提出处理意见,与中直机关党委协商解决。耿飚表示,各大媒体凡有列入中央专案的问题均应仿照光明日报社的办法,查清后移交给中央专案组并案处理。他强调:当前各工作组的任务,仍应以控制舆论导向为主,在宣传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团结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加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同时,继续推动深入揭批“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从思想上肃清影响,清查有关的人和事,搞好新闻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抓紧把领导班子搭配好。

  在这次碰头会上,派驻新华社工作组的负责人建议,如能将光明日报社专案调查的情况加以整理写篇评论,将对深入批判“按既定方针办”的政治阴谋,进一步剖析“四人帮”篡党夺权野心,瓦解帮派组织,肃清其流毒影响,掀起大批判新高潮很有意义,并提议将文章题目定为《灭亡前的挣扎》。耿飚略加思索,表示赞同,并建议把题目改为《灭亡前的猖狂一跳》。会议决定,由光明日报社专案组尽快向新华社提供调查材料,并由新华社会同人民日报社组成写作班子,争取在11月底拿出初稿,经中央审定后,以评论员文章同时刊登在“两报一刊”上。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迟浩田认为这样很好,并可视大批判发展情况,加写“编者按”。当晚,我们专案组复查了内查外调的情况,并逐条核实了提审口供和访谈查证的材料。11月20日,由我整理成“备忘录”,向新华社有关撰稿小组做了口头汇报,并递交了“备忘录”。三天后,专案情况汇编提交工作组审议之后,正式移交给中央设置的“四人帮”专案组。

  12月上旬,随着中央“两报一刊”发表新华社评论员文章《灭亡前的猖狂一跳》,进一步推动了光明日报社的“揭批查”工作。紧张的专案工作也在大批判的逐步深入之中告一段落。2月8日,刘西尧部长召开工作组例会。有关刊发《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来龙去脉、相关的人和事,已完成调查,报送中央“四人帮”专案组,初审认可,并案处理。近来也没有再发现新的问题,完成了专案工作的主要任务。此外,深入“揭批查”的运动顺利展开,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为整顿新闻队伍提供了参考。同时,工作组还酝酿产生了报社新领导班子的人选,并报送中央获得批复。

  1977年1月,光明日报社的“揭批查”运动和业务工作进入正常工作状态,中央同意派驻光明日报社的工作可以结束,并任命了报社新领导班子。不久,报社召开欢送会,工作组成员陆续撤回原单位。

  (作者为原二机部政治部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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