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 Google
  • 百度

香港发展简报

首页 > 图书资料 > 电子杂志 > 香港发展简报

香港发展简报 总第3期

作者:于勤,静之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3年03月30日

本站发布:2013年08月30日

点击率:2742次


 

本期主题:“双普选”来临,立法会将“变身”?

编者按】:2012327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乔晓阳在香港立法会部分议员座谈会上讲话,强调了两个普选的宪制性条件,即符合《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委员会决定,认为不可选举与中央对抗的行政长官。“双普选”在全国及港内引发持续性的热议,它势必会为香港带来深彻性的变化,值得充分关注。可以想象,“双普选”对香港立法会的影响将极为巨大,不仅是立法会的组织和运作机制将发生重大改变,更重要的是它很可能将使立法会的权力发生重大改变。本刊创刊号即梳理了“双普选”的前世今生(香港政治发展简报第1期,总第01期),本期将讨论“双普选”逐渐往前走,立法会将会如何变化?

注:本期主题部分的数据主要来自于袁林的《双普选对香港政治的影响》,本刊已获得作者授权,如需转载,请同时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和作者信息,特此声明!

 “双普选”来临,立法会将会如何“变身”?

第一,原有的很多制度安排会做出改变甚至消失,如备受争议的功能组别可能会消失,那么有利于政府议案通过的分组计票机制也将改变。同时,目前以兼职议员为主的立法会将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和民众的期望,议员专职化将是大势所趋。第二,或许立法会权力的合法性会更强,立法会政治化进一步加深,立法会权力的扩张倾向更强烈。

功能组别问题的由来与争议

根据香港立法会20106月通过的2012年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订议案,2012年立法会议席数目由之前的60席增加至70席,分区直选及功能界别议席各增加至35席 。地区直选选民资格界定一般为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居民,而功能组别的选民则需要满足各个界别规定的条件,限制较多,而且选民可以是个人和团体,与地区直选相比,被人称为“小圈子选举”。

功能组别制度在香港历史上有过积极的历史意义,港英时期,相对于委任议员而言,功能组别虽然是小圈子选举但毕竟是选举产生,有更大的合法性,具有民主进步的意义。香港回归后,中央出于循序渐进、均衡参与的考虑,保留了功能组别。但随着香港政治逐渐迈向普选,被称为“小圈子选举”的功能组别选举又备受批评和争议,出现了功能组别的存废之争。在实现基本法所确定的“最终达至全体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过程中, 最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就是香港立法会选举中的功能选区问题 。这就是功能组别问题的由来,可以看出,妥善解决功能组别问题对于实现“双普选”至关重要。

目前,各界对功能组别的认识和存废仍有较大的争议。毫无疑问,随着香港逐渐迈向普选,各界对功能组别的未来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代表性观点有两种。

一种观点认为功能组别符合香港实际,可以按照普选原则改善,不能简单废除。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指出,功能组别对香港各界均衡参与起着积极作用;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认为功能组别代表的社会组织和成员贡献了香港生产总值的九成,可谓功不可没,与普选没有必然矛盾,故不可能简单将功能组别在普选方桉中完全排除出去。香港媒体文汇报发表的评论文章很有代表性,从原则、程序和现实上论证功能组别可改善不可取消 ;香港调查研究中心发布报告称,保留功能组别符合均衡参与原则,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和普选原则。

内地学者郝建臻则在论证了功能组别保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之后,进一步提出功能组别的“普选适应”,对功能组别代表性改良方案和两院制进行了分析,提出更加完善的改良方案,即每个选民两票,一票是地区直选投给直选议员,采用比例代表制,一票是功能界别内投给功能界别议员,采用多数当选制,废除团体票,同时扩大功能组别范围,使其囊括每一位选民。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功能组别和普选难以兼容,且阻碍香港政治发展,应该废除。香港部分学者坚决主张废除功能组别,综合其理由主要是功能组别具有民主缺陷,即功能组别的选民同时还拥有直选的权利,选举权不平等,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五条b项所保护的“一人一票”原则;功能组别自身具有问题,功能组别应包含哪些行业和团体界定没有明晰的标准,哪些界别应该拥有议席也没有具体标准,团体票无法代表界别内从业者的真实意愿;功能组别议员与地区直选议员相比,议政能力差,出勤率低,参政积极性不高,创议能力差。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成名,称功能组别并不像其支持者所说的那样,能够维持利伯维尔场经济和达致均衡代表性,并通过1998年至2004年关于功能组别的四项调查研究对此进行了实际论证,发现功能组别通过反对改善公平竞争、保障公民自由和政治问责等动议,对利伯维尔场经济和香港长期的繁荣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期望功能组别议员能反映公众愿望和有效监察政府,便显得不切实际,应该废除。

我们可以发现争论的焦点在于,支持功能组别最有力的理由就是均衡原则,即香港是一个商业城市,为香港贡献了九成生产总值的工商界、金融界等功能组别应该享有充分的代表权,而反对者则认为这样做违反了基本的民主原则,带来种种弊端,并且长远来讲并不利于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功能组别的未来

要对功能组别有清晰、准确的认识和处理,应当从理论上对此进行规范性的分析。针对双方争论的焦点,规范性分析至少应该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功能组别和普选背后两种不同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以及是否可以融合;二是现代政治中,实现利益表达功能的政治角色是功能团体还是政党。

首先,功能组别和普选背后含有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可以明显看出,功能组别将社会看成利益集团的结合体,与贡献较小的团体相比,贡献较大的利益集团应给予更多的政治代表性,这才符合均衡原则,才是体现政治公平;而普选则将社会看成公民个人的结合体,每个选民都应有相同分量的选举权,也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五条b项所保护的“一人一票”原则。前一种理念明显是功利主义哲学,而普选的理念则是直觉主义的,“一人一票”符合人们的直觉判断。功能组别不管选取的标准是什么,选取的范围多么宽泛,它始终建立在社会利益的权衡之上。关于这一点,罗尔斯在比较分析功利主义和作为公平的正义时曾明确指出,正义否认为使一些人享受较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人的自由是正当的。把不同的人当作一个人来计算他们的得失的方式是被排除的。因此,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基本的自由被看作理所当然的,由正义保障的权利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罗尔斯分析后认为,在古典的功利主义和作为公平的正义之间的对照中隐含着一种根本的社会观的差别。

即使理念上有根本性的差别,也并不意味着现实中二者不可以融合,但是从现代政治发展的历史来看,二者是一种历史性替代关系即后者替代前者,而不是共存和融合的关系。在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历史中,功能组别所代表的功利主义政治理念盛行在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过渡时期,代表人物是边沁、埃奇沃思等人,而最典型的就是英国,虽然“光荣革命”成功,但是当时人民心目中贵族和出身仍是衡量政治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因此英国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两院制。但随着现代政治的发展,贵族院即上院的权力日益缩小,1911年通过的“议会法”使得上院对议案只有延搁权,没有否决权,1949年再次通过的“议会法”则将延搁权也进一步缩小,延搁期由两年变为一年。议会的重心完全转移到下院,德国、日本、法国第五共和国也都仿效英国建立了“不平衡的两院制” 。可以看出,功能组别所代表的政治理念依然被历史淘汰,被普选的政治理念所代替,现代民主国家在法理上不会认同这种“均衡原则”的理念,而是“一人一票”的公平选举原则。

其次,现代政治中,实现社会团体利益表达功能的政治角色是功能组别还是政党?从历史来看,应该是政党。政党是各国政治自然演变过程中,出现的沟通社会和政府、统合社会各阶层利益并反映利益诉求的专业政治组织,之前各国也曾出现过类似功能组别的利益表达组织,但在政党出现后,它就无可争议地代替它们承担了这一政治角色。因此,二者相比,从保障工商界、金融界等界别利益出发,单独划出功能组别议席是相对比较野蛮的方式,它忽视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成果——政党。发展政党政治,通过政党而不是功能组别议席来保障各界别的代表权,或许才是更为长远和明智的方式。另外,这样做不仅是符合普选精神,更重要的是它能更好地维护功能界别的利益。因为工商、金融等界别利益通过政党而融合于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当中,而不是现在以单独划出功能组别的方式生硬地体现特殊利益,这样能在保障界别利益的同时,又不至于引起社会阶层的对立,因为政党在里面做了大量社会阶层沟通、不同阶层利益表达和整合的工作,这是保障香港整体、全面繁荣发展的长久之计,相比而言,功能组别制度则起不到类似作用。

基于此,在“双普选”逐步实现的过程中,功能组别未来可能依据普选原则进行改善,但这只是一个过渡期,它最终仍然是将消失的,其政治角色由政党来替代。功能组别消失的过程就是政党政治发展的过程,功能组别的过渡期将是香港政党政治的快速发展期,而当香港政党政治成长到足以承担其政治角色,也到了功能组别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

“双普选”对立法会组织的影响:议员专职化

目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已经是第五届,而第三届立法会报称没有私人职业的有14人,实际上全职议员不足10人,到了第四届报称全职议员的增加至18人,全职议员的数量随着香港政治发展而在不断增加。我们以第四届立法会议员情况为例,从两张表进行如下分析:

平均年龄

58

最年轻议员的年龄

35

最年长议员的年龄

75

出生地点

香港(43位议员)

初次担任立法会议员

15位议员

现时为行政会议成员的议员

2位议员

在无对手情况下当选的议员

14位议员

议员职业

全职议员(18位议员)

商人(13位议员)

律师(10位议员)

工会工作者(5位议员)

教育工作者(4位议员)

会计师(2位议员)

医生(2位议员)

建筑师、工程师、行政人员、渔民、智库主席及社会工作者(1位议员)

学历

大专及以上程度(55位议员),包括:

硕士学位/深造文凭/深造证书(26位议员)/博士学位(9位议员)

注:有一名立法会议员没有提供其学历和专业资格。

根据上表统计,我们已经可以发现香港议员专职化的倾向和有利条件。首先,初次担任立法会议员的只有15位,那么有45位议员即立法会四分之三的议员至少是第二次进入立法会担任议员,如此他们在立法会工作熟悉程度、政治经验、议政能力等方面均达到了很高的职业水平,为专职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次是最年轻的议员年龄只有35岁,所有议员平均年龄也只有58岁,大专程度以上的有55位,占91.6%,年轻化、高学历的议员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积累政治财富,为专职化储备了人才。

从立法会提供的议员详细数据来看,18位全职议员具有非常明显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使得我们相信,普选必将促进全职议员的大幅增加。

第四届立法会18位全职议员履历

姓名

选举组别

职业

所属政治团体

曾钰成

地方选区—香港岛

全职议员

民主建港协进联盟

李华明

地方选区—九龙东

立法会议员

民主党

陈鉴林

地方选区—九龙东

立法会议员

民主建港协进联盟

刘江华

地方选区—新界东

立法会议员

民主建港协进联盟

刘慧卿

地方选区—新界东

立法会议员

民主党

谭耀宗

地方选区—新界西

立法会议员

民主建港协进联盟

冯检基

地方选区—九龙西

立法会议员

香港民主民生促进会

李永达

地方选区—新界西

全职议员

民主党

张学明

地方选区—新界西

立法会议员

民主建港协进联盟

何秀兰

地方选区—香港岛

全职议员

公民起动

林大辉

功能界别—工业界

立法会议员

甘乃威

地方选区—香港岛

立法会议员/区议员

民主党

陈克勤

地方选区—新界东

立法会议员

民主建港协进联盟

黄成智

地方选区—新界东

全职议员

民主党

叶国谦

功能界别—区议会

立法会议员

民主建港协进联盟

梁国雄

地方选区—新界东

立法会议员

四五运动/社会民主联机

陈伟业

地方选区—新界西

全职议员

社会民主联机

黄毓民

地方选区—九龙西

全职议员

社会民主联机

从表格中可以看到,18位全职议员中16位是地区直选的议员,其余两位中林大辉议员是功能组别工业界选举产生,叶国谦是由区议会选举产生,而且除了林大辉没有所属政治团体外,其余全部都有政党背景,7位议员属于民主建港协进联盟,5位议员属于民主党。

因此,我们发现全职议员具有非常明显的特点,一是基本都是地区直选产生,与功能组别相比,可以说通过普选方式当选的议员职业化倾向更强,他们没有原有职业利益的牵绊,更能全身心投入到议员指责中去,全职议员是地区直选议员的理性选择;二是基本都有政党背景,只有林大辉这位功能组别的议员没有政党背景,可见,有政党背景的议员会得到政党的资金、组织等方面的支持,因此也更加政治化,更倾向于将政治当作终身事业,也有条件将立法会议员作为自己的全职职业。

可以预见,“双普选”实施之后,议员专职化将成为趋势。首先是满足上述条件的议员将更多,功能组别将逐渐消失,议员将以地区普选的方式产生,同时选举政治促进政党政治的发展,绝大多数的议员都将拥有政党背景,得到政党的支持,议员政治化将成为普遍现象。

其次,普选之后,香港立法会的政治角色将更加重要,议员的工作必将更加繁重。同时人们对立法会议员期望也会更高,香港市民把议员的政治角色和重要性看得很高,香港调查中心20089月曾就议员专职化做出调查,结果显示参与调查的2019位香港市民中,有758位(37.54%)认为“议员重要”,而认为“司局长及副局长等人重要”的有511人(25.31%)。可以看出,香港很多市民认为立法会议员比司局长还要重要,如此重要的政治角色,选民们肯定不希望他们费力气选出来的议员只是个兼职人员,只花很少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立法会事务,而将很多精力放在其他事务上。

因此,“双普选”必将促进立法会议员的专职化,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间会面临着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如功能组别问题,议员专职后薪金和退休机制问题等。然而正如“双普选”一样,立法会议员专职化已成为大势所趋,成为香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双普选”对立法会运行机制的影响:分组计票机制的消失

目前,议案表决制度规定,由议员提出的议案(但根据第(1)款所提述的例外议事规则或《基本法》条文动议的议案除外)或法案,或议员对任何议案或法按提出的修正案,须分别获下列两部分出席会议议员各过半数票,方为通过(1998年第311号法律公告)

(a) 功能界别选举产生的议员(I部分);及(b) 地方选区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II部分)

即议员提出的议案需经功能组别议员和地区直选议员分别通过才可生效,而政府的提案则只需出席会议议员的过半数票即可通过 。这就是分组计票机制。可以看出,这一机制的用意在于使特区政府提出的议案更为容易地通过,而增加了议员个人议案通过的难度,很明显这是加强行政主导体制的制度安排。

从实际运行效果来看,分组计票机制起到了预期作用,政府的提案除了个别极具争议如《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之外,特区政府及各司局提出的议案基本都能获得通过,而议员个人提出的议案被否决的较多,获得通过的基本都是经济、市政管理等存有较少争议的议案。同时,一些政治激进的议案能够被制止。

然而实行普选之后,随着功能组别议席的逐步取消,分组计票机制也将自动消失,立法会对政府制衡的作用将更加强大,行政主导的运作将更加困难 。既然普选会让分组计票机制消失,那么类似的保障政府议案优先性的制度安排是否就不需要了呢?考虑到香港现实情况和现代政治发展趋势,笔者认为类似的制度设计仍有必要存在。

首先是香港政治远未成熟,虽然中央提出循序渐进发展香港民主政治,但近几年总有部分民主派议员提出比较激进、缺乏爱国爱港精神的政治议案。如20111019日,梁家杰议员提出“呼吁有意参选行政长官的人士响应市民诉求”的动议中,要求参选2012年行政长官的人士承诺坚持落实民主政制,并于2016年废除功能界别议席及立法,保障新闻自由及言论自由,承诺于真正全面普选前,不会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等激进政治主张,虽然此议案经冯检基、谭耀宗、叶伟明三位议员三次修订,但还是被否决。

其次,现代政治中,民主政治和高效政治在实践中探索结合的成果之一就是政府逐步承担起领导议会立法的责任。虽然通常政府和议员都有提案权,但同议员想比,政府各部门每天处理着大量的社会事务并制定相应的政府政策,有着充足的人力、智力和充分的实践基础来支撑议案,如英国虽然议员和政府都有提案权,但在每年审议的法案中,只有10%左右是议员提出的,80%以上是由政府提出的 。可见,政府将是提案的主力,并且在重大事项上,只有政府能调动大规模的人力、智力等社会资源来提出议案,这是议员个人无法达到的。

“双普选”将强化立法会扩权的倾向

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以来,立法会制度性扩权和行为性扩权是香港政制发展的一个明显事实和特征,立法会扩权有政治体制设计的诱因和现实政治发展的推力,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的迹象,甚至有强化的可能。普选对于立法会来说,就是一次难得的扩权机会。

根据《基本法》第七十三条,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享有很多权力,但立法会依然屡屡出现越权的现象,综合来看,主要表现为滥用质询权、辩论权,及利用申诉制度引申权力。虽然《基本法》规定立法会拥有质询权和辩论权,但这种规定拥有模糊地带,也因此被有些立法会议员利用进而扩大了权力。如立法会并不享有对特区政府进行不信任表决的权力,但屡屡有议员动议辩论对政府官员提出不信任案投票,或者议员对某一事项进行公开辩论,迫使政府官员辞职,间接达成不信任案权力。

再者,议员利用申诉机制扩张新的权力。议员可以对市民的申诉进行处理,议员往往借此介入各项事务,主要形式是与政府当局联合举行个案会议,讨论个案处理和政策事宜。在这个过程中,议员往往处于主动的地位和道义上的高点,政府官员会比较被动,甚至被议员越权开展调查。

普选之后,立法会扩权现象可能会更加突出。前文提到,普选将促进议员专职化,全职议员拥有更多的时间、更强的政治能力来开展自己的工作,不难想象他们会全力做好并拓展自己的政治角色。

其次,普选议员被选民赋予更多的期望,市民会更加重视议员的作用,从而市民申诉机制可能得到加强,而申诉机制是议员响应选民诉求、突出个人政绩、介入各项具体政治事务很好的管道。

最后,普选使得立法会政治化,针对《基本法》对行政长官不得有政党身份等限制政党政治空间的规定,政党极有可能通过扩张立法会的权力来拓展自己的政治空间。

香港速览

一国·两制

俞正声:香港不能成为颠覆内地社会主义的阵地和桥头堡

【概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38日在港区政协会议上提到,“爱国爱港”、“爱国爱澳”力量要在港澳长期执政,香港不能成为颠覆内地社会主义的阵地和桥头堡。他又希望港澳委员对一些歪风邪气发声,提到有人举英国旗,要香港独立,虽是个别人士,但对这种行为如果没有鲜明的态度,任其发展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他的讲话香港《大公报》及《文汇报》均以头版报导。港澳办主任王光亚37日被香港媒体追问对有关言论看法,他表示赞同有人视香港为颠覆社会主义的桥头堡,又指尽管是少数人说三道四,但也是有的。而中联办副主任殷晓静亦表示,个别举港英旗示威的行为,相信是不得人心,她接触到所有的香港朋友都不同意、不赞成这些人的行为,又说搞对抗是香港人不希望见到的;殷又说,香港行政长官要“爱国爱港”,是不言而喻的要求。政协委员兼民建联主席谭耀宗表示,俞正声的言论是为提醒港区政协要提防及注意香港有人搞颠覆,遇到这些“歪风邪气”要发声。2017年普选要选出“爱国爱港”的行政长官,谭认为合理,但不认为是为普选设筛选,相信俞是提出大原则及方向。对于高举港英旗、宣扬港独,料能连任全国人大常委的范徐丽泰认为,中央对此类偏激行为难以接受,要以严肃态度处理。港区人大代表兼保安局前局长李少光,在北京与传媒聚会时被问到,香港是否有人在颠覆国家,他表示不希望香港成为颠覆基地的立场在过渡前后都没有变;他提到在任保安局局长期间,未能就《基本法》23条立法是遗憾,但现时是否有立法的迫切性,则要由现届政府决定,他不评论。前港区人大代表、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健表示,中央应是从过往一年发生的事情有感而发,经过连串事件,如反国教令社会有股气氛,爱国好像有罪一样,而中央亦顾虑挥动港英旗的人示威者能挑拨、扩大中港矛盾,若不制止歪风,会忧虑香港被利用为反对中央,但相信不是冲着“占领中环”建议而说,不过亦忧虑占领行动一旦成功,继而以占领争取港独,后果则不堪设想,他不排除中央希望为《基本法》23条立法铺路。 

王光亚:中央管理香港事务可归纳为“三个不动摇”

【概览】: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网站329日刊登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近期与香港立法会议员座谈讲话。王光亚表示,中央关于香港的方针政策是一以贯之的,不存在收紧与否的问题。他并指出,从中央管理香港事务的角度讲,可归纳为三个不动摇

王光亚表示,两会期间,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新任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分别出席了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会和全国政协委员联组会,与代表、委员坦诚交流、共商国是。两会刚一落幕,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在第一时间分别会见了两个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对香港、澳门未来发展提出殷切希望。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大港澳同胞的重视、支持与关心。

  他说,在出席这些活动的讲话中,新一届国家领导人表达了对于继续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的决心和期望,概括起来就是:第一,中央将坚持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继续加强内地与港澳的交流与合作。第二,希望港澳两个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全面准确理解和执行一国两制方针,齐心协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妥善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把港澳各项建设事业推上更高的台阶。第三,希望港澳各界人士紧密团结,与内地人民携手并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共创繁荣稳定,共享繁荣稳定。

  王光亚还说,他注意到,对于新一届国家领导人近期关于港澳的讲话,香港社会的总体反映是正面的。当然也有一些不同声音。比如,有人担心,十八大以来中央在论述港澳政策时比较多地强调一国,是否要收紧对港政策?还有人认为,中央强调行政长官必须爱国爱港,是在为未来普选行政长官预设条件,并声称这样会损害港人的选举权利。

  王光亚表示,对此,他的看法是,只要大家深刻把握一国两制方针的根本宗旨,并坚持从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出发来观察和思考问题,就可以消除疑虑、澄清误解。

  什么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根本宗旨?王光亚指出,一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二是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这两条相辅相成、不能割裂,体现在一国两制的关系上,就是一国两制是有机整体,一国两制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一国就是要维护中央依法享有的权力,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安全;“两制就是要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他指出,从一国两制方针的根本宗旨出发,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不同时期中央对港工作的重点有所不同,但有关基本立场、方针政策在出发点和落脚点上都是一样的,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这一点,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所以,中央关于香港的方针政策是一以贯之的,不存在收紧与否的问题。

  王光亚指出,坚持从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出发,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爱国爱港是一国两制下行政长官必备的条件,为什么香港未来普选制度设计,必须与宪法、基本法所规定的香港作为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的法律地位相适应,必须符合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的规定。

  王光亚强调,以上这些,从中央管理香港事务的角度讲,可以归纳为三个不动摇,即: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动摇;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不动摇;坚持按照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规定的轨道处理香港政制发展问题、推进香港民主不断向前发展不动摇。

乔晓阳:与中央对抗的人不能当特首,这是底线

【概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324日联同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和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荣顺在深圳麒麟山庄与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座谈,应议员们的要求,乔晓阳精辟地阐述了对香港政制发展、普选问题的看法,引起较大关注,以下是乔晓阳的讲话内容原文:

(一)刚才谭耀宗先生建议讲政制发展问题、普选问题,昨天下午一到深圳看电视,林健锋议员正在说要乔晓阳明确解释普选问题,搞得我一晚上没睡好觉,思考怎么跟大家座谈。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算起,我从事香港工作已经有20多年,对香港怀有深厚的感情,与包括在座各位在内的香港各界人士建立了诚挚的友谊,大家对当前香港局势的忧虑,我感同身受。在过去10年里,我就政制发展问题与香港各界人士有不少交流,现在这个问题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既然你们要我响应这个问题,我就结合两会期间和一些香港代表、委员交谈给我们的启示,结合香港当前局势,和大家交流。

(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主要是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炒得很热,在座的各位当然难以置身事外,从报纸上看,你们当中已经有不少人在各种场合被问到这方面的问题。两会期间,俞正声主席发表爱国爱港力量长期执政的谈话,反对派中的一些人立即把中央讲的行政长官必须是爱国爱港的,演绎为要排除“泛民”作为行政长官候选人,群起而攻之。现在,虽然特区政府还没有启动政制发展咨询工作,但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已经是满城风雨。

(三)首先需要重申的是,2017年实现行政长官普选是我们共同的奋斗目标,这个立场中央是坚定不移的。我个人认为,当前主要是两个认识问题,一个是在“一国两制”下行政长官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一个是行政长官普选办法最基本的法律依据是什么。香港社会应当也必须在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四)“一国两制”下行政长官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能不能允许与中央政府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这是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的症结所在。

(五)中央政府不能允许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大家都知道,在制定“一国两制”方针政策过程中,邓小平十分强调“港人治港”的标准和界限,就是管理香港的人必须爱国爱港。1987年邓小平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曾经鲜明地提出,“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吗?”这是个反问句,回答应是“不一定”,所以实际上是在告诫我们,将来行政长官普选时,一定要选出爱国爱港的人。爱国爱港是一种正面的表述,如果从反面讲,最主要的内涵就是管理香港的人不能是与中央对抗的人,再说得直接一点,就是不能是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改变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井水不犯河水。邓小平不止一次强调,“一国两制”要讲两个方面都不变,既要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也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这是对所有人的要求,更是对管理香港的人的要求。所以,不能允许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是成功实施“一国两制”的一项基本要求,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香港回归以来,中央一直强调行政长官人选要符合三个标准,也可以说是三个基本条件:爱国爱港、中央信任、港人拥护。其中,爱国爱港、中央信任这两项标准,讲得直白一点,就是不能接受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为何换一个直白说法?因为说爱国爱港,他们说谁不是爱国爱港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爱国爱港的。我现在的说法是不能是与中央对抗的人,这个面就很窄了。我知道,在香港不喜欢共产党、不喜欢社会主义的人不少,这是正常的,我们也从来没有要求都要信仰某个主义。我说的是对抗中央,对抗不是指批评北京,为国家好怎么批评都允许,对内地有些事情“恨铁不成钢”,提些意见,哪怕激烈一些,都是爱国表现。对抗是互为对手,你死我活,比如,何俊仁先生20115月连续3天在明报发表文章,其中白纸黑字“香港民主派的对手是在北京管理整个中国的中共中央及其领导的中央政府”,何先生尽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问题是持这种立场的人中央能接受吗?世界上单一制国家中没有一个中央政府会任命一个与自己对抗的人、要推翻自己的人担任地方首长。有的朋友说,香港反对派中的一些人与西方国家的反对党不同,后者能遵守一个游戏规则,就是尊重国家宪制,而前者无视国家宪制,挑战国家宪制。

香港政界解读乔晓阳言论

【概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早前与建制派议员见面时表示,中央不接受与中央对抗的人当特首,这是底线。发起“占领中环”的港大学者发起人戴耀廷328日表示,中央应相信港人不会选出对抗中央的特首,认为乔的忧虑是过虑。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傍晚出席活动时表示,若选出非“爱国爱港”的特首如何管治香港,如何向中央交代,“爱国爱港”这些条件不用说都知道,应是常识。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表示,中央的底线是不接受与中央对抗的人当特首。“占领中环”行动发起人戴耀廷28日表示,若有公平提名程序,能容许不同人士参选行政长官,他相信港人不会选择与中央对抗的人,他认为中央应相信香港人,又指乔的担忧是过虑。而他难以判断乔的言论会否激发更多人参与“占领”行动。

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傍晚出席活动时,被问到乔晓阳提出港府展开咨询前有两个前提,包括大多数港人认同要符合《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及不能允许与中央对抗的人任特首,她反问若香港选出并非“爱国爱港”的特首,如何管治好香港,又如何向中央交代,因此,有关特首人选的条件不用说也应该知道,这是显浅的常识,亦是必然的事,并非什么新条件,不明白为何有争拗。

被乔晓阳引用文章指反对派选特首不合逻辑的公民党主席余若薇,接受港媒访问时表示,乔指要多数人认同两个前提才可展开政改咨询,她不知怎样才算符合中央的要求,又认为中央不相信港人,因而不展开咨询,又反驳指乔提出“爱国爱港”、“不能对抗中央”等《基本法》并没有列明,形同再次释法。

民建联立法会党团召集人叶国谦则说,乔的讲话是说明了中央的底线,是对香港好的底线,并不是一日未得到大多数人认同就不展开咨询,泛民错误解读乔的言论。

媒体·关注

《环球时报》社评:对抗中央者不能当特首,此表态及时

【概览】:《环球时报》329日发表《对抗中央者不能当特首,此表态及时》社评,指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有关“不能允许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言论,给2017年香港特首普选画出了底线,乔的讲话符合《基本法》,而且很及时,或许泛民主派会加强“抗争”,导致香港出一些政治上的乱子,但中央政府应顶住压力,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

社评又指香港泛民主派应搞懂“一国两制”要同时注重“两制”和“一国”,而不是独立政治实体,若搞不懂中央应用未来几年迫使他们搞懂;内地民众对香港内部事务根本不感兴趣,然而香港的泛民主派精英反过来对内地政治指手画脚,失去了应有的分寸和克制,倒像是香港泛民主派想对内地搞“一国一制”,在欺负内地“不懂民主”,故意要把香港的民主突破到基本法之外;又指泛民以为能以大型抗议作为对付中央政府的特效工具,这是误判,内地民众不会允许香港变成对抗中央的堡垒,如果香港几年后选出一个天天骂内地的特首,把陆港关系搞得乌烟瘴气,那将被内地人看成“一国两制”的失败,看成整个国家的失败。

社评又提到内地民众事实上已很看不惯香港泛民主派的傲慢,若泛民主派引导港人与内地激烈冲突,内地民众决不会永远保持面对挑衅的斯文。届时内地民众的愤怒可能不是中央政府能压得住的。因此要保持陆港的良好关系,不破坏两地的感情,就不能对泛民主派过于放纵。

想用搞乱香港吓唬中央的人需要搞清楚,这样做给香港人民带来的损失,要远远大于给全体中国人民带来的平均损失。如果他们认为香港居民会比内地人更能承受他们制造的混乱,而且他们的追随者会越来越多,以香港的“经济自杀”做政治赌博,那就请泛民试试。

鉴于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泛民主派在香港有足够多的表现空间,但他们切莫错以为他们可以主导香港政治发展。对抗中央不可能成为香港的生存方式,中国有充裕的力量可以阻止好不容易收回的香港变成“对手”。

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李慧琼329日接受访问时表示,乔晓阳的说法是他个人觉得的行政长官基本条件,认为不需要把这列入在法律条文,指中央有最后的委任权,若中央不满某人当行政长官,亦不会委任他当行政长官。

有不同场合上,有中联办人士问及她对“占领中环”的看法,她认为是中央对行动的高度关注,是合情合理,若“占领”香港的中心地带,中央亦不关心,会更令人感担忧。她又说,愿意成为中央与占领中环行动一方的桥梁,希望各方重回沟通。她又忧虑,社会就政改问题,各走极端,会令政改最后一拍两散,结果政制发展停滞不前。

民建联叶国谦认为,社评只是中央担心有人想挑战《基本法》规定,并不是制造舆论压力。他又指,泛民主派指手画脚的情况只是个别泛民人士,并不是所有泛民。

“占领中环”发起人朱耀明响应反驳指,政改是中央的承诺,反而是特区政府没有做好工作,令中央官员久不久就出来放话,事实上是中央在指手画脚,在背后发功。

《人民日报》海外版——引述泛民主派的言论谈香港普选问题

【概览】:继《环球时报》后,《人民日报》海外版亦发表文章谈及香港普选问题。《人民日报》42日引述香港泛民主派的观点,包括民主党主席刘慧卿不接受预选目的为筛走不受中央欢迎人物的言论,亦有提及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倡“占领中环”行动,属于罕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日刊登题为“香港社会热议乔晓阳“底线说”的特别报导。当中引述民主党主席刘慧卿指不接受2017年特首选举设预选,批评目的为筛走不受中央欢迎、不“爱国爱港”的人成为候选人,该党不会接受这样的选举,又指这样不符合普及而平等的国际标准;报导又引述公民党负责人批评普选设预选是一个倒退;亦有提及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发起“占领中环”争取普选的行动,亦有提到戴倡议的程序,如万人商讨方案等,若中央打压会逼使港人走向暴力抗争。报导最后引述立法会主席曾钰成的评论,指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乔晓阳的发言是反映中央不放心,“到时真是可能有一个跟中央对抗的人出来参选。最后他选不了,但起码在整个竞选的过程,他这种态度和言论,成为行政长官选举中一个显著的内容,中央未必一定想见到。” 刘慧卿表示,关于普选的辩论愈来愈热烈,若有更多传媒包括内地传媒报导,让内地人知悉事态发展,是走前一步,但她指,难以评估中央是否希望与泛民沟通。 “占领中环”发起人戴耀廷响应指反映他倡议的行动有威胁性,否则内地不会这么认真对待,认为这一步是行对了,继续走下去能向中央施予更大的压力,成功机会会增加。 《人民日报》海外版主要读者为海外华人,今次文章以特别报导形式刊登在报章内文,引述了泛民主派的姓名、言论属于罕见。

学者·言论

雷鼎鸣:“占领中环”不公义

【概览】:反对派策动“占领中环”行动,但学术界对此事颇为冷淡。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主任雷鼎鸣指出,若中环被“瘫痪”一天,港人(特别是中环人)便要损失16亿元,反对派以别人的财富作赌注,并非公义之举。

雷鼎鸣昨日以《“占领中环”要赔偿多少?》为题,在《晴报》撰写专栏指出,无论目标多么高尚,也要注意所用的手段是对是错,他不认同“占中”运动策划人所倡议的方法,是损人利己又无机会得到民意授权的方法,逻辑不通。

  雷鼎鸣表示,香港的GDP每年约二万亿港元,而中环是香港经济的命脉,保守估计约占五分一的财富,亦即四千亿元。雷鼎鸣指出,假设一年有约250天工作日,中环每天创造的财富便起码有16亿元,若中环真的被“瘫痪”一天,港人(特别是中环人)便要损失16亿元,港人平均分担不一定肉痛,中央政府更无切肤之痛,运动也绝无核弹的威力。

  雷鼎鸣认为,“占领中环”运动的对手显然是中央政府,而不是香港政府,但受害人是中环人,也包括其他受影响的港人,运动筹划人表明是“博拉”,但港人与他们本来无怨无仇∶“用别人的财富作赌注,这是那门子的公义?”雷鼎鸣说,应让参加者每日先罚款16万元或以上,50天便要800万,再交给政府以补偿港人的损失。

舆情·研究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香港民情指数“已达令人关注水平”

【概览】: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近日公布民情指数显示,香港2月的平均数为74.5,贴近2003年数十万人参与七一大游行前的数值。这项由“政评数值”及“社评数值”组成的民情指数是透过量化香港市民对社会的情绪反应,解释及预视社会出现集体行动的可能性。BBC消息,根据过往的数据显示,20036月份、即七一前夕的民情指数为74.7,而同年7月份的指数则为63.8。另外,虽然香港的民情指数在由2月初的73.1轻微回升到月底的75.8,但按月民情指数却仍然低于1月份。民研计划高级资料分析师戴捷辉表示,指数在2月底轻微回升,主要因为代表市民对政府管治表现评价的“政评数值”略为回升。然而,戴捷辉说,最新的按月民情指数是自20045月以来的最低点,远低于较100正常水平,情况令人关注。2003年的七一游行是香港规模最大的游行之一,外界认为导致数十万人上街游行的主要诱因是港府当时强推《基本法》23条立法,以及SARS疫症的爆发令经济萧条。此外,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当年更在宣布加汽车首次登记税前、没有申报利益的情况下购入一辆名贵汽车。香港媒体引述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钟剑华认为,市民目前对政府的不满尚未能及2003年政府强推23条立法之时。然而,钟剑华也指出,政府已无法再回避政制改革议题,否则有可能令民怨爆发。

名词·解释

占领中环

普选行政长官是自中英联合声明时代开始谈判,并且于《本法》中所作出的承诺。自香港回归以来,争取普选特首的声音不断。

20131月,香港大学法律学者戴耀廷教授表示,若市民不再施以更进一步行动,普选的目标将会无法达到。他在116日投稿信报,以《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为题,鼓励市民及民间领袖以事先张扬的形式实行违法、非暴力的占领中环行为。他认为,过去港人各种争取政治权利的方式,如游行示威苦行五区公投占领政府总部兼绝食等等,带来的压力都可能不足以让中央政府让步,提议发起第二次占领中环行动,论述及策划期定于2013年前半年,运动时间将会在20137月或2014年初夏,希望透过是次运动争取香港的特首普选。戴耀廷的主张在政界和传媒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

戴耀廷持续出席不同的研讨会、访问及交流活动等,并在聆听各方意见后将其初稿续步改为四部曲、五部曲及七部曲,包括万人签誓言书、商讨日、民间电子公投、超级区议员辞职进行变相公投、合法的不合作运动、不合法但不会影响社会秩序的不合作运动及最终占领中环的行动。

2013327日,戴耀廷、陈健民及朱耀明发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简称:和平占中)信念书,表示这个运动的目标是要争取2017年普选特区行政长官,认为这运动的成败取决于公民的觉醒。认同其信念者为了实践理想而共同承担责任。参与行动与否纯是个人的决定。

尾记

爱国爱港是一种正面的表述,如果从反面讲,最主要的内涵就是管理香港的人不能是与中央对抗的人,再说得直接一点,就是不能是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改变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乔晓阳)

——寄语

(本期责任编辑:于勤  静之)

相关阅读:

评论:

关闭窗口
此处显示新 Div 标签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