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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发展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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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发展简报 总第4期

作者:于勤,静之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3年04月30日

本站发布:2013年08月30日

点击率:3266次


 

本期主题: 普选特首的“前提条件”

【编者按】:近日,“爱国爱港”成了一个热门的政治话题,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在港陆两地引起很大的反响,甚至引起很大的争议。在香港,还引起某一些人群的不满。自从中央领导人提出“未来香港特首必须爱国爱港”的要求后,许多香港市民,尤其是那些热衷于2017年普选的政治人士,反映最强烈,最敏感,甚至有人不以为然,说出中央干涉香港特首选举,不符合基本法等一些过激的话语。那么,在这样一些争议的背后,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历史渊源和利益纠葛?

何谓“爱国爱港”?

    香港特首普选这个问题自《中英联合声明》时代开始谈判,并于《基本法》中第十二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第十五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依法任命香港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的主要官员,这就是中央的宪制权力。最近,香港社会为2017年特首参选人的问题进行讨论,又掀起了一波政治风浪。

    回顾历史,已故园家领导人邓小平在19846月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时发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重要讲话,邓表示表示:“港人治港有个界限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自第四届特首梁振英上任以来,香港社会上出现“反国民教育风波”、“香港城邦论”等颇具“港独”意味的思潮、怀念英国殖民统治和新近“占领中环”等等一系列事件,令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感到忧心。而本不应该发生的“奶粉入监”案,令目前中港矛盾逐步加深。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明确表示,要确保爱国爱港的力量在香港长期执政,明言2017年将普选特首,“如果出现和中央政府对抗的力量,离心离德的力量在香港执政,对香港不好,对国家也不好。”对俞正声的表态,有消息人士透露,这是中央在就2017年普选特首资格划定红线。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乔晓阳表示,中央2017年实行普选的立场坚定不移,行政长官人选必须是爱国爱港人士的立场坚定不移,普选办法必须符合《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立场坚定不移,绝对不接受与中央封抗的人据任行政长官。乔说,坚持不能接受与中央政府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这是底线。他指出,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及特区政府都以最大的政治包容来对待香港反对派,但任何政治包容都有底线,只要他们坚持跟中央对抗,就不能当选送行政长官,但是如果有一日,他们放弃逢中央政府必反的立场,并以实际行动证明不做损害国家及香港利益的事情,当选行政长官的大门还是打开的。

看得出,中央此次为普选特首人选限定范围,主要源自对香港社会对抗心态未得到有效舒缓感到不放心。正如俞正声提到的,香港有极端化的倾向,“甚至有的走得很远了,举英国旗,香港要独立,虽然是个别的人,但如果对这种行为没有鲜明的态度,任其发展下去,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中央施了保障国家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对于香港2017年普选提出了要在“爱国爱港”的范围中进行选择。

    2017年香港普选之前,港人如何正确理解“爱国爱港”的含义,成为摆在香港面前需仔细思量的重要问题。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测试,若自身利益与国家及香港的利益有冲突时,会放国家及香港在前面;她又提到如果有普送,相信港人会选一个与内地政府关系好的人,选择与内地关系很差的人不是港人之福。

何谓“爱国爱港”?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表示,邓小平生前已定下特首的条件。《邓小平文选》中已经提出,治港的人必须是爱国爱港的人,因为“一国两制”构思中,“一国”和“两制”同样重要。至于什么是“爱国”?邓早就清楚地指出:“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三十年后的今天,这番话依然掷地有声!邓小平很宽松,爱国者不但可以骂共产党,可以信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也行。爱国的标准其实只有一条:你的屁股坐在哪里?爱港的标准也如是。俞正声也强调,要确保“爱国爱港”力量在香港长期执政。前港区人大代表吴康民解释,中央此举正做“期望管理”,向港人预示不是“选什么人也可以”。

“占领中环”吊诡之处

香港回归十五年了,最近发生的两件事十分蹊跷。

    一,不久前,英国称之为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选民在公投中以绝对压倒性多数选择继续归属英国海外领土。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在“每日一民调”提出:“如果有选择的话,香港人是否会投票重新成为英国海外属地?”这个带戏谑的调查当然不能与严谨的民意调查相比,但数千名投票的网民中竟有超过九成人投赞成票,这个结果反映了什么呢?

在中央高层多次就“港独”和“独港”强烈表态之后,今年元旦游行的“米字旗”和“龙狮期”不减反增,还有近百人摇旗到中联办门前示威撒野,明显不把中央的权威和警告放在眼内。有人在BBC上撰文称:香港人对英国的“思念”更胜过1997之前,并不是今天才从石头爆出来的现象。无论是代表昔日殖民政府的香港旗,还是由市民用香港旗改图而成,象征“香港自治”的龙狮旗,近年的曝光率不断上升。当然,市民都知道,回归英国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但许多人看到这面久违了的旗帜在关键的地点和时刻随风飘扬,即使不完全支持高举这面旗帜的人的观点,还是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暗地里多少也有一种想法:纵然知道殖民时代也有过漫长的黑暗岁月,但对于经历过八九十年代的黄金时代的香港人,缅怀当年的原因就是今天的生活不如从前——属于自己的地方、资源和制度都被来自“北方”的人潮和势力占领甚至吞噬。

    二,自香港回归以来,争取特首普送的声音不断。20131月,香港大学法律学者戴耀廷表示,若市民不再施以更进一步行动,普选的目标将会无法达到。戴在116日投书《信报》,以“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为题,鼓励市民及民间领袖以事先张扬的形式实行违法、非暴力的“占领中华”行为。戴认为,过去港人各种争取政治权利的方式,如游行示威、苦行、五区公投和占领政府总部兼绝食等等,带来的压力都可能不足以让中央政府让步,提议发起第二次“占领”行动,策划期定于2013年前半年,运动时间将会在20137月或2014年初夏,希望透过是次运动争取香港的特首普遴。

    戴耀廷所提出的“占领中环”行动,以煽情的口号引起国际注意,就政改问题向北京施压。何谓“占领”?与其说“占领”,不如说“夺取”,即重新夺回“公共空同”!就像在香港发动的第一次“占领中环”行动。20111015日,在美国“占领华尔街”活动影响下,一批人从香港中环国际金融中心行至汇丰银行大楼地面,他们扎营、抬书柜、搬家具、开电炉,一扎就是一年,成为香港极其罕见的景观。“占领中环”行动持续近一年,成为全球之最。

    事实上,“占领”只是手段,改变才是目的。这就是“占领中环”吊诡的地方。戴的主张在反封派中引起反响,有响应者提出,“如有违此誓,必遭万人唾弃。”多个泛民主派及民间组织表示支持。其中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表示并愿意成为第一被告;香港天主教区前主教陈日君也表示会有条件支持,但不会参与长期抗争。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表示将会在占领中环之时火烧香港区旗进行行公民抗命。

政务司长林郑月娥早前邀请民主党人士到其官邸午宴,何俊仁表示,他向林郑解释“占领中环”,直言如不给予港人真普选,期望林郑清晰地向北京讲解;胡志伟表示,反国民教育一役证明,温和沉默的一群市民已有准备抗争,指不能小看这代人为下一代人愿意付出的代价,“不是同你玩”,市民忍无可忍,中央必须履行真普选。

“占领中环”的“阴谋”

    香港2017年的行政长官选举是可以讨论的,但必须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前港区人大代表吴康民指出,《基本法》第四十五条明文规定,香港行政长官最终达至普选的目标,但却是要有一个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这就是一个“条件”,怎么能说普选是无条件的呢?

既然法律规定有一个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那就是一方面为了避免有的人为了“博出位”和增加“知名度”而争取参选;也为了避免有敌对势力渗入选举而产生宪政危楼。所以选举之前,在社会上取得共识,酝酿出符合实际的若干人选是必要的。西方的发达国家的民主选举,不也是在选举前,在社会上,在主要政党中酝酿出候选人吗?所以,选举前的酝酿、协商、在社会上取得比较多数人的共识,并不是破坏民主选举。相反正是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在选举领导人中的一个理性过程。

    吴康民特别提醒,请提出“占领中环”的“学者”和某些经常套用外国选举制度的人注意,香港只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香港社会、及各政党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讨论,希望各界对来年的普选讨论出一个合情合理的方案来,而不是在未经充分咨询之前,先抛出一个暴力的“占领中环”的伪命题!

    毫无疑问,“占领中环”倡议者的目的,不是为了和平示威,而是为了导致暴力事件。近年香港的和平示威,几乎无日无之。现在要“占领中环”,就不是阻塞交通那么简单了。中环是不能长时间被占领的,如果那样,就是整个香港瘫痪了!占领中环,就是瘫痪香港。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中环是国际金融和经济中心。中环一瘫痪,影响国际经济活动,引起西方经济大国注意,变成一件国际事件。占领中环倡议者的目的,就是要把香港的政制演进,力图使之国际化。

    事实上,“占领中环”是一个十分煽情的口号,它的目的主要是要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注意香港政制的民主发展,继而对北京施行压力,迫使北京放弃在2017年的特首选举中进行筛选。简单地说,就是企图在下一届的行政长官选举中,能选出一位与北京对着干的特首,实现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试题” ! “占领中环”的倡议者深知,光靠香港反对派的动作和叫喊无助于令北京改变主意,要推翻北京的宪制权力,唯有诉诸国际社会。有些所谓“学者”口口声声说要尊重法制,他们为什么不认真地看看香港的《基本法》呢?

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延强则认为:无论如何,反对派选择在政改问题之上向中央摊牌决战,“占领中环”已经是明目张胆的阴谋,并且更一早就大力公然动员和不断通过大小示威作为演练,相信到了决战时刻,反对派将会拥有有一批身经百战的核心老兵,和成千上万久经操练的信众,只要老板一声令下,便通过瘫痪市区,骑劫市民,实行少数专政,威胁特区及中央政府,顺应他们的普选模式,方便他们于2017年“合法”夺权。

此刻看来,香港好像在劫难逃。不管结果如何,甚至不论这个阴谋能否最终完全按计划得逞,整个香港以致整个中国都要为此付出重大的代价。反对派就是以这大规模杀伤武器去作一次世纪豪赌,并以你和我作赌注,良心早已背叛了国、家、民族,卖给自称叫“民主”的魔鬼。

香港速览

港人·赈灾

香港各界通过中联办赈济芦山地震灾区已1.72亿美元

【概览】:四川芦山地震发生后,香港各界纷纷慷慨解囊相助,截至430日,香港社会各界通过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向灾区捐款已达1.72亿港元,已到账1.07亿港元;捐赠奶粉1万罐。 

  此外,香港红十字会、宣明会、乐施会等机构也收到香港市民大批捐赠,并派出人员参与救灾。香港红十字会紧急拨出100万元人民币和大量救援物资,并派出医疗队抵达重灾区,派出赈灾主任进行灾情评估,制定详细的赈灾工作计划。截至424日下午3时,香港红十字会收到港币756万元捐款。截至26日,香港宣明会共筹得港币700万元协助芦山地震救灾及重建。宣明会已拟定未来3年的救灾及重建计划,希望协助1.7万个家庭。 

  中联办网站随时更新的接收捐款一览表,清晰列出了每一位捐款者的姓名。伸出援手的既有工商界,也有社会团体和个人。比如,李嘉诚基金会捐助3000万港元,碧桂园集团捐出1000万港元,霍英东基金会捐出500万港元,吴光正捐款1000万港元,香港中国企业协会捐款500万元,香港中华总商会捐款300万港元,香港总商会捐款100万元,香港赛马会捐款1000万港元,铜锣湾街坊福利促进会捐款30万港元,东华三院捐款200万港元,饶宗颐基金会捐助50万港元,香港地铁公司捐款100万港元,香港广东社团总会捐款300万港元,香港福建社团联会捐款200万港元,香港佛教联合会捐100万港元等。

大公网:赈灾捐款港人不差钱 差的是信心和真相

【概览】:所谓一方有难,八方支持,无论是追溯到98年洪灾,还是5年前的汶川大地震,香港同胞在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无不慷慨解囊,倾尽全力帮助受灾受难的大陆同胞。然而,在4·20雅安芦山县7.0级地震发生过后,却有部分港人选择消极观望,有少数网民甚至发起“一毫纸(一毫纸即一角钱)都不捐”运动来抵制捐款。其实不仅仅是港人,在此次地震发生后,就连大陆民众也提高警惕心,在捐款这件事情上颇为慎重,斟酌良久。

港人有句话是“见过鬼仲唔怕黑咩”,类似于古训中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汶川地震后的五年内,类似于“香港援建的绵阳中学遭地方当局拆毁建豪宅”,“捐款落入贪官口袋”之类的负面新闻不绝于耳。而在内地,“郭美美事件”更是让红十字会在一夜之间名誉扫地,想必这也是为什么红会在宝兴县摆出的捐款箱内仅募集到了10元零5毛的原因。

    信息的不对称也是让港人在捐款时动摇的一个原因。这厢,有媒体指出香港援建的芦山县中学在震后墙壁破损、剥落,墙内发现发泡胶和空心砖;那厢,特区政府立即回应,称该篇报章报导与事实大相径庭,有混淆视听之嫌。

虽说在信息时代,人人都有“记者证”,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记者的质素。就在雅安地震发生没多久,就有所谓的记者拿出汶川地震的照片放在微博上,引起人们的恐慌,着实令人愤恨。而现实生活中,也不是每一个港人都有机会去到四川,深入到震区去检查援建房屋的受损程度。这时候,记者就成了百姓的眼睛,他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都是标尺。但有些记者却带着“放大镜”,将事实夸大歪曲,这不仅是对新闻的亵渎,更是对读者以及市民的不负责。

其实,无论是港人还是大陆人,他们的“狠心”多半都带点“刀子嘴豆腐心”的感觉,尽管很多负面新闻打击了部分群众的捐款热情,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慷慨解囊,为灾区的群众献上自己的一份心意。信心需要双方共建,真相需要明镜鉴查。港人赈灾捐款,其实不差钱。

政事·共商

《镜报月刊》:乔晓阳讲话的真意

【概览】:香港各派政治势力不应继续纠缠于抽象的政治争论,而应回到《基本法》的规定上来讨论普遍性的规则,如考虑提名委员会如何设计,如何按照“民主程序提名”等。在这些涉及法律问题的细节上,中央可以和反对派政治对话,特区政府提出的普选方案也可以有妥协的余地,找到双方共同的空间,而非零和博弈。

自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在香港立法会部份议员座谈会上,对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发表讲话后,香港社会各界反应强烈,舆论冲突不断。据接近中央的权威人士认为,乔晓阳的表态并不代表中央要对特首选举进行资格审查,而只是表达中央的政治立场,是对香港“善意的提醒”。

从时间上看,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7年作出香港2017年进行普选的决定。按照惯例,普选方案需在2016年经立法会讨论通过,这意味2014年至2015年要启动特区政府的咨询意见,报中央决定,那么今年到明年期间就需要启动相关法律程序。在这个时间背景下,乔晓阳的讲话意在系统阐述中央在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并希望香港社会各界在政改方案启动前,了解中央的基本想法、政治立场及法理依据,引导香港各界在下一步讨论政制发展问题以及行政长官普选方案等方面,尊重或考虑中央的政治立场。

特定的空间背景,则是当前中国处于发展的战略关键期,能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否实现国富民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中国梦”,取决于国民在未来时段的努力。从这个大局出发,中央希望香港保持稳定、不能乱,否则国家就要花很多精力应对香港问题。

 虽然乔晓阳在讲话中提出香港特首候选人须“爱国爱港”、“不对抗中央”,但并不能把乔晓阳的讲话错误理解为中央要求必须在香港特首选举的制度设计上保证出现甚么样的结果,把“爱国爱港”、“不对抗中央”当成法律程序上的筛选条件,这绝非他讲话的原意,也不是中央的意图。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就指出,从法律角度来看,法律的普遍性和公正性就体现在法律程序的制度设计无法专门针对某种特定的结果。“对特首的资格审查,可以是公民身份、犯罪纪录等最基本的法律资格审查,而不是贴上标签说甚么样的人可以选,甚么样的人不可以选,也不能说谁就是爱国爱港的,谁就不是爱国爱港的。中央并没有意图进行这样的资格审查。”

周八骏:审慎选择香港政改路径

【概览】:梁振英首份施政报告没有将2016年立法会和2017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公众咨询列入2013年特区议程,反对派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是意料中事。与其陷入无谓的争拗,不如冷静深入地思考香港民主政制的路径。“路径”以“目标”即普选模式为前提,指的是实现目标的“过程”。从2006年以来,香港社会关于香港普选模式的讨论是存在明显分歧的,相应地,关于实现目标的“路径”也存在明显分歧。

从第四任行政长官竞选以来,香港社会关注政治人物的诚信,但是,将太多注意力投向政治人物在家庭婚姻、住宅僭建等事情上所反映的个人操守,没有给予政治人物是否或能否履行竞选承诺以足够重视。事实是,政治领袖个人品行固然重要,相比较,是否或能否履行竞选承诺更重要。

从第四任行政长官竞选以来,香港社会开始注意“大利益集团”譬如所谓“地产霸权”(按∶笔者只是借用这一称谓,但不同意)对于香港经济政治社会的太大影响,但是,没有深入分析“大利益集团”内部的细分,以及其他目前看来不大的利益集团正在形成并对特区政府管治施政产生影响。

从第四任行政长官竞选以来,香港社会人心思变,以至强调“变”的一方在竞选过程中后来居上,但是,对“变”的性质和困难,以及任何可能组成的管治班子团队的能力,均缺乏应有的认识。梁振英在当选前后,尤其就职以后民意支持度明显落差,在颇大程度上与之相关。

诚然,梁振英及管治班子不能因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香港政治存在结构性缺失而懈怠管治施政。香港社会则必须深思,在存在上述各种明显缺失的条件下,选择怎样的政改路径?

中评网:如何看待撒切尔时代的香港问题

【概览】:撒切尔夫人离开人世,一些学者旧话重提,认为香港之所以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根本原因就在于,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已经得到了英国的庇护,撒切尔夫人为了保护香港的利益,在事关主权和治权的问题上,才被迫作出重大让步。更有一些学者不怀好意,认为在两个母亲抢夺儿子的过程中,只有那个最疼爱儿子的亲生母亲才会最先放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儿子不再疼痛。坦率地说,这种拙劣的比喻充分说明,一些学者缺乏最起码的政治常识和历史常识。 

众所周知,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鸦片战争之后,腐败的清朝政府迫于无奈割让香港。英国人统治香港之后,从来都没有将行政权交给香港,也从来都没有关心过香港人的政治权利。香港在英国的管治之下,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商业城市,而英国则从香港的经济发展中获得巨大的益处。 正因为如此,讨论香港回归问题的时候,英国人才会不断设置障碍,希望香港继续给他们带来商业上的利益。中国之所以收回香港的主权,是因为香港是在丧权辱国的背景下失去的。如果中国不能捍卫自己的主权,那么,中国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从香港的角度来考虑,中央政府实行“港人治港”的策略,其目的是为香港人争取合法利益,让香港人真正实现当家作主。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才是香港的母亲,中央政府才是香港利益的维护者。

香港回归之后,面临许多困难。香港特区政府在治理香港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麻烦。但是,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始终按照既定的方针前进。现在,中央政府已经确定了香港政治选举的方向和具体的时间表。只要严格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原则办事,那么,香港一定能够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在英国政府统治时期,香港从来没有举行过真正意义上的选举,也从来没有实现港人治港。可是,在香港过渡时期,香港总督却突然推出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政治变革,给香港制造混乱。中央政府觉察到香港管治末期出现的情况,及时地采取一系列坚决有力的措施,防止最坏的结果发生。现在香港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如果香港学者能够真正从香港自身的利益出发,不断地参与香港的民主政治建设,促进香港经济的发展,那么,香港的繁荣将会长期存在下去。 反过来,如果香港的某些学者或者政客期望通过政治破坏活动,达到英国重新管治香港的目的,那么,最终必然会螳臂当车,自取灭亡。

闾丘露薇:廉政公署的廉洁

【概览】:香港媒体头版头条报导,前廉政公署专员汤显明在任内频频外访和赠送礼物。根据廉署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汤显明五年来总共外访34次,有154天不在香港,当中22次外访是到内地。总共耗费接近400万港元,其中他的个人开支共76万元,占总开支19%。他在任内还花了22万元公帑,送了136次礼物,主要给内地政府和官方机构。廉政公署对公务员收受礼物规定严格,一般不能超过五百,但是汤显明送出的礼物当中,三分之一超过了这个标准。

有些批评指,汤显明这样做,是为了给自己退休之后当全国政协委员铺路。只是,这种用动机论来进行的猜测和判断,过于诛心,加上根据廉署当时的规定,不管是外访次数还是金额,还有送礼的金额一向是廉政专员自己看着办,可以批评不合理,但是确实不存在违规,只能说,廉署存在灰色地带。

四月中旬,审计署的报告显示,廉政公署有两顿宴请,为了避免超过廉署自己规定的,每人晚餐的餐费450港元的上限,这顿饭,甜品被分开申报,红酒变成了宣传费,至于另外一顿饭,实际每人开支1045港元,没有按照内部规定,事先由廉政专员审核,被算成了宣传费用。这让公众哗然,作为香港廉政的把关者,自己却想办法钻规定的空子,那如何取得公众的信任?尤其是用分单来越过正常审核手续这样的做法,廉政公署在自己制作的教育公众反贪的小册子里面,就把这视为贪污手法之一。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汤显明任内。之后媒体报导,原来汤显明自己还有两顿超支晚宴,宴请内地官员,人均超过一千两百港元,还没有算上廉署自备的茅台、XO等名酒。这让公众不禁要问,如果再查下去,还有多少超额的饭和礼物呢?

其实谁来监督廉署?在架构设置上,除了廉署内部监察部门,还有一个由社会名人组成的监督委员会。不过这次事件显示,这两个机构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还好在架构上还有对政府各部门进行独立审计的审计署,还有喜欢挑刺的立法会议员,还有忠于职守的媒体。其实最终还是需要制度的完善,让坐在专员这个位置上的人,不会有无心之失,或者被牢牢约束。廉政公署现任专员白韫六表示,正在制定规定,修正送礼外访以及宴请等规定中的灰色地带。

别看吃喝送礼是小事,人情其实就是在这些礼尚往来中培养出来,而贪腐也往往就这样慢慢产生。香港的廉政公署花了多少年才让香港人没有了这样的习惯,但现在却因为一个人,自己有了这样的毛病。怪不得廉署这些年士气低落,流失率高。大家看在眼里的。

占领中环·激辩

纪硕鸣:占领中环香港陷危城之忧

【概览】:香港泛民主派计划发动万人占领中环,瘫痪香港金融中心,以争取普选。西方驻港领事甚为关注,有跨国公司正研究如何将总部撤出中环。更传出驻港解放军出动多架军用直升机,针对占领中环进行演习。

 香港政府早已表明不会在年内展开关于二零一七年普选的政改咨询,以稳定社会发展经济。不过,香港大学法律学者戴耀廷教授一月份发起占领中环行动,希望透过这次运动争取特首普选,再次点燃香港二零一七年要争取普选的政治纷争。建制派人士亦向亚洲周刊表示,担忧占领中环一旦成为行动,香港将陷入新的危机之中。

今年一月十六日香港大学法律教授戴耀廷投稿《信报》,以《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为题,鼓励市民及民间领袖以事先张扬的形式实行违法、非暴力的占领中环行为。他认为,若市民不再施以更进一步行动,普选的目标将无法达到。他提议发起占领中环行动,并设定论述及策划期于二零一三年前半年,运动时间将会在今年七月或二零一四年初夏,希望透过这次运动争取香港的特首普选。占领中环虽然还在前期准备,却越炒越热,戴耀廷的主张在政界和传媒引起广泛回响。学者赵善轩撰写《万人誓词占领中环》一文,提出五条约誓﹕天父地母,日月为证,如有违此誓,必遭万人唾弃。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对亚洲周刊表示,他最早响应占领中环,并在立法会发言,强调会认真做这件事。我们不愿意这事发生,但作最坏打算,愿意到最坏的时候,付出我们的代价,这次会很大规模。他说,目的是为了形成国际影响力、震撼力。我们绝对不会使用暴力,如果有人逮捕我们,也不会反抗,更不会扔石、不会推车、不会焚烧杂物、不会冲击警署。但也不会听从警察劝说离场,会接受拘捕,会被人抬走,到警署到法庭不会辩护。所以动用解放军是多余的。有人批评,提出占领中环过早,刺激了中央。何俊仁认为,何时讲,中央都会反感,宁愿早点讲,清楚表达违背了承诺的后果,有时间让中央冷静思考。如果真要挑战,不会用一年的时间,而是突然发动,刺激群众出来,然后冲突流血,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不是要挑战,只要中央信守承诺,给香港一个真普选,这些事是不会发生的。

对于中央官员及内地官媒对香港泛民主派的批评不断升级,建制派人士认为,这反映占领中环行动加上早前的陆港矛盾及港独争议,已触及北京底线。民建联立法会党团召集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也参加了深圳与乔晓阳的座谈,他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表示,乔晓阳的讲话是从另一个角度对爱国爱港的重申,是代表中央响应了香港近期一些与基本法相违背的言论。叶国谦认为:二零一七年普选行政长官,具体的做法基本法四十五条都阐述得十分清楚。中央领导只是再作重申。叶国谦指出,占领中环的提法是有学者背景的人想倡导以行动挑战基本法。泛民的一系列行动是在造舆论,在香港抢占所谓的道德高地。叶国谦指出,中央的意图很清楚,要你搞清底线,让香港人有共识,乔晓阳还引用内地有名的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的一句歌词,老百姓心中有杆秤。乔晓阳寓意讲爱国爱港、不能与中央对抗的意义,不是要把它写入法律,而是要在香港民众心中架起这杆秤

大公报:“占领中环”破坏与中央互信

    【概览】:香港能否落实二零一七年特首普选的目标,归根结底,是香港社会能否凝聚共识的问题。说得更白一点,就是立法会各党派能否相互妥协消除分歧。

  但令人奇怪的是,反对派人不提自身责任,却将责任全推到中央政府身上,不断指责是“中央不信任香港”、“阻碍香港普选”。更有甚者,某些以法律学者挂帅的政治人物,以“达到平等对话”为由,鼓动所谓的“占领中环”运动,意图制造民意压力以逼中央就范。如果反对派还相信,香港市民所坚守的核心价值,就应该做出增进香港与中央互信的行动,而不是做出“少数人之恶”的伪民主之举。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央绝非反对或者禁止香港拥有普选的权力,事实上,基本法已清楚写明“最终达至普选”。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前的决定,更已明确指出,香港可于二零一七年普选行政长官,决定亦同时清楚表明,在行政长官普选后,立法会全部议员亦可以由普选产生。

民主从来不是一步到位的,就算是反对派的精神“教父”美国,落实全民普选,也用了超过两百年时间。香港一百五十七年的殖民统治,更是到最后五年,才有真正意义的议会选举。当然,时间短长,不应成为落实普选的障碍。但同样,时间短长也不应成为强行抹杀其他民意的借口。一些学者如叶健文、戴耀庭常爱挂在嘴边的是:“讨论普选二十年,自己等不及了”,于是通过自己的十多年的学者面目所经营到的剩余政治价值,鼓动一场所谓的“占领中环”运动,意图将自己的个人意愿,强加于香港市民身上,人为地制造虚假民意去逼中央就范。这种做法其实非常可笑,假若香港广大市民真的像反对派口中所言,如此强烈且一致地站在他们一边,焉用戴耀庭先生人为地去呼吁、鼓动“占领中环”?不是说香港市民已经足够成熟了吗?难道还需要叶健民先生去“开启民智”、诉说民主的好处?这种做法的本身,根本是在侮辱香港七百万市民的智慧。更是那种典型的殖民精英思维在作祟,将香港市民视作“待牧的羔羊”。

戴、叶两位学者,长期观察香港的政治发展,过去处事方法一向以温和理性著称,此次竟然鼓吹激进的革命式民主,其背后原因耐人寻味。但如果这两位学者还认同,香港的成功在于四大核心价值,在于求同存异、理性沟通的话,那么他们更应该去做促进香港社会与中央政府的互信工作,而不是用极端手段去破坏这种来之不易、仅有的互信。

尾记

事实上,任何国家或地区都会要求由爱国者来管治,管治者必须效忠国家,这既是常理,也是常识。世界上任何单一制国家,没有哪一个中央政府会任命与自己对抗的人,要推翻自己的人担任地方政府首长。

——寄语

(本期责任编辑:于勤  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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