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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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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厉以宁 :没有思想交锋,就没有改革活力

作者:厉以宁

来源:中国文史出版社

来源日期:2018年12月07日

本站发布:2018年12月07日

点击率:894次


厉以宁,人称“厉股份”,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参与推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主持起草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参与推动出台非公经济36条以及非公经济新36条,对我国经济改革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也是最早提出文化调节在市场调节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学者之一。另外,在国有林权制度改革、国有农垦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低碳经济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厉以宁读大学的时期,所接受的经济学教育主要还是和计划经济相关,而在改革开放40年里,几乎在每一个重要时刻,厉以宁都会坦率建言。他是怎样做到一直有声音,一直很活跃,也一直有影响力的呢?

据他自己讲述,应该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在北京大学上学时所学的,是打了一个基本功,除了经济理论以外,像会计、统计、成本核算、财政学等,这些东西都打下很好的基础。第二,是在工作方面,毕业后,长期在北京大学的资料室工作,接触了很多西方经济学理论。虽然上大学也学过西方经济学,但是真正打基础,还是在这里。后来教课,主要是教经济史。这样,就有经济学基础,又掌握西方经济学方面的知识,还有经济史的功底,所以在改革中,对一些问题能够有比较宏观的历史的观察角度。第三,就是在改革中不断学习探索,参加各种讨论会、各种座谈会,到外面考察,接触下面的实际,这些就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为什么会提出产权改革最重要呢,就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谈及改革开放,在厉以宁那里有一个频率很高的关键词——思想解放。

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市场经济

中国的改革开始于1978 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以前半年多的时间内,国内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是思想解放的大讨论,把人们从“本本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了。

中国今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对社会主义理论有新的认识,也需要通过实践来不断总结,不断探索,不断思考。

原来,我脑子里计划经济的色彩也很浓。“文革”期间,我到北京和南昌的郊区农村参加劳动,看到那里的农民大冬天连袜子甚至鞋子都穿不上,我就觉着经济的管理体制得改改了,但是怎么改没想清楚,也不敢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我有了深入思考的勇气。

在改革开放之初,从经济层面上讲,很多人的观念还停留在这样一种状态,认为改革就是一种政策调整,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家才渐渐地意识到,改革是一种制度变迁,要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来巩固发展社会主义。

1979 年到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中国在经济改革中突出的成绩主要表现于:第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第二,乡镇企业的兴起。第三,经济特区的建立。城市的经济改革当时还没有真正开始,计划经济体制仍牢牢地支配着中国的城市经济生活。

这时,虽然个别地方已经出现股份制这种新的公有制企业组织形式,但它们对中国经济还没有产生重大影响。“放权让利”是当时城市经济改革、企业改革的主导思想。严格来说,这还只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点松动。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支配着中国经济。要想打破这种经济体制的支配地位远不是容易的事。没有思想解放,就不会有理论的创新,也不会有正确理论的指导。

在这种情况下,要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重重束缚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是不可能的。这一指导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当时,许多人已经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二是如何使中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逐步成长为现代化国家,使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并没有系统的论述,对社会主义体制创新和制度调整问题,更没有触及。因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展开的有关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

没有思想交锋,就没有改革活力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最大的变化就是调动了人的积极性,人的潜力极大地发挥出来,社会生产力就有了显著的提高。

农村的土地承包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行承包几年后,市场上鸡鸭鱼肉就全有了,这在以前,可是有钱也买不到的,或者是要凭票的。

国有企业的改革调动了企业管理层的积极性,从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不是独立生产者,生产出来的东西销往哪里,得听统一调配。企业的管理者把管理企业当成做官一样,没有市场的概念,一切听从命令。

实行改革后,企业管理层慢慢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和管理者的价值,从而真正经营企业。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调动了蕴藏在民间的创业者的积极性,一个农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能成为一位企业家,一个小商小贩说不定会成为大老板。

之所以产生这种变化,根本而言还是思想解放。

改革是前人所没有干过的事情,谁都不是先知先觉,谁也不能说1979年我就知道改革后的样子,没那回事。大家都在改革开放中学习、成长、提高,包括经济学界。

有些观点刚提出来时可能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在实践中会得到丰富完善,思想都是逐步深化的,这样,争论也难以避免。

在我印象中,大概有五次比较有代表性的思想交锋。

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争论的焦点是“放价格”还是“改所有制”,“放价格”主要是国外的观点,国内也有人主张。当时我考虑的是,“放价格”对中国也有用,但是要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要明确产权,产权不清楚,光放价格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主要是为了重新塑造社会主义经济的微观基础。争论焦点是要“承包制”还是“股份制”,当时有些人主张搞承包,我认为承包制不解决问题,主张搞股份制。

第三次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主要围绕是把反通货膨胀放首位,还是把就业放首位。我认为就业问题应该放首位,宏观调控第一条就是要解决就业问题。

第四次是在21世纪初,主要围绕中国的股市是负面的东西大于正面还是正面的东西大于负面。我就主张,股市虽然有问题,但是要保护它,爱护它,不能推倒重来,不能简单地把它说成赌场,有问题慢慢解决。

第五次是中国能不能越过重化工业阶段,直接进入信息化阶段。我认为中国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是不可能越过这个阶段的,小国可以越过,大国不行。

当然,无论哪种交锋、多么激烈,我想是大家都在为改革探求路子,每次交锋,大家也都从对方的观点中吸取了很多有用的东西,来丰富自己、完善自己。真理不辩不明。

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永远只有进行时

从1978年算起,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回顾这40年,我们国家所取得的种种成就,都离不开思想的解放。

如果没有1978年5月开始的、历时半年之久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没有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是不可能取得这些成就的。

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都没有终点,也不可能有终点。

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前人所没有从事过的事情。谁都不可能是先知先觉者。谁都不能说在1979年我就知道改革该如何进行,改革会遇到什么样的阻碍,改革又会如何突破这些难点。

经济学界在40年内所发生的各种争论,应当说是正确的,大家都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学习、成长、提高。

有些观点在刚提出来时不一定完全准确、完全符合实际,但在实践中会得到补充、修正、丰富、完善。人们的认识总是逐步深化的。

以股份制改革为例,那些年,股市出过多少事情。例如,1992年8月10日深圳发行新股认购申请表过程中发生的申购人群的拥挤、游行、抗议;1993 年初成都红庙子市场上地摊式的股票交易;1996 年海南琼民源公司利用虚假消息操纵股价的违法事件;1998 年中科创业违法操作股价、自买自卖、坑害投资者事件等,都酿成了不小的社会震荡。

但这些并不代表中国股份制改革的主流。经验是不断累积、不断丰富的。中国股份改革和资本市场建设,在牛市和熊市一再交替的过程中走过了艰难的道路。投资者逐渐理性化,监督管理机构也逐渐成熟、老练。

这就是不断深入推进股份制改革和完善资本市场的希望所在。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提出“新常态”,把新旧模式更替视作一场革命,一场发展方式的革命。这就对深化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旧的模式不可留恋,新的发展模式必须通过改革来实现。真正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在竞争中实现的。

让企业成为市场主体,是一种改革;科技创新也是一种改革,而且是重要的改革。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让国有资产增值更多。

市场是决定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经济转型要用市场来调节,但同时也要发挥好政府引领和扶持的作用。除了市场调节、政府调节以外,还要重视第三种调节,即文化调节。文化调节是通过道德的力量,人人自律,人人遵守公共规则。

总之,站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的新发展起点上,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不能拖,更不可止步。

(根据《对话厉以宁: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学习成长提高》编辑整理,部分内容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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