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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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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与无畏”实录

原标题:“恐惧与无畏”实录——《我的灵魂自白》之一

作者:任彦芳

来源:五柳村

来源日期:2010年02月03日

本站发布:2010年02月09日

点击率:838次


    我已经活过了第一个坎儿年:十三岁。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是人生的两个坎儿。我不信这一说法,据说这是因为孔子活了七十三岁,孟子活到八十四岁,而让百姓到这个岁数便成一个坎儿。这是自己吓自己,年龄有什么坎儿?心理上倒是有坎儿的,这就是恐惧。
   
    离休后,我开始写作说真话的文字。因为我过去不敢说真话,或没有觉悟说了不少自以为是真话其实是假话的话。活到这个岁数,觉得不能再说违心的话,活个真实吧。无论开会,或是学习,只要发言,我都说我想说的真心话。最近胡锦涛报告,也反复要党员说真话,说心里话,这正是我所想的。如果我们今天还不敢说真心话,还在恐惧中生活,我们心里便有了难过的坎儿。
   
    我说真话,不少朋友为我害怕,为我担心,劝说我不要太天真,写文章更要注意。说现在还不到说真话的年月啊。但我在开会时说了真话,也没有人再向上边汇报,我向朋友们说心里话,也没有再打小报告了。这实在是中国的伟大进步。可以想想,如果我今天说的一些话在1957年就打成极右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早就打成反革命了。现在没有事儿,不是时代的进步吗?如果还要以言治罪,这岂不是历史倒退吗?
   
    有朋友说我胆大,敢说真心话,也不害怕。其实不对,我并不是胆大的人,我从小就是个胆小的孩子,活到今天也不是胆大的人。我想将我这一生经历的恐惧做个实录,也是我的一生写照:我是在不断恐惧中活着,也在不断地做出无畏的事,说出无畏的话。恐惧与无畏的往复,便是我的一生。
   
    我经历了九死一生,哪一次要死不是恐惧?我的恐惧和时代紧相联系着,从我这儿也可以反映时代的变迁。现简略说说,是我将写的《我的灵魂自白》的一个纲要。
   
    一、我从小胆小害怕,我害怕黑夜会吃我。
   
    我的父亲是家乡的第一代共产党人,他曾是中共保定地下党容城、安新、雄县、定兴、新城五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他生前曾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理想进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他领导农民曾砸了白沟河官盐店,县官产局,向百姓宣传要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要让人民当家作主,建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在我生下三个月的时候,他永远离开了。我记事,便问妈妈,别人都有爸爸,我的爸爸到哪儿去了。妈妈说: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让我不要对别人说,因为父亲是共产党。我幼小心里便把共产党和父亲联在一起。因为母亲的叮嘱,我从小便恐惧,不敢说话。这是白色恐怖年月的恐惧,是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恐惧。我怕,我自己出门,如果天黑了,便往家跑,总觉得后边有坏人要追我,进到家门总有黑黑的大嘴要吃我,我便吓得大叫,跑到家里,母亲便给我叫魂儿,抚摸我的头说:不怕,不怕。
   
    我夜里做梦,常有恶梦,把我吓醒,母亲便紧紧抱着我。
   
    只要到妈妈的怀里,我便无畏了。
   
    日本鬼子来了,国民党政府退走了。母亲知道国民党党部的仇敌不在了,她松了口气,说儿子的命可以保住,不会被他们斩草除根了。我活下来,要感谢日本鬼子让国民党政府溃退哩。但接着便开始了对鬼子的恐惧。这是大人的恐惧,因为有大人的保护,我倒不害怕。因为日本一进村,我早被妈妈送进挖好的地道里了。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正跟爷爷学习读三字经百家姓,日本人闯进来了。这是我第一次进距离地见鬼子。可那个当官的鬼子竟会说中国话,认中国字,见大个的学生读的是《论语》,他竟认识这书,看看,便离去了。教我们的爷爷却吓出一身汗。我却没有害怕。后来,日本人搞三光政策,我们村被打死了人,我们小孩子还去看了那死去的乡亲,却也没有害怕。
   
    后来,八路军解放了我们村,我们生活在愉悦的生活里,更没有恐惧了。我开始学习村里的武术。我学会了打拳,夜里也敢出门到村中心的拳房,回来自己走回家也不怕了。
   
    二、全家的恐惧让我走向大家庭。
   
    我在解放区里生活是快乐的。唱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是真的喜欢的生活。1946年是我家和我人生的转折年。这年,我们家按烈属待遇,城里给我父亲立了碑,修建了烈士塔,给我家盖了新房,我上了八路军办的高小。可好景不长,国共两党开始了内战。国民党又要过来了,我全家害怕。因为旧恨新仇,怕我有生命危险,在这种形势下,爷爷奶奶为了让我逃活命,而让八路首长把我带走,我便于1946年8月同母亲投身到一个大家庭里来了。我这年十岁,便成了一名小八路,给首长当小通讯员,实际上是首长保护我。我可以随便进当时说是大官的屋里,无所顾忌,我和首长睡在一起,把地委书记,分区司令员的床了尿过,我把他们视为父亲。这经历使我一直不怕共产党的官儿,多大的官我也敢见敢说话。我没有对官的恐惧。童言无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也种下我一生说真话而被整的“病根儿”。
   
    三、我离开大家庭的一次恐惧经历。
   
    1946年深秋,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恐惧经历。首长让我和另一个小伙伴到十分区的霸县县政委送一封信。回来的路上却遇到国民党军队突袭,我见不少逃难的百姓,见我们穿着八路军的服装,说白脖子过来了,见你们就没命了,快跟我们跑吧。我们没有跟上,国民党马队便到了跟前,我们便钻进了青纱帐,在豆棵下藏身,马队从身边过去,没有把我们发现。但我这时感到了真正的恐惧。我们回到十分区所在地牛驼,机关已经转移,我再次带到离开大家庭的恐惧,我哭喊着,叫着妈妈,可没有人应声。可哭喊,却引出了一个叔叔,他是地委的油印刻字员,领我们俩进到了油印室,见他和另一叔叔正烧腊纸,让我们不要怕,他们便带着我们走,我们是最后离开地委大院的人。因为有两叔叔领着,我又不恐惧了。
   
    四、农民大娘,让我没有恐惧。
   
    当天夜里,我们到了一个村里,我被安排到一个农民家里,大娘家两个儿子,我成了他家的第三个孩子,把我的八路军的衣服收起来,给换上了她家儿子的农民百姓的衣服,我不相脱下军装,大娘说,这衣服会要我的命,如果让国民党军队看到就没命了。我这才含泪告别这让我感到骄傲的军装。从此再也没有穿过。果真,第二天,国民党军队便占了这个村子,并专来搜捕我们来了。我正在喝粥,国民党军队进到了这个院子,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国民党军队。大娘被拉走,却把我保护住了,说我是她的儿子。后来母亲被打了,却没有说出我来。是人民母亲救了我的命,这是我一生不会忘记的。后来,我被护送到河间黑马张庄冀中区党委。我又见到了母亲。那掩护我的农民大娘,是我的再生母亲。我向妈妈讲了这个大娘,妈妈说可记住这家的名字,一辈子不要忘记这个母亲啊。可我却没有记这个大娘的名字。我在解放后去寻找,也没有找到她。但我永记,只要有人民保护,我没有恐惧。
   
    五、解放前在革命大家庭里,我从没有感到恐惧。
   
    1947年春到新中国成立,我一直生活在大家庭里。先是保送到河间县成的小学,曾和马本斋的女儿同学,有国民党的飞机炸,我却不怕;后来在蠡县宋岗,曾有飞机的炸弹,在我身边爆炸,却有一个叔叔扑到我身上,他受伤了,我却没有事儿。我被保送到冀中第一中学,在冀中博野、蠡县、安平、安国、深泽等地不断转移,以躲过傅作义将军的部队的骚扰,有时是夜里突然行动,说国民党部队要在冀中平原大游行,便要快跑。我跟着大队,并没有一点恐惧。这种自由的心态,一直到全国解放。
   
    1949年,我家乡再次解放,我回到故乡,我的家里分了土地,父亲的烈士碑被国民党军队推倒,但由于军队是有父亲教过的学生,见是他老师的碑而得保存,而没有被破坏。农民心情是从没有过的快乐。我开始写诗歌颂。农民也知道,我们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新中国。
   
    六、农民的恐惧从1953年冬天开始,我还无所畏惧,勇敢地为民代言。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新民主主认国家不知为何结束?农民生产的粮食开始由政府命令收购,叫统购统销。农民开始恐惧了。因为将农民的食粮强迫卖出,农民有了挨饿的恐惧。我便为民请命,将农民的反对的声音写给河北省委。我第一次听到农民对党的政策不满。我却认为是个别事件。因无畏而敢于说真话。
   
    1955年,我从北大休学回家乡搞合作化,组织了生产合作社。我完全相信这是在搞让人人幸福防止两极分化的好事,我全身心地投入。1956年高级社成立,我感到农民有了恐惧,我却仍站在共产党立场上说话,认为是农民的落后,看不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年后,高级社的生产并没有发展,粮食不如单干时打的多,这让我开始理解农民的恐惧。但我没有恐惧。因为我在享受着国家的供给制,我的生活费用全部由国家发给。
   
    七、1957年反右派开始,我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恐惧。
   
    1956年九月,我回到北大,正是双百方针提出之时,向科学进军,令人兴奋,思想也活跃起来,我参加了北大新创办的学生刊物《红楼》的编辑,并兴奋地起草了红楼发刊词。1957年党开始整风,要除三害,我也很为党的让人说话而高兴。没有想到的是风云突变,一个《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了反右派,我大为不解,思想极为混乱。后来将说了真话的同学打成了右派,我真的害怕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政治的可怕,知道不能自由说话。我的真话也被揭发成右派言论,我的好友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了,我的同学,我觉得比我思想还左的刘绍棠竟也成了右派,我实在不解。随着斗争的深入,我的恐惧加剧。这时,是我写出的一首诗《命运》救了我,改变了我的命运。是我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首歌颂党改变我的命运的长诗,被团委宣传部长康式昭看到,认为很好,便让我在全北大纪念七一共产党生日的晚会上朗朗,感动了八千多北大师生。后来要定我右派时,让领导感到我不能是右派。便对我说,要在后期自己检查就放行了。没有划入右派,但我知道我和右派的思想没有任何区别,这就让我感到后怕。我这才知道,是不能自由说话的了。
   
    八、向党交心,失去自我,当驯服工具,也就失去了恐惧。
   
    1958年,向党交心,我真的痛心感到自己是多么危险,也真的感到右派是想让共产党失去坐天下的地位,这是反党。我想,这天下是千百万烈士流血打下来的呀,那能让别人夺去。我从自身体会中感到,我不能忘本,我想为什么我会有此危险思想?我本不想反党却成了与右派不差一点的人物,这是因为个人主义成名成家思想。要想不犯错误,根本教训是打掉个人主义,要失去自我,要做党的工具,并且是驯服的工具。只要有一点个人想法,我便自己批判自己。我的交心材料写了两万字,是流着痛心的泪水写出来的。不知为何后来装进了我的档案,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我是漏网右派的根据。这是后话不提。
   
    1958年,我是真正的驯服工具。为了宣传总路线,我写出了朗朗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经北京市团委推出,让我们在全市总路线誓师大会上朗诵,有十万人的大会啊,在太和大殿前举行,这便是我当驯服工具的一例。为歌颂大跃进,放卫星,我一天写诗百首,也放了写诗的卫星。我成了党的宣传工具,完全没有了自我。我没有了恐惧。
   
    九、反右倾,让我又恐惧起来。
   
    1959年暑假,我回到了划归红徐水的家乡,目睹了当时严重现实。听到百姓对现实的不满。大炼钢铁,将好的铁化成了没有用的铁疙答,吹牛说谎的人才不挨批,食堂没有了粮食,可民说是民怨沸腾。农民以为我在北京能见到主席,便要我给主席写信。我有了斗争,我写不写?会不会写出问题来?但多年来的党的教育,让我为人民起了作用;我不是不能有个人主义吗?这种不顾百姓,只想个人安危不是个人主义吗?当时我相信这不是毛泽东的错,而是下边胡搞造成的。于是我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反映农村真情的信。给农民读了,大家都说好。我便在北京前门的邮筒里投进了百姓的呼声。
   
    回到北大,才知,就是我写信的时候,彭老总因同样的真话被打成了反党集团,我听了张炯同学向我说了党内开会传达的内容,我开始再次恐惧了。但信已发出,对同学们的话也说出,听天由命吧。我这时只盼着那封信不要邮到,只希望不要将此信转到北大来…,可我在同学中散布的言论,便成了后来北大进行反右倾学习时的重点批判内容。1960年,我的北大毕业鉴定上写着:任彦芳对三面红旗有许多错误看法。便让我一直将它背到中国文联。我的内心不可理解,这是为什么?
   
    1960年开始饿死人了。我的大舅,一个老共产党员,饿死了,我的二爷爷饿死了,多少人得了大病,我也得了浮肿。我明明知道这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却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我不能再说真话,并为这个说谎的世界而更加忧虑。
   
    1961年秋,北大和我所在的中国文联联系,说我的北大鉴定中有关我的错误因我说了真实情况而不应这样写,所以将我的北大鉴定撤销。故我的档案里没有我的大学鉴定。
   
    十、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内心恐惧。
    
    1966年,我从焦裕禄电影创作组解散后,回到长影参加运动.我内心充满了恐惧,为了不犯错误,我一切听党的话,听工作组的话,我成了红五类,我当了工作组信任的革命动力.我的内心很不理解,但又要听话.记住了当年反右派的教训,以为这就是又一次的反右派.因为路子和当年反右一样.当时工作组的重点人物,要整治的人,与我没有不同,只不过他们写过作品,变成了毒草;思想上与我没有不同.这是我恐惧的内因.我被工作组信任,派我去看着当时电影文学的主编,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党外人士.我与他一个房间住,却没有想到,他在我住的屋里自杀了.我感到恐惧又恐怖.我要向工作组写他自杀前的表现,还要我在大会上声讨他.过后,竟有人怀疑是不是我鼓动他以死抗拒运动!我内心恐惧,却必须表现积极.这是最让我难受的年月.如果我不表现左,我可能当了右派呢.
   
    十一、我如何从恐惧变成无畏.开始了思考,提出了大胆的问题。
    
    北京开始批反动路线,我到了北京.我从不明白里,似明白了,知道这次不是反右派是整走资派.矛头向上才是大方向.大民主,我觉得什么话也可以说出来.我思想上得到解放,不再害怕,不再不敢说不敢动.这以前是反动路线搞的文化大革命,我说是反动的文化大革命.我写出大字报叫"不明白"提出了过去不敢说出的不明白的问题.我批"反我即反党";更大胆地写出一张"一条黑线两个宗派"的大字报,并在大会上发言.
   
    一条黑线,两个宗派
   
    在长影问题上,很久以来存在着一个难以解释的矛盾。在斗争林杉、袁小平的大会上,人们发言,揭发他们反对宋振庭同志,而当宋振庭问题揭发出来之后,这问题又如何解释呢?
   
    揭发岳林问题,说:“岳林执行了周、林、夏、陈的旨意,可岳林自己却提供了另一个材料,他同中央周扬那儿领来的指示后,是同省委富振声等书记做了汇报的,是省委同意后才执行的!这又如何解释呢?这样能把林杉、袁小平、岳林斗倒吗?林杉上台不是省委点头答应的吗?一九六二年省委座谈会,不是富振声主持召开的吗?林杉夺权,挤走了亚马同志,不是省委同意了吗?我厂许多坏影片出笼,省委都没有看过吗?吴德同志应负什么责任?等等,等等!
   
    所谓吉林省很的在一九六二年向林杉做针锋相对的斗争(实际可笑!),在这方面省委能够提供多少可靠的事实呢?
   
    我们认为:宋振庭等和夏衍、陈荒煤的“斗争”,是“狗咬狗”的派系之争,骨子里是一种货色;宋振庭和周扬之间则看不出什么斗争了。在陆定一看来,周、林、夏、陈和吉林省委的富振声、宋振庭黑线是孪生兄弟。他们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因此,他们很容易结合在一起,周扬来长春,陆定一来长春,并不是进入了敌国!宋振庭向陈荒煤的检讨书,做了吴德同志向陆定一报告的附件,这件事实正好说明了问题的本质。
   
    反问一句,如果省委在过去以为长影实现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复辟,为什么吴德同志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专门邀集长影要整党反右倾斗争中受了批判,受了处分的人(林杉、袁小平、王炎、王家乙、林农、于彦夫、纪叶、赵心水等人)举行座谈,对他们进行了一番开导和安抚呢?吴德同志在长影问题上,应该说有严重的错误!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吉林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推行,犯了更大的罪,吴德同志应当向吉林省人民检查交代!
   
    东山老虎,西山老虎都吃人,都必须打死!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周、林、夏、陈和富振声,宋振庭是一路货,都反对毛泽东思想,必须统统打倒!
   
    这张大字报竟成了两派观点的分野,当年政治运动中整人的左派,反对这张大字报,而当过右派的,和文艺黑线人物,却支持我的大字报.我心里是为这些挨整的人抱不平的.这样,我便自然成了一派观点的头头.没有多久,我由胆大变得恐惧了.我才知道这次革命,是不能说出真话来的,不是大民主,而是大专制.我平时学习时说的话,后来也成了罪行.
   
    我读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有关于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的论断,中国不经过民主主义便想搞社会主义,只能是空想.我便向友人说:我国从1953年便要搞社会主义是不是空想?是不是犯了左的错误?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不和毛泽东的意见一样吗?为何刘是错的,毛泽东是对的呢?我当时无畏的话,便成了后来的罪行.
   
    十二、文革中的极大恐惧:我先被打成"长影为刘少奇、为右派翻案的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头,后来又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从长影到五七干校,整了近五年之久,差点家破人亡。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我提出来的问题,经批斗,才知多么严重和可怕。只举一次批斗会吧。
   
    我在长影参加的是向深处揭挖阶级斗争盖子,要挖出暗藏在长影的五一六反革命来。全长影开始重点揭批我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写出的一张有名的大字报,叫《一条黑线,两个宗派》。定为长影极左思潮的纲领,说是将它批透,便揭出“五一六”来了。
   
    我所在的三连开过几次批判会之后,1970年7月24日上午,在长影大剧场召开全厂大会批判任彦芳的一条黑线两个宗派的观点。我低头接受批判,做着记录:
   
    批判的声音:任彦芳明着是批黑线,实际上是专批红线,它的要害是为历史政治运动翻案;在任彦芳看来,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一直到这次揭黑线,打倒黑帮,全是狗咬狗的宗派斗争;进一步说,他认为打倒刘少奇,打倒刘邓陶,也是狗咬狗了,也是一个宗派反对另一个宗派,是在争权夺利,都不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是何等地反动!难道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刘少奇为头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也是宗派斗争吗?
   
    我此时想:当时写这张大字报,真没有想到是如此地深刻呀。叫批判者一上纲,这的确是罪孽深重的大字报啊。心里想,这也许真是一场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呢!批判人真的说到了我的内心深处;我内心真的是为历史上被整的一些人抱不平的。我为右派抱不平,我尤其是对彭德怀抱不平,我一直认为只有彭老总是在为老百姓说了真话而受难的啊。但我不能说出自己的真心话,在大会上人们呼叫着质问我,我只有点头承认:我反动,我真的反动,我欢迎大家深刻地批判!
   
    文化大革命是全民大恐惧的年月。是不许你有思想的年月。全民都被毛泽东忽悠了,受骗了。四人帮实际是五人帮,并且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个帮派。这个帮派搞的是封建主义的复辟,不是资本主义的复辟。从广大人民的角度看,人民从没有当家作主,所谓解放后的路线斗争,是以毛泽东为帝王正统与反对者的斗争,谁不同意毛泽东便是反党,反领袖便是反党,这是宗派之争,从没有在争人民当家作主。
   
    十三、平反让我走向了新生,我经历了胡耀邦之后的最好时期,我又可以思考了,思考使我走向觉醒。
   
    1979年2月我接到了吉林省五七干校党委给我的平反决定,对在干校近三年的审查我的五一六问题得出了结论,根本与五一六没有任何关系,是吉林省王怀湘一伙紧跟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错误路线的恶果。
   
    我得到了新生,便是消除了恐惧。这一年到1989年,是中国当代最好的十年。我重新活了,是对党重新有了信心,一切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人人心情舒畅。我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因为要起到一个党员的作用,我在河北反不正之风,得到了省委第一书记高扬的支持。我得到了反不正之风的胜利。但也觉悟到,这不是人的品质问题,而思考到这是我们的专制体制造成的病。进入到了制度层面的思考,是我觉醒的开始。
   
    我认识到中国必须回到新中国刚建立时的纲领:搞新民主主义,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即是发展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吸收世界文明,与国际接轨,政治上必要搞民主政治。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是最落后的体制,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死路一条。
   
    十四、陆肆的枪声,让一大批知识分子觉醒;也让知识分子重新进入了恐惧中。因为恐惧而说两面话,会上一套,会下一套,可怕是没有了真实声音,重新进入了谎言世界。我接近的老前辈对这种与广大人民对立向学生开枪的处置,是很担心很痛心的,我和许多前辈一样,为此十分痛心。这是历史上的最大悲剧。如刘绍棠对我说的:这枪声可以保中国二十年安宁啊,二十年后怕不好说,这是党的一个心病,不治会要命啊。他说得清楚。但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却没有这样真实的心声。人们都知刘绍棠是真正的左派,谁知道他的内心呢?
   
    陆肆之后,中国进入了新的时期。腐败越来越严重,权贵资产阶级形成,中国不敢再实事求是,不敢正视历史,不敢让人民说真话,不敢面对社会严重两极分化采取有力的改革,凡是与权贵有关的改动都进行不下去,如让官员报财产这样国际上都能做的事,我们号称代表人民利益的党竟不能做到,欺压百姓因而引起人民的反对和反抗,工农大众成了弱势群体;政府失信于民,总理的亲民形象不能解决体制的病根儿。而执政者害怕真实声音,便只有听歌功颂德之声。中国向何处去,成了有志之士思考的问题。我做为一个经历六十年风云的人,只想平安生活,不想过不安宁的日子,但又关心父辈流血得来的国家政权,不能自己消灭了自己。这样一个党是任何敌人不能打倒的,只有党自己把自己打倒。我们的党正在打倒自己。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情景啊。
   
    我幼年时便知着毛泽东提出的学习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其中有一条是免除恐惧的自由。如果中国当政者明白,应首先让中国人民有言论自由,有批评政府的自由,只有让大家说话,中国才会和谐,千方百计不让人说话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很危险的事。我们只有这样要求,先让中国人民有宪法提出的言论出版自由吧,从这一点开始,给中国人民以自由的希望,实在是中国人民的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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