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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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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右派的空白档案

作者:乔海燕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来源日期:2010年06月30日

本站发布:2010年06月30日

点击率:1765次


  小时候,院子里住着马叔叔一家,与我家邻居。马叔叔北大中文系毕业,在报社当记者,不爱说话,见人只点头,有时略笑笑。

  马阿姨,马叔叔的爱人,我称“老师”,因是我小学老师。马阿姨比马叔叔略胖,但行走快捷,左手总是端着,她说,是拿作业本的习惯。

  马叔叔和马阿姨有三个儿子,是我儿时的玩伴。

  五七年反右,马叔叔既不是运动对象,也不是骨干分子,属于牵着走那种人,是群众运动的一个品种。报社头头看中,以为可树典型,百般动员他发言,他总是不吭,逼急了,就说,我再想想。这一想,又是好几天过去。

  运动后期,开始划“右派”了,头头们忙起来。基本是一套现成的规则,先划一个大圈子,定多少人,再缩成一个小圈子,筛出来多少人,再划出重点;重点划出来以后,再清理一遍外围大小圈子,看是否有漏网;再统计重点人数,除以总人数,看看百分比是否符合上级要求;不符合要求的话,再从小圈子里找,找到就扒拉进重点;还不够,再扩大搜索范围,直至凑够人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也有单位的领导,宁愿自己承担责任,不愿凑数完成指标。当然,这种情况下,领导也是对上级精神有了解或神会,估计自己不会身陷其中,才敢这么干。否则,谁都不敢拿自己身家性命,拿全家的前途去为别人赌一把。

  马叔叔在报社工作,肩负宣传大政方针重任。单位的头头,属于“我抓业务不行,抓运动比较顺手”那种。凡有运动,就比较积极,且创意层出,上级布置工作,总设法超额完成。到了划“右派”的当儿,头头发愁了,任务是完成了,但是,如果再增加一个名额,就可以超标了。完成任务叫“工作”,超标才叫“成绩”。这个增加的名额从哪里搞来?头头纠集几个下属,在大小圈子里百般筛选,实在没有可选之人。这天,头头带领几个人坐在办公室抽烟,闷闷不乐。正在这时候,马叔叔进来送稿件,指点两句稿子上的事。也是他好事儿,看见领导都在,随口就说,办公室正有讨论,发言人不多。他的本意,是想如实告诉领导,希望领导去指导讨论。

  等马叔叔出门,头头长舒一口气,其他几个人眼中也放出异彩。大家心里明白,老马这句话很重要,不发言就是抵触,就是对运动不满,老马正符合条件啊!

  马叔叔当“右派”了,开始没有下乡,在报社干些粗活,喂猪、帮厨、做煤饼、烧锅炉,好像还帮木匠拉过大锯。到六零年困难时期,马叔叔就从单位离开了,听说全家都被发配到乡下去了。

  以后又有几次听到马叔叔的事,说他带全家迁到农村,在一个公社拖拉机站工作,后来又到县文化馆。马阿姨从此操持家务。三个儿子逐渐长大,毕竟马叔叔是北大毕业,有文化,为儿子们上学,以后又能有好点的工作,费尽心思。个中酸甜苦辣,难以言表。

  1978年下半年,中央为“右派”平反的文件下达到本地,全省一片哭声。到1979年初,平反工作全面展开。

  马叔叔携带全家从农村来到报社,满怀喜悦,笑逐颜开,逢人就夸党的政策好,赞扬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报社对马叔叔、马阿姨们关怀备至,殷勤招待,吃住免费,早上稀饭、油条随便吃,不许拿;中午一家一桌,四凉四热八个碟,主食有花卷、窝头、包子,窝头可以随便拿,包子和花卷限量;晚上面条,不限量,每人再发一个花卷。我去看马叔叔、马阿姨,恭恭敬敬叫“马叔叔”,叫马阿姨“老师”。马叔叔夸奖我,说,赶上好时机,嘱咐我为“四化”贡献青春。

  每到星期天,报社派大轿车,拉“右派”们出去游玩,参观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去三门峡水电站,洛阳八大厂,燕庄毛主席视察过的地方,巩县地主庄园……马叔叔每到一个地方,都认真听讲,认真记笔记。在报社组织的座谈会上,马叔叔积极发言,每每热泪盈眶,以至泣不成声。

  我听说,报社领导找马叔叔谈话,百般道歉、解释,称他是“好干部、好记者”,写过许多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报道,人民没有忘记你,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有忘记你。

  吃好了,玩好了。平反工作开始。其实,所谓“平反”是以后说的,那时候不叫“平反”,叫“改正”,意思是反右运动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所以要改正。运动时光荣且正确,现在改正,仍要体现光荣和正确。

  “改正”进入操作程序,每天都要填许多表格,单位的,公安的(右派属“五类分子”之末,列公安管制范围)、民政的,原单位、农村单位、现单位,还有各种谈话,“右派”们提出各种条件,报社也要讨价还价,补贴多少钱(从1957年到1979年,凡二十二年,最高补贴五百四十块,平均每年二十四块五毛多一点),工作安排,职务,还有子女安排,上学、就业,等等,等等。

  一切办完,所有条件谈妥,单位、个人基本满意,档案材料从省委组织部提回。激动人心的一刻就要到了!报社将“右派”的档案材料与个人见面,将“改正”材料附上,“右派”签字画押,写上意见,这二十二年的历史,就算了结。至于后人如何评说,管他呢,反正农村户口转城市户口了,吃商品粮,单位分房了,老婆孩子住一块,有自来水,星期六洗热水澡,出门有公共汽车,每天上班、下班,月底领工资,单位门口就是邮局、商店、粮店、电影院……还有什么比现实更叫人满意!

  报社办公室主任亲自主持,抽出马叔叔的档案,一页、两页、三页……白纸黑字,历历在目。沧桑岁月,白马过隙……

  啊──主任倒抽一口凉气,浑身的冷汗“刷”的冒出来──马叔叔的档案袋里,根本没有划“右派”的材料!

  马叔叔也紧张了,连连翻动档案,嘴里喃喃,怎么会没有呢,怎么会没有呢,我是右派啊,我确实是右派啊……

  可是,没有就是没有,就像那个年代黑是白、白是黑一样确切无误。办公室主任急得几乎哭出声,用剪刀把档案袋剪成条条,也没有发现马叔叔是“右派”的任何官方证据,甚至连一张简单的纸片都没有。

  按照政策,不是“右派”的问题,不在此次“改正”范围。办公室主任急忙抓电话,向上级“改办”请示,电话里一阵哄堂大笑,回答是无情的,没有办法。办公室主任只好找领导汇报。报社倒是很认真,马上组织人员寻找当年的相关人员,办事的人都说马叔叔是“右派”,人人都看见他参加到“右派”队伍里,劳动改造,喂猪、烧锅炉。最后找到当年划“右派”的报社头头。头头因为儿子车祸身故,自己又是晚期癌症,躺在床上只有倒气儿的工夫,一句话都说不成了。当办公室主任把情况告诉他,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头头浑浊的眼睛里慢慢淌下几滴泪,死活不说一句话。情急之中,办公室主任又问马叔叔,你记得办理过“右派”手续吗?马叔叔想了半天,才嚅嚅说,不知道,就谈过一次话,说我是“右派”。

  情况基本清楚了,当年,根本就没有给马叔叔定性为“右派”,既没有报社头头签字,运动办评语、单位盖章,也没有个人签字。可是,为什么就有人给马叔叔办了开除公职、迁移户口的手续?那就是一盆糊涂浆了──至今还是。

  在报社大门外等候喜讯的马阿姨和三个儿子,依然在低声商量今后的生活,憧憬着那无限美好的明天。但是,他们看到的却是泪流满面、步履踉跄的马叔叔。

  马阿姨急切迎上去询问,马叔叔只喃喃说,我是右派啊,我确实是右派啊……

  马阿姨忙问跟随的办公室主任。当她听说空白的“右派”档案,又听说马叔叔不在这次“改正”范围之内,呆住了!

  马叔叔的大儿子张张嘴,眼泪就涌出来,他悲愤地喊叫着,你们不能这样啊!

  马阿姨和三个儿子紧紧抱在一起,放声大哭。街上的行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纷纷围拢来看,不住的打听。马阿姨和三个儿子哭的声嘶力竭,哭的浑身抽搐。他们此时想的什么?哭的什么?没有经历的人,没有经历那个时代的人很难理解──低矮的茅舍,昏暗的油灯,苦熬的岁月,青春年华,漏断人稀的长夜苦苦等待天明,对父亲的经历心存的最后一丝丝希望,如今,全破灭了。

  马叔叔站在一旁,要不是几个老相识搀扶,几乎不能自立。好半天,他流着眼泪,颤颤地伸出两个手指,说,二十二年啊……二十二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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