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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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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乡村批斗会记忆

作者:梅桑榆

来源:文史天地

来源日期:2010年11月22日

本站发布:2010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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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10年第10期,作者:梅桑榆,原题:《文革时期的乡村批斗会》

  文中所叙的种种批斗场面,对于80后、90后的年轻人来说,似乎是天方夜谭,然而,在我国历史上,却是真实的存在。以史为鉴,但愿这类丑恶的行为不再重演。

  “文革”运动开展后,学生大显身手,批斗校长老师、破“四旧”、抄家、烧书……农民也积极投身运动,且斗争对象更多,批斗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以及地、富、反、坏等“牛鬼蛇神”,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乡镇村庄,到处都在开批斗会,狠抓阶级斗争。

  运动开始不久,农村便与城市一样,出现了造反组织。起初的斗争对象,是地、富、反、坏,即所谓“四类分子”。最常用的斗争方式,是捆绑、吊打、罚跪。早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一些公社与大队、生产队干部,就用这些手段整治社员,农民对这一套熟悉得很。有的人似乎受过专门训练,手法十分娴熟。

  我几次看过那种令人发悚的场面:捆人者抬起脚,从背后照被捆者的腿弯上狠踹一腿,被捆者当即被踹得跪倒在地,捆人者双用一根麻绳,从他的颈后勒过,再从其手臂下绕过来,在他的胳膊上迅速缠绕几圈,然后将绳头交叉一系,用膝盖顶着他的脊背,猛力系紧绳索,被捆者的双臂,便被紧捆在背后。若是绳子绕得低于其肘部,且系得较松,被捆者尚能忍受,若绳子绕得高,再勒得紧,使其双臂几乎并拢在后背,被捆者就会痛得惨叫倒下。他一倒下,捆人者便狠踢他几脚,说他装佯,喝令他起来,或是抓着绳子将其提起。他一提绳子,被捆者又是一声惨叫。被这样捆过的人,松绑后胳膊要痛上好多天,连端饭碗都困难。

  “阶级敌人”在被批斗时,仍要遭到种种折磨摧残。

  通常是罚跪。若是仅跪在地上还好,遇上心肠歹毒的造反派,还要在地上撒些碎碗碴,令其跪在上面,使其膝如刀刺。有时,跪者的背后站着两个汉子,用手揪着他的头发,令其把头抬起,或是一只脚站在他的小腿上,用力踩踏,使其如受古代一种名为“夹棍”的酷刑。

  有时是吊着斗。农村的草房,其人字形屋架下,有一道横木,这道横木,便成了吊打人的设施。主持批斗者令人用两根绳分别捆起被批斗者的手腕,把绳子从横木上甩过来,由两个汉子抓着,用力一拉,被批斗者便双脚悬空。有的人则是用细麻绳扎紧被批斗者的两个大拇指,吊于横木上,令被吊者痛不欲生。还有一种吊法,称之为“坐飞机”。说到“坐飞机”,人们通常认为是把被批斗者的两臂用力向后抬起,令其低下头去,呈飞机状。季羡林先生的回忆录中,说他为在挨批斗时适应坐飞机的姿势,且增强“耐力”,曾在阳台上练习“坐飞机”,其姿势也是如此。乡村的“坐飞机”,比城市更加形象:用两根绳把被批斗者双手分别捆起,再用一根绳将其双脚捆上,捆手的绳甩过屋架下的横木,捆脚的绳从一根屋梁上穿过来,行刑者喝着号子,抓捆手绳的人向两个方向斜拉,抓捆脚绳的人向下直拉,被批斗的人便两臂展开,双脚后翘,吊在半空,像一架正在飞行的飞机。

  仅是罚跪、吊起,还算轻的,批斗时无不遭到殴打、侮辱,或是拳打脚踢,或是棍击棒捣,或是用鞋底扇耳光,或是用绳子抽打,或是往其脸上吐唾沫浓痰……总之,怎么残酷狠毒都不过分,打死人也不用偿命。有的人别出心裁,将盛着屎尿的小桶,挂在被批斗者的脖子上,令其闻臭,光闻臭还不行,又往桶里扔石头,溅得他满脸屎尿。

  四类分子批斗过了,便开始批斗干部。于是许多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遭了殃。随着运动的深入,城市的斗争方式迅速普及到农村,除了捆吊、罚跪、打骂,又增加了挂牌子、戴高帽游街游乡等斗争手段。古代的死刑犯被押赴刑场时,背后都插着一个牌子,上书罪犯姓名,并打一红叉,这一方法也被学用,不过是直接将牌子的木柄插在衣领里,有的人脊背被木柄插烂,后脑勺头皮被木牌磨破,睡觉时只能侧着身。有的人用几十斤重的铁板,系上一根细铁丝,挂在被批斗者的脖子上,细铁丝直勒进肉里,痛如刀割,沉重的铁板,坠得他直不起腰,不用按头,他也要“低头认罪”。有的人令被批斗者扛一根百余斤重的大炉条,他稍一晃动,便要挨打。

  四类分子、社队干部被斗过了,运动正值高潮,战斗正未有穷期,革命造反派岂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纷纷寻找批斗对象,以扩大战果,于是一些发过几句牢骚、说过一句错话、干过一件错事,或平时有对头的贫下中农,也遭了殃。

  当时,我尚未到黄泥铺插队务农,一部分时间呆在学校,一部分时部呆在总铺家中。医院所在的街东街西两个生产队,几乎天天晚上开大会,生产队里开大会,可不是什么“诉苦把冤升”,而是在斗人。会场设在街边,靠墙并排摆着两张八仙桌,算是“主席台”,桌上放着两盏桅灯,“主席台”后面坐着运动积极分子,或造反派头目,社员呈半月形,在“主席台”前或站或坐,主持人宣布批斗会开始,被批斗的人便被押了上来。不过这两个生产队还算文明,未对被批斗者捆绑打骂。

  他们斗过了“牛鬼蛇神”、队干部,便开始斗普通社员。

  社员芦某,30来岁,平时爱胡扯,在地里干活时,他与妇女开玩笑说:“我跟你讲讲话,心里都快活,我要是摸你一把,心里就像夏天吃了凉西瓜。”被拉到会场批斗,罪状是“一学《毛选》就打瞌睡,见到女人就来精神,大白天耍流氓,调戏侮辱妇女。”又有人说他“侮辱贫下中农”,因为那妇女是贫农成分。其实,生产队干农活时,男女在一起胡扯嬉闹、妇女几人联手,把男人的裤子扒掉,乃是寻常事。芦某不过是开开玩笑而已,当然不服,辩解道:“说我一学《毛选》就打瞌睡,这我承认,我听不懂嘛。说我侮辱贫下中农,没有道理,我家也是贫农成分!”批斗者便斥他狡辩,说他是“贫下中农队伍里的败类”。芦某脸上有麻子,批斗者又叫他“撒泡尿照照镜子”,说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后来革命派又画了一些漫画,贴在街边墙上,漫画上画一人捧着毛著,做朗读状,芦某垂着头打呼噜,又画他见了女人,口水直淌,搞得芦某没脸见人。

  社员陈某子女多,生活困难,一个儿子又有慢性病,他贩卖了几趟鸡鸭,挣了点钱,给儿子治病,于是被拉到会上批斗,罪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搞投机倒把”。陈某申辩,说他卖鸡鸭不容易,天不亮就起身,半夜才能到家,一天要跑几十里地,还要像做贼似的,偷偷摸摸,以防被人没收。批斗者说他:“得了便宜还卖乖,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队里谁来搞生产?”陈某说:“我工分也没少挣,不信你们看看我的工分本。”批斗者又说他“搞投机倒把玩命,干队里的活磨佯工。”革委会成立后,陈某被戴上“投机倒把分子”帽子,管制劳动。

  ……

  农村的造反派成员,不像学生那么单纯,有的是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此类人被称之为“高级社员”),这些人多是干将、打手;有的是想借此出风头,想闹个干部当当;有的是运动以前挨过干部的整,运动一来,借机报复;有的与他人有矛盾,吃过别人的亏,借机泄私愤;有的则是宗族之间互斗多年,早有仇恨,借运动之机,以报宿仇……总之,大多怀着个人目的,去整别人。有的人势大,整了别人,没人敢呲呲牙缝;有的人则整过别人,转眼之间又被人整。

  《乡村三十年》一书,在《动乱中的农村》一节中,对我家乡文革时期的农村,有如下记载:

  长塘大队赵街小队赵得柱讲:“王崇仁在县里揭县委的盖子时还是小组长、积极分子,回到临淮就戴高帽子游街。姚弯大队的周为闲讲:”表叔从红心公社来,7个干部戴高帽子游街,插牌子,头皮都插烂掉了。”(《县委常委会议记录》,1966年9月23日)

  官塘公社光华大队绑打了不少群众,有的遭到审讯逼供,有的被抄家封门,有的被迫外出“跑反”。陈西生产队贫下中农被绑打罚跪的有4户5人,抄家的2户,先后出外“跑反”的有8户11人,占总户数的60%。(工作情况《第十一期》,1967年1月)

  关、押、打干部一直没有解决,批斗要“坐飞机”、“闻屎”。(《四干会议记录》1967年2月22日)

  总铺区共有:公社书记9人,走掉的6人;区委书记2人,走掉的2人;社长5人,走掉的4人;区干4人,走掉的3人;一般干部2人,走掉的1人;共计22人,走掉的16人。(《四干会议记录》,1967年2月25日)

  乱揪乱斗大队、生产队干部。据明陵公社不完全统计,新提任的大队和生产队一级的干部118人,有23人被斗,并游街示众。刘府公社郭大巷大队新担任的4个大队一级干部,全部被斗、罚跪、戴高帽子游街。(《“四清”地区反攻倒算简报》,1967年3月15日)

  当时的县委,把运动引起的混乱,归罪于“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乡村干部为了不挨批斗,躲避他乡,是为了破坏运动;农民因怕挨斗,或因庄稼受灾而逃荒处出,则是受五类分子的煽动,也是要破坏运动。《乡村三十年》记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垂死的挣扎,……他们为了对农村文化大革命施加压力,竟在备耕生产的紧张时刻,撒手不管,躺倒不干。加之去年旱灾严重,留种不足,生活存在暂时的困难,农村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为了达到破坏生产,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竟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大批外流。(《县委文件》,1967年2月26日)”

  总之,“走资派”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的人,五类分子是“阶级敌人”,无论是农业欠收,百姓饥馑,还是社会混乱,人人自危,其根源,都是因为他们在“搞破坏”。其实,真正搞破坏的人究竟是谁?谁也不知道,也不敢深想,即使知道了,也没人敢说。

  我到黄泥铺插队务农时,“文革”运动正值高潮,当时,县及公社、大队革委会已经成立,开批判大会,是革委会的重要工作之一。一些头目,几天不斗人,便得革命工作没有干好,便觉得冷清寂寞,所谓“与人斗,其乐无穷”,开批判会,对他们来说,不但是革命任务,也是莫大的享受。

  批判大会的地点,大多设在小学操场。由公社革委会召开的批判大会,被批斗的人较多,都从各大队押来,有时重点批斗一二人,也要令一帮“牛鬼蛇神”陪斗。操场的东面,有一个土石砌起的大台子,供开会或演出之用。开批判大会时,台上立起几根毛竹,扯着大幅会标,上有“批判某某某大会”的大字。广播站的人事先在台侧装好播音设备,在毛竹上挂起高音喇叭。台上靠后摆着一排桌子,公社干部端坐其后。台后墙上,挂着大幅毛主席像。会场上红旗招展,可容纳上千人的操场,挤满了革命群众。与学生们召开的批判会不同的是,会场上周围,站着不少持枪的民兵,比那些只能挥拳头、耍皮带的学生威武得多,这些持枪民兵,为批判大会增添了腾腾杀气。

  批判会开始,由主持人高喝:“把某某分子押上来!”那些“某某分子”,便被民兵用枪押上台来(有时是由群专队员用红棍子押上台)。他们有时是被绳捆索绑,有时是胸前挂着牌子,牌子上写着其人的姓名,照例要打上红叉。主持人先是喝令“某某分子”们“向毛主席请罪”,“某某分子”们刚转过身,他们身后的民兵,便照他们的腿弯狠踹一脚,他们便咕嗵跪下。等他们口中念念有词地请完了罪,主持人便喝令他们面向会场跪下。随后是运动积极分子宣读批判稿,声音高亢,咄咄逼人,说的虽是家乡土话,但其气势、其韵味,却颇似广播里的大批判腔。积极分子读上一段,便有嗓音宏亮的人带领群众喊口号,先是喊“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然后是喊“打倒某某分子某某”、“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会场上的群众,跟着振臂高呼,吼声如雷。

  有的人被批斗,心中不服,虽被强迫跪倒,仍腰杆挺直,昂首挺胸,主持人便喝道:“某某还不老老实实低头认罪!”民兵便以枪托往他的脊梁上猛砸,令其弯腰低头。有的人被枪托砸倒在地,爬不起来,又被民兵抓着双臂拎起来,喝令其跪好。批斗期间,主持人又喝令他们交待自己的罪行,谁若说话声音低了点,或“避重就轻”,交待得不如革命派的意,也要惨遭毒打。

  大队召开的批判大会,声势虽没那么浩大,也有数百人参加,与会者都是各生产队的党团员、运动积极分子,其中青壮年居多。运动时期,一些大队的民兵营长,称王称霸,势炎最炽,因为他们手里有枪,枪杆子里面,不仅可以出政权,而且可以出威信、出威风。我们大队的民兵营长马某,长相不恶,说话常带微笑,对同志 “像春天般的温暖”,但他却是个运动健将,整起人来“像冬天般冷酷无情”。他爱开批判会,隔三岔五要找几个人斗斗,会场也设在小学操场。

  每年入冬,农民稍闲,大队要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而开批判会的次数,也随之增多。马营长召开批判会,命宣传队的人事先写好批判稿,选几个嗓音好的男女演员,在会上宣读,又命女演员带领群众高呼口号。程式固定,颇似演戏。批判会结束后,又要押着被批斗的人游街,与会者排成队伍,尾随其后。我当时也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混工分,不得不跟着游行。运动开展两年余,我父亲屡遭批斗,我看着那些被批斗者遭到侮辱毒打,便想到父亲,参加游行,也觉得不是滋味,因此我总是落在队伍的后面,别人举手喊口号时,我也跟着举手,但我的嘴却保持沉默,那乱七八糟的口号,令我深感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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