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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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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历史也能写出中国气派

原标题:尽力写出中国气派——访作家贾平凹

作者:贾平凹

来源:中华读书报

来源日期:2011年01月19日

本站发布:2011年01月25日

点击率:820次


  

  贾平凹  

  《古炉》,贾平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53.00元

  在贾平凹的记忆里,父亲只落过一次泪。

  文革的时候,当教师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被押送回村劳动改造,那一天贾平凹正在地里干活,听人说父亲回来了,就赶紧就往家跑。父亲一见他就哭了,说:我把我娃害了,我把我娃害了!

  这一幕,刻在贾平凹的心里。时光的流逝没有丝毫冲淡这历史长河中平淡的一瞬,反而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深刻且不吐不快。44年后,终于发酵了今天64万字的长篇小说《古炉》的写作。

  他把故事的镜头,拉回到山水美丽、六畜兴旺、极其闭塞贫穷的山村,借一个叫狗尿苔的丑陋、怪异、自卑、天真的孩子的眼光,看20世纪60年代那场最大的政治运动,看当大风刮来,所有的草木是怎样的摇摆和倒伏?这更是他极其用心的一部作品,修改了三稿,每一稿都是一字一句重写,写作字数前后达200万字,用坏了300多支签字笔,他为此感激那300多支签字笔“它们的血是黑水,流尽了,静静地死去在那个大筐里”。

  没有怨恨、没有激愤,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轨迹,在贾平凹平静的叙述中,有缓慢的沉重感,也有荒诞的戏剧性。但是其中对于历史浩劫的解读,对于人性深刻的解剖,又无处不在。

  读书报:这是一部必须让人慢下来阅读的作品。您写作的时候,考虑过读者能接受吗?

  贾平凹:生活节奏快并不是都要求文学作品的节奏也快,有时恰恰相反,需要慢的东西,静的东西。所谓节奏快,是没有整段的时间去读长篇,但既然是长篇小说,当然不可能像读散文那么方便,古人说“读书为福”,现在好多人是没有了读书的福。也许是电视连续剧看多了,可不能以看连续剧的那种习惯去读长篇小说呀。在写作过程中,我一般不考虑市场、读者,这话可能听着不好听,但我觉得作家不光要适应读者,还要改造读者,让读者跟着你来阅读,如果总是去迎合读者,你一写完读者口味又变了,永远跟不上读者。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卖些字画,经济上能保障生活了,写作上自由度就大一点,完全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写。我想,我和读者都在一个时代一个社会里,我对世界的看法,对生命的感受会和他们一样的,也相信他们能来读的。不可能是所有人都喜欢,但总会有一些人喜欢它。

  读书报:是什么触动了您动笔写作《古炉》?

  贾平凹:我一直想写这段历史。家庭的变故对我的影响刻骨铭心,想抹也抹不掉。这一场运动如二战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是绕不过去的。我既然经历了那场运动,而且我快60岁了,文革中我是十二三岁,比我小几岁的人大概模模糊糊知道一些,再小的就全不知道了,我应该写写,这也是责任和宿命吧。我一直关注着当代,作品都写当代生活,写完《秦腔》、《高兴》,就那么强烈地冲动着要写文革,于是就动笔了。文革过去了那么多年,什么都沉淀了,许多问题都值得反思,我的兴趣在于文革之火虽不在基层引发,但为什么火一点,基层就熊熊燃烧了呢?我熟悉基层,我觉得社会基层的土壤应该是最重要的,也是小说最能表现的。我写的是小说,不是回忆录,不是报告文学,小说的兴趣在于人和人性。

  读书报:写这段历史,您做了怎样的准备?

  贾平凹:当年我十二三岁,虽不是运动的主力人群,但可以说是旁观者,整个过程都了解,又在运动中遭受家庭变故,经受了打击和苦难,无论从事实和感情上都记忆深刻。书中所有的情节和细节都是当年发生过的。除了搜寻自己的记忆外,我还找了很多人了解情况,在本地档案馆查过许多资料。文革几乎是中国所有地方、所有人都涉及和参加了,人们太贫穷,富裕使人温和,贫穷使人使强用狠,再加上农村人和人关系复杂,积压的东西太多,人们又习惯了运动和被运动着,人性的恶就集中爆发了。文革在上层可能有政治路线斗争,在基层,就可以说没有了政治,变成了个人恩怨。

  读书报:回过头来看,文革对你本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现在写那段历史,你是怎样的心态?

  贾平凹:文革改变了我的命运,破灭了我上大学的梦想,我只上到初二,初二都没读完,后来受父亲的“反革命帽子”的牵连,当兵不要,招工不要,民办教师不要,代理教师也不要。这就使我的性格发生改变,因要求“不能乱说乱动”,从此胆怯、自卑,少言寡语。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过早地经历了生活上的困苦和世态炎凉。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也正是那时的生存状况,培养了我耽于幻想的能力,承受炎凉人生的能力,这些变成我日后成为作家的资本。现在写那段历史,事情过去了四五十年,我也年近60岁,许多问题能从大的方面去看了,可以说,我是平静的,是耐烦的,想的是人应该怎样活得富裕,活得自在,活得尊严,社会应该靠什么去维系,人和人应该怎样去相处。

  读书报:小说主角“狗尿苔”的身上,是不是有您的影子?

  贾平凹:是有。狗尿苔是十二三岁的孩子,我那时也十二三岁,我知道这个年龄的孩子在文革中的经历见闻和想法。当然,狗尿苔毕竟是小说中的人物,他集中了好多人的故事。

  读书报:《古炉》的写作,似乎延续了《秦腔》的写法,重整体,重细节,以实写虚,混沌而来,苍茫而去,在当今文坛上风格别树一帜,这是怎么形成的?

  贾平凹:这种写法可能更适合于我吧。我一直写的是当代生活,行文上又想尽力有中国气派,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其实很难,如国画很难表现现代生活一样。这需要作者必须熟悉生活,掌握生活细节,讲究节奏,把味道写足。散文可以这样写,六七十万字的长篇写下来气息绵长就不容易做到。这套写法从《废都》之后就开始了,但那时仅是试验,过渡到《高老庄》,再过渡到《秦腔》、《高兴》,直到《古堡》。人常说“文如其人”,其实只有写到一定程度了才可能文如其人,又常说“得心应手”,即便心里想到的未必能应了手。《古炉》在构思时是艰难的,写作时常有一种快感。年轻时写东西,有激情,锐力外向一些,年龄大了,就可能沉淀了些,想写的都是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有了个人生命体会的东西,就不讲究技法了,不起承转合了,没规律了,只想着家常话,只想着朴素了。古人讲的几个阶段,“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琢磨琢磨,真是这样,可这样也真难做到。

  读书报:这种变化,仅仅是年龄与经验的不同吗?跟想象力有没有关系?

  贾平凹:任何写法其实跟生命有关,跟生存状态有关,跟文学观有关。而想象力不存在年龄大小,想象力是智慧的表现。智慧是在日常生活中能贯通的东西的积累。我从事写作这一行也三十多年了,写的时间长了最害怕写油了,滑到车辙里出不来。50岁后好像才稍稍知道一些写小说的事,但年龄却大了,精力不济,人生真是悲哀,常常是有牙没饼,有饼了没牙。人的一生干不了几件事,想突破,也只能一点一点向前挪,乐趣也就在一点点的突破上。

  读书报:您有危机感吗?

  贾平凹:一直有,很强烈。文坛上的淘汰太残酷,十年一个时期,每时期都出现那么多好作家,读他们的作品,你就觉得自己不去突破就不行了。

  读书报:您心里的好作品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个大致的标准?

  贾平凹:好作品可以是多样的,我个人觉得如果一个作品出来,不会写小说的人读了产生出他也能写的念头,而会写小说的人读了,又产生这样的小说他写不了的念头,那么这个作品就好了。标准看怎么个定法,县上有县上的标准,如老满足那个,永远上不了省上的水平。省上有省上的标准,如老满意省里的标准,也就是个省上水平。咱看一些国内的影视作品,觉得不错,在国内挺轰动呀,可当我看了一些国外的碟,就不满足国内的那些了。文学也是这样。能力够不够,那姑且不说,可这种意识你没有呀。我的这种意识可惜来得太晚,等明白了一些事,差不多年龄也到了五十岁后。

  读书报:过去“陕军”叫得很响,有陕军东征的说法。现在看好像弱了,作为陕西省作协主席,您如何评价陕西的作家群体?

  贾平凹:陕西的80后90后作家人数不少,在全国形成影响的还不多,这是事实。作协的工作是为作家创造一种写作环境,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写作条件,就像给树浇水、除虫、松土一样。但是,树能不能长成参天大树,却要靠树本身。古人说:花草须得山神佑,大树岂是粪土培。但我要说的是,陕西新一批写作人,现一时还没形成大的影响,他们势头很好,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一窝子涌出来了。

  记者手记

  “写作辛苦、痛苦得很。年龄大了,精力不够,想想也沮丧得很。”虽然能在写作中找到愉悦感,获奖无数,又有价格不菲的书画作品足以使他保持写作的纯粹,作家贾平凹仍然偶尔有一种凄凉感。但是很多时候,他庆幸自己还没老。

  贾平凹去年5月份交完《古炉》书稿后,接下来的这5个月是他很难熬的时候。他说,没发表作品时,心里惶惶的,发表了还激动。这感觉和年轻的时候一样。他说:“我的情结始终在当代,我的出生和我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

  这句话可以作为解读贾平凹创作的切入口。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在寻找社会事件和人物内心的关系,探寻现实生存和精神生存的关系,直到现在,贾平凹也仍然习惯每年都要到最发达地方和最贫穷地方跑跑。而新作之所以名字叫《古炉》,并在封面上设计了“China”字样,也暗含他的本意。他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也是一个人,一个村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通过一个村子来写整个中国,是最大的含义。

  本报记者 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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